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鄒進文《近代中國經濟學的發展：

以留學生博士論文為中心的考察》

要了解中國當前經濟成就及其淵源，就必須客觀而深入地掌握中國人對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經濟學的認知歷史。本書對該問題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本書作者鄒進文是中國民國時期經濟思想史研究方面的權威專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會長。本書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于2010年設立，旨在每年定期出版當代中國學者優秀成果

，2016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1920-1940間的經濟學遺產已在中國獲得正面評價。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絕大多數著述都是以中文文獻為基礎的。鄒進文善于以新的視角，通過梳理各種鮮為人知的外文材料來審視該問題。這位學者著手研究中國留學生的博士和碩士學位論文，大量的論文僅保存在留學國大學圖書館，其中一些論文已作為專著在中國境外出版并享有聲譽。十幾年來，鄒進文成功挖掘了約200種中國留學生用外文完成的經濟學學位論文。最初的研究觀點和部分留學生學位論文目錄用英文發表：鄒進文：近代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來自晚清和民國時期留學生博士論文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v.XXXIII,№2,May2012;JinwenZouandLizhiSong.ChineseeconomicsstudentsintheUSA–withafocusondoctoraldissertationspriorto1949–Thoughtson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Routledge,2013.

史料的收集豐富了對20世紀上半葉中西在科學與教育領域相互促進歷史的認知，為實質性討論中國社會科學在民國時期的國際化提供了可能。鄒進文用實例分析了留學生論文選題是如何將國內的重大事件和國際形勢密切聯系的，基于選題，學子們又分赴哪些國家和大學求學。除了考察西方導師對中國學生的影響及其思想在中國學術界的不斷滲透之外，作者還試圖追蹤留學生論文對西方經濟思想發展的影響。為此，展開了在西方經濟學期刊雜志中對中國留學生博士論文評語和評論的細致搜尋工作，逐一核對中國學位申請人在國外學術期刊上發表的文章，將其中一些最有意思的論文譯成中文并在國內出版，鄒進文在他的著作中如是寫道。

本書對特雷斯考特（Trescott）的專著也是一個極好的補充，十年前，特雷斯考特曾經出版《西方經濟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史（1850-1950）》TrescottP.B.JingjiXue:TheHistoryofIntroductionofWesternEconomicIdeasintoChina,

一書，從西方視角展示了中國留學生貢獻。因為不懂中文，他不是總能使論文中用拉丁語拼讀的中國留學生姓名與實際姓名一致，所以其書滲入到中國歷史和社會政治環境的深度是有限的。鄒進文則依靠自己淵博的歷史知識研究新時代的中國思想和社會歷史問題。

對讀者來說，鄒進文專著的寶貴之處還在于精心編制的參考書目（學位論文題目的原文和中文譯文），姓名和所學科目。作者厘清了絕大多數中國留學博士的中文姓名，收集到他們的個人信息和相關學術信息——這些人求學前做什么，畢業后做什么，他們用中文發表過哪些文章，出版過何種著作。

作者密切關注希望留學國外學習經濟學的留學生在歐洲、日本和美國留學的情況。十九世紀末，中國留學生的興趣被吸引到了歐洲。20世紀初，清政府開始派遣年輕人到文化和地理上相近且現代化取得顯著成就的日本學習。日本掌握西方經濟科學之路始于對荷蘭和英國自由主義的迷戀，這種自由主義很快被德國奉行的經濟中的國家干預思想所取代。不久，馬克思主義迅速傳播。

中國沿著這條類似的道路前行，只是稍有滯后。鄒指出，19世紀末，西方新教的傳教士在中國宣傳貿易自由主義思想，反映了西方要求開放中國市場的意愿。在英國學成歸來后，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嚴復在1902年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譯成了中文。然而，在中國經濟學早期發展階段對自由主義的熱衷是短暫的。“中國近代思想的主流不是自由放任主義而是國家干預主義，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留日學生對于德國經濟思想的引介。”鄒進文：《近代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以留學生博士論文為中心的考察》[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6頁。

西方經濟保護主義和國家主義思想論著在1901年被譯成中文，如李斯特著作的部分章節被留日生譯成中文發表，這些思想在二十世紀初通過日本傳入中國。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掌握了大量的經濟術語，進而促進了中國經濟思想詞匯的現代化。與此同時,鄒還指出，許多中國人在日本研究經濟學，但很少有人進入高等學府深造。直到二十世紀中期，沒有一個中國人在日本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43年，朱紹文在日本編寫和出版了一篇題為《李斯特國民生產力理論研究》的論文，但由于戰事頻發，沒有給他頒發文憑同上，第70頁。

(70)。

還在1909年，辛亥革命未爆發之前，中國當局就同意派學生到美國去學習。學生人數不是很多，每年約100人，但是他們去了大學而非中學，就像日本曾經的做法。從辛亥革命到1927年國民黨建立中央政權，中國雇主最中意的是歐美大學的畢業生，商界也出現了這種優先次序的變化。如果說，20世紀頭10年末北京大學經濟系有四分之一教師在日本學習過，那么，到30年代初就沒有一位教師有留日經歷。同上，第62頁。

在歐洲大陸,中國博士生集中在巴黎和法蘭克福的高校，在美國，則聚集在哥倫比亞大學(他們珍視該校濃厚的學術自由精神，認為紐約是世界的經濟中心)。鄒強調，在1912-1926年，留美生經濟學博士論文中應用經濟學研究占主導地位。大多數中國學位申請者研究中國財政金融問題，這一現象折射了當時尋找健全國家財政金融體系途徑，試圖依靠熟悉的中國題材來簡化自己勞動的愿望。最有才華的博士生們后來成了有影響力的學者，當時都研究外國財政政策，如，馬寅初(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了紐約市的財政，陳岱孫(哈佛大學)——馬薩諸塞州的財政，何廉(耶魯大學)比較了英國和美國的所得稅管理。

在這一時期，國際貿易研究出現了新的課題，這與中國當局收回對海關關稅主權的努力有關。中國博士生試圖在經濟史領域利用自己的自然優勢，他們選擇了自己熟悉的，在西方卻鮮為人知的清朝的關稅和稅收歷史為研究題目。鄒指出，論文題目的選擇取決于中國博士生就讀的美國大學的要求。如，康奈爾大學側重農業研究，有四篇已答辯的中國博士論文選題與農業相關，其中一篇由董時進撰寫，他曾在1923至1924年間積極參加了是農業還是工業應該成為中國發展支柱的辯論。

20世紀20年代，在凡爾賽條約后，中國學生向往不再富裕的德國，那里的生活和學習費用變得可以接受。人們對支持國家干預經濟的德國歷史學派越來越有興趣，在圖賓根和柏林的高校里，中國學生以李斯特的經濟理論和對中國的意義為題撰寫論文答辯，精心準備了李斯特著作的新譯本。中國的經濟學家熱情支持必須利用保護主義措施發展民族工業的綱要，把李斯特的“國家主義”放在亞當·斯密“個人主義”和馬克思社會主義學說之上變得時髦起來。鄒進文：《近代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以留學生博士論文為中心的考察》[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3頁。

作者將國民政府前期(1927-1937)稱做“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黃金時代”同上，第99頁。

，此時出現了經濟科學傳播和發展的有利條件。中國留學生在歐洲獲得經濟學博士的人數比在美國多，這源于更多的人在英國求學。鄒指出，中國20世紀30年代最重要的問題是貨幣體系改革，在世界金本位體系中，中國是唯一的銀本位國家。此時，留學生學位論文關注貨幣、金融、保險、工業發展等問題(后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方顯廷在耶魯大學寫了一篇關于英國工廠管理體系的論文)。

“大蕭條”后，世界貿易條件的惡化推動了對世界價格理論的研究。中國當局于1929-1930年恢復對海關的主權后，關稅問題變得迫切。中國博士生對經濟統計和運輸經濟理論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在經濟思想史領域,除了反映中國國內非常熱門的研究話題——孫中山思想研究的4部博士論文外，還出現了1部高質量的具有創新價值的論文，即趙迺摶撰寫的《理查·瓊斯——一位早期的英國制度經濟學家》，它引起了西方經濟學家的關注。鄒總結道，與1912-1926年相比，在這十年里，從海外留學的行列中，沒有較多的“經濟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出現，但許多人在中國經濟學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例如，曾在南開大學執教的方顯廷，從1931年到1949年擔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的趙迺摶。同上，第161頁。

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時期（1939-1949），論文數量減少，但質量卻開始提高，一些論文達到世界水平。二戰結束后，在中國經濟學家的眼里，西方學者對落后的半殖民地農業國家的發展研究毫無興趣。1946年，張培剛在哈佛大學進行了題為發展經濟學的論文答辯，他運用大量最新西方理論，因此其著作在西方一版再版。無法遏制的通貨膨脹是那些年中國經濟最尖銳的問題，許多學位論文答辯者研究通貨膨脹的控制和貨幣政策問題，如，在哈耶克指導下撰寫博士論文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蔣碩杰，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用馬克思學說從各方面批評凱恩斯主義的樊弘。

作者指出，抗戰結束后，很多博士回到中國，希望將自己所學的理論知識用于工業化建設。可是，不久的國內戰爭粉碎了他們的計劃。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國外或臺灣，其中很多人為經濟學和西方漢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還有一部分留在內地，其研究方法和方向在經過艱難的學術轉型之后，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大部分中斷了對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只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改革的開始,他們才“成為新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領導者”。同上，第199頁。

鄒書的特別之處還在于，不僅揭示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而且展現中國博士生在實現“東方學術的西漸之旅”中的作用。西方經濟學家正是通過他們的博士論文和學術文章了解中國經濟和中國傳統經濟思想，這些認知對西方制定經濟政策產生了影響。例如，陳煥章作為專著出版的博士論文《孔門理財學》(1911)，講述了古代中國建立國家糧倉以調節糧食價格的政策，它為美國經濟學家所熟知并影響了美國20世紀30年代國家干預農業的政策制定。同上，第200頁。

陳煥章的書引起了年輕的凱恩斯的興趣，1912年，他發表了對該書的評論。

1949年之前，300多人獲得了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學博士學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停止了向西方派遣留學生,但那些已身居國外的人,仍繼續著他們的學業。本書的一節專門介紹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西方的中國博士生。鄒還注意到了他們研究選題的變化。幾乎沒有人去研究正在向計劃經濟轉軌的中國當時的經濟問題，在西方學習的留學生不清楚這一經濟模式，對其缺乏足夠的信息。一些人在研究中國經濟史，更多的人在研究歐洲、美國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問題。在殖民體系崩潰的情況下，中國留學生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興趣。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的博士生大多在美國接受教育(美國79，歐洲10人)，只有少數人決定返回中國。

研究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的留學生中最具代表性的學位論文，在鄒進文書中占據了中心位置(第3至第10章)。54部著述(著作和文章)涉及了經濟理論、金融、貨幣流通、國際貿易、農業經濟、工商管理、經濟思想史、經濟史等領域。在這里你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的名字:樊弘,張培剛,馬寅初,李權時,陳岱孫,巫寶三,陳煥章,趙迺摶,陳振漢等。

在研究中國留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傳播的貢獻時，俄羅斯話題出現在書的最后。作者劃出了傳入的三條路線——西部(歐洲和美國)、東部(日本)和北部(蘇聯)同上，第641頁。

。最著名的人物是張效敏，1925年至1926年，他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師從康芒斯學習制度經濟學，后來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寫就了博士論文《馬克思的國家理論》，這是英語世界中第一本以馬克思國家主義為主題的科學著作。他強調了國家在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批評了里卡多和奧地利學派給予經濟學的抽象外觀，他講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矛盾和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社會的學說。在《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應用》這一章中，張效敏描述蘇聯經濟體制時指出，新經濟政策是“雙軌制”，結合了“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有限的資本主義”和“有限的社會主義”。同上，第647頁。

他的《馬克思的國家理論》的譯本于2013年在中國出版。

講述“北線”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只用了四頁篇幅(P.670-673)。作者指出，從俄羅斯傳入是最晚的，但影響最大。該節列出了1920年至1930年中共和國民黨的政治活動家在蘇聯接受教育的主要信息。鄒指出，他們回國后首先宣傳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在歐美留學的人不同，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信仰和行動指南，這些理論觀點促進了中國革命的發展。“但干部培訓學校的特點也決定了這批中國留學生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