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社會學中社會網絡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比較,經濟社會學論文經濟社會學創立于19世紀末，先后經歷了三大發展階段，分別是20世紀初的構成階段、20世紀60年代的傳統階段以及20世紀80年代后的復興階段〔劉少杰，2018〕。新經濟社會學〔NewEco-nomicSociology〕即經濟社會學的現代演進，是一門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式方法來研究經濟行為及經濟體系的科學〔曹德駿、左世翔，2020〕。新經濟社會學的重要價值在于對古典、新古典經濟學思想所提出的反駁。新古典經濟學中對于完全理性經濟人和完全自由競爭市場的假設在Granovetter等學者看來是某種錯誤的觀點。他們以為，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忽視了人的能力，沒有看到社會網絡及其規范對于經濟活動的影響，其研究必然與現實情況不符。因而，新經濟社會學理論是對傳統經濟、管理理論的補充和糾正，值得我們借鑒并加以豐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Granovetter〔1985〕所作的(經濟行動與社會構造：有關嵌入性問題〕一文的發表，他創始了經濟社會學的全現代，由此也奠定了運用社會網絡視角來研究經濟行為的恰當理論基礎〔汪和建，2006〕。隨后，社會網絡及社會資本引起了諸多學者〔Ports,1998;Powell,1990;Baker,2006〕的關注，漸漸成為了研究經濟管理類各種問題的關鍵方式方法和重要視角〔耿新，2018〕。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社會網絡研究、市場研究、企業研究、性別研究和文化研究。本文將通過理論梳理的方式比擬研究華而不實的社會網絡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理論綜述新經濟社會學是一門運用社會學的理論方式方法來研究經濟現象的學科。這一理論建立在三大基礎性假設之上〔Granovetter,1992〕。第一，經濟行動鑲嵌于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第二，經濟行動將追尋經濟與非經濟的目的；第三，經濟體制是社會學的構建。由此，該理論的核心觀點在于社會構造表現為網絡的形態，而經濟現象嵌入在社會構造這一網絡之中，一切經濟行動都是對社會構造的投資活動。〔一〕社會網絡理論〔SocialNetworkTheory〕1940年，英國人類學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初次提出了社會網絡的概念，后來Bott〔1971〕進一步研究了社會網絡在家庭中的作用。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對于社會網絡的研究并沒有多大進展。直到1988年，Wellman才將社會網絡明確定義為由某些個體間的社會關系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系統，第一次將社會人〔actor〕、社會聯絡〔socialties〕、社會關系〔socialrelations〕及社會構造〔socialstructure〕的概念組合在了一起。當前，在社會網絡理論體系中，弱關系理論、強關系理論及構造洞理論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弱關系理論〔TheTheoryofWeakTies〕。Granovetter的主要奉獻在于：發展和深化了嵌入的概念；提出了弱關系及其橋作用的理論。聯合是社會網絡的節點，根據聯合的強度能夠將社會網絡中的關系劃分為強關系和弱關系。從概念上講，弱關系是一種社會關系而非經濟關系〔劉少杰，2009〕。Granovetter〔1973〕定義了四個斷定維度來衡量關系強度,即互動頻率〔CombinationoftheAmountofTime〕、感情深度〔EmotionalIntensity〕、親密程度〔Intimacy〕和互惠程度〔ReciprocalServices〕。互動頻率越高、感情深度越深、關系越密切及互惠程度越高的社會關系屬于強關系，反之則屬于弱關系。他進一步指出，強關系中的個體往往在性別、年齡、教育、身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類似性，而弱關系中的個體間存在較大的異質性〔朱曉霞，2018〕。由于社會群體當中具有類似性的個體成員通常擁有類似的信息和資源，因此強關系網絡具有大量的冗余信息；與此截然相反的是，在弱關系網絡中，個體成員的差異帶來了異質性的信息和資源，具有更大的潛在效用。事實上，社會網絡中的不同團體，往往就是通過一兩個團體成員之間的個人聯絡而構成聯合。既然是兩個不同團體，那么這種關系必然是弱關系。對于這一發現，Granovetter提出了橋〔Bridge〕的概念，以為弱關系在不同社會團體之間充當了傳遞信息的橋的作用。后來，一些學者繼續對弱關系的信息橋作用展開研究，研究結果與理論的出入迫使Granovetter進一步修正了他對弱關系理論的表述，即并非所有弱關系都能發揮信息橋的作用，但信息橋一般都是弱關系〔Granovetter,1985〕。另外，Granovetter還以為弱關系是聯合社會微觀與宏觀構造的中介〔劉少杰，2018〕。在他看來，由于小規模網絡正是通過弱關系而相互聯絡，而宏觀網絡則是大量小規模網絡的集合。因而，通過分析小規模互動網絡中的個體關系，有助于理解宏觀社會構造的運行規律。簡言之，弱關系理論的提出是新經濟社會學興起的前兆。Granovetter等學者論證了社會網絡對于獲取信息和資源的實際價值，也提出了創造價值的網絡構造原則〔李校生，吳波，2018〕。更為重要的是，信息橋的概念為后來Burt提出構造洞理論奠定了基礎。強關系理論〔TheTheoryofStrongTies〕。根據Granovetter的界定，強關系是維系社會團體內部關系的紐帶。強關系帶來了信息和資源在社會團體內部的重復傳遞，導致了團體成員間信息和資源的重復冗余〔羅家德，2018〕。因此在他看來，強關系的價值是低于弱關系的。然而，后來的學者〔Bian,1997;Burt,1992〕通過不斷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Bian〔1997〕在成認弱關系具有信息傳遞作用的同時，提出建立在信任與義務基礎之上的強關系在經濟活動中更具優勢。Burt〔1992〕的研究也發現，具有冗余信息和資源的不相聯合的網絡成員間的構造洞才是建立信息橋的前提，在這一點上弱關系和強關系并無本質區別。與此同時，在對于中國經濟現象的研究中，強關系的重要性尤為突出〔Bian,1997〕。強關系以信任為基礎，以人情為媒介，讓不同成員在社會網絡之中結成了穩定的小圈子，進而使行動者更好地獲取了信息和資源〔朱曉霞，2018〕。構造洞理論〔StructuralHole1heory〕。Burt于1992年發表了著名的(構造洞〕一文，提出了構造洞的概念。所謂構造洞，即是兩個行動者之間關系缺失所構成的一種網絡狀態〔劉少杰，2018〕。在社會網絡構造中存在著這樣一種縫隙，即某個行動者和有些行動者之間相互聯絡，但又與其他行動者不發生直接聯絡，這就在網絡中構成了不直接聯絡的洞的形狀。這種縫隙的消除必須依靠于第三方行動者的中介作用，因此在構造洞中，第三方行動者占據著核心位置。弱關系理論和強關系理論都只是討論了關系雙方的好處，而沒有討論第三方的優勢，而構造洞理論則看到了第三方從網絡構造位置中獲取的洞效應〔HoleEffects〕。當然，一旦不直接聯合的雙方在經濟社會活動經過中逐步獲得了聯絡，那么構造洞也就會隨之消失〔Burt,1992〕。Burt〔1992〕以為，社會關系的缺失構成了構造洞，而構造洞正好橋接了兩個本來沒有關系的社會團體，這正是處于構造洞位置的行動者所具備的競爭優勢。詳細來講，首先，行動者擁有構造洞能夠獲得信息上的優勢。構造洞將不同社會團體中的冗余信息進行交換傳遞，帶來了信息量的增加和擴散。第二，行動者通過構造洞獲得了控制優勢。面對不同種類的信息需求與供應，把握構造洞的行動者完全能夠根據自個的利益控制信息的傳遞經過，甚至成為專門經營關系網絡的網絡企業家。第三，構造洞上的行動者更具創新優勢。這類行動者把握了更多的信息和資源，進而也獲得了更高層次的創新能力〔劉少杰，2018〕。總之，把握構造洞越多的網絡成員，更能為自個和相應團體帶來好處，這種特殊的位置優勢蘊含著有價值的社會資本，完全能夠轉化為企業持續的競爭優勢。綜上，構造洞理論是對Granovetter的弱關系理論的發展。與Coleman的封閉網絡理論不同，Burt的構造洞理論是一種開放網絡理論。他看到了重復信息對于封閉網絡之外成員的價值，并將這一價值上升為了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這一理論愈加確切地描繪敘述了社會關系對于獲取有價值的信息和資源的作用，這也為豐富傳統競爭優勢理論提供了一條思路。〔二〕社會資本理論〔SocialCapitalTheory〕社會資本的理論涵蓋面很廣，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社會學、組織理論以及政治學等多個學科都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在新經濟社會學中，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網絡中的個人因占據特殊位置而能夠獲取利益的能力，即社會關系的價值創造力。縱觀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脈絡，Coleman從社會規范角度闡述了社會資本；Bourdieu從社會資源的角度討論了社會資本；Portes等從能力角度分析了社會資本。第一，社會資本概念的構成經歷了復雜的探尋求索歷程。從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脈絡看，最早提出社會資本這一概念的學者是Bourdieu.他首先提出了社會關系的場域和資本的概念。場域是有社會關系組成的社會場合或領域，即一張社會網絡；資本一般包含了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三類。Bourdieu以為三種資本在場域中實現互相轉換，并以為社會資本是通過關系網絡而獲取的實際資源或潛在資源的總量〔Bourdieu,1986〕。Bourdieu的資本三分法和場域轉換觀點，本質上是將社會資本定義為了工具性的社會網絡，即社會網絡就是社會資本.隨后,Coleman〔1994〕對社會資本在社會構造中的功能性展開了研究，以為社會網絡中不同行動者的基于本身利益的各種交換構成了持續的社會關系，這種關系即是社會資源、社會資本。Portes〔1998〕也提出社會資本是依附于社會關系之中的特殊聯絡，是一種能力的表現。Burt〔2000〕以為構造洞就是社會資本，是企業等經濟活動主體的最終競爭優勢。最終LinNan〔2001〕對于社會資本的闡述代表了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一般共鳴。在他看來，社會資本就是嵌入社會網關系中的能夠帶來回報的資源投資。由此，這一定義也解釋了社會資本的三項基本特征〔劉少杰，2018〕。一為，社會資本與社會關系網絡相聯絡，互為表里不可分割；二為，社會資本具有一般經濟資本的增值功能，能夠為擁有者帶來更大的回報；三為，社會資本本身是一項投資活動。第二，社會資本理論的分析框架闡釋了社會資本的三項重要價值。其一，社會資本包含了一條因果鏈條〔李校生、吳波，2018〕，即由于特殊的社會構造優勢，便利了行動者對稀缺資源的獲取。這一觀點包含了社會資本研究的兩個重要概念：網絡嵌入和網絡資源。其二，社會資本具有一定的情景性〔AlderKwon,2000〕。不同的行動者對于不同商業目的的追尋，使得社會資本的作用因人、因事而大相徑庭。簡言之，在不同的場景中，社會資本具有極強的權變性。其三，社會資本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概念.由于Granovetter的弱關系和Burt的構造洞都是一種不穩定的網絡構造，所以網絡中的行動者始終處于活潑踴躍的競爭與合作之中。同時，變化著的內外部環境愈加劇了網絡的變化。因而，社會資本會隨著網絡構造的調整而變化。第三，社會資本理論已被廣泛應用于企業研究。在企業研究領域，企業社會資本被以為是企業內部和外部各種具有規范、價值和偏好等特性的社會網絡的集合〔Westlund,2003〕。對于企業社會資本的作用，范鈞〔2018〕將其概括為四個有利于,即有利于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企業的核心能力、有利于企業獲取內外部知識、資源以及有利于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能夠講，企業社會資本增加了企業間的信息流動，提高了來自企業合作伙伴的利益回報，開拓了企業創新的來源，是當代企業獲得成長的重要資源。嵌入性觀點與資本概念的和諧統一。嵌入性是社會網絡理論的核心觀點，資本是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概念，深挖二者的思想根本源頭，能夠發現很多類似的內容。〔一〕社會網絡的嵌入性觀點嵌入觀點的提出.嵌入性〔Embeddedness〕這一概念最早由KarlPolanyi〔1944〕提出。在Polanyi〔1968〕看來，經濟活動通常具有三種形式，即互惠交換、市場交換和再分配。經濟活動的開展遭到社會制度、規范、習慣等因素的制約，是以社會關系為基礎而發生的。因此經濟活動是嵌入或糾纏于經濟和非經濟制度中的.后來,Granovetter等借用Bolanyi的嵌入思想，進一步討論了嵌入性。Granovetter〔1985〕進一步明確了社會關系對于經濟行動的影響，以為弱嵌入性的現象更為普遍。事實上，一方面，在傳統經濟社會學領域，帕森斯等人的觀點過度夸張了社會系統對于經濟現象、經濟活動的作用，把行動者視為文化價值規范的偶人〔劉少杰，2018〕，因此是一種過度社會化的觀點；另一方面，在古典、新古典經濟學領域，經濟學家將經濟活動中的行動者視為完全理性個人，忽視了人的絕大部分社會化屬性，因此是一種零嵌入性的原子化觀點。面對這兩種極端的觀點，Granovetter既反對傳統經濟社會學的過度嵌入性觀點，更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零嵌入性觀點，而折中地以為經濟行動的嵌入性是間接受制于關系網絡的一種弱嵌入性.Granovetter以為經濟行動是嵌入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的，這種嵌入關系不僅包含了社會網絡規范、文化、政治及宗教等因素，還考慮到了經濟行動的經濟和非經濟動機〔劉少杰，2018〕。這一表述第一次明確了經濟行動在內容、目的及經過方面對于非經濟行動或制度的依靠程度，由此也奠定了嵌入性理論在新經濟社會學中的核心地位。嵌入觀點的意義。弱嵌入性觀點的發展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示，并漸漸成為了從社會學視角分析經濟現象的重要理論工具〔邊燕杰、邱海雄，2002〕。嵌入性觀點創新了學術界對于一些重要經濟現象的解釋，使得后來的研究者在市場定價、經濟績效及制度創新等方面做出了新的研究。詳細來講，第一，社會關系網絡的嵌入性解釋了市場中的產品定價經過。經濟學理論本來以為市場競爭決定了產品的價格，但買賣雙方對于社會網絡的嵌入經常使得產品的真實價格背離競爭性平衡價格。第二，社會關系網絡的嵌入性能夠促進生產力和經濟績效的提升。人與人的關系決定了生產經過中的分工、合作、鼓勵、監督，這些都與生產效率有著密切關聯。第三，社會關系網絡的嵌入性影響了經濟組織和制度的構成。產業中關鍵人物的社會網絡構建經過，是對既存經濟組織或制度的重建，新的組織或制度進一步提升了產業的技術經濟效益〔劉少杰，2018〕。隨后，嵌入的觀點便活潑踴躍于網絡與組織〔NohriaEccles,1992〕、經濟社會學〔Lie,1997〕、聯盟網絡理論〔Gulati,1998〕、社會資本〔Ports,1998〕及組織與戰略等諸多研究領域，并得到了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嵌入性的類型。對于嵌入的分類，不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給出了答案:，主要包括關系性嵌入與構造性嵌入、垂直嵌入與水平嵌入、認知嵌入與文化嵌入等類型〔張榮祥，2018〕。首先，Granovetter〔1985〕將嵌入性分為兩類,一類稱為關系性嵌入〔RelationalEmbeddedness〕，即指行動者是嵌入人與人互動構成的關系之中的；另一類稱為構造性嵌入〔StructuralEmbeddedness〕，即指行動者所在的社會網絡又是與其他社會網絡相聯絡的。關系性嵌入強調行動者在所嵌入的社會網絡中遭到的來自社會關系的影響，如各種規則性期望、互相贊同的渴望及互惠性原則等〔陳欽約，2018〕，關注以信任為基礎的對偶交換行為；而構造性嵌入強調行動者在所嵌入的社會網絡中遭到的來自社會構造的影響，如來自社會構造的文化、價值等因素〔朱曉霞，2018〕，重視網絡整體中群體關系的影響作用。Andersson、Forsgren和Holm〔2001〕也把嵌入劃分為關系性和構造性，但他們以為關系性嵌入講明了社會網絡的親密程度和動態變化，而構造性嵌入反映了行動者在網絡內對不確定性的處理，具有相對靜態性。其次，Schweizer〔1997〕等學者將嵌入劃分為垂直嵌入和水平嵌入兩類。垂直嵌入指行動者所在的當地階層與他所處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的階層性連結；水平嵌入是指行動者所處網絡在社會性和文化性范圍的浸透〔張榮祥，2009〕。Halinen和Tornroos〔1998〕則以為垂直嵌入是指社會網絡中不同層次間的聯絡；而水平嵌入是指特定網絡層次中人與人之間的聯絡。詳細的劃分標準可根據地理范圍、網絡構造以及公司內部層級的不同作出劃分。最后，Zukin和DiMaggio〔1990〕等學者以為，嵌入性應劃分為認知性嵌入和文化性嵌入。認知性嵌入是指行動者決策對原有思維意識的嵌入，即行動者對于周圍環境的不同認知決定了他們的詳細行為。這類原有認知包括了倫理、道德、情感及審美等因素，它們共同構成制約行動者決策的理性規范。與之相對應的是文化性嵌入，即行動者的行為還要遭到來自外部社會網絡的集體理解力的影響。這類影響主要包括組織共同價值、正式規范等文化因素。總之，不管嵌入概念應當怎樣分類，經濟行動鑲嵌于社會網絡之中的共鳴早已構成。〔二〕社會資本的共鳴與分歧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從分歧到共鳴，再從共鳴到分歧的否認之否認經過。在二十世紀，盡管對于社會資本的概念尚存一定分歧，但還是達成了基本共鳴，即社會資本是鑲嵌于社會關系網絡中的具有回報性的資源投資〔NanLin,2001〕。然而，在這一共鳴的背后，圍繞社會資本理論發展歷程中的一些基本矛盾，更為深入的爭論愈發劇烈。究竟社會資本是關系還是資源、是集體還是個體、是構造還是行動？對于這三對矛盾的解答是現代經濟社會學領域的討論熱門〔劉少杰，2018〕。社會資本：資源還是關系。社會資本究竟是社會關系還是社會資源呢，學術界對此爭論已久。科爾曼〔1999〕曾指出，社會資本的構成依靠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改變。社會資本不同于有形的物質資本，是一種表現為人與人關系的無形資本。并且，社會資本具有很強的功能性，即具有生產性。獲取社會資本有助于人或組織對于特定目的的實現，因此社會資本是一種關系。然而，這樣的觀點遭到了大量學者〔Burt,1992;Ports,1998〕的批評。他們以為社會資本就是一種社會構造中的資源，這種特殊的資源源自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Burt〔1992〕更將社會資本強調為一種從別人身上獲取好處的時機和資源。當然，還有一些學者運用折中的思路來看待社會資本，比方FoleyEdward〔1999〕以為社會資本即是網絡加資源.值得注意的是，單獨的資源和單獨的社會網絡都不是社會資本。由于沒有參加行動者的動態因素，靜態的資源與網絡并不能為行動者帶來實際的效用。而在耿新〔2018〕等學者看來，作為社會資本載體的人、作為社會資本運轉渠道的社會網絡以及作為社會資本內容的潛在資源，這三者的動態組合共同詮釋了社會資本的內涵。因而，只要依托于人的行動而活潑踴躍起來的社會網絡及其潛在資源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集體還是個人。當前，社會資本的集體論被廣泛接受，而個體論只適用于對企業家社會資本等特定問題的研究.社會資本的集體觀點始于Bourdieu的研究，在他看來，社會資本是某個團體為了維持團體的團結和控制而進行的投資。集體社會資本往往具有明確的界線，具體表現出了強烈的排外特征。然而，社會資本集體論的缺陷在于過分強調了社會資本的密集性和嚴密性〔林南，2001;劉少杰，2018〕。集體的邊界和內部的團結僅僅解釋了社會資本的部分特征，社會資本還能夠通過開放網絡間的聯合實現流動和增值。即網絡完全有能力將不同團體的內部社會資本進行連接。針對網絡間的溝通，Granovetter、Burt等學者都做了大量論證。從辯證的觀點來看，個人與集體，其實是嵌入社會情境的兩個層次。個人是嵌入集體之中的，集體又是嵌入更大的社會網絡之中的。一方面，假如片面強調社會資本的集體觀點，就很容易忽略社會資本的行動主體-人。尤其在對企業社會資本的研究中，企業家個人的社會資本往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假如過分看重個人社會資本，進而忽視了社會資本集合的整體效應，也是對社會資本理解的一種偏誤〔王鳳彬、李奇會，2007〕。社會資本：構造還是行動。既然社會資本是嵌入社會網絡的投資，那么對于這一概念的分析究竟應該強調網絡構造的作用還是行動者個體行為的影響呢，傳統社會學理論并未達成共鳴。林南〔2001〕的研究只是盡可能折中了這一分歧。林南的社會資本理論被稱為社會構造與行動的理論〔劉少杰，2018〕。他以為存在兩個核心問題，即個體怎樣在社會關系中投資與個體怎樣從社會關系中獲利。傳統社會資本研究強調了社會構造視角，而林南卻創新地參加了個體的選擇行為這一因素，進而統一了構造與行動的觀點，也更為真實地反映了社會資本的作用。正如他在(社會資本〕一書中提到的，人的選擇行為存在于社會關系之中，而社會關系就是社會構造。因而，對于社會資本的研究，必須堅持在構造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