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全民族抗日戰爭第二節國共二次合作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第三節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的歷史地位與作用第四節中國共產黨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第五節抗日戰爭的勝利與中國國際地位的奠定第一節日本發動滅亡中國的侵略戰爭第一節日本發動滅亡中國的侵略戰爭一、日本滅亡中國的計劃及其實施（一）從九一八事變到華北事變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關東軍炸毀南滿鐵路沈陽北郊柳條湖的一小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當即炮轟東北軍駐地北大營。接著，駐扎在南滿鐵路沿線的日本軍隊分別向沈陽城內和長春、四平、公主嶺等地發起進攻。這就是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后上海街頭的反日標語

日本占領中國東北以后，隨即開始入侵中國華北地區。1935年，日本在華北制造一系列事端，向中國政府提出使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國民政府在河北、察哈爾兩省的主權大部喪失，華北成為日軍可以自由出人的“真空地帶”。接著，日方又策動華北五省（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兩市（北平、天津）“防共自治運動”，制造傀儡政權。這就是華北事變。

（二）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隨著日本侵華的步步緊逼，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也進一步高漲。在東北，中共滿洲省委同原東北軍為主體的抗日義勇軍進行合作，其領導人李杜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后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4年4月20日，由中國共產黨提出，經宋慶齡、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領銜，發表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呼吁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5月，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總會在上海成立。1936年5月，在共產黨人的積極參與下，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愛國民主人士發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三）盧溝橋事變與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當夜，駐豐臺日軍一個中隊在盧溝橋以北舉行軍事演習。日軍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拒絕后，即炮轟宛平城，攻擊盧溝橋。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由此開始。盧溝橋事變以后，日本動員幾乎全部軍事力量，采取“速戰速決”的戰略，向華北、華東、華中地區發起戰略進攻，迅速占領了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一大批城市。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占據北平（二）731部隊細菌實驗、人體試驗（一）南京大屠殺（四）瘋狂掠奪中國的資源和財富（三）“慰安婦”（五）強制推行奴化教育二、殘暴的殖民統治和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第二節國共二次合作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一、瓦窯堡會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的制定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瓦窯堡會議”。“瓦窯堡會議”舊址

會議分析了華北事變后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等問題，批判了黨內長期存在著的“左”傾關門主義，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議還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當亡國奴，不愿充當漢奸的中國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展開神圣的民族戰爭”。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二、西安事變：國共二次合作的基礎1936年12月7日，張學良向蔣介石作了一次勸諫，懇求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蔣介石勃然大怒，訓斥張學良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12月11日傍晚，張學良又對蔣介石作了一次勸諫，仍為蔣介石所拒絕。勸諫無果后，張學良、楊虎城便決心采取“兵諫”，逼蔣抗日。12月12日凌晨，張、楊兩部密切合作，扣押了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許多高級官員，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共中央積極努力，竭力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1936年12月24日，經國共雙方談判后，蔣介石接受了雙方和談的六項協議，并以人格擔保履行協議。隨后，蔣介石被釋放，西安事變終于得到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是我國現代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它既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勝利，同時也是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勝利。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國內十年內戰局面基本結束，成為國內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也由此奠定了國共二次合作的基礎。五間廳——西安事變之時蔣介石所住之處三、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為了討論、制定對共產黨和日本的政策，國民黨決定于1937年2月15日召開五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在1937年2月10日致電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五項要求是：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

1．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2．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3．在特區政府區城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如果國民黨能夠實現上述五項要求，中國共產黨愿意作出如下四項保證：中共的主張得到了國民黨內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人的贊同，他們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恢復孫中山先生手訂聯俄、聯共與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呼吁“國共合作，聯合抗日，以救黨國于危亡，以競選革命之功業”。會上，國民黨民主派同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進行了激烈斗爭，最終通過了一個實際接受中國共產黨提議的決議案。這表明國民黨的政策已經由內戰轉向抗日，由反共轉向聯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初步形成。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開幕四、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國民黨中央通訊社于9月22日向全國公開發表了共產黨于7月15日遞交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蔣介石于9月23日發表了《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團結救國的必要，表明了他的抗日立場：“集中整個民族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暴敵，挽救危亡。”至此，從反蔣抗日、逼蔣抗日到聯蔣抗日，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標志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受到全國人民和民主黨派的熱烈歡迎。國共的第二次合作是雙方都有軍隊、政權的合作，既無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又無兩黨見諸于文件的共同遵循的共同綱領。這些特點，必然會造成統一戰線中的矛盾和沖突。這就要求中國共產黨及每個黨員保持清醒的頭腦，既要為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努力，又要在統一戰線中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上的獨立性，爭取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盡管如此，中國的抗日戰爭正是因為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族抗戰。第三節

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的歷史地位與作用軍事準備一、國民黨的抗戰準備經濟準備外交準備文化準備南京政府的抗日準備并不充分，但卻是被迫轉向抗日的重要行動標志。（一）軍事準備軍事準備是國民黨政府抗日準備中最主要的部分。1．成立國防決策機構2．擬定國防作戰計劃，確立國防區域和劃分戰場3．充實軍備4．制定持久消耗軍事戰略方針蔣介石

（二）外交準備華北事變后，英、美帝國主義對華態度漸趨積極，國民黨政府的對外政策也開始著重于努力尋求外援，加強與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聯系。同時，在國內加快進行幣制改革。國民黨政府的幣制改革獲得了英國的支持后，繼續謀求英國對華投資和貸款。

國民黨政府在謀求英、美提供財政援助的同時，還大量從歐洲其他國家借款，尤其是德國。

國民政府還積極改善中蘇關系。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對蘇聯遠東地區也構成威脅。同時，中蘇關系的改善，也為中國抗日戰爭創造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

（三）經濟準備國民政府的抗日經濟準備，主要包括財政、工業、交通、水利等方面的建設。

（四）文化準備為保存國家教育文化命脈，東南及沿海地區的教育文化部門與廣大師生紛紛向西南內地轉移，這與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息息相關。中國文化知識界的內遷，既保存了中國民族文化的命脈，同時也為抗戰的最后勝利做了必要的文化準備。二、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抗戰歷程戰略防御階段的正面戰場抗戰相持階段的正面戰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正面戰場三、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的歷史地位與作用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初期抗戰，執行片面抗戰路線和消極防御作戰，加上國民黨軍隊思想混亂，派系林立等因素，造成了許多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失，但它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仍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從整個抗戰過程看，盡管國民黨在后期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但國民黨政府的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總體來說是一致的，它始終堅持抗日的方針，沒有妥協投降，從而保證了抗戰的最后勝利。8年抗戰，國民黨正面戰場共舉行過22次重大戰役，殲滅日軍100余萬，國民黨軍隊傷亡321萬。國民黨軍隊的廣大愛國官兵曾經在前線與日本侵略者奮勇作戰，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第四節中國共產黨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一、全面抗戰的路線和持久戰的方針（一）全民族抗戰的路線為扭轉抗戰的不利形勢，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在陜北洛川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并制定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十大綱領》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實施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化。洛川會議明確提出了全面抗戰路線的政治主張，并指出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在于使已經發動的抗戰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這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二）持久戰的戰略方針針對抗戰后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不斷潰敗，國內失敗主義情緒一度滋長，國民黨內甚至出現了“速勝論”和“亡國論”等論調。毛澤東于1938年5月在延安發表了《論持久戰》的講演，總結抗戰10個月來的經驗，集中全黨智慧系統闡明了持久抗戰的總方針。毛澤東指出，中日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毛澤東還科學地預測了抗日戰爭的發展進程，即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二、敵后戰場的開辟與游擊戰爭的發展（一）敵后戰場的開辟和發展在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中共中央在制定全面抗戰路線的同時，還作出了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戰略決策。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軍在敵后實施戰略展開，發動獨立自主的敵后游擊戰爭。這一時期先后建立了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冀魯豫、蘇南、淮南、豫皖蘇邊等大小24塊抗日根據地，與正面戰場在戰略上對日軍形成夾擊之勢，從而使日軍占領的地區只限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上，迫使日軍停止了戰略進攻。這種犬牙交錯的戰爭形式是弱國堅持持久抗戰取得最后勝利的最佳形式。平型關在敵后軍民的艱苦抗戰中，涌現出無數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路軍副總指揮趙尚志、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彭雪楓，先后在作戰中以身殉國。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楊靖宇、“狼牙山五壯士”等的偉大的英雄氣概和崇高的民族氣節，鼓舞了全國軍民，連敵人也為之震驚。左權趙尚志彭雪楓楊靖宇狼牙山五壯士

（二）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和發展為了闡明中共抗日戰爭正確的軍事路線、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加深全黨全軍對抗日戰爭的戰略意義及其方針原則的理解。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軍事論著，游擊戰被提到了戰略的地位，具有了全局性的意義。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中國是一個處于進步時代的大而弱的國家，而日本是一個小而強的野蠻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是小國，兵力不足，必然在其占領區中有許多空虛地方，因此游擊戰爭主要不是在內線、戰役戰斗上配合正規軍作戰，而是在外線即在敵后單獨作戰，在戰略上配合正面友軍的正規戰。在戰略防御階段，從全局看，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正規戰是主要的，敵后的游擊戰是輔助的。但是，游擊戰在敵后的廣泛開展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開辟，迫使敵人不得不把用于進攻的兵力抽調回來保守其占領區，從而對停止日軍的進攻、減輕正面戰場壓力、使戰爭轉入相持階段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游擊戰還為人民軍隊進行戰略反攻準備了條件。在1945年8月反攻階段到來前夕，人民軍隊已經發展到了120萬人、民兵220萬人；抗日根據地達到了19塊。敵后軍民的大反攻，就是在此基礎上展開的。三、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設（三）文化建設與干部教育（二）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一）根據地政權建設敵后抗日根據地多為經濟貧困地區，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能夠堅持長期極端艱苦的敵后抗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在敵后根據地實行了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項建設措施，從而真正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實行了廣泛深入的人民戰爭。第五節抗日戰爭的勝利與中國國際地位的奠定一、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反攻（一）戰略反攻開始1942年《聯合國家宣言》的簽訂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1942年，美國取得中途島戰役的勝利，開始扭轉太平洋戰場的劣勢。1943年，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國外，尤其是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反法西斯同盟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已經投降。國內，解放區在黨的領導下渡過了相持階段后期的嚴重苦難，1943年春開始進入恢復和發展階段。自1944年起，中國軍隊開始進入局部反攻階段。（二）敵后根據地的反攻敵后戰場的局部反攻分為幾個階段逐步加強。1234恢復鞏固抗日根據地對敵偽展開攻勢作戰，發展壯大抗日根據地挺進新區，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進行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分化瓦解敵偽

（三）日本投降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后階段。4月，聯合國制憲會議在美國舊金山舉行，包括中國解放區代表董必武在內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會議。中國成為聯合國的創始國和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5月上旬，蘇聯紅軍攻克柏林，德國法西斯宣布投降。

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