白鹿原中性描寫原文摘錄基本用不上這個宅第和我記憶倉庫里的大多數存貨，需得一部較大規模的小說充分展示這個青磚門樓里幾代人的生活故事……長篇小說創作的欲念，竟然是在這種不經意的狀態下發生了。尤其是寫到第三章萌動的邪念時，藍袍先生與楊龜年家寡居的年輕兒媳在學堂和村巷有三次邂逅，為這個女人的美貌所驚擾，邪念剛萌而未生，就被父親察覺了，遭遇到嚴厲的決不留情面的訓示。我意識到這個門樓里的故事不會因一場訓示而了結，還會更熱鬧更富戲劇性地演繹下去。然而這些故事已不屬于藍袍先生。《藍袍先生》仍按原先的構想耐心地寫下去，長篇創作的契機就在此時確定下來。藍袍先生剛剛萌動的邪念被父親掐滅杜絕了，我的長篇小說創作的欲念卻在此時確立。至今確鑿無疑地記得，是中篇小說《藍袍先生》的寫作，引發出長篇小說《白鹿原》的創作欲念的。這部后來寫到八萬字的小說是我用心著意頗為得意的一次探索。是寫一個人的悲喜命運的。在小說主要人物藍袍先生出臺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筆剛剛觸及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當筆尖撞開徐家鏤刻著讀耕傳家的青磚門樓下的兩扇黑漆木門的時候，我的心里瞬間發生了一陣驚悚的顫栗，那是一方幽深難透的宅第。也就在這一瞬，我的生活記憶的門板也同時打開，連自己都驚訝有這樣豐厚的尚未觸摸過的庫存。我乘坐的公共汽車還是那種最簡易設備的老公交車，所幸有一個右首靠窗的空位。我臨窗而坐，第一次以一種連自己也說不準要干什么的眼光瞅住了白鹿原的北坡。坡地上的雜樹已披上綠葉。麥苗正呈現出抽穗前的旺勢。間雜著一坨一坨一溜一溜金黃的油菜花。荒坡上的野草正從陳年的枯干灰黑的蒙蓋里呈現出勃勃的綠色。歷經風雨剝蝕，這座古原的北坡被沖刷成大溝小溝。大溝和大溝之間的臺地和溝梁，毫無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觀瞻任我閱覽。我在沉迷里竟看出天然雕像，有的像奔突的雄獅，有的像平滑的鴿子，有的像兇殘暴戾的鱷魚，有的像醉臥的老牛……我此前不知多少回看見過這些景象，而且行走其中，推車挑擔或騎自行車不知有幾十幾回了，春草夏風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見慣到毫不在意，現在在我眼里頓然鮮活起來生動起來，乃至陌生起來神秘起來。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說太遠，在我之前的兩代或三代人，在這個原上以怎樣的社會秩序生活著？他們和他們的子孫經歷過怎樣的生活變化中的喜悅和災難……徐家磚門樓里的宅院，和我陳舊而又生動的記憶若疊若離。我那時就頓生遺憾，構思里已成雛形的藍袍先生，我在近一個月的蓋新房的勞動中，常常想到高曉聲的小說人物李順大，他造起新屋的艱難和歡樂，與我的感受幾乎一致。我在把工匠送出門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背起挎包，蹚過家門前的灞河，四月的春水還有點刺骨的感覺，再穿過對岸的村莊，到公路上搭乘通藍田縣城的班車。左邊是驪山的南坡，右邊是白鹿原的北坡，中間是一道狹窄的川道。灞河從東往西流過去，一個個或大或小的村莊坐落在灞河兩岸。以這樣的心理和眼光重新閱讀這座古原的時候，我發現這沉寂的原坡不單在我心里發生響動，而且彌漫著神秘的詩意。長久以來，我很清醒，因為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所得的文學知識均是自學的，也就難以避免零碎和殘缺，再加之改革開放前十七年的極左文藝政策所造成的封閉和局限，我既缺乏系統堅實的文學理論基礎，也受限制而未能見識閱覽更廣泛的文學作品。新時期以來，偏重于這方面的閱讀和補缺就是很自覺也很自然的事了。至于對生活的了解和體驗，我向來是比較自信的。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我在解放后的1950年入學識字。我看見過鄰近的東西兩個村子斗地主分田產的場面，我們村里沒有一戶夠劃地主成分的人家。我親眼看著父親把自家養的一頭剛生過牛犢的黃牛，拉到剛剛成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大槽上。到合作社變公社吃大鍋飯的時候，我親身經歷過從公社食堂打回的飯由稠變稀由多變少直到餓肚子的全過程。我由學校高考名落孫山回到村子，進入一個由三個小村合辦的初級小學做民辦教師，另一位是年近六旬的老教師。學校設在兩個村子之間的平臺上，兩個人合用的辦公室，是一幢拆除了不知哪路神靈泥像的小廟。教室旁邊是生產隊的打麥場。社員出工上地下工回家經過教室門口，嬉笑聲議論聲和罵架聲常常傳進教室。后來我調入公社辦的農業中學，校址也在一個村莊的前頭，四周是生產隊的耕地，我看著男女社員秋天播種麥子夏天收割麥子、播種包谷再到掰包谷棒子的整個勞動過程。再后來我被借用到公社幫助工作，又調動到公社當干部，整整十年。十年里，我把公社大小三十多個村莊不知走過多少回，其中在幾個村莊下鄉駐隊多至半年，男女老少都叫得出名字，誰家的公婆關系和睦與否都知曉。直到我最后駐到渭河邊一個公社，看著農民把集體畜欄槽頭的牛騾拉回家去飼養，把生產隊大塊耕地分割成一條一塊，再插上寫著男人或女人名字的木牌，便意識到我在公社十年努力鞏固發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徹底瓦解了。我崇拜且敬重的前輩作家柳青，他在離我不過幾十華里遠的終南山下體驗生活，連同寫作《創業史》歷時十四年，成為至今依然著的一種榜樣。我相信我對鄉村生活的熟悉和儲存的故事，起碼不差柳青多少。我以為差別是在對鄉村社會生活的理解和開掘的深度上，還有藝術表述的能力。恰是在藍袍先生家門樓下的一瞅一瞥，讓我頓然意識到對鄉村社會的浮泛和膚淺，尤其是作為標志的1949年以前的鄉村，我得進入1949年以前已經作為歷史的家鄉，我要了解那個時代鄉村生活的形態和秩序。我對擁有生活的自信被打破了。大約在這一時段，我在《世界文學》上讀到魔幻現實主義的開山之作《王國》，這部不太長的長篇小說我讀得迷迷糊糊，卻對介紹作者卡朋鐵爾創作道路的文章如獲至寶。《百年孤獨》和馬爾克斯正風行中國文壇。我在此前已讀過《百年孤獨》，卻不大清楚魔幻現實主義興起和形成影響的淵源來路。卡朋鐵爾藝術探索和追求的傳奇性經歷，使我震驚更使我得到啟示和教益。拉美地區當時尚無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許多年輕作家所能學習和仿效的也是歐洲文學，尤其是剛剛興起的現代派文藝，卡朋鐵爾專程到法國定居下來，學習現代派文學，開始自己的創作，幾年之后，雖然創作了一些現代派小說，卻幾乎無聲無響，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失望至極時決定回國，離開法國時留下一句失望而又決絕的話：在現代派的旗幟下容不得我。我讀到這里時忍不住噢喲了一聲。我當時還在認真閱讀多種流派的作品。我盡管不想成為完全的現代派，卻總想著可以借鑒某些乃至一兩點藝術手法。卡朋鐵爾的宣言讓我明白一點，現代派文學不可能適合所有作家。更富于啟示意義的是卡朋鐵爾之后的非凡舉動，他回到故國古巴之后，當即去了海地。選擇海地的唯一理由，那是在拉美地區唯一保存著純粹黑人移民的國家。他要尋根，尋拉美移民歷史的根。這個仍然保持著純粹非洲移民子孫的海地，他一蹲一深入就是幾年，隨之寫出了一部《王國》。這是第一部令歐美文壇驚訝的拉丁美洲的長篇小說，驚訝到瞠目結舌，竟然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匯來給這種小說命名，即歐美現有的文學流派的稱謂都把《王國》框不進去，后來終于有理論家給它想出神奇現實主義的稱謂。……我在卡朋鐵爾富于開創意義的行程面前震驚了，首先是對擁有生活的那種自信的局限被徹底打碎，我必須立即了解我生活著的土地的昨天。經過一番認真的考慮，我選擇了藍田、長安和咸寧三個縣作為了解對象，因由只出于一點，這三個縣包圍著西安。咸寧縣號稱陜西第一邑，曾是我的家鄉隸屬的縣，辛亥革命完成后撤銷又合并到長安縣了。正是西安四周的這三個縣，當是古長安作為政治經濟中心輻射和影響最直接的地區，自然也應該是關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區了。我首先走進藍田，當我打開藍田縣志第一卷的目錄時，我的第一感覺是打開了一個縣的《史記》，又是一方縣域的百科全書。一部二十多卷的縣志，竟然有四五個卷本，用來記錄本縣有文字記載以來的貞婦烈女的事跡或名字，不僅令我驚訝，更意識到貞節的崇高和沉重。這些女人用她們活潑的生命，堅守著道德規章里專門給她們設置的志和節的條律，曾經經歷過怎樣漫長的殘酷的煎熬，才換取了在縣志上幾厘米長的位置。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閱覽過程里頭暈眼花，竟然產生了一種完全相背乃至惡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這時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顯封建道德的無以數計的女性榜樣的名冊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殘，便產生了一個純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爭者叛逆者的人物。這個人物的故事尚無影蹤，田小娥的名字也沒有設定，但她就在這一瞬躍現在我的心里。我隨之想到我在民間聽到的不少蕩婦淫女的故事和笑話，雖然上不了縣志，卻以民間傳播的形式跟縣志上列排的榜樣對抗著……這個后來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這樣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在查閱縣志和寫作的間隙里，我和近門的一位爺爺交談時，他說他見過我的曾祖父，個子很高，腰桿兒總是挺得又端又直，從村子里走過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門樓下袒胸露懷給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嚇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進村人的院門里頭去了。我聽到這個他描述的形象和細節，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激動和難以抑制的興奮。此前我已經開始醞釀構想著的一位族長的尚屬模糊平面的影像，頓時就注入了活力也呈現出質感，一下子就在我構想的白鹿村的村巷、祠堂和白家門樓里踏出聲響來；這個人的稟賦、氣性，幾乎在這一刻達到鼻息可感的生動和具體了。也就在這一刻，我從縣志上抄錄的鄉約，很自然地就融進這個人的血液，不再是干死的條文，而呈現出生動與鮮活。這部由呂氏兄弟創作的《鄉約》，是中國第一部用來教化和規范民眾做人修養的系統完整的著作，曾推廣到中國南北的鄉村。我對族長這個人物寫作的信心就在這一刻確立了，至于他的人生際遇和故事，由此開始孕育。白嘉軒這個族長的形象就浮現出來，連同他周圍的那些他喜歡的敬重的或討厭的不屑的人，逐漸清晰起來豐滿起來，故事也由單線條到網絡似的復雜起來，竟有兩年多時間，一個懷得過久的胎兒朱先生朱先生是這部長篇小說構思之初最早產生的一個人物。或者說，《白鹿原》的創作欲念剛剛萌生，第一個浮到我眼前的人物，便是朱先生。原因很簡單也很自然，這是這部長篇小說比較多的男女人物中，唯一一個有比較完整的生活原型（即生活模特）的人物。朱先生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濂，是科舉制度廢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舉的舉人。我在尚未上學識字以前就聽到這個人的諸多傳聞。傳聞里的牛先生是人更是神，他的真實名字民間知之甚少，牛才子的稱謂遍及鄉間。我父親是牛才子的崇拜者。解放前后我剛剛能夠解知人事的年齡，每年秋收時會收獲很多包谷棒子，堆在大房的明間里，高過人頭的一大堆，晚上點著昏昏暗暗的煤油燈，一家人圍著包谷堆子剝包谷穗子上的黃皮，干不了多大一會兒我就打盹了。父親便講《三俠五義》，講《薛仁貴征東》，講包文正刀鍘陳世美，似乎都止不住我的瞌睡。父親又講牛才子的神話，說他站在院子里觀測滿天星斗，便能斷定明年種何種作物，就會獲得豐收；一個丟了牛的鄉民求到他的門下，牛才子掐指一算，便指出牛走失后的方位，循此途徑果然找到了牛。如此等等。我聽得津津有味興趣徒漲，忍不住連連發問。父親也回答不了，只說牛才子眼力通天。這個帶著神秘色彩的牛才子，從童年起便成為我一個永久性的生活記憶。我后來上了學，從小學念到高中畢業，接受的是新中國教育體制規定的內容，其中包括常識性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也包括無神論。對于被父親神話了的牛才子的那些傳聞里的神秘色彩，很自然地就淡釋了。我相信牛才子是一個學問家，因為文舉人不是輕而易舉可以獲得的。在我的簡單推理中，一個學問太高太深的牛才子，他的言論和行為，他對社會事象的看法和對日常俗事的判斷，在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鄉村人群的眼里，是很難被理解的。理解不了便生出神秘感，以至演變到神話，還有一個心理崇拜為基礎。我在此前幾十年里，沒有搜集過牛才子的資料，更說不到研究，印象仍然停留在父親所講述的那個淺層面上。文革初起大破四舊時，我聽到一則傳聞，牛才子的墓被紅衛兵掘開，卻發現墓道暗室用未經燒制的泥磚箍砌，使貧窮的生產隊指望用挖出的墓磚砌井的打算落空。傳聞又一次把牛才子神化了，說他死前就料定會被人掘墓，故意不用成磚而用未燒制的磚坯箍了墓室。我聽到這個被傳得神乎其神的事，信與不信已不在判斷要點，倒是覺得頗富諷刺意味，掘墓鞭尸批判四舊的瘋狂行動不僅沒有達到批臭的目的，反而給沉寂多年的牛才子又添了一則神話。這是截止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白》書創作欲念萌發時，有關朱先生的生活原型牛才子的全部資料記憶。當這個人物成為《白》書構思里第一個浮出的形象時，我的畏怯心理同時就發生了，這個牛才子的影響太廣泛了，我把他寫得讓人感到不像或歪曲怎么辦？揣著這樣的畏怯心理，我走進藍田縣檔案館，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意外驚喜發生了，我借到手的《藍田縣志》，是牛才子牛兆濂先生作為總撰編寫完成的，是藍田縣解放前最后一個版本的縣志，也是牛兆濂謝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由他掛帥和八個編者共同完成的一部完整的藍田縣志。且不贅述查閱這部縣志的諸種收獲，只說和牛才子相關的一件事，也是意料不及的重大驚喜。牛總撰編撰家鄉《藍田縣志》的總體指導思想，是嚴格而又嚴密的史家筆法，一種純客觀的文字敘述，稍一觸及便能感覺得到。我發現寫到近代藍田的史實時，尤其作為縣志附錄的民國紀事篇時，對縣域境內發生的重大事件，在用客觀的史家筆法記述之后，牛總撰加了幾則類似于編者按的小段文字，表述的是牛總撰自己對這些社會或生活事件的看法。讀到牛總撰的這幾則編者按式的附言，我興奮得忍不住心顫，一個被神化了的牛才子剝除了神秘的虛幻的光環，一個活生生的可觸可感的牛才子站在我的眼前。我可以感知到他眼里的神光，也能感知到他出氣吸氣的輕重緩急，以及沉靜里的巨大憤怒。我后來還搜集到牛才子的一些真實事件，其中對我震撼最大的一件事，是他聯合了南方北方幾位舊知識分子，在上海一家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上發表抗日宣言（他稱日寇為倭寇），響應者眾，可見他的影響絕不局限于關中。他不僅發言立誓抗擊倭寇侵略，而且身體力行，要到山西中條山抗戰前線去，走到潼關正待過黃河時，被部隊派人力勸強拉回來。在民族和國家的危亡時刻，牛才子嫉惡如仇的骨氣品格，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民間傳聞里的神秘神話的色彩，已是蕩然無存，一個錚錚鐵骨的老知識分子，巍然如山立在我的眼前。牛才子是程朱理學關中學派的最后一位傳人，對關中學派的繼承和發展有重要建樹的一位學人。關中學派的創始者張載，有四句宣言式的語錄流傳古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從這四句語錄就可以感知關中學派的精髓，也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的灞河北岸的老鄉黨牛才子的精神內質了。我也就可以更切近地理解他冒著生命危險勸說企圖反撲已經反正（辛亥革命）了的西安的清兵總督，也就理解了他以耄耋之軀親赴抗日前線驅逐倭寇的舉動。然而，到上世紀之初及至三十年代，辛亥革命和共產黨革命興起的時候，關中學派的某些具體理念的局限難以適應新的社會潮流，在牛才子身上也很難回避。他坐館的曾經影響甚遠的書院很快冷落，弟子走失，紅火時曾有韓國留學生。先后有西安和藍田兩家新興學校聘他為師，他都不能適應而告辭，回到書院編起了縣志。我努力理解他在這個急驟的社會革命浪潮里的心態，他的超穩定的心理結構面臨種種沖擊時的痛苦，等等。白嘉軒和他的白鹿原這是1988年的清明前幾天或后幾天，或許就在清明這個好日子的早晨，我坐在鄉村木匠割制的沙發上，把一個大16開的硬皮本在膝頭上打開，寫下《白鹿原》草擬稿第一行鋼筆字的時候，整個世界已經刪簡到只剩下一個白鹿原，橫在我的眼前，也橫在我的心中；這個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又具象為一個名叫白嘉軒的人。這個人就是這個原，這個原就是這個人。自1985年秋天寫作中篇小說《藍袍先生》引發長篇小說創作欲念，足足用了兩年半時間，我的主要用心和精力都投入到我家屋后的白鹿原上，還有和白鹿原隔浐河可望的神禾原、少陵原、鳳棲原和隔灞河可望的銅人原。白鹿原的西北端埋葬著漢文帝和他的母親還有他的夫人。鳳棲原上埋葬著漢宣帝。神禾原是柳青住過十四年完成史詩《創業史》最后自選安葬自己骨灰的地方。秦始皇在銅人原上焚書坑儒，到漢朝又把他收繳天下兵器鑄成的銅人搬來擺置在這道原上。從白鹿原東北端下原，沿灞河往東走不過二十多華里，就是挖出距今一百一十萬年的藍田猿人頭蓋骨化石的公王嶺。在白鹿原西端坡根下的浐河岸邊，有一個新石器時期（約七千年前）半坡人聚居的完整的村莊。白鹿原至今仍流傳著這個皇帝那個皇帝在原上或縱馬或郊游或打獵的軼事趣聞；大詩人王昌齡在原上隱居時，種植蔬菜，下原到灞河逮魚，也少不了吟詩；王維走得更遠，從長安城東的灞橋乘一葉小舟，沿著白鹿原下的灞河逆水而上直到秦嶺山中的輞川，留下千古絕唱；劉邦從鴻門宴的刀光劍影下僥幸逃生回到白鹿原上，也許是從我家的豬圈旁邊的小路爬坡上到原上的駐地。我不搞考古，對中國悠遠的歷史也馬馬虎虎，說以上這些遺存的史跡景觀，僅僅是想讓喜歡小說《白鹿原》的讀者，大致了解一下地理上的白鹿原的方位，以及文明進程中雖然早已冷寂的幾點遺痕，多少可以感知這道橫在西安城東不過二十華里的古原，和我們悠遠的歷史基本同步，沒有隔絕，更不是世外桃源。我在這個原上追尋了兩年多，在那些糟得經不住翻揭的縣志上，看到竹書紀年里的白鹿原人的生活形態，風調雨順的豐年里的鑼鼓，以旱災為主的多種災害里餓殍遺野的慘景；某朝某年發生的鄉民驅趕貪官的壯舉令人讀來驚心動魄，萬民自覺跪伏官道為一位清官送行的呼喊和眼淚感天動地。我踏訪過創造中國第一部教化民眾的《鄉約》的呂大臨的歸終之地，也是牛兆濂（朱先生生活原型）建館興學的書院。我也尋找過在白鹿原上建立第一個共產黨支部的那家糧店的遺址。還有我從老人口中掏出的包括我的祖宗的故事，不乏令我竊喜不盡的生活細節在我翻開縣志里的白鹿原和漫步在白鹿原這村那莊的時候，心里一直懸掛著一個最直接最簡單卻也難回答的大問號，在最后一個封建帝國解體的時候，歷經兩千多年封建制度的這道原上大村小寨里的鄉民，怎樣活著？換一個角度說，兩千年里輪番轉換著的大帝國和小王朝的無數個或精明或昏庸的皇帝，給白鹿原數以萬計的臣民留下了什么？稍微延伸一下，沒有了皇帝的白鹿原上的村民，怎樣走到1949年共和國成立？我的這個問號，開始就掛在發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這個年輪上。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劃界。我首先面對的是白嘉軒。我的意識已經明確而又集中，解析不透把握不準這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形態，不僅影響其余所有人物的心理形態的把握，而且直接影響到業已意識到的這部長篇小說內容的進一步開掘。記不得哪一天早晨，眼前浮出了我從藍田抄來的《鄉約》。就在那一刻，竟然發生一種興奮里的悸顫，這個《鄉約》里的條文，不僅編織成白嘉軒的心理結構形態，也是截止到上世紀初，活在白鹿原這塊土地上的人心理支撐的框架。小說《白鹿原》里的白嘉軒和地理概念上的白鹿原，大約就是在這時候融合一體了。這個《鄉約》文本，是中過宋朝進士的藍田人呂大臨的作品。《鄉約》內容具體而又直接，毫不含糊，該怎樣做人做事和不該做什么樣的人和什么樣的事，規范性劃界清楚，操作性很強。文字通俗易懂，簡練順口就很易記，顯然考慮到受眾絕大多數都是文盲這種實情。以《鄉約》構建心理框架結構的白鹿原人，才從內在里顯示著獨有的共性和各自的個性。解構透視出白嘉軒的文化心理結構形態，有一種豁然開朗的興奮和痛快。白嘉軒和《白鹿原》里各個人物的種種沖突，頓然梳理明朗了；某些情節著墨的輕重，也很自然地顯示出來了；不少此前醞釀過程中甚為得意的生動情節，此時發現游離在白嘉軒心理沖突之外，只好忍痛放棄了。我的意識很集中也就單純到近乎簡單，我要表述的《白鹿原》里的最后一位族長，依他堅守著的《鄉約》所構建的心理結構和性格，面臨著來自多種勢力的挑戰，經濟實力相當卻違背《鄉約》精神的鹿子霖，是潛在的對手；依著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著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軒的心理判斷絕對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覺反叛的兆鵬和他的女兒白靈，他卻徒嘆奈何，這是他那種心理結構所決定的強勢，唯一難以呈現自信的對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徹底墮落徹底逸出，對他傷害最重，卻撞不亂他的心理秩序……白嘉軒就是白鹿原。一個人撐著一道原。白鹿原就是白嘉軒。一道原具象為一個人。原上的革命這是一種非常奇妙的感覺。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記著1987年初夏的一天上午，我在白鹿原的腹地孟村鎮尋找一家糧店的情景。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一個在北京某大學念書的青年接受了馬列主義，而且加入了中共，回到白鹿原上便發展了兩個黨員，在這個小鎮的一家糧店里成立了一個中共支部。我的驚訝里的震撼就發生在這個時間概念上，已往的記憶里，1921年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中共代表大會，十二個參會者代表著全國五十多名中共黨員宣布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僅僅不過四五年，我家后院背靠著的白鹿原上，已經建立起來一個中共支部。就在這一刻，革命和我生活的白鹿原的時間和空間距離頓時消失了。我對這個古老的原，不單是探秘，又滋生起一種莊嚴的敬畏。我對那位在孟村小鎮糧店里建立中共支部的青年充滿著神秘的敬佩。可惜資料提供的信息太少了，這位青年后來再無音訊，連他是哪個村子誰家的子弟都無記載。我無法進一步調查了解，卻有一種基本的判斷，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白鹿原上，能進入北京念大學的青年，不單要有很高的智商，關鍵要有一個起碼是殷實的家庭作經濟開銷的堅實后盾。原上能上得起私塾學堂的孩子都是少數，這個供給孩子到北京念書的家庭，按解放后劃成分的條例，肯定屬地主家庭無疑。這個富有人家把孩子送到北京求學，可能推想的目的是學習知識增強本領，再進入社會干一番榮耀先祖的大事，做夢也不會想到，這個孩子在北京的大學里接受了剛剛開始在中國傳播的馬克思學說，要在中國搞共產黨的革命了。他不單接受了馬克思的理論，回到白鹿原上就附諸最切實的行動，發展黨員，建立支部。我便自然想到，他在宣布中共支部成立的那一刻，肯定會想到在原上的革命對象，就包括他父親那樣的財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