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處理好生態環保和經濟發展關系大力推動綠色發展最核心、最基礎的問題，就是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特別是在當前經濟新舊發展觀、新舊動能交織的特殊時期，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時期，在多重目標平衡決策的過程中，在爬坡過坎滾石上山的特殊階段，正確處理好生態環保和經濟發展的關系，確實是滄海橫流，方能顯英雄本色。每當在類似轉型過渡時期，一定是一波人一些地區彎道超車、脫穎而出的時期，一定有固守傳統理念、路徑依賴嚴重的掉隊者。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必須邁出一個坎就是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生態環保的關系。這需要保持戰略定力，這些年涌現了一些很好的典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同時，也有一些不正確的輿論，需要我們深刻剖析、認真研究。厘清沙石價格上漲背后的癥結比如，有人認為環保導致沙石的價格上漲。實際上，生態環境部門對沙石行業開展的環境整治是個個案，職責上僅對于自然保護區、水源地的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案例開展監督執法。按照經濟規律，影響沙石價格的是供需關系，其中最重要的失衡在于供給上出了問題。數據顯示，2013年的時候全國具有開采權的規模以上的沙石企業有5.6萬家，到2017年的時候只有1.7萬家，大量的合法企業被關停。關停的原因有幾個：第一個是從資源開發的角度推動沙石行業的整治，第二個是機制沙生產項目的審批延續的問題，第三個是河道采沙規劃建設問題。把沙石生產供需背后的癥結說清楚，才有可能使我們下的藥方比較準。正確認識禁養區劃定和生豬產能之間的關系最近比較熱的錯誤觀點，說環保禁養區政策導致生豬產能大幅度下降、生豬價格的大幅度上漲。盡管現在輿情基本上逐步恢復理性，我們也很高興看到近期生豬生產逐步恢復，但是在復盤看這個過程的時候，仍然發現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還有一定共性。早在2001年，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管理辦法就已對禁養區范圍作出規定。2013年制定出臺的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和2015年修訂實施的畜牧法進一步明確了禁養區要求。我全程參加了《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編制技術工作，2015年國務院發布實施，要求依據畜牧法、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等法律法規劃定禁養區。2016年，原環境保護部與農業部聯合印發畜禽養殖禁養區劃定技術指南，明確禁養區范圍由縣級以上政府依法劃定，禁養區僅對規模化畜禽養殖場進行限制。截至2017年年底，全國基本完成禁養區劃定工作，其中21個省份由農業農村部門牽頭，10個省份由生態環境部門牽頭。整個禁養區劃定過程是依法依規的過程，對全國水環境質量改善、規模化畜禽養殖場提質增效都起到了十分積極作用。按照誰劃定誰負責的原則，農業農村部和生態環境部聯合對禁養區進行排查，農業農村部負責20個省，生態環境部負責其中10個省，排查發現：依據《畜牧法》《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劃定的禁養區5.3萬個，占禁養區數量一半左右，關閉搬遷涉及存欄量占全國總存欄量的4.1%。我國生豬生產周期波動比較大，4%是正常的波動范圍；還有不少禁養區是依據《動物防疫法》《城鄉規劃法》《文物保護法》《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等劃定的，約占全國禁養區數量的四分之一左右；還有一類是依據地方性法規劃定的禁養區，占了全國禁養區1.7%；無法律法規依據劃定的禁養區1.4萬個，占全國禁養區的14%左右，關閉搬遷涉及存欄量555.6萬頭，占全國總存欄量的1.3%。總得來看，由于禁養區劃分導致對生豬產能的影響是有限的，禁養區的劃分并不是造成生豬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一個時間上對不上，禁養區劃定等工作在2017年基本完成，而全國生豬存欄量2018年達到最高峰，2019年才開始大幅度下降。第二個是數量上對不上。10.01萬個禁養區，關閉搬遷涉及存欄量3895.6萬頭，因異地重建增加了存欄量694.2萬頭，兩者相抵，實際凈減少生豬存欄量3201.4萬頭，占2018年底總存欄量的7.5%。而2019年上半年甚至有的月份生豬存欄量減少兩三千萬頭。研究發現，禁養區擴大化的現象有，但大部分禁養區是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依法劃定的，必須要嚴格清理到位，生態環境部和農業農村部正在圍繞這個方面做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應該說恢復生豬生產的主戰場并不在此。生豬產能下降受多因素綜合影響有兩個生豬養殖大縣的案例，河南省輝縣2017年底前完成禁養區劃定，2018年以前生豬存欄量一直保持上升，2019年生豬產能銳減85%。廣東省懷集縣是個山區縣，動物疫病防控具有天然條件，加之持續強化防疫工作，未發現非洲豬瘟疫情，但就是因為養殖企業為了規避風險不斷減少母豬，減少可提供的豬苗量，導致生豬產能下降64%。可以看出，非洲豬瘟、豬周期，再加上多種因素造成地方政府和企業養殖性下降，才是導致生豬存欄量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調查發現，過去企業對疫情看得比較重，多個養殖場因感染非洲豬瘟或疑似豬瘟對生豬進行全面撲殺；很多中小養殖場戶擔心感染豬瘟，紛紛提前清欄處理，缺乏補欄意愿；生豬養殖風險高，保險公司不愿在疫情發展期間開展生豬保險業務，進一步加劇后續影響。養殖企業反映的第一位原因是豬瘟疫情引起恐慌性拋售，對生豬產能影響較大；第二位原因是仔豬母豬價格過高，補欄資金壓力大；第三位原因是養殖用地難，資金缺乏；第四位原因是環保要求較高。因此，只有把正確原因找出，才能有效增加生豬產能，恢復生豬供應，穩定生豬價格。我覺得最近這方面做得很好，抓到點子上去了，也一定會很快見效，市場情緒已經趨于穩定。環保“背鍋”容易導致開錯“藥方”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在思考為什么環保會“背鍋”？這倒不是推卸責任問題，最主要是擔心開錯了藥方，影響了后面針對性政策的出臺。應該講，禁止養殖區不僅僅是環保一家劃定的。十萬多家禁養區，涉及的45%存欄量是因為環保因素劃定的，但不是環保一家劃定。地方政府不僅出于環保需要，還綜合甚至更多地考慮了城鎮化發展、動物防疫、文物保護、基本農田、河道管理等多種因素劃定禁養區。越是經濟發達、越是用地緊張的地方越愿意擴大禁養區的劃分范圍。這個可能是大家沒有注意到的，社會上也說起禁養區就直接說生態環境部門，這是不對的。因此，環保因素不是造成“無豬市”“無豬縣”的原因，生豬養殖對地方政府貢獻少、占地大、防疫壓力大、臭氣擾民等等因素，才是地方政府的真正出發點。既然不是環保因素造成的問題，為什么還要說環保，這是需要研究工作者反復思考的問題。我以為，打著環保的旗號，用環保因素推動其他方面的整治的時候，地方政府往往認為可以站在一個道義的高度，可以把自己背后不好說的因素、可以搭車加碼的因素都放在“環保”這個框中。這些年我們發現一些地方政府想“一刀切”地干一件事情，想三年任務兩年完成層層加碼級級提速，最愿意用環保的由頭說這個事，這是造成環保“背鍋”的重要原因。這實際上把一些具有附帶環保效益的其他領域該干或者不該干的事情都算做干環保，把造成不好經濟社會影響的事情都推給生態環保，并進一步把環保因素歸結為生態環保部門。環境保護不影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幾年陸陸續續地出現了因為環保因素大幅度推高煤炭、造紙和建材等行業的炒作案例。我們反復分析研討發現，煤炭行業漲價主要是行業性、周期性回暖，造紙行業漲價主要是煤炭化工原料等原材料上漲因素，建材行業漲價是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通過沙石、豬肉、煤炭、造紙和建材等案例分析，總的來說，是多重因素疊加推動了國內一些大宗商品上漲，有些是周期性因素。不能把價格上漲原因歸咎于環境督察執法力度，環保督察執法并不是價格上漲的元兇或者主要因素，只是在多重因素的基礎上產生了一定的疊加效應。國外案例很能說明問題。日本通商產業省和OECD組織在1977年的時候做了一個比較分析，進行公害治理和不進行公害治理相比，對GDP影響只占上世紀70年代GDP的1%以下，使CPI從8.3%上到8.4%,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可以忽略；造紙、鋼鐵、電力、化工行業成本上升，對日本經濟帶來的影響并不大，對幾個行業的競爭力也沒有重要影響；分地區看公害防治活動對重污染企業和重污染行業密集的區域會帶來短時間的沖擊，長期來看，采取公害防治活動的企業，會被迅速帶來更多的新的業務，整體上不會帶來較大的環境負擔。推動綠色經濟發展必須正確處理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如果在思想觀念上處理不好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的關系，綠色發展肯定是走不上去的。處理不好兩者的關系，或者說把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對立割裂起來，就沒有本質地把生態環保作為未來的新動能去考慮。實際上，生態環保就是發展，生態環保問題就是經濟發展問題，老百姓現在對生態產品的供給需求非常高，我們必須要提供更多的優質生態產品，滿足老百姓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特別是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之后，老百姓對生態環保訴求更高，生態環保是發展的內涵和有機組成部分。發展并不能簡單理解為GDP，也不簡單理解為一個經濟指標。五個新發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