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7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用伍德羅·威爾遜的話來說：“深深植根于整個歷史的陰暗土壤之中。”

如同一切戰爭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淵源于人類的本性，淵源于人類領導者的弱點、自負、唯利是圖和優柔寡斷。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淵源于600年的歷史。自從13世紀中期起，一個分裂成眾多小邦和公國的德意志，成了征服者的閱兵場。“鐵血”宰相俾斯麥（奧托·愛德華·利奧波德·馮·俾斯麥—申豪森親王）與所謂歐洲“調解人”和“和平維護者”相反，乃是19世紀最為精明強悍的政治家之一。俾斯麥差不多是在單槍匹馬的情況下，憑借一種善擇時機的敏銳和罕見的外交手腕，加強了普魯士的力量，并且通過一系列的政變和小規模的戰爭，把一群松散的、兄弟鬩墻的、軟弱無力的德意志小邦改造成為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歐洲最強大的國家。

但是，德國的興起意味著法國的衰落。在那以前，法國這個歐洲大陸上的頭號政治大國，在1870～1871年的幾個月戰爭中遭受了慘重失敗。拿破侖三世被推翻，法蘭西帝國變成了共和國，它不得不將阿爾薩斯—洛林割讓給德國，并付出巨額賠款。從此種下了曠日持久的痛苦的種子。民族統一主義，或曰復仇戰爭已露端倪。普法戰爭中使法國蒙受屈辱的老毛奇警告說：“我們在半年之中用利劍贏得的東西，必須在今后半個世紀用它來捍衛。”

俾斯麥對法國復仇精神的政治回答是三國同盟：德國、奧匈帝國和新近聯合起來并獲得獨立的意大利。俄國（它同奧匈的關系受到多種沖突點的困擾）傾向于法國，從而結成了兩國聯盟。因此，甚至在鐵血宰相沒落和垮臺以前，戰線就已劃定，不共戴天的死對頭們已經各就各位。

主持現代德國誕生的俾斯麥，于1890年威廉二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德皇）登基后不久就下臺了。德國這艘航船缺少一個堅強的掌舵人。俾斯麥倡導的許多政策如今被濫肆推行，再也顯示不出昔日的精明或判斷力。

俾斯麥早就開創了德國的殖民大業，并早在1884年就著手建立德國的海外帝國。但是，他下臺后，爭奪海外領地和財富的斗爭，加上作為海洋和海軍強國的德國的迅速崛起，對英格蘭那個“日不落”帝國和它的遠洋海軍優勢造成了威脅。英、法兩國協約逐漸變成了英、法、俄三國協約。雙方都擺好了陣勢。

德國對英國這個頭號貿易和海洋國家霸權的挑戰，英國和其他列強對這種經濟—軍事—心理威脅的反應，都屬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威廉二世和德國其他領導人深受美國制海權的偉大倡導者艾爾費雷德·塞耶·馬漢海軍少將學說的影響。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貿易必須發展商船和軍艦，從而危及幾個世紀以來英國的海上霸權。隨著德國輸出品通過全球貿易干線涌向各地，各國先后建立起保護性關稅壁壘，以對付這一激烈的競爭。

恐懼和挫折往往產生一種輿論上的變態心理，形成威脅和反威脅的惡性循環。1914年前很久就有如同海軍參謀長費希爾勛爵之流的英國人，他們認為為了英國的安全，德國艦隊應該被“哥本哈根”（意即消滅，如同納爾遜在哥本哈根消滅丹麥艦隊那樣）。另一方面，用德皇的話說，德國感到他們處于刺刀的包圍之中，于是用人們所謂的“憤怒的沙文主義”來作出反應。

“當（在會議桌上）發生爭論時，德國總是在開口前把一支左輪手槍擺在桌面上，結果使別的國家望而生畏，聯合起來對付它。”

間諜活動和陰謀詭計（1893～1898年法國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暴露了某些內幕）進一步煽動了公眾輿論。

除這些因素外，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古老歐洲各國帝王們的腐朽。民族主義和民族自決的強烈欲望，早在1914年大炮發言之前很久就熊熊燃燒起來了。在俄國，沙皇的專制統治受到此伏彼起的未遂革命的挑戰，這些革命大部分是社會性的，其中有些是少數民族煽動的。混亂、專制、中世紀的土耳其，只保留著昔日素丹們光榮的外表，而不是實體。奧匈帝國這個種族大雜燴，僅僅依靠妥協和讓步的別針和補釘攥撮在一起，以弗朗茨·約瑟夫皇帝這個舊制度的垂垂老翁為其象征。帝國受到少數民族的攻擊，特別是受到塞爾維亞人的攻擊。這些民族團結在泛斯拉夫主義周圍，得到俄國支持的鼓勵，他們把兩次巴爾干戰爭（1912年反對土耳其和1913年反對保加利亞的戰爭）的勝利者大塞爾維亞，視為民族救星。與此相反，維也納卻打算以犧牲塞爾維亞來實現帝國的擴張。當時的巴爾干各國，如同現在一樣被強烈的民族仇恨搞得四分五裂，一次又一次的沖突使之變得百孔千瘡，人們不祥地稱之為“歐洲火藥桶”。這樣，在某種意義上，民族主義──俾斯麥激發起來、并迎合了各地德語民族自豪感的日耳曼民族主義以及同沙皇制度一樣古老的斯拉夫民族主義，是各種原因中的主要原因。

現代交通和信息（鐵路、公路網的萌芽，尤其是電報和印刷機）的出現，不僅遠沒有實現四海之內皆兄弟，反而加深了分歧，唱出變革的“莎琳”譯者注：據希臘神話，傳說中半人半鳥的海妖莎琳，常用歌聲誘惑過往的航海者而使航船觸礁沉沒。之歌。

但是若人們接受托爾斯泰的歷史宿命論，人類和各民族只不過是由宇宙力量上演的一出戲劇中的活木偶，那么，現在回顧起來，1914～1918年的悲劇是不可避免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半個世紀中，歐洲的人口幾乎翻了一番，軍備開支則增加了4倍。德國一馬當先；它的人口通過自然增長和民族融合，上升到7000萬人，超過法國或者英國的人口，它的生鐵產量到90年代初已經超過英國。到1914年，它出口到英國的產品超過它從英國進口的產品，并且德國正在全世界加緊排擠倫敦享有的商業和金融霸權，而這種霸權到當時為止仍是堅不可摧的。1870年以后，一個新的、虎虎有生氣的、野心勃勃的大國在歐洲的心臟地區日益壯大，并且向現代秩序發出挑戰，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首要原因之一。

E·M·豪斯上校于1914年5月在他從柏林給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一封信中指出：“形勢極不正常，軍國主義猖獗。”但是，人是難免要犯錯誤的。正是人（敵對雙方的領導人）以人的過失和人的美德，以誤置的力量或者軟弱退縮，促成了這場災難。德國，它產生過眾多杰出的但發展不平衡的人才，如今處于威廉二世的統治下。此人“害怕任何暴力思想”，但信任他的軍事顧問勝過信任他的外交官；崇拜權力，開口就放大炮，傲慢、浮夸而且自負。這位反復無常、難以捉摸的統治者，他可以“當著群臣的面”給保加利亞國王的屁股一巴掌，他可以“像小鳥唱歌一樣自然地”撒謊，或者在“餐前小吃與烤肉的間歇口若懸河而且毫無錯亂地背誦所有亞述國王的名字”。德皇的一支胳膊因在出生時受傷而萎縮，這給他終身留下了心理和生理上的創傷。可以說，一位助產師的失誤給歷史打下了可怕的烙印。

奧皇弗朗茨·約瑟夫，像機器一樣的斯巴達式的八旬老翁，睡行軍床，洗冷水浴，早上四點半鐘起床工作，80高齡還在陸軍野外演習場上快馬加鞭，縱橫馳騁，而且會說帝國的所有語言。他是一位勤奮工作、無微不至的主子，但又是鼠目寸光、冷漠寡情的人。

不久前才擺脫四分五裂局面并且力圖分一杯羹的意大利，處于維克托·伊曼紐爾三世統治之下；無論是對他的王冠還是他在歷史上的地位，他都缺乏自信。

俄國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威廉二世稱他為“尼基”）金玉其外的美髯掩蓋著他那靦腆而且優柔寡斷的性格。這位皇上在他的朝廷里竟容忍一個叫拉斯普京的邪惡僧侶，據說他曾試圖奸污沙皇的小女兒。在法國，右派部長、共和國總統雷蒙德·普安卡雷，出生于淪喪的洛林省，他那強硬的外表掩藏著內在的易變性。在隨后那場浩劫中名聲顯赫的喬治·克里孟梭談到普安卡雷和左派領袖阿里斯蒂德·布里昂兩人時，曾說過：“普安卡雷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懂。布里昂什么都不知道，但什么都懂。”普安卡雷1913年上臺時，比利時駐法大使寫道，新總統和他的同僚們“是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沙文主義政策的制定者和支持者……。”

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勛爵（即福洛頓的子爵愛德華·格雷爵士）曾為兩位和藹可親的、能干的主子愛德華七世和他的兒子喬治五世供職，是個喜歡大自然勝過喜歡人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