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SARS視野中的中國傳統醫藥現代化中國傳統醫藥現代化是我國學術界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也是最具特色的話題之一。說他具有鮮明的特色，是因為它具有三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歷時長。中醫現代化問題是由西方醫學浸入中國而肇始的，因此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二是范圍廣，即此種急論不僅是在醫學界和自然科學界，而且在哲學社會科學界也同樣激烈，這顯然是與中國傳統醫藥所承載的中國傳統文化是息息相關的；三是對抗強，在一百多年的論爭中，基本形成了贊成和反對兩在陣營，二者針鋒相對，雙方都是宣布第一百次駁倒對方后又再第一百零一次駁斥。應該講，無論是從歷史、現實還是將來看，中國傳統醫藥的都是具有寶貴的價值的。雖然論證中醫是科學與論證中醫不是科學一樣困難，我們還是有充分理由相信中醫理論做為科學理論在我們醫療實踐中的重要地位的。做為一種科學理論，它不僅能解決已經解決的問題，而且能夠或者有可能解決一個個新出現的問題。因此，筆者以為造成以上重大爭論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近百年來沒有出現新的挑戰性的問題來再次考驗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的“真功”。去年SARS流行期間，全國處于一種非正常的狀態，對醫學界（無論是傳統醫學還是現代醫學）來講應當是具有一次真正的挑戰，因此本人撰寫了《SARS視界中的傳統醫藥現代化》一文（發表于《醫學與哲學》2003，24（5））。在文中提到了三個問題：（1）以疾病中心的醫學；（2）醫學的現代化問題；（3）中西醫學的互補。現在看來，文章的論述尚顯的甚為空泛，論證也略顯感性。但回首看來，當時提出的問題在現在并非沒有繼續討論的必要。1面對疾病中心的醫學近年來一種趨于主流的觀點認為現代的醫學已經由以疾病為中心轉移到以健康為中心上來。這種判斷顯然是有理由的，其中的理由之一是對現代醫學的強烈的信心，也因此人們才關注傳統醫學在主流醫學之外的地位。然而，現實卻告誡我們不能過于樂觀，SARS的來臨就是一例。作為一種完整的醫學理論，中國傳統醫學是在數千年來與疾病的斗爭中發展壯大起來的，實際上疾病中心是不是轉移對傳統醫藥的地位不應當有太大的影響，面對以疾病為中心的醫學，傳統醫學大有可為。然而這種“有為”卻并不是無條件的。1．1非典型肺炎，SARS，肺毒疫這是對同一種疾病的三種正式的命名，在不同的范圍內使用著。非典型肺炎，通俗理解便是“即是肺炎又不是肺炎”的一種疾病；SARS直譯為“急性重癥呼吸系統綜合癥”；肺毒疫，即“病位在肺，病性為毒，屬于瘟疫范疇”。[1][1]劉燕玲.中醫藥對非典認識步步深入.健康報,2003-07-04（1）它們體現著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醫學體系對同一種疾病的初步認識程度。從語法與邏輯結構上分析，上述三種命名雖然使用的范圍與“權威性”不同，但實際上并沒有實質意義上的優劣之分。它們都是對于一種疾病的發病部位、發病程度、發病屬性的一種描述，屬于描述性的定義，或者說都沒有深入到“本質”。因此，對于增加人們的知識的貢獻是相同的。就這點來講，產生的晚得多的現代醫學并沒有比傳統醫學更有驕傲的理由。1．2有對象疾病模式與無對象疾病模式傳統醫藥是在一種自然哲學的觀念指導下發展與成熟起來的，它所體現的是一種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的過程。更接近于一種“無對象疾病模式”的醫學。然而，如果據此認為中國傳統醫學以“氣”為主導的功能系統，對于疾病的對象一概地不加區分則是一種誤解。事實上中國傳統醫藥不僅重視無對象疾病的認識，而且重視有對象的疾病。事實上中國古代醫學同樣是在有對象的疾病模式中發展的，“百病之始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則腠理開，開則入客于絡脈，留而不去，傳入于經；留而不去，傳入于府，廩于腸胃。”[2][2]《黃帝內經·皮部論篇第五十八》《內經》對于疾病“所由生”的認識，似乎絕無排除物質性病原體這意，治療也講究“有的放矢”，“虛““邪”“賊”“戾”“厲”“瘀”等都是對疾病對象的認識，只是這種認識不是采用的分析的方法，而是籠統的唯象觀指導下的認識。如果認為中醫是“無對象疾病模式”的醫學那無疑是要放棄諸如傳染病一類有明確致病病原體的疾病的領域，從而造成事實上的“邊緣化”。1．3傳統醫藥要不要“接受”冠狀病毒如上所述，中醫并不是不承認致病的病原，只是并不將一個個的病原象現代醫學那樣分離出來“隔裂”地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方法顯然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其弱點也是暴露無疑的。因為同樣是溫疫，各有各的不同，無論是從表現形式還是作用方式都各異。“伏”于“氣絡”的不同的“邪”總不會完全相同的，況且傳統醫學最講究的是辯證施治，辯的本意應當是分辯、辯別，其本質是分析的，因此排斥分析本質上是對中醫的反動。具體到對SARS的認識上，我們是不是有必要接受冠狀病毒是作為致病的原因呢？如果不接受，則不會違反多數人認為的傳統醫學的“運氣”論，然而這樣所得的結論必然是我們現在沒有對這種新的疫病“肺毒疫”研究的必要，因為這種“邪”已經不存在了，因為目前沒有人得這種病了。這顯然不符合中國傳統醫學的生生不息的探索精神。那如果接受“冠狀病毒”，那在傳統的框架內應當如何認識它呢？比如說它是屬陽還是屬陰？是屬金？還是木、水、火、土？入陽經還是入陰經？等等一系列的問題。傳統醫藥的治療講究根據不同的對象給予相應的治療，講究“個性化”的治療，這也是其優勢所在。現在看來對于致病原因的“個性化”探討只會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傳統醫學的發展。2現代化進程中的醫學在文中筆者曾講“無論傳統醫藥還是現代醫藥都遠遠不是完備的理論，其本身都不能窮盡真理，所以二者都存在一個不斷‘現代化’的問題。”[3][3]李振良.SARS視界中的傳統醫藥現代化.醫學與哲學.2003,24(5):15~16這里可能存在著一個語義表述上的問題，但看來從內在精神上這并沒有什么錯誤。2．1現代醫學的現代化對現代化有著不同的理解，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化的過程事實上就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是一個理論體系不斷地接受現代社會中新出現的各種新情況的挑戰的過程，一個不斷對原有知識框架的沖突，增加新知識的過程。現代醫學是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成就基礎之上的，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科學技術應用于醫學實踐的速度呈加快趨勢。以診斷技術為例，X-ray，CT，MRI，PCR以及各種自動光度分析、熒光分析等都迅速應用于醫學中，這些并不能說明現代醫學就沒有現代化的問題。只是由于它與現代科學、現代社會的結構體系結合的如此緊密而使其“現代化”成為一個自覺的過程。2．2傳統醫學何以現代化如果單從傳統醫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理論體系來看，確實存在要不要“現代化”的問題，或者說不去現代化并不影響其作為理論的存在，因為人們在對科學理論進行選擇時總是以一定的世界觀支配的。但對于一個要不斷發展，一個要用來解決科學問題與人類生存與發展問題的科學則絕沒有停滯不前的理由。從目前的發展階段看，SARS暫時離我們而去了，無論是現代醫學還是傳統醫學都并沒有對其做出實質性的貢獻，或者說對于SARS我們還遠未能像征服肺炎、天花那樣有一個可靠的手段。事實上我們目前還面對著許多這樣的疾病，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傳統醫學理論體系中并沒有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或者說以傳統理論的解釋我們并不能區分出鼠疫、傷寒、AIDS和SARS等。但這點現代醫學是做得到的，現代醫學的診斷方法在一年內已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已經脫離了去年這個時候的感性認識（這從今年春天新加坡、香港、廣州的病例診斷可以看出）。由此看來，傳統醫藥還需要容納更多的東西，或者說還是有“現代化”的必要了。2．3“中醫西化”是假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講，人們并不反對傳統醫藥現代化的的說法，也不反對傳統醫藥吸收外來之長的過程，而且傳統醫藥在千百年的發展過程中也吸取了不少的域外的思想和藥物。人們所最為耽心的其實是“中醫西化”的問題。然而理性地分析一下，“中醫西化”其實是個假問題。首先，現代西方醫學是獨立發展的醫學傳統，甚至與構成其根源的古希臘和羅馬醫學都沒有了事實上的淵源。無論傳統醫學如何改變，都沒有被其接受為其組成部分的可能性。或者說，現代西方醫學的變化發展是內在的、自覺的，它可以認同一個消亡的傳統醫學，但不會從整體上接受一個變得不倫不類的傳統醫學。其次，從中國傳統醫藥的發展來看，我們實際上也是在不自覺中走著一條現代化之路，而這其中吸取營養最多的則是來自于西方現代醫學的影響。例如，我們建設集約化的醫院、學校、我們在針灸前將針灸針進行消毒、我們用用現代檢驗技術做出的化驗結果來佐證我們的診斷、用現代的生理指標佐證中醫藥的療效等等。事實上在中醫學者們論述傳統醫藥在防治SARS過程中所做的貢獻時，沒有一位是完全依照傳統醫藥的理論方法進行說明的。但這并沒有傳統醫學做為傳統醫學的地位。再次，很多現代醫學理論進入中國傳統醫學理論體系的過程中都有一個改造也活用的過程。例如最常見的“感冒”，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傳統醫學病名，但在我們的體系中把它分為“風熱感冒”和“風寒感冒”，可以說是豐富了這個概念系統。“中風”也不再只是作為傳統意義上來使用，而成為一個國際接受的概念而具有了更多的內涵。此外，像將川芎嗪從川芎中提取出來，從口服變為注射或滴注，這是“中西醫化”還是“西醫中化”呢？看來很難說得清楚。因此，筆者堅持認為，傳統醫藥應當跳出狹隘的小圈子，站得更高，參與更廣泛的交流與對話。3中西醫何以“互補”互補理論是丹麥著名的物理學家玻爾（N.H.D.Bohr）的得意之作，他認為電子的波動模型是與其粒子模型互補的。后來發展為互補哲學。不但認為微觀客體和測量儀器的“不可控制性的相互作用”是互補的，而且生物學研究中的機械論和目的論、人類認識中的思想和感覺，以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等都是互補的。（事實上玻爾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大加贊譽的科學家之一。）在前一文章中，筆者認為傳統醫藥與現代醫藥“互補性更現實一些”。事實上，在某種條件下實現中西醫的互補是有條件的和可能的。互補的前提是“對話”，互補的行動是“合作”。應該講在對SARS的防治過程中中西醫的互補得到了較好的體現，不僅表現于國家在防治過程中的指導原則，而且表現在預防與臨床的治療過程。但從SARS過后的研究與發展態勢來看，這種互補的趨勢并不是具有良好的勢頭。應該講，我們面對這次疾疫的沖擊，有很多事情是需要繼續思考的，遠不到慶功的時候。對于這種疾病的認識還會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治療過程中形成的許多病歷資料和流調數據很有進行分類鑒別的必要，因為我們當初由于認識的局限并沒有采取一個科學的標準，僅僅憑某些醫院內的部分統計資料進行對照統計其意義尚值得探討。這對于無論是現代醫學還是傳統醫學都是必須承認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兩種醫學首先要做的是應當放下架子，采取一種謙恭的心態和科學的態度，認真總結工作中的不足，從長遠謀劃。同時應注意到，互補還是要有一定條件的，其中最為重要的應當是兩方相對的均勢。從目前的情況看，對SARS或者肺毒疫防治還是個遠沒有解決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是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可以說雙方具有互補的初始條件。但由于現代醫藥在控制傳染性疾病方面具有著歷史的與技術的優勢，事實上留給傳統醫藥的困難要大得多，多得多，對傳統醫藥提出的挑戰更大得多。我們傳統醫界應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