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城融合發展研究文獻綜述1關于產城融合的概念“產城融合”是指產業與城市融合發展，以城市為基礎，承載產業空間和發展產業經濟，以產業為保障，驅動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務配套，進一步提升土地價值，以達到產業、城市、人之間有活力、持續向上發展的模式。作為我國轉型升級背景下的一種新發展思路，“產城融合”要求產業與城市功能融合、空間整合，“以產促城，以城興產，產城融合”。本文認為產城融合是一種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提出的以產業發展、城鎮建設以及人的發展三位一體的城鎮化發展理念。產城融合的概念中應該著重的強調人在其中的重要性，不論是產業發展還是城鎮建設或者是兩者之間的協調關系，都以人的發展為其中的協調因素。產業是城鎮發展壯大的經濟基礎，為城鎮的發展吸納人力、資金等各種資源，城鎮則為產業提供承載空間和市場需求，而產城融合發展的好壞最終都將體現在人的發展中，產業發展也離不開城鎮勞動力要素的支撐，城鎮化發展也離不開城鎮居民的人口規模。產城融合的目標是完善城鎮配套設施，優化產業布局，促進城鎮經濟和居民生活質量的發展，最終實現城鎮、產業、人的協調發展。據此，產城融合是指以產業發展為基礎，以城市建設為保障，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產業、城市和人三者融合的可持續城鎮化發展過程。2關于產城融合的功能研究產城融合相關理論是對過去產業發展、城市建設及二者融合互促的總結與提煉。產城融合的理論研究主要涉及城市建設、產業發展及二者關系的相關理論。從產業集群、城市發展和產城融合概念的界定，提出，以及產城融合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出發，國內外學者對產業政策作用于產城融合發展進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討。“產城融合”最早源于艾薩德(1959)提出“產業綜合體”的概念，并將其看成是一組發生在特定區位內的工業活動，他認為由于這些活動彼此間存在著生產、技術和分配等多方面的相互關系，而帶來資源要素上的很大節約。之后，隨著新空間經濟理論的出現，構建了針對產業聚焦和城市發展關系問題的微觀經濟模型，該模型闡述了由于地區企業之間向心力和離心力的相互作用形成城市結構的基本原理(保羅?克魯格曼，1999)。當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產城融合”表現為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相互作用，這種作用是一個緊密到松弛的發展過程，指的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工業化進程將引起產業結構的轉變，進而帶動城市化進程的提高(錢納里?塞爾昆，1989；HollisChenery，1975)。我國的“產城融合”研究起步較晚，由于產業功能與城市功能的分離(產城分離)造成了城市化的低效率和產業區不能持續發展，“產城融合”概念相繼提出，并成為研究熱點(劉暢等，2012；孔翔等，2013；羅守貴，2014)。產業是城市發展的動力源泉，而城市是產業發展的空間載體(張道剛，2011)，產城融合是居住與就業的融合，服務于集居住區、工業區和商貿區于一體的新城建設，核心是使產業結構符合城市發展的定位，實現以產促城發展的目標(林華，2011；陳云，2011)。產城融合是工業化進程和城鎮化進程相互作用、相互關聯的高級形式，二者在時間上同時并起，在布局上功能分區，在空間上產城一體，在結構上三產融合(王超，2013；王虹，2013；李蔚，2013)。3關于關產城融合的測度研究隨著產城融合研究的不斷深入，對于產城融合的測度評價的定量研究取得了較多成果。對于產城融合的定量分析較早的是高剛彪（2011）提出4層級4方面26個指標的產城融合發展評價體系。產城融合度的評定分為高度融合、良好融合、基本融合和產城失調四個類型，采用層次分析法和專家打分法對產城融合進行量化評價，并以河南省商水縣為例測算出結果為基本融合的產城融合度狀態，與良好融合和高度融合標準還存在很大差距。蘇林等（2013）以上海張江高新區為例，構建了4個層級和4個方面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運用模糊層次分析法針對高新區的產城融合度進行了綜合測度。測算結果表明，上海張江高新區的產城融合已達到較高水平，城鎮化發展中經濟發展、園區配套、創新活動、城市化水平這四個方面的指標對高新區產城融合發揮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唐曉宏(2014)基于產業發展、人口融合、空間融合及城市功能四個維度構建產城融合評價指標體系，并結合問卷調查和灰色關聯方法對上海五個代表性開發區的產城融合水平進行測度。付岱山、付靜(2015)通過層次分析法構建產城融合度評價體系，并采用模糊綜合評價法對沈陽經濟區的產城融合水平進行測度。甘小文、毛小明(2016)基于要素融合、功能融合和空間融合三維視角構建產城融合指標體系，并利用層次分析法和灰色關聯法相結合的評價方法對江西14個國家級工業園區進行實證分析。趙瑋(2006)指出，城鎮化進程影響著產業集群的發展，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可推動產業集群空間拓展。仇寶興(2003)提出加強產業集聚效應的關鍵就是推動城鎮化進程，城鎮化進程使其最大的動力源泉。蘇雪串(2004)也提出了與仇寶興相類似的觀點，只是在此基礎上強調產業的集聚也推動城鎮化進程健康有序的發展。朱冠雷(2007)更是在蘇雪串的基礎上明確指出產業集聚與城鎮化進程兩者之間呈現雙向、互動、循環發展的特性。關于產城融合的路徑研究。李學杰(2012)在分析了產城發展脫離的基礎上，分析其原因后認為，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要重點關注城市發展給產業、生態、環境等方面帶來的影響。唐曉宏(2014)通過研究分析上海多個產業園區的發展，把產城融合劃分為三種類型——邊緣性、近郊型以及遠郊型，隨后根據這三種不同類型的產城融合提出了不同的融合路徑，分別依次為產業主導型、城市主導型、均衡發展型。何立春(2015)則主要從如何發展產業與推進城鎮化進程上提出產城融合的路徑，例如，優化產業結構、積極發展新型產業以及推動產城均衡發展等。4關于關產城融合的對策研究關于產城融合的對策研究。一部分學者從規劃的角度出發，對城鎮化進程中，促進產城融合提出對策。王新濤(2011)分析研究人口、功能屬性以及產業特色三者的基礎上提出了小城鎮的內涵概念。認為在推進小城鎮產城融合的進程中，最關鍵的點是如何對產業進行合理規劃，人口是能促進產業聚集的基礎而，小城鎮的特色產業則是促進城市發展的最大動力。藍菲(2012)以四川省為例，在研究其城鎮化進程中產城融合出現的問題上，提出了促進產城融合發展的對策：第一，規劃優先，合理規劃工業和居民用地，明細財政支出各個方面，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第二，要引領城市多元化發展；第三，要構建城市自身的支柱產業。一部分學者認為，把側重點放在“城”，并認為應當重點規劃好新城區來促進產城融合。邵安兆(2012)以河南省洛陽市為例就其促進產城融合發展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要合理的規劃產城融合的建設；第二，要科學布局城市的空間、高效利用城鎮土地；第三，創建具有本地方特色的產業鏈。另一部分學者則是從城市與產業兩者之間的關系為著力點進行研究，并認為通過有效協調互動可以大幅度增加兩者之間的融合程度。魏祖民(2013)以寧波鎮海區為例，提出要做到匹配——城市自身的功能與產業自身的功能相匹配、結合——要把集約與促進生態發展維護生態平衡兩者相結合、統一——要做到不斷優化產業結構與城市品質提升想統一”。潘斌(2014)還著重指出現在中國很多地方產城融合都只是“有產無城”或者“有城無產”，所以提高產城融合度應首要實現兩者功能上的融合。具體從兩個方面展開：一種是結合產城融合的內涵、目標直接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進行融合度測度；另一種是從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協調互動關系出發間接評價產城融合度(毛小明等，2016)。主要的測度方法有層次分析法和專家打分法(孫紅軍等，2014；高綱彪，2011；王菲，2014)、熵值法、因子分析法(王霞，2014；李榮歡，2014；黃新建等，2016)、灰色關聯度法(唐曉宏，2014)、模糊層次綜合評價法(趙艷，2007；蘇林等，2013)、聚類分析法(王霞，2013；黃新建等，2016)、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和回歸分析(林高榜，2007；杜傳忠等，2013)等。5關于產城融合對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產業發展是城鎮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城鎮經濟發展過程中主導產業的選擇及主導產業集聚是促進經濟發展是必經之路。這可以由“乘數效應”來進行解釋，乘數效應是指經濟活動中某一變量的增減所引起的經濟總量變化的連鎖反應程度。首先，產業集聚對經濟發展第一層乘數效應。始發性的工業生產圍繞主導部門逐漸發展成為城鎮的主導工業產業(如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引進東風公司總部，形成汽車的整車制造、汽車零部件制造等主導產業)，由于產業間的連鎖效應大，導致產業在空間集聚范圍上迅速擴大，從而加劇了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積累，農村剩余勞動力也由農村轉移到城鎮，推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促使城鎮經濟發展規模的進一步擴張。這一層的乘數效應是將城鎮產業中居民和廠商的理性經濟行為與城鎮經濟的發展與規模內生化，將產業發展與經濟發展聯系到一起。其次，經濟發展反推動產業發展產生第二層乘數效應。當經濟發展促進城鎮產業集聚規模進一步擴張，城鎮投資環境和社會發展的分工得以進一步深化，分工細化的結果就是新技術的研究與應用、新思想的產生以及創新人才的吸納，繼而創新活動在城市內有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進一步深化并逐漸擴展到相關的產業化成果中去，從而又更進一步地推動了經濟發展。因此第二層乘數效應表達的是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反推動產業結構精化，從而更進一步推動城鎮經濟發展。城鎮發展是經濟發展的根本保障。產城融合中城鎮化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是經濟健康運行的根本保證。首先，產城融合過程中城鎮功能多樣性也對經濟發展有著聚集作用，大部分的居民生活在城鎮功能多樣的地區，不僅為產業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要素，而且會進一步促進第三產業的轉型升級，從而促進擁有全面城鎮功能地區地經濟高速運轉，一進而提供強勁的可持續動力。同時，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