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

文學史班級：漢語12本一班

授課：汪劍豪

第一講：

共和國文學新范式的建立及其歷程一、關于本課程的學習及考試何為文學史？文學史不是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文學史是通過對當時的文學思潮、文學批評、文學理論、文學創作的整體敘述，重現一個時代的文學規范，以及這些規范對作家創作的影響而形成的文學風尚，進而發現它與更長的歷史時段的價值（思想的、審美的）關聯。其中，更重要的是對一個時段“自足”的文學規范的發現和敘述。一般包含兩部分：文學發展本身的歷史以及文學發生的背景史何為中國當代文學史？學科上：“中國現代文學”（1919－1949）和“中國當代文學”（1949——）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兩個研究方向。這種學科的劃分方法，考慮了20世紀文學的“現代性”與“整體性”問題，也注意到了1949年之后文學的獨特性。中國當代文學史，以前主要指1949年以后的大陸文學史。現在學科的前沿變化：傾向于突破以前的20世紀文學史的整體性與現代性的簡單化歷史敘事，傾向于以民國文學史與共和國文學史來概括，以期突出新的文學規范下的文學風尚與文學創作的實際歷史及其深刻變化。本教材既有開拓性——強調共和國文學“自足”發展，但又有20世紀文學史的“整體性”與“一體化”的歷史敘述，因此是一種含混的文學史觀。這也是當前學界的混亂之處的反映。本課程的概念中國當代文學史，時間上，指1949至當下，空間上，指大陸與臺港澳以及海外（華文文學）。性質上既注重共和國文學的歷史發展，又注重２０世紀文學史整體性和一體化的實踐需要。限于課時關系，臺港澳文學不納入學習以及考試范圍，由同學們自學。因此，我們當代文學史課程只指涉大陸當代文學的歷史發展。本課程的學習學習時注重文學史的理解，即對于文學規范對文學歷史實踐的具體影響以及所形成的文學風尚與文學歷史價值。同學們需要在課外自己預先閱讀教學內容所牽涉到的作家作品，課堂上不對這些作品做細致分析，而是注重對于文學史的理解與分析。但也會對作家作品的某些細節進行分析。希望通過本課程的學習，使同學們知道什么是文學史，了解當代文學史的發展以及特點，尤其是各個時間段的具體發展特點。

本課程學習的基本參考書目[1]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2]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3]董健、丁帆、王彬彬著：《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4]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6]《20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王曉明等東方出版中心2003年出版（修訂版）［7］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8]教材中涉及到的代表作家作品[9]各種期刊雜志：《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現當代文學》等。考試與成績考試為閉卷考試，題型有填空、選擇題、名詞解釋、簡答、論述、賞析、寫作等。學期總評成績為平時成績（出勤、作業、討論發言、上課表現等）40%加期末試卷考試60%，期末試卷成績低于50分者總評成績不及格。第一章：共和國文學新范式的建立及其歷程共和國文學新范式的建立從1949年開始，但它也是1940年代延安革命文藝運動發展的延續與進一步的規范。《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藝為什么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如何服務？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提高基礎下的普及”；“文學服從于政治”；“政治第一，藝術第二，政治藝術、內容形式的統一”；共和國文學規范的政治文化特性。（臺灣的主流也是政治文化的文學規范）新范式建立的幾條路徑：１）文代會確立共和國文學目標和規范；２）文藝政策的倡導；３）控制文學的生產與流通：（控制發表出版與流通領域的檢查與準入；建立文學組織機構；建立文學研究和培養機構，培養合乎新范式的文學人才；）４）文學批判運動等。第一節：第一次文代會與共和國文學新方向的確立1949年7月2日到19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后通稱第一次文代會）召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到會講話。第一次文代會開始了文藝新方向的確立，即以解放區文藝的發展方向作為共和國文藝的新規范，并確定了各種文學力量在共和國文學中的資格與地位。周揚的報告《新的人民的文藝》，代表解放區文藝做報告，同時也代表了共和國文藝發展的目標的確立。第一；解放區文學的成就．新主題（民族的階級的斗爭與勞動生產成為壓倒一切的主題），新人物（工農兵群眾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識分子作為與體力勞動者相結合的腦力勞動者被描寫著），新語言（語言從群眾中來，大眾化）、形式（與自己民族特別是民間的文藝傳統保持聯系）；趙樹理作為旗幟而被樹立。第二，文藝發展的新方向：明確提出文藝為政治服務：“我們的文藝既然是為政治服務的，具體地說，就是為戰爭、為生產服務的，文藝就應該推動戰斗、生產，而不應該妨礙戰斗、生產。”（周揚文集第一卷，P526）“工農業生產建設的主題將獲得新的重大的意義……建設本身就是斗爭。”（ｐ５２９）解放區文學“以自己的全部經驗真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第三：文藝工作者要加強學習．“除了思想領導之外還必須加強對文藝工作的組織領導”（ｐ５３５）。“為了創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文藝工作者必須首先學習政治，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與當前的各種基本政策。”（ｐ５３０），“離開了政策觀點，便不可能懂得新時代的人民生活中的根本規律……只有站在正確的政策觀點上，才能使自己避免但從偶然的感想、印象或者個人的趣味……對生活做歪曲的描寫。”（ｐ５３１）茅盾的報告《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幾乎是1948年邵荃麟的《對于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討、批判和今后的方向》以及郭沫若《斥反動文藝》的翻版，但語氣要緩和、真誠，用語盡量少或非政治化。第一部分謙卑地簡概國統區文藝“在種種不利條件下，我們打了勝仗！”二三部分為重點，文字篇幅也占了報告的絕對大部分。第二部分檢討了國統區各種文藝創作傾向：作品中暗淡無力的思想情緒、人道主義思想（沈從文等、）、強烈的主觀精神寫作（胡風、七月派）、小市民趣味（張愛玲、蘇青、錢鐘書等）、抗戰加戀愛的“新傳奇”（徐訏、無名氏）、純文藝寫作（朱光潛、蕭乾）、反動文藝（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種人、武俠小說）。概括起來是主觀上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沒有從現實斗爭中去看待農民。第二節：文學生產與流通的控制從文化研究的觀點來看，文學作品的產生與消費，不僅僅是簡單的作家與讀者的關系，而是整個文化流域緊密關聯。共和國文學新范式的建立不僅是通過文代會以及文藝政策的倡導來發揮作用，同時還在文學生產與文學消費的流通階段進行控制。按照“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的要求進行規范控制。列寧1905年發表《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一書，把文學藝術都納入到黨的宣傳品和黨的組織架構中。從第一次文代會開始就把文藝納入到“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的規范中來。具體措施有：一、建立專門的行業管理機構文聯與作家協會等，以此來領導和管理藝術家，并確立藝術家身份準入制度；藝術家拿工資過日子，無稿費（后改為低稿費）；二、建立作品審查制度與文藝批評制度；不合政策倡導規范的不能發表與出版。即使出版發表也發動群眾進行各種程度不等的文藝批評，以此引導文藝寫作傾向。三，加強對私營出版業以及報刊業的控制與管理。１）出版業和報刊業國家化，出版部門國營化，報刊雜志國家發行；藝術刊物由行業協會單位以及宣傳部門主管。２）對私營出版業與報刊業進行發展與生存控制。出版業與報刊業在過渡時期，則對出版使用的紙張予以優先與等級制供應，不合規范的私營出版部門以及報刊雜志予以限制供應紙張或不予供應；采用新聞發布制度和新華社供稿，不合規范的私營報刊雜志不予供稿或延遲供稿，以此對其銷量產生巨大影響，從而影響私營出版業和報刊業的生存。促使其要么消亡要么合營或公營，從而達到規范化的效果。四、加強對地攤書籍的生產與流通的管理。在舊文藝的傳播體系中，書攤作為市民階層公共閱讀的集中地，一直是一個重要和有影響的陣地。因此，建國后對于地攤這個“發行業”采取查禁、沒收、收換、取締以及進行重新登記、核準，從而把書攤納入文藝改造以及新范式建立的管理過程中來；并積極建立新書攤、新書亭、來發行合乎共和國文藝政策的新文藝書籍，成立書攤行業組織，加強市民階層趣味的新文藝著作的寫作和出版。比如老舍的寫作，趙樹理的說說唱唱雜志等。五，文學講習所的建立與新人扶持。單有作家組織管理以及流通出版領域的銷售和流通控制，對于文學新范式的建立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如果只有那些被舊文藝所規范下的舊作家得改造來寫作，總歸是緩慢和不徹底的。比如現代中的著名作家進入１９４９年后，幾乎大家都寫不出很好的作品，也寫不出合乎新文藝規范的作品來，因此很多作家就此擱筆，不再有新作品問世了！比如茅盾、郭沫若等。因此，建立作家培養場所，自己培養新文藝規范下的新作家，就因此顯得更為迫切與需要。文學講習所的建立正是如此形勢與要求下所建立的一個機構。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文協”（第二次文代會更名為“作協”）給文化部上報一份《關于創辦文學研究員的建議書》》：“一般的文藝工作者大都是自己單槍匹馬，自己摸路走……過去各大學的文學系也由于教育觀點方法的限制與錯誤，從來很少培養出多少真正的文學人才。……我們接受以后，……也不一定能適合培養各種不同條件的文學工作者，不一定適合培養作家。所以，有創辦文學院之必要。”“另外，在我黨領導下，各地已經涌現出許多文藝工作者……他們需要加強修養，需要進行政治上的、文藝上的比較有系統的學習。同時領導上可以有計劃地、有組織地領導集體寫出各種斗爭、奮斗史。”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文化部部長沈雁冰批復“據此執行”，政務院６１次會議通過，正式設立中央文學研究所，丁玲任主任，１９５３年改稱“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康濯（文研所副秘書長）說：文研所的“創辦目的就在于選調全國各地的文學青年，經過一定時期的學習，提高其政治與業務水平，培養實踐毛澤東文藝方向的文學創作與業務理論批評方面的干部”。邢小群（丁玲秘書，也是文研所第一屆學員）：這些作家在文研所的學習提高，但更多的學員卻沒有成為作家，而是文學創作的管理者與組織者。所以說，文學講習所主要還是培養“文學干部”的單位，是培養文學創作的組織工作者或期刊總編的學校。邢小群在他的書中有一個數據統計可以說明：文研所或文講所第一期到第四期共２７９名學員，其中中國作協、文聯工作的１８人，省級文聯、作協主席、副主席的６１人，國家級刊物出版社正副總編的１９人，省級刊物正副主編的３８人，專業創作人員３６人，教授、研究員１１人，其余為編輯、記者、工人、農民等。可見，文講所事實上成為了黨的文學組織與機構培養文學新規范的管理組織人才的重要機構和陣地，也傳達出對于文學新方向的規范的積極作為。表達出對新規范的強烈愿望與迫切形勢。第三節：文學批評與文學運動在共和國文學史上，文藝批評的政治化與運動化，是一種最常用也最有效的規范工具。建國以來，這樣的運動和批評幾乎每年都有。這里主要簡要介紹三次著名的，也是有代表性的文藝運動，以此來窺見共和國文學新規范的建立歷程。A、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武訓的故事：家貧受欺受累不識字；行乞賣賤興學；感動鄉紳與官府興辦義學堂；繼續行乞賣賤辦學；為更快更多資金而放高利貸；置地出租興學。陶行知夸贊其興學之舉。電影《武訓傳》由孫瑜導演趙丹主演，拍攝于1949－1950年，在1950年－1951年上映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上映。公映前預送電影給周恩來、朱德、胡喬木等一百多位以下的中央領導觀看審查。初期受贊譽。1950年12月5日到1951年三月下旬，各地報刊都是贊譽一片；從3月下旬開始，批評漸多，最醒目的是4月下旬《文藝報》賈霽的《不足為訓的武訓》與5月16日被《人民日報》轉載的同刊不同期楊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此文章絕大部分為毛澤東所改寫。社論指出：“象武訓那樣的人，處在……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的宣傳封建文化……接近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P57－58)“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階級斗爭，而是像武訓哪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斗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不去研究作斗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P59）“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節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程度！”（P58）“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就喪失了判斷的能力……竟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P61）批《武訓傳》的目的是要在文藝界發動一場思想運動，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思想來看待社會發展史，要堅持工人農民所進行的革命階級斗爭才是歷史發展的方向；要求文藝作品一切以歷史唯物論來統一作品思想，要積極反映工農兵的革命階級斗爭，要反映新思想、新事物、新人物、新力量。同時也表達出對當時文藝界領導政治上不敏感的不滿的諷刺。也直接導致了1952年胡喬木替代周揚。對《武訓傳》的批判開了“群眾性政治批判”運動的先河。產生了一個電影指導委員會，江青是主要成員。B、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論爭和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觀點：承繼五四時期胡適提出的“自傳說”，依靠考據扎實論證，摒棄舊紅學“索隱派”的牽強附會與主觀臆測方式；回到文藝美學，以文學美的視角看待《紅樓夢》，認為主旨是“色空”，無謂褒貶，而是“兩美合一”，并評述其風格為“怨而不怒”的儒家文學傳統的發展，寫作方式上承繼了《金瓶梅》。1954年“五四”前夕李希凡和藍翎合寫了《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對俞平伯的觀點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投稿《文藝報》而未予答復，后投寄回山大的《文史哲》得以刊出。9月中旬時任中宣部文藝處長的江青看到，要求《人民日報》轉載，以引起更大的討論。但周揚及《人民日報》以“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而拒絕，后經協商，由《文藝報》轉載，并經馮雪峰加編輯按，既肯定此文的觀點，同時還批評了此文論述上“不夠周密與全面”。10月10日《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專欄發表李希凡和藍翎寫的另一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把俞平伯與胡適直接聯系起來加以批評。《光明日報》為此也加了一個編輯按，用語中涉及到“試作”“一些問題和意見”“可供參考”。毛澤東為此對《文藝報》與《光明日報》的編輯按逐條進行批注，并在10月16日致信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少奇，周恩來、陳云、朱德、鄧小平及有關中央領導，即關于《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明確支持李藍二位對俞的批評，并呼吁對俞從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發動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信中說：“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作者是兩個共青團員……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做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的情形幾乎相同……《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沒有吸取教訓”（史料選P146－147）此信1967年5月27日發表于《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批判從1954年10月直到1955年3月。中國作協黨組召開會議，并8次召開文聯和作協擴大聯席會議進行批評。尤其署名袁水拍的批判文章《質問<文藝報>編者》是經過毛澤東親自改寫。最后批判火力集中于《文藝報》總編輯馮雪峰，馮寫了《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發表在11月14日《人民日報》上。毛澤東閱后又加了旁批。馮最后被打成反黨分子。1955年1月26日，中央發出《關于在干部和知識分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進工作的通知》，3月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如果說批《武訓傳》是在文藝界豎起唯物主義思想，強調寫階級斗爭與工農兵，那么批俞平伯則是前期的繼續，尤其是要在學術界（更確切說是整個意識形態領域）樹立起唯物主義思想，強調階級斗爭理論，堅持工農兵的社會主體性。這次運動也使得“群眾性政治批判運動”形式完全正常化，而且程度更甚，并與政治斗爭相銜接。同時造成學術界的死寂與簡單化、粗暴化、思維僵化。C、對胡風及其主觀戰斗意志論思想的批判與斗爭胡風的問題很復雜。批胡風實則是在全國范圍內清除別一樣的無產階級文學思想。胡風的主觀戰斗意志論，也是一種無產階級文藝思想，但他和毛澤東的群眾文藝思想論、實踐論以及政治附庸思想論不同，既強調為無產階級寫作，但更強調作家個人的主觀意志對寫作的作用，強調文學的審美性。因此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產生了極大的沖突。為此，在上海時期以及魯迅生前就與周揚等人的思想產生沖突。但他既是黨在國統區的文藝領導，又是出版人，出版《七月》叢書，培養和影響了國統區一批優秀青年作家。史稱“七月派”。早在左聯時期的兩個口號之爭就暴露出他與黨的文藝認識的差異；39年前后的民族形式問題論爭中，胡風也不同于向林冰以及郭沫若、周揚、何其芳、艾思奇等黨內以及左翼作家；45年1月重慶文藝界學習“講話”時，胡風在他主編的《希望》上發表舒蕪的《論主觀》，香港左翼人士在《大眾文藝叢刊》上批評胡風，48年9月胡風又寫作《論現實主義的路》作答。邵荃麟的《對于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討、批判和今后的方向》以及郭沫若等人的文章，都或多或少涉及對胡風的批評和論爭。第一次文代會，茅盾的報告雖然沒有點名，但明顯有好幾處地方作為消極文藝創作傾向于思想批判的是胡風思想中的“主觀戰斗意志”以及“生命力”。1950年3月周揚再一次報告會上公開指明存在“胡風小集團”。1952年3月以“清除文藝工作中濃厚的小資產階級傾向”為主旨，文藝界拉開了整風的帷幕。在批評路翎中公開涉及胡風的文藝思想，同時《文藝報》召開讀者座談會，讀者紛紛來信要求批判胡風文藝思想。5月25日舒蕪在《長江日報》發表《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上的講話>》，6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并加編輯按充分肯定舒蕪的檢討，指出組織上存在“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迫于形勢，胡風致信周恩來要求討論胡風文藝思想，于是文藝界在9月到12月周揚連續主持三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實際是早已定性為“抗拒毛澤東文藝方向”的批判會。舒蕪發表《致路翎的公開信》，承認確實存在“以胡風為核心”的“排斥一切的小集團”。5月25日舒蕪在《長江日報》發表《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上的講話>》，6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并加編輯按充分肯定舒蕪的檢討，指出組織上存在“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迫于形勢，胡風致信周恩來要求討論胡風文藝思想，于是文藝界在9月到12月周揚連續主持三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實際是早已定性為“抗拒毛澤東文藝方向”的批判會。舒蕪發表《致路翎的公開信》，承認確實存在“以胡風為核心”的“排斥一切的小集團”。胡風在討論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對小集團事情進行“澄清”，但是拒絕承認有根本問題錯誤。《文藝報》1953年第2期第3期先后發表林默涵與何其芳的文章，認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反馬克思主義，是非階級的觀點，否認思想改造，否定民族文化；并對胡風的態度很不滿意。在1954年3月，胡風在家閉門三個月寫作《關于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著名的“三十萬言書”，并向毛澤東等呈送了一封信與三十萬言書；10月因批《紅樓夢》研究引發的對馮雪峰及文藝報的批判過程中，胡風誤以為對文藝報的批評是中央對他的報告的回應，于是全身心投入到對文藝報的批評中去，并作了兩次大會發言，指責文藝報對路翎、魯黎、阿垅等的壓制，尤其是點名批評十多個文藝界的領導。最終造成12月8日，周揚作了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的報告《我們必須戰斗》，其中一節專門針對胡風文藝思想。1955年1月25日中央同意公開印發三十萬言書，胡風請求發表承認錯誤的聲明，毛澤東指示，不能登載這樣的聲明，同時還要對胡風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接著中宣部向中央遞交開展批判胡風反動文藝思想的報告，4月1日，郭沫若發表《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自此，思想范疇的批判轉向到政治范疇的批判。5月17日胡風被批捕，夫人梅志同時被捕，并人民日報分三次公布“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胡風案全國株連2000多人，包括一些不認識或無緣無故的人，有的人還因此在后來的各級運動中喪生！在1954年3月，胡風在家閉門三個月寫作《關于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著名的“三十萬言書”，并向毛澤東等呈送了一封信與三十萬言書；10月因批《紅樓夢》研究引發的對馮雪峰及文藝報的批判過程中，胡風誤以為對文藝報的批評是中央對他的報告的回應，于是全身心投入到對文藝報的批評中去，并作了兩次大會發言，指責文藝報對路翎、魯黎、阿垅等的壓制，尤其是點名批評十多個文藝界的領導。最終造成12月8日，周揚作了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的報告《我們必須戰斗》，其中一節專門針對胡風文藝思想。1955年1月25日中央同意公開印發三十萬言書，胡風請求發表承認錯誤的聲明，毛澤東指示，不能登載這樣的聲明，同時還要對胡風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接著中宣部向中央遞交開展批判胡風反動文藝思想的報告，4月1日，郭沫若發表《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自此，思想范疇的批判轉向到政治范疇的批判。5月17日胡風被批捕，夫人梅志同時被捕，并人民日報分三次公布“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胡風案全國株連2000多人，包括一些不認識或無緣無故的人，有的人還因此在后來的各級運動中喪生！1955年1月25日中央同意公開印發三十萬言書，胡風請求發表承認錯誤的聲明，毛澤東指示，不能登載這樣的聲明，同時還要對胡風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接著中宣部向中央遞交開展批判胡風反動文藝思想的報告，4月1日，郭沫若發表《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自此，思想范疇的批判轉向到政治范疇的批判。5月17日胡風被批捕，夫人梅志同時被捕，并人民日報分三次公布“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胡風案全國株連2000多人，包括一些不認識或無緣無故的人，有的人還因此在后來的各級運動中喪生！第四節：文藝政策的倡導、調整與反復１、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到“革命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一詞是蘇聯日丹諾夫在1932年清除“拉普”時創造的一個詞語。周揚于1933年11月的《現代》第四卷署名周起應發表《關于“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之否定》一文，首先提到這個詞語。但建國后正式作為我國文學的創作方法則是周揚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文學前進的道路》。本文為蘇聯文學雜志《旗幟》所寫，載《旗幟》1952年12月號，1953年1月11日《人民日報》轉載。（見周揚文集第二卷）“蘇聯文學的強大力量在于，它是站在共產主義思想的立場上來觀察和表現文學，善于把今天的現實和明天的理想結合起來。換句話說，它的力量就在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中國人民的文藝也是世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組成部分。”（P67）“判斷一個作品是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主要不在于它所描寫的內容是否社會主義的現實生活，而是在于以社會主義的觀點、立場、來表現革命發展中的生活的真實。”（P71－72）“丁玲等同志的作品以及趙樹理和其他作家的一些作品……是以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觀點來描寫農民的，他們以工人階級的眼光觀察了農民的的命運”（P72）１９５３年第二次文代會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提法進行確立。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提出要收集一點民歌，并說：“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寫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歌的，內容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的統一”。1958年5月，毛澤東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無產階級文學藝術應采用“革命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從1958年9月到1959年，全國報刊發表文章討論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其實，在1933年周揚的《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一文中說：““革命的浪漫主義”不是和“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對立的，也不是和“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并立的，而是一個可以包括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里面的，使“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更加豐富和發展的正當的必要的要素”（周揚文集P114）總之，文藝政策的倡導，代表了共和國文學新范式的具體規范以及其形式發展，對文學創作實踐具有掌控性的規范和影響。２、文藝政策的調整與反復。文藝政策的倡導，期間有著一些調整與反復。因為，這種文藝政策的倡導導致文藝創作的壁壘很多，到處都是地雷，同時也導致作家們小心翼翼，藝術性與創造力被限制，因此，文藝政策也出現過一些短暫的調整，但往往不久就又變得更嚴厲。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1956年春天，毛澤東重提他在1951年給中國戲曲研究院題詞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花齊放”是針對文藝界的，此時重提，則有了雙關的含義。“百家爭鳴”的提出稍晚，與當時成立《歷史研究》委員會有關，陳伯達提出要在研究中鼓勵“百家爭鳴”，同時毛澤東也多次提起。最終系統也是明確的作為中共在科學文化上的一項基本方針，是在1956年4月２５日。在討論《論十大關系》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完整明確的說：“陳伯達同志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5月2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向各界宣布“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方針，是必要的。”5月26日陸定一代表中央在懷仁堂向科學家和藝術家作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對雙百方針作了詳細系統的闡發。同時6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雙百”方針對知識界來說是鼓舞的他們相信這一方針帶來的希望。但是蘇共二十大以及波匈事件的爆發，國內鳴放的一些言論讓毛的是想起了變化。1957年5月15日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并且說了后來才知道的著名的“引蛇出洞”的“陽謀”言論：“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于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并不要釣。”由此全國轉入“反右”運動“反右”運動使得“雙百”方針并沒有真正貫徹。而１９５８年２月２８日周揚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全面批判“寫真實”論、“人性”論、“一本書主義”等。這種狀況延續到５８、５９、６０年，后來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１９６１年６月中宣部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以及文化部的故事片創作會議在“新僑飯店”召開，被稱為“新僑會議”，周恩來到會講話；１９６２年３月中國戲劇家協會在廣州召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稱為“廣州會議”，陳毅在會上講話。對文藝政策進行了調整，重新確立知識分子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把它作為工人階級的一員，明確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事業中的作用，對文藝方針和政策的偏差做了檢討和反省。尤其１９６２年８月中國作家協會在大連召開農村題材短片創作座談會，稱“大連會議”，更是對英雄人物與“中間人物”的創作，作了明確的肯定。后來文革前出臺但受到批判的“文藝八條”則是這三次會議的精神的總結。但是，在文藝政策調整的同時，對三次會議精神的抵抗與懷疑也存在，尤其是大連會議召開之時，在渤海的對岸北戴河中央的領導人同時在開會，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口號！這實質表明了這三次會議的精神病沒有得倒完全或真正的落實，其調整的效果有限，但也不能否定這三次會議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現在的紅色經典作品幾乎都是寫作和出版于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間。不容否認二者之間應該有一定的聯系。但最終，文藝政策還是義無反顧、無法阻擋也是順理成章地滑向了更為激進的文革時期的文藝政策。附錄1：“反右”運動數據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