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有企業作用

和問題的再認識國有資產管理專題之五中國國有企業作用和問題的再認識

國家握有資產以調控經濟、穩定社會、服務政治是其問世以來已成定論的規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自產業革命以來，現代國家因三次技術革命對人類物質文明產生的巨大影響，擁有的資產不論是在量的擴張上，還是在質的升化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政治力量對比發生的深刻變化，在以私有制為主體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興起了國有化運動，國家在擁有傳統的非經營性資產的同時，通過投資興辦、兼并、收購等方式形成了龐大的國有經營性資產體系，出現了以法國電力公司、意大利工業復興公司、英國綱鐵公司等一批具有特殊法人地位的大型國有企業。西方國家特殊法人企業一是單項法令調整，它們大多是由議會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出于維護國家利益的考慮，通過制定區別于一般商法的單項法令而成立。二是數量少規模大，相對于普遍存在的由商法調整的私人企業，這類企業具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性質，盡管它們在GNP中的比值通常低于20%，但是其在各自所分布的產業中往往因數量少、規模大而居于寡頭壟斷、甚至完全壟斷的地位，對該產業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三是政府直接干預，由于這類企業主要服務于政府的非商業性目標，所以政府通常通過控制企業董事會構成，實行嚴格的產權約束，政府官員在董事會以產權代表的身份起決定性作用。此外，為防止企業內部人控制對所有者損害，還建立了以法國特派稽察員制度為代表的所有者監控體系。我國國有企業的三大特征對比轉型期同時存在的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具有三大特征一是低成本占有生產資源。二是職工具有特殊身份。三是與政府關系特殊。是否確立特殊法人地位

少而精一是特殊法人性質的使然二是國有資源有效配置的要求三是可以充分調動和利用非國有經濟成份大而強一是形成規模效應，有利于維護國家安全，提高綜合國力二是形成由人才、設備、資金等生產要素構成的綜合優勢，使我國有可能在具有戰略意義的行業和領域與發達國家一較高低。是否退出競爭行業

經濟學關于競爭和壟斷的界定是基于廠商數量、市場份額、資源豐度在某一產業中存續狀態的綜合分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的流動重組，使競爭和壟斷具有相互轉換的可能。，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國際環境中，在競爭性行業中需要有發揮特殊作用的國有企業，所以國有企業不能簡單地不加分析地退出競爭性行業。是否退出競爭行業

一些國家的實踐表明，即使是以社會目標為主的壟斷產業例如鐵路、郵政部門，未必是非國有企業不能涉足的領域，只要政府實施適當的行業管制政策，非國有企業也能在這些部門發揮積極作用。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在壟斷性和強調社會目標為主的行業面臨競爭已成為事實。所以，國有企業區別于非國有企業的根本標志就是直接服從國家利益，它在不同產業中的進退應該由其特殊使命來決定。是否強調增殖目標

國有資產與國有資本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由于重點與非重點，關鍵與非關鍵是依時間、地點和條件相互轉化的，所以曾以履行特殊使命，不以增殖為主要目標的國有企業的資產也會由于這種轉化具有資本屬性。這恰恰為國有企業的重新調整創造了條件，國家可以通過對一般產業和領域中的國有資本的有償轉讓，積累進入新的重點領域的國有資產。如果說國有企業擁有資本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必然，那么將其轉換成國有資產，承擔非國有經濟無法或不能從事的特殊責任，以制衡市場失靈也是國家制度，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使然。可以說，資本增殖不是具有特殊法人地位的國有企業的主要目標，因而獲利能力不是評價其企業價值的主要因素。它需要有一類包括反映調控經濟，穩定社會，服務政治貢獻的指標進行綜合評價。經濟理論界對國有經濟，尤其是國有

工業發展滯后的現象有如下幾種解釋：

一是政企不分說二是競爭不公說三是結構失衡說我們認為國有經濟的發展滯后，從本質上講是國有企業仍然存在的制度缺陷與經濟轉型要求不相適應所致。這突出地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的沖突，即：國有企業職工勞動力事實上的國家所有制與市場經濟中資本所有者對其投資只承擔有限責任要求的沖突；國有企業仍然存在的官僚制度與市場決定的效率原則的沖突；國有資本流動的自我封閉機制與通過市場重組的資本運營慣例的沖突。

關于沖突之一沖突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在實行生產資料國有化的同時，對本應為勞動者個人所有的勞動力也實行了國家所有制。企業通過市場擇人，職工通過市場擇企業被視為天經地義，并受到尊重。而國有企業的改革較長時期內停留在政府與企業之間分權層次上，沒有觸動勞動力國家所有制問題。時至今日，我們可以看到，對于大量存在的國有虧損企業，不是政府不愿建立以對投資承擔有限責任為主要內容的現代企業制度，實現政企分離、政資分離，而是國有企業的職工普遍認為這種改革在轉變其勞動力歸國家所有的身份時，并沒有對他們在轉變中作出的損失給予公平補償。關于沖突之二沖突是傳統的國有企業干部管理制度根深蒂固所致。國有企業的負責人說到底仍然是官員，除了對他們的選拔、晉升主要由黨的組織部門和政府的人事部門決定之外，他們通常還具有一定的行政級別，可以與政府部門同級別的干部互調這種制度決定了國有企業領導人的價值觀念、知識結構與行為模式。官員的求穩心態扼制了企業家應具備的創新和風險意識的形成為對付干部管理部門的考核而普遍存在的務虛不務實、報喜不報憂、犧牲企業長期利益謀求自己任內虛假繁榮的行為模式已成為我國國有企業的常見病、多發病。關于沖突之三沖突源于人們對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誤解。在理論界，一部分同志認為重組國有資本，特別是通過產權交易市場向其他經濟成份有償轉讓國有資本危及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在企業界，一部分企業領導人會因資本結構變化導致的企業組織結構變化受到影響，認為一夜之間由老板變成了“打工仔”。在勞動者中，許多人擔心資本結構的變化會動搖他們的“國有”身份，進而損害他們的既得利益。所有這些，構建了國有資本流動的自我封閉機制，在這種機制的作用下，績優企業發展受阻，虧困企業坐吃山空。加之通貨膨脹曾長時期存在，國有資本非但不能保值，而且流失加速。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國有資本名存實亡，國家經濟的主導地位何以自保。

毫無疑問，因改革而產生的上述沖突，也必須依靠改革加以化解。鑒于經過十多年改革已形成的理論準備、物質條件和人民群眾的承受能力，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1、用存量國有資產應對職工身份轉換2、構建多重約束機制規范企業行為3、重新認識公有經濟、構建多重公有產權制度

國有企業重組中的政府責任

（以國有小企業為例）

政府應否對國有小企業整體虧困承擔責任

政府能否對國有小企業整體虧困承擔無限責任政府如何對改制國有小企業承擔有限責任政府應否對國有小企業

整體虧困承擔責任

政府應對國有小企業的“先天不足”承擔責任

現存的國有小企業大致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通過對公私合營企業的民族資本實行贖買政策問世；二是將部分合作社和合作工廠“升級”、“過渡”形成；三是地方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的一段時期中投資興辦五小工業所致。政府應否對國有小企業

整體虧困承擔責任政府應對國有小企業的“后天失調”承擔責任。

一是國家對小企業的投入不足。二企業負擔相對較重，但在財務管理和稅收解繳方面卻與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相同和類似的政策。三是改革開放以來，政府更多強調的是搞活大中型國有企業，國有小企業地位呈下降趨勢。四是同為小型企業的國有企業，不僅沒有非國有企業靈活的經營機制，而且還是承擔政府強制的社會負擔，加之由政策形成的不平等競爭。政府能否對國有小企業

整體虧困承擔無限責任第一，根據1986年12月2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的有關規定，政府并不對破產國有企業承擔無限責任。即使國有企業不改制，國家也不對破產國有企業的債權人承擔無限責任，所以不必臆造一個有違現行法律規定的說法。第二，盡管我國在實行生產資料國有化的同時，也將勞動者的勞動力身份國有化了。但政府事實上并不具備對國有企業職工生老病死承擔全部責任的義務和能力。如果說生產資料國有化存在操之過急的問題，那么，勞動力身份的國有化也會因之既不徹底，又不充分。政府能否對國有小企業

整體虧困承擔無限責任第三，八十年代中期以來，許多國有小企業長期陷入結構性困境，難以自拔。在連工資都不能正常支付的情況下，國家規定的關于醫療和退體的待遇就更難落實。曾經被視為鐵飯碗的國有企業職工身份已經貶值。嚴峻的現實告訴人們，企業職工因生產資料所有制產生的身份差異將被市場競爭的鐵律所抹平。如果政府能適時對國有小企業的職工實施負責任且量力而為的補償政策，這些職工放棄國有勞動力身份也會成為大勢所趨。政府如何對改制國有

小企業承擔有限責任

第一、以國有小企業改制調整為契機，構建我國的小企業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