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能力、社區效能感與城市居民幸福感三者的關系,社會工作論文幸福是人類社會永遠恒久追求的目的，提升幸福感也是社會建設的終極目的。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學科對幸福感的研究來歷已久。本文主要從社會學角度討論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已有的研究分別從年齡、性別、婚姻、就業狀況、收入和教育等個體性因素以及相對收入、社會資本、社會階層地位等宏觀性因素入手對幸福感的影響進行了討論，鮮有從中觀即社區層面討論幸福感的影響因素。社區是社會的一個縮影，是解決社會問題、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管理體制有序運行的重要場域。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不管其職業地位怎樣、出身/戶籍在哪里，他/她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區中，良好的社區環境和較高的社區發展水平勢必對個人的幸福感產生積極的影響;反過來，社區介入缺乏、社區環境惡化等社區層面存在的各種問題也會降低居民的幸福感，這就在客觀上要求社會工作者參與到社區工作中，利用社會工作的專業方式方法更好地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因而，本研究擬從中觀層面入手，討論社區能力及社區效能感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響，進而從社區社會工作視角入手，提出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對策和建議。(一)社區能力與居民幸福感近年來，社區能力作為反貧困的一個政策手段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已有研究表示清楚，經常會根據本身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議程需要來贊助社區活動，而忽視社區的特殊需要與利益訴求，這種自上而下的開發方式直接導致民眾介入積極性不高、贊助計劃難以落實。因而，社區應該強化本身的主體能力，在知足社區成員的需要、增加居民的福利方面扮演積極的角色，因此，社區能力概念由此得以提出。當前，社區能力的研究沿著兩條途徑推進:一是資源導向視角，這條途徑將社區能力看做是組織和個體所具有的資源、技術及關系網絡等;另一條途徑則從經過視角出發，將社區能力看做是面對問題和需求時所采取的集體行動。固然以上兩種視角關注的共同點都是作為一個區域共同體的集體能力，但是不同視角關注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從資源導向視角出發，研究者通過將社區財產劃分為不同類型的資本來衡量社區能力，這類研究將社區能力看做是存在于社區成員、組織和機構中，能夠被居民個人或集體用于提升社區生活質量的一系列特定資產和優勢的集合。從經過視角出發，研究者以為社區能力就是一個通過加強社區群體的能力來界定、評估、分析和解決那些社區成員所關心問題的經過，社區能力應該包括下面九個維度:利益相關者介入社區的能力、評估問題的能力、培育社區領袖的能力、建立或改良組織構造的能力、調動資源的能力、與其他組織和居民建立關系的能力、批判性自省能力、項目戰略管理能力以及聯合外部機構的能力。當然，也有學者更強調社區各要素之間內在的互動，將社區能力定義為:社區中那些能夠用于解決共同問題，維持和提升社區福祉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及組織資源之間的互動。本研究利用拉邦特等人提出的社區能力指標體系，討論社區能力與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間的關系。(二)社區效能感與居民幸福感效能感是指個體對自個能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為所進行的揣測與判定。早在20世紀50年代，坎貝爾等學者就提出了政治效能感概念，以為政治效能感是一種個人以為自個的政治行動對政治經過能夠產生影響力的感覺;是公民感遭到政治與社會的改變是可能的，個人以為自個能夠在這種改變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并且個人以為值得去實踐其公民責任的感覺。萊恩在坎貝爾等人基礎上，進一步將政治效能感劃分為內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兩個方面，華而不實內在效能感是指與別人相比，個人自以為對具有影響力;外在效能感是指面對政治體系，個人自以為會對其要求有所回應。伊斯頓和丹尼斯以為，政治效能感以三個相互獨立但又嚴密關聯的要素表現出來，即作為規范的政治效能感、作為心理學傾向或感覺的政治效能感和作為一種行為方式的政治效能感?？梢娬涡芨芯褪莻€體關于自個政治能力的感覺，是個體與、政策以及所有政治體系的關系在本身心理上的反映，是一種個體或群體對本身影響政治體系的能力和對政治體系就其要求作出回應的心理認知。政治效能感既是測度公民政治介入的重要指標，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化程度的內在指標，由于政治效能感指涉公民與之間的關系，政治效能感越高，意味著一個國家民主化程度也越高。一些學者在政治效能感概念的基礎上，討論了城市居民社區政治效能感，以為社區政治效能感是指在社區建設經過中，社區居民相信自個的政治行為會對社區居委會及其成員乃至社區公共事務產生影響，以為社區居委會會對社區居民的訴求有所回應的一種主觀感悟。結合已有文獻和研究需要，本文將社區效能感看做是社區成員對社區(居委會、社區組織等)客體的主觀態度，將社區效能感界定為:社區成員對本身影響社區的能力和對社區就其要求做出回應的心理認知。社區成員對本身影響社區能力的心理認知是社區內在效能感，而對社區就其要求做出回應的心理認知則是社區外在效能感。本研究將討論社區效能感與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間的關系。當前關于幸福感的討論已經呈現多元化的研究趨勢，已有研究既有討論個體人口學特征對幸福感的影響，也有討論社會階層、區域經濟發展以及各種制度與非制度環境對幸福感的影響。在社區層面，已有學者討論了社區能力、社區能力建設等對社區服務、社區問題的解決以及社區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在本研究中，我們將社區能力視為社區發展的客觀指標，把社區效能感視為社區居民對個人能否促進社區發展以及社區能否對其要求做出回應的主觀感悟，討論社區能力、社區效能感與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間的關系，進而從社區社會工作視角提出提高居民幸福感的對策建議。二、數據、變量與方式方法(一)數據來源與樣本大概情況本研究的數據主要來自徐延輝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社會質量視角下的社會建設研究深圳市與廈門市的問卷調查數據。課題組于2018年710月在深圳市與廈門市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對象包括在深圳和廈門工作、生活一年以上的常住人口。需要講明的是，本文將在城市工作、生活一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定義為城市人口，與通常根據戶籍定義的城市人口有所不同。課題組共發放問卷2500份，回收2249份，華而不實有效問卷1994份，有效率為88.7%。調查抽樣結合深圳和廈門各區人口比例、人口構造特點與社區類型，采取多階段分層抽樣。第一階段，先根據各區的產業類型或發展特點與人口構成，選取了深圳市的羅湖、福田、南山、寶安和龍崗五個區以及廈門市的湖里和思明兩個區進行調研;第二階段，在選取的這七個區里，根據立意抽樣法，即根據老城區、城中村、單位社區、保障性住房社區、商品住宅區五種類型社區抽取了21個社區;第三階段，即各個社區詳細調查對象的選取。根據社區工作站提供的轄區內住宅小區名單進行隨機抽樣，對抽中的住宅小區，選取各樓層單號房間入戶調查，入戶后選取家中生日靠近7月1日的成員進行問卷調查。樣本的構成情況見表1?！颈?】(二)變量設計與測量本研究將社區能力與社區效能感作為主要預測變量，討論其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響。華而不實，社區能力指標主要參照拉邦特和萊維拉克對社區能力九個維度的界定，而社區效能感則借鑒政治學的政治效能感概念，討論社區效能感的作用。1．因變量:幸福感早期的經濟學對幸福的研究主要是通過人均來衡量，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這一衡量標準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因而，學者們開場轉向主觀幸福感研究，通過快樂或滿意度來衡量幸福。美國綜合社會調查通過總的來看，近來您的感受怎樣?你很快樂、一般快樂、還是不太快樂?來調查幸福感，而世界價值觀調查則要求被調查者，根據一個從010進行計分的測量表給自個的生活滿意度評定一個級別。本研究也從生活滿意度來測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詳細操作化為從整體來看，你對自個生活的滿意度這一指標，將生活滿意度分為非常不滿意至非常滿意十個等級，讓受訪者從110個等級中給出評價。2．自變量(1)社區能力查斯基等人從社區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以及組織資源方面界定社區能力，而拉邦特和萊維拉克從利益相關者介入社區的能力、培育領袖的能力等九個維度討論社區能力。本文以為拉邦特和萊維拉克的測量指標相對更全面，更能反映社區作為一個整體的能力，因而本文以拉邦特和萊維拉克的研究為基礎，利用15個指標來測量社區能力。我們向受訪者詢問:根據您所在社區情況，判定以下講法的符合程度:社區能利用內部資源(如各類人才、機構、設施等)促進社區發展;社區各項事務都有很完善的規章制度，社區組織工作效率很高;社區居民有矛盾的話，社區組織都能化解;社區有明確的、大家認可的發展目的和藍圖;等等。答案:根據李克特量表設計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非常符合五個等級，分別賦值1至5分。我們運用主成分法將社區能力進行因子分析，根據因子負載命名為社區組織服務能力因子、社區組織介入能力因子和社區培育社會資本能力因子。KMO值為0.963，巴特利特球度檢驗p＜0.001，Cronbachs值為0.950。社區能力的因子分析如表2所示?！颈?】(2)社區效能感本文所討論的社區內在效能感是指社區成員對本身影響社區能力的心理認知;社區外在效能感主要是指社區成員對社區就其要求做出回應的心理認知，亦即社區能否對居民的要求(包括對社區寓居環境的要求、社區公共服務的要求等)做出了回應，這種效能感能夠通過居民對社區的滿意度來測量。假如所在社區充分回應了社區居民的要求，則居民感覺就會滿意，否則就會不滿意。因而，我們通過18個指標來測量社區效能感。我們向受訪者詢問:根據所在社區情況，判定以下講法能否符合:社區很多事務都征求居民意見進行討論、社區居民有很多介入社區事務決策的時機、社區居民經常介入社區組織的活動(文娛活動、社區重大事務的討論等)，答案:根據李克特量表設計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非常符合五個等級，分別賦值15分;您對寓居社區下面各方面:噪音、空氣污染、缺乏休息地點或公園、水質污染、犯罪、暴力行為、毀壞公物等等能否滿意，答案:根據李克特量表設計為很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比擬滿意、非常滿意五個等級，分別賦值15分。我們運用主成分法將社區效能感進行因子分析，根據因子負載命名為社區內在效能感因子、社區公共服務效能感因子、社區環境效能感因子和社區民生效能感因子。KMO值為0.893，巴特利特球度檢驗P＜0.001，Cronbachs值為0.884。社區效能感因子分析如表3所示。【表3】(3)其他控制變量人口學特征已經在很多關于幸福感的研究中被證明對幸福感有一定的影響，因而，本研究將性別、年齡、年齡的平方/100、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宗教信仰、能否有小孩、收入作為控制變量。華而不實，性別中，男性=1、女性=0;教育程度中，初中及下面=0，其他=1;婚姻狀況中，已婚=0，其他=1;宗教信仰中，信教=1、不信教=0;能否有小孩中，沒有小孩=1、有小孩=0;年齡、年齡平方/100、收入對數為連續變量。(三)方式方法與模型我們在刪除了有缺失變量的個案之后，余下樣本量為1245。由于存在缺失數據的個案比例超過了10%，因而，我們對樣本中的缺失值采用多重插補(multipleimputation)的處理方式方法，將插補后的樣本量提升到1994份。我們在多重插補計算模型中納入所有統計模型所用到的變量，缺失值插補后得到10個數據集，選擇華而不實一個數據集進行分析。本文所有的描繪敘述統計分析、因子分析以及模型輸出皆為缺失值插補后的計算結果。為了調整樣本在社區的集聚效應，我們使用了以社區為標準的穩健聚類回歸分析(Ｒobustclusterregression)模型進行了控制，得到穩健標準誤。除此之外，為了更好地具體表現出社區能力、社區效能感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本文采取了分步回歸的做法。三、模型分析結果本研究試圖通過討論社區能力、社區效能感與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間的關系，進而尋求社區社會工作參與的可行途徑。本調查數據的初步分析顯示，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均值為6.392分，標準差為2.205，這講明現前階段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總體處于中等偏上水平。我們通過穩健聚類回歸分析討論社區能力、社區效能感與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間的關系。本研究以社區能力(社區組織服務能力因子、社區組織介入能力因子、社區培育社會資本能力因子)、社區效能感(社區內在效能感因子、社區公共服務效能感因子、社區環境效能感因子、社區民生效能感因子)作為主要預測變量，同時將性別、年齡、年齡的平方/100、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宗教信仰、能否有小孩、收入對數作為控制變量進入回歸模型，回歸結果見表4。【表4略】我們通過逐步回歸討論社區能力以及社區效能感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響。根據表4中三個穩健聚類回歸結果①，我們首先來看控制變量對幸福感的影響。男性的幸福感顯著低于女性的幸福感，尤其是在控制了其他相關變量之后，女性幸福感仍然高于男性。這一結果與國外學者研究不一致，但與國內學者研究一致。年齡對幸福感的影響呈U型曲線變化，這與已有研究以為幸福感隨著年齡的增大呈現出U型曲線關系一致。教育程度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只要大學本科及以上層次才具有積極影響。這與已有研究略有差異，即教育程度與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現顯著的正向關系，擁有中專、高中和大學以上學歷的個體最幸福。離異群體的幸福感顯著低于已婚群體，幸福感低了1.223分。居民收入對其幸福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與已有研究一致，收入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一定的正相關，高收入群體幸福感水平高于低收入群體。接下來，在控制了以上相關變量之后，我們來看主要預測變量社區能力與社區效能感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響。首先，社區能力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在模型2中，社區能力對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積極影響，即社區能力越強，居民的幸福感就越高。詳細來講，社區組織服務能力因子對居民幸福感具有統計顯著性，即社區組織服務的能力越強，居民就越幸福。在模型3中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社區組織服務能力每提高10分，居民幸福感就相應增加0.16分。這可能與社區組織服務能夠為居民提供息息相關的福利有關。戈德爾等人以為，社區組織對社區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社區組織能夠培育社會資本、促進合作、提高效率，同時也能提供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提升社區福利水平。社區組織介入能力因子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在模型2中有正向統計顯著性，而在模型3中控制了社區效能感相關變量之后它對幸福感的影響消失了。這與已有對城市低收入群體的研究結論一致，由于低收入群體可能愈加關注與本身福利相關的公共服務，而他們的社區介入和利益表示出的欲望不是那么強烈。古德曼等人以為，社區介入是各個利益主體通太多元組織網絡，辨別、界定問題與需求，并采取相應集體行動的經過。就我們國家社區介入的基本境況而言，居民介入主要表現為依附性介入、志愿性介入、身體介入和權益性介入等幾種形式，前三者屬于儀式性介入，權益性介入則屬于本質性介入。儀式性介入的目的不是通過介入經過來加強居民的權利意識、利益表示出和自治的能力以及增進社區的福利，而是通過介入本身的表現形式傳達某種象征意義。當下，社區組織的介入更多是儀式性介入，這與我們國家社會正處于轉型時期有關，我們國家的城市社區是為了應對單位制解體后社會整合與控制而建構起來的治理單元。因而，當下的社區層面組織的介入并未有效地促進人們幸福感的提高。社區培育社會資本能力因子對居民幸福感具有積極影響，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仍有很強的統計顯著性。在模型3中，我們發現社區培育社會資本能力每增加10分，則居民幸福感相應地提高0.18分。這與已有研究一致，帕特南以為，社會資本中普遍化的互惠有利于促進人們的合作;赫利韋爾討論了社會資本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社會資本中蘊含的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對幸福感有很大的影響，其影響甚至超出了經濟對幸福感的影響。還有學者通過對臺灣的研究發現，社會資本中包含的非組織、志愿活動等對幸福感有積極的影響。以鄰里互助和網絡構建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社會資本有助于加強居民之間的合作與信任，因而社區培育社會資本的能力越強，居民的幸福感就越高。其次，社區效能感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在模型3中能夠發現，社區內在效能感因子對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沒有顯著性影響;而社區外在效能感對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則具有積極的影響，在控制了其他相關變量之后仍有很強的統計顯著性。亦即，居民的社區外在效能感越強，他們的幸福感也越強。詳細來講，社區公共服務效能感對居民幸福感有正向的統計顯著性，其每提高10分，居民的幸福感則相應地提高0.14分;社區環境效能感對居民幸福感也有很強的正向統計顯著性，其每提高10分，居民幸福感則增加0.14分;社區民生效能感對居民幸福感有積極影響，其每提高10分，居民幸福感則相應提高0.12分。這一結果表示清楚，居民對社區的主觀態度即社區效能感對其幸福感具有很大的影響。已有關于績效滿意度與居民幸福感關系的研究表示清楚，績效滿意度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響因素，就業、醫保、環保、政務公開和廉潔滿意度對居民幸福感具有積極影響。還有學者討論了質量與居民幸福感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效率、公共物品供應和財產權利保衛等質量的指標對居民幸福感具有顯著影響，其對居民幸福感的促增效應遠遠高于經濟增長，提供的公共服務數量與質量是決定公民幸福與否的重要因素。本文的研究表示清楚，除了公共服務等宏觀因素之外，社區層面的公共服務、環境及民生等方面改善也能明顯地促進幸福感的提升。四、幸福感的提升與社區社會工作參與的可能途徑幸福既是研究的對象，更是人類追求的目的。人們的幸福感遭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在控制了社會人口學指標之后，本研究討論了社區層面的因素與居民幸福感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社區組織服務能力因子以及社區培育社會資本能力因子都對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的統計顯著性影響，而社區組織介入能力因子在參加社區效能感相關變量之后其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則消失了;社區內在效能感因子對居民的幸福感不具有顯著性影響，而社區外在效能感對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正向的統計顯著性影響，社區外在效能感越高，則居民越幸福。這一實證研究結論為社會工作參與社區工作提供了理論可能性。在我們國家，社區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社區既是國家行政權利的末梢，也是國家與社會互動合作的微觀場域，社區居民介入公共事務已成為當下社區治理的核心議題。社區本應是公民社會培育的重要場域，但是在當前，我們國家的城市社區仍然是國家行政權利的延伸，有限的社區介入必須符合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的需要。而通過本文的實證研究也發現，當下社區層面組織的介入以及社區內在效能感并未有效促進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已有的關于社區能力建設與社區反貧困的研究表示清楚，組織合作關系中存在明顯的權利關系，有些項目計劃更多的是反映了組織的偏好與利益，而偏離了公平原則以及社區發展的初衷。在項目制定和施行經過中，會根據經濟、社會和政治議程的需要來贊助社區活動，但經常忽略了本地區的特殊性與利益需求。因而，要促進人們幸福感的提升，需要引入社區社會工作的理念和方式方法，通過組織居民介入、改善社區環境、制定社區發展規劃等方式參與社區工作當中，通過提升居民自主發展的能力來提升其幸福感。社區社會工作是專業社會工作的三大方式方法之一，是一個使用社會工作理論和方式方法，有目的解決社區社會問題的理論及實務方式方法。鄧納姆以為，社區社會工作主要包含三方面內容:1)調動社區資源，知足社區需要;2)培養社區居民的介入精神，提高合作意識和自決能力，協助居民克制困難;3)協調社區之間以及社區內部各群體之間的關系，優化社區內部的決策機制。社區社會工作是促進社區發展的主要手段。錢伯斯以為，介入式發展理論作為社區社會工作(亦稱社區發展)的一個重要理論，在解決社區貧困問題方面具有重要價值。介入式發展的重要途徑是賦權社區民眾，推動社區權利構造的改變，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來實現社區自治和以社區居民為主導的社區治理。從我們國家社區實際出發，結合鄧納姆以及錢伯斯關于社區工作以及介入式發展的研究，在前文實證分析的基礎上，我們以為社區社會工作能夠從社區居民介入需求的評估、社區發展目的與策略的制定等方面展開，解決社區介入缺乏以及社區內在效能感不強的問題，進而促進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提升。首先，以社區居民需求為導向，通過對社區需求進行評估，提高居民的社區效能感。需求評估(needsassessment)是社會工作實務也是社區工作的首要步驟。顧東輝以為，需求評估具有知曉、了解、評價、個別化和斷定的涵義。他將埃費(Ife)關于需求的界定總結為:社會成員定義的需求具有由下而上的導向;實務人員(行政人員、社會政策制定者等)推斷的需求具體表現出由上而下的導向;照顧者界定的需求則居于這兩種導向之間。本文的研究表示清楚，社區層面組織的介入并不能有效地促進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同樣，社區內在效能感也對居民幸福感沒有顯著性影響。社區介入本應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但為何實證研究并未支持這一觀點?這與當下我們國家社區介入的境況有關。已有的研究表示清楚，我們國家城市居民社區的本質性介入不夠充分［26－27］，不充分的原因并不是居民不需要介入，而是社區組織的介入不符合居民的介入需求。因而，在城市社區社會工作中，首先就需要對居民的有效需求進行評估。只要將社區成員的需求、專業社區工作者報告的需求以及實務人員推斷的需求有效地融合起來，構成準確的需求評估，才能充分知足居民的真實需求，社區資源才能得到最有效的開發和利用，居民的效能感才會加強。其次，在對社區居民真實需求有效評估的基礎上，通過賦權和增能等手段改變社區內部的權利關系，提高社區成員的介入意識和介入能力，使其在事關居民民生的公共事務方面具有更多的發言權和決策權。本文的實證研究表示清楚，社區層面的公共服務、環境及民生等方面改善均能顯著地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因而社會工作者的目的應該是參與社區，催促社區工作人員把事關社區居民利益的公共事務和公共政策告知居民，在保障居民享有知情權的基礎上，讓居民充分介入到公共事務的討論和決策中，鼓勵居民對增加社區層面的民生服務、改善社區環境等詳細事務發表意見，并且監督這些意見和建議得以落實，保障居民的真實需求得到知足。只要增加這些本質性介入而非儀式性介入，社區居民才能充分感遭到本身的權能，才能產生較強的社區內在和外在效能感，社區介入才能對幸福感產生本質性的影響。鑒于當下我們國家社區的現實處境，我們無法完全照搬經典介入式發展理論中所倡導的那樣，即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來改變社區的權利構造進而實現社區自治。在我們國家當下社區權利的場域中，我們更應該走一條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途徑，通過社區中、社區居民以及外在第三方氣力的參與(比方NGO以及輿論監督等)，實現官民合作、多元共治的局面。在我們國家當下城市社區治理中，社會工作者的最近目的是促進社區居民投入到本質性的公共事務介入中，減輕居民的疏離感，保障各個群體的利益訴求得到充分表示出，構成完善的社區內部決策機制，實現社區善治。社會工作者把社區居民作為介入公共事務的一支重要氣力發動起來就算完成了社區社會工作者在社區發展初級階段的主要責任;假如這個具有中華特點的社區共治形式得以構成，那么，社會工作者就在華而不實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資源協調者和資源發動者的角色;而根據社會工作學科的理論和實踐，資源協調者(而非資源和服務的直接提供者)才是社會工作者的應有職責。最后，以社區環境改善為契機，通過社區發動和社區各個主體社會關系的改善，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既然社區外在效能感對幸福感具有積極的影響，那么社會工作者就應該進一步培育社區居民的公民精神，組織居民積極介入到社區環境改善的行動中。社區環境改善包括兩方面:一是硬環境即物質環境改善，包括減少噪音、保衛生態環境和文化資源等等;二是軟環境的改良，包括改善教育環境(增加教育機構的數量和提高教育質量)、改善文化環境、創業環境、法治環境(降低犯罪率、減少暴力行為和毀壞公物行為等等)。由于這些環境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環境的改善能夠直接提高居民的福利，因而社會工作者的發動和參與極易獲得居民的響應。不管是關注社區硬環境改良還是軟環境的建設，社區居民只要能夠介入到社區建設事業當中，就在事實上增進了社區的社會資本;而社區社會資本存量的增加不僅能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