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望海潮》的文本形式探幽■梅笑寒詞作為詩歌創作中一種形式，具有一定的敘事目的，而敘事又必然帶有交流的目的，通過詞作中的敘事可以以跳躍性的語言文字進行交流,并以此構成一定的美學藝術意境。在詩詞文本中，其敘事內涵往往會藏匿在簡短的語言之中，通過語境來溝通作者、讀者等多重因素，形成密切的輻射關系。而文本作為構成語境的關鍵載體又勾連著作者與讀者間的關系，因此對文本形式的探幽也意味著需要在作者、文本、讀者三者間關系進行認識，解構及探究。在《唐宋詞通論》中對《望海潮》的詞話有所批評，指出《望海潮》應是“以賦為詞”，即以杭州當時的繁華以現實生態載體，以鋪張揚厲的文字為文本載體，進行關聯個人、社會及自身的多重關系，形成作家主體情感與讀者間的交流情境。鑒于此，從文本形式的角度去衡估《望海潮》的意義有著一定的關聯性［1］。文本如下：《望海潮》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云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磯，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燃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夸。、詩人天性：詩人與文本間的建構詩意是詞的文體特征之一。詩意是指文本文字具有跳躍性、虛構性及觀賞性等特點。這也說明了，詞的文本內容中是具有一定的修飾效果的，或修飾于情感、物質甚至個人功績等，兼具著虛構想象功能。但在柳永詞之中，柳永往往滲透著炙熱的情感傾向與個人態度，這使得柳詞中融入了大量的真實情感訴求與文字進行串聯，藏于文本內容之中，詩人與文本內容的交流加大，促使柳詞雖然具有婉約的特色，但是又帶有較為鮮明的詩人意識，體現了柳永對現實經驗與詩詞創作間的邊界縫合。而柳詞中會慣用俗語，格律動人也便不足為奇。詩詞中重要的情感反映是作者個人經驗中所要激發的東西的一部分,這與詩人的態度與價值取向是不可分割的。考察柳永作《望海潮》的人生經歷，對政治熱情的轉化是柳永的創作動因之一。柳永希望通過《望海潮》中的激進贊美來獲取孫河的認可，進而實現躍身仕途的幻想，達到儒家“兼濟天下”的目的。因此，他在《望海潮》的創作中，除了對自我心靈的探索，文字間充滿了憂郁與炫麗的矛盾色彩。柳永在詞的創作上貫徹了“詩言志”，詩歌與生活相應和的理念，使得詞中文本真實性增強，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詩意的文字模糊了現實與文學邊界，由此導致孫何的不喜及各批評家的質疑。但柳永作為多情才子，并不抗拒這種情感的極致熱烈，在其多篇詞作中都可以看到柳永對生活、自然的熟悉，并在文本中蘊含其豐富的情感，在其詞中雖未將自身寫進作品，但是也浸透了個人的愛與恨、喜與悲。所以綜合柳詞的種種跡象，我們可以看出，在《望海潮》中，柳永在刻意尋找一條詞作與個人現實溝通的道路。將柳永放到《望海潮》的原有歷史語境中，我們可以發現，柳永在創作《望海潮》時是帶由于強烈的個人目的或者政治目的。此時的柳永由于仕宦未成功業，因而流連于杭州大地，試圖尋覓入仕之途，故而相以詩詞《望海潮》交付名妓楚楚，叩開杭州知府大門。因此在《望海潮》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柳永的巴結之意，唯恐孫何看不到此詞用意，為此不厭其煩的以六項歌頌，夸大其實的歌之，使得詞如賦體。可見柳永在《望海潮》所寄寓的重視態度與濃烈期望。對于柳永而言，以詞歌頌自身指向，就是為了讓讀者（孫何）理解自身的真實志向與思想情感。所以《望海潮》作為長調慢詞，所囊括物象卻又極為廣闊，將北宋杭州城內生活與自然風光包攬，氣勢磅礴，風情人物一一訴諸，令讀者在時至今日也能夠窺見昔日杭州城內盛景。《望海潮》雖然是以唱為主，形式較為自由，但在描景、敘事、抒懷等諸多方面都承載了柳永的真實思想。如詞中所描繪的杭州風光綺麗非凡，街頭煙柳，廊橋穿插，炊煙十萬，云樹叢立，相將競豪奢等多種意象，都有著“兼濟天下”的意思，是為盛世之景，再由歌姬名家演唱又更具鮮活的生命力。不過縱觀當時北宋的環境，國家實非安逸,內憂外患，因此《望海潮》的藝術魅力多在于“夸”而非寫實，不過從宏觀上的總覽杭州城景依舊能夠感受那相互勾連的氣勢磅礴藝術景象組合，實現了柳永個人的宏大氣魄，完成了柳永個人對自身“頹靡”的刻板印象的翻身，反映了詩人在此時間段中對自身的特定理解與抱負。二、讀者接受：詩人與讀者的互動從文本形式所構成的交流語境而言，詩人與讀者的共同媒介是詞即《望海潮》，詩人與讀者的關系對詞作形式的生成尤為重要［2］。柳永作為一個流連于煙花之地的詩人，在這里的讀者又分為唱詞人與聽眾兩大群體，于是柳永與讀者的雙重關系也為《望海潮》的形式創制造就了獨特性。首先，柳永對唱詞人這一群體的態度是平等、熱情的。柳永常年流連于歌臺舞榭之地，在困難時期又結識了一眾歌姬，與歌姬間形成較為親密的關系。在柳永的《鳳棲梧》中更有：“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情真意切之語。但柳永又不只是停留于風流，其精通作曲填詞，因而多為歌姬作詞以此維持生計，柳詞在歌姬中頗受歡迎。《望海潮》一詞，更是憑借聲律之美，被口耳相傳，盛名傳遍。《望海潮》還奠定了宋詞寫都市的基礎，以鋪敘手法來祝頌當政者的治世盛景，盡是慶賀之詞，因此唱詞人唱《望海潮》時，情感真摯，慶賀之情躍于曲上。賀裳《皺水軒詞筌》日：“長調推秦、柳、周、康為協律。”王閶運在《湘綺樓評詞》中更是對《望海潮》有所點評：“此則宜于紅鸛上扮演，非文人聲口。此時鳳池可望江潮。”直接說明《望海潮》適合舞臺表演，以情真諧婉、起伏連綿的格調，讓人所喜愛。一般來說，詩詞的創作都是由于詩人出于不同的創作動機而醞釀而出,所以導致文學個性有所不一。柳永作為一個仕途無望，但紅粉蜂擁的詩人，他的詞又并非是封于閣樓之上的讀書群體所有，而是屬于普羅大眾，被百姓所熟知。因此，為了達到更好的傳唱效果，一方面柳永在《望海潮》中，將賦體盡量與詞靠合，形成新的詞牌，將賦體雜糅到詞中增加傳唱度。這樣一來，賦體中的壯懷激烈與詞的情感熏陶加上曲的襯托，將所要傳達的事物從詞作中凸顯出來。在羅大經《鶴林玉露》中更是將《望海潮》定義為金兵南下的直接原因，指出：“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另一方面，唱詞人要以聲樂的形式與詞作進行對話，在演繹過程中更加增強了交流效果，在柳永的層層鋪敘中，情感漸入高潮，提高了閱讀效應。其次，在前文我們指出柳永作《望海潮》時具有一定的目的的，雖然《望海潮》起于民間欄坊，但又是指向杭州知府孫何，因此政治目的也在潛移默化的影響到柳永的詞文本形式的轉變。杭州知府孫何作為《望海潮》的特殊讀者，他既有著普通讀者的特點，也有著身居官位所特有的職業素養與傳統的文學標準。從柳永的寫作目的看，柳永是為了使孫何“舒服”，讓其能夠在《望海潮》的字里行間看到他的理想，但是柳永又不同于其他人，諸多批評家對《望海潮》的評語都認為柳永詞過于越軌且隱晦，晏殊更是批評《望海潮》過于鄙俗。而對柳永而言，卻又有幾份堅持，既重聲律之美，也強調文字功底，善于擺弄文字并以此自豪。所以柳永并不抗拒“藻詞”，而通過《望海潮》柳永最終得以拜謁知府，也說明了《望海潮》是被傳統學者所接受的。此外，由于讀者的多重屬性，在《望海潮》的創作中，柳永也作出了適度調整，如婉約卻見遼闊，敘事卻多層次等，反映了柳永對讀者意識的喚醒，在情調、文筆及宏觀場面等方面，都顯示了柳永創作能力的精進。換而言之，柳永在《望海潮》中的變化與讀者的訴求有著密切關聯。三、文本召喚：《望海潮》的形式意義當我們從《望海潮》文本語境出發了解柳詞時，其在閱讀過程中為詩人、讀者與文本建立了良性的關系。《望海潮》是以杭州的生活情境為素材的，在詞的開端便直接點明：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在藝術呈現中追求婉約的表達，試圖通過詞來彌合現實縫隙，完成現實追求。《望海潮》的文學嘗試中，始終與讀者（唱詞人、聽眾）進行著多種互動，甚至于以聲樂的方式來延長詞曲中的敘事，并將“唱”的行為參與到《望海潮》的文本生成中，進而促進詞曲的交流性增強，這一特點體現了詩歌的鑒賞形式并非只能止步于筆墨之間,體現了詞曲形式發展的可能性［3］。首先，詩人在文本的關系上，柳永采用“融賦于詞”的文本形式，將賦以詞的形式進行互構，而賦又更重于實體，促使詞性能夠以真實敘事的形式張開，極大的拓展了詞的藝術魅力。這種創作形式表明了柳永非常重視現實情感體驗，要以現實生活為藍本書寫照亮，以自身的生活見識與賦體中的事物想貼合，拉近文本與詩人的關系。同時《望海潮》中婉約的藝術表達也為柳永受所處地位見識不足而導致詞力厚度不足的這一問題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為柳永重新構建詞曲中的關系延宕，促使柳永可以在詞的創作中走出新的可能，加深柳永對生活與藝術虛構的融合。其次，從《望海潮》的文本形式來看，柳永的創作是面向讀者的，但是又不局限于普通百姓，雖有所通俗，但是卻追求文學張力以此拉伸到“名家”的距離之中。一方面，柳永對普通讀者高度重視，為《望海潮》的傳唱度增加了格律，并帶來了明顯的交流品格，讓聽者能夠快速地了解詞作內容，感染情緒，提升了詞作文本的開放性，甚至打破了民族邊界，被其他民族所知曉；另一方面，在柳永對杭州知府的態度中，我們可以發現柳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些“名家批評”的影響，力求能夠讓自身的文學創作向“雅”進發，砥礪了柳永的藝術探索，促進了柳永對藝術創作的追求。此外，《望海潮》作為實實在在的“承平之作”，將北宋盛世太平之景進行了熱烈的贊譽，但綜合柳永一生經歷，卻是一身飄零。作《望海潮》時，柳永自然功名心未泯，但能在窘迫之境中將萬般風景、安樂民生一一寫進此中，并以積極飽滿的情緒歌以詠之，也反映了柳永的天性浪漫與不拘泥禮法的獨特之處，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