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明背景下的運河遺產保護*—由大運河遺產保護規劃引發的一些思考董衛柴洋波王沈玉陳沂摘要本文通過對鎮江地區以江南運河為主的人工水系變遷過程及其與江南文明互動發展的研究，提出江南地區的運河遺產應當包括與大運河主航道密切相關的龐大人工化水網系統，大量相關河道與相關遺產是江南文明核心價值的綜合體現，是中國大運河遺產區別于已有世界遺產的特色所在。關鍵詞京杭大運河江南運河江南文明世界遺產遺產保護去冬今春，以申報世界遺產為契機，京杭大運河遺產保護規劃在全國大運河沿線城市全面展開。筆者有幸參與了其中鎮江段的規劃工作，通過半年多的實地調查和研究，目前市級規劃工作已告一段落。回顧規劃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與觀念碰撞，促使我們對應該如何保護大運河這一特殊遺產進行思考。從發展的角度看，世界遺產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它包含的對象經歷了從單體建筑到歷史街區、再到歷史城鎮的過程。現在，線性文化遺產和文化線路概念的提出又為世界遺產增添了新的涵義。這說明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人們認識的改變，世界遺產的內涵和外延也會不斷變化。目前，京杭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的準備工作已經啟動，但是，既有的線性文化遺產或文化線路的概念顯然還不能完整地涵蓋大運河的整體價值與文化特色。如何界定京杭大運河在世界遺產體系中的地位值得研究。目前，國際上對于運河類遺產的針對性文件是由TICCIH（國際工業遺產保護委員會）編寫的《運河遺產名錄》由于缺乏對于中國運河的研究和認識，這份按照西方運河狀況制定的《名錄》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國大運河的特點與價值。因此，有必要借本次大運河遺產保護規劃的機會，進一步深化對既有世界遺產六條標準的解讀，向世界表達中國運河遺產及其文明背景的固有特點。京杭大運河鎮江至杭州段稱為江南運河。這段運河所流經的區域，在地質上屬于長江三角洲沖積平原，自古水系眾多、河網密布。其北端的鎮江位于寧鎮低山丘陵與長江三角洲平原兩大地貌單元交界處，是整個江南運河中地勢最高的一段。由于地勢較高，這個區域的運河水量難以保持，因此歷代均沿途設置多個涵閘及水源工程用以分級蓄水或濟水。這個水網密布、地勢稍有起伏的區域十分適合于人類生活，滿足江南文明生成與發展的基本地理條件。于是，治水、理水、以水鄉為聚落、以水網為通途就是早期江南人開展環境整治的主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覆蓋全境的自然水系逐漸被改造，一個與江南文明共生的龐大、復雜、多變的人工化水網系統由是而興。江南地區的第一次崛起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吳、越兩個強大的地方政權一度把勢力擴展到長江以北。由于征戰需要，吳越陸續開鑿了聯通“三江五湖”的“吳越南北渠道”和“吳古故水道”1。雖然據專家推測，這兩條水道都是由自然河道整理而成，但無疑是人類對自然水系的人工干預與改造的結果。吳越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江南地區豐富的水系資源，鎮江地區已發現的早期城鎮和聚落遺址基本都分布在不同的水系附近。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巡游江南，留下了“鑿破長隴”、“以泄王氣”2的傳說。《讀史方輿紀要》記載，京峴山在鎮江“城東五里，一名丹徒峴，相傳即秦時所鑿以泄王氣處。”3從現在的地形來看，京峴山的斷口正是江南運河經過處。這個傳說告訴我們，先民們開山鑿河的活動造就了江南運河北段的雛形，使丹徒水道北通長江，隋代大運河就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拓展而成的。江南運河及其覆蓋整個地區的人工化水系的形成標志著江南文明經過戰國至秦漢的發展，已經達到相當繁榮的程度。目前，在鎮江一帶已發現了約3000座商周至戰國時期的土墩墓和許多早期聚落遺址，大量出土文物和相關文獻記載告訴我們，這里是吳文化的發源地之一。江南文明的第二次大發展出現于六朝時期。漢末至隋以前，我國處于分裂割據的狀態，江南一帶先后為孫吳、東晉和宋、齊、梁、陳六個政權所統治。這一時期，由于漢末和西晉時的北民南移，江南地區人口快速增加，經濟發展迅速。公元209年，孫吳政權將都城由吳（蘇州）移至京口（鎮江）4并在北固山南峰修筑都城（鐵甕城），接納大量北方移民，這使鎮江迎來了第一次城市建設的高峰時期。三年后，孫權再次遷都建鄴（南京），意圖強化對長江中上游地區的控制。為保持建鄴與江南腹地的聯系，同時避免長江風浪的影響，孫權開鑿了溝通運河與秦淮河的破崗瀆以保障物資運輸。據《建康實錄》記載：吳大帝赤烏八年（245）,使校尉陳勛作屯田，發屯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云陽西城，以通吳、會船艦，號破崗瀆（轉引自許輝：江蘇境內唐宋運河的變遷及其歷史作用，載《江南社會經濟研究?六朝隋唐卷》）。這條河道東起今丹陽西，西至南京南，橫跨寧鎮山崗。為保證船只能夠跨越高低起伏的山崗，破崗瀆沿途設堰埭達十四座之多。之后，因南朝各代都城均設于南京，破崗瀆遂成為溝通南京與江南腹地的交通要道。齊梁二代，帝王陵寢建于丹陽東北方向的東城里山，為此開鑿了自運河至陵區的蕭梁河并在河口設陵口鎮。蕭梁河的開鑿使大量建筑材料可以源源不斷地運抵陵寢工地，也保證朝廷皇族可以從南京乘船，一路暢通地前往陵區拜謁。陵口鎮至今仍有兩座石刻立于大運河與蕭梁河交匯處，形成大運河在南朝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歷史遺存。江南文明的第三次大發展直接導致大運河的最終形成。經過東晉至南朝歷代的經營，江南地區的富足程度早已非昔日可比，而久經戰亂的關中與中原地區，在隋統一后糧食供給仍不能滿足朝廷需要。為使江南地區的賦稅與糧食可以直達都城洛陽，隋大業六年（610）隋煬帝“敕穿江南河”5,大運河第一次實現了南北全面貫通。隋代大運河的開通，對于促進南北社會經濟融合、加速東南地區的開發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朱偰先生總結大運河貫通的歷史作用時評價說：首先，沿岸地區的經濟大大的開發了，運河成為南北西東交通的樞紐，運河沿線的城市開始繁榮；其次，隨著經濟的發展，江南地區的人口也逐漸增加，隋代江南七郡人口尚不過十二萬多戶，唐代天寶年間，相同范圍內卻激增至六十九萬戶。6此后，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一直保持了全國領先地位。唐宋時期，江南運河及其密如蛛1王文楚魏嵩山《江南運河的形成及其演變過程》《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二期2《元和郡縣圖志》3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五《江南七》4“權始自吳遷于京口而鎮之”《建康實錄》卷一5《資治通鑒》卷一八一《隋記》五6陳橋驛《中國運河開發史》p336網的人工河道所覆蓋的廣大地區形成了眾多的城鎮鄉村。例如，丹陽地區至今仍然與大運河直接聯通的主要人工河道包括九曲河、簡瀆河、香草河、丹金溧漕河等，每條河道沿線都存在大量的支線河道與城鎮村落相連。這個人工化水網滋養了丹陽的訪仙、云陽、延陵和珥陵四大名鎮以及其它古鎮與村落。與江南其它水鄉地區一樣，這些城鎮與村落都與發達的人工化水網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生關系，這正是江南文明本身的特色所在。回顧江南地區的文明發展過程可以發現，促進區域文明發展的不只是帶狀的運河主航道本體，更為重要的是彼此關聯、雖變化劇烈但始終保持相對完整的區域性人工化水網。在江南地區眾多的人工水系中，運河主航道無疑是最重要最具典型意義的一個，但并不能因此而掩蓋或降低許許多支流水系的歷史作用。它們是大運河存在與繁榮的前提條件并與其一同構成了江南文明生成與發展的環境基質（matrix）。如果將大運河看作是一棵生長在江南的蒼天巨樹，則無數條覆蓋整個區域的大小水道就是它滲入到大地深處的繁茂根系。沒有后者，江南運河主航道就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僅僅是一個用于漕運的水利工程而已了。實際上，江南文明中的許多部分都與運河及其人工化水網密切相關。今天，如果從狹義的遺產角度看，由于大運河主航道已經過多次改造更新，大部分直接相關的歷史遺存早已湮沒，其歷史價值甚至已不如它的許多支系河道。2007-08年，南京博物院、鎮江博物館和丹陽市文化局組成的考古隊對葛城及其周邊遺址進行了勘探和發掘，初步確認葛城遺址是一處西周至春秋晚期的吳國古城遺址。這是迄今在江蘇發現的商周時期時代最早的古城址，為吳國考古的一次重大新發現。遺址位于丹陽南部珥陵鎮一個由發達的古代人工化水網所圍合的高地上，其東南西北面分別為越瀆河、鶴溪河、珥瀆河（丹金溧漕河）以及今京杭大運河之一部。葛城遺址東鄰的丁義溝南入鶴溪河，北通古干邗溝（南段），西面的長溝向南北延伸后向東入丁義溝、向西入珥瀆河7（圖1）。葛城是許許多多江南古代城市遺址中的一個，它清晰地說明了江南聚落的早期特征：臨水、居高、圍合、持續發展，是水網、路網、聚落網與水鄉生活網相互疊加的結果。葛城與丹陽人工化水網的關系葛城遺址平面及周邊水系 葛城城墻與護城河遺址現狀圖1:葛城遺址及苴與江南運河系統的關聯性資料來源：南京博物院網站-江蘇丹陽吳國城址考古的新收獲這座古城的生成與發展得益于江南運河及其支系的滋養，而它的存在則強化并拓展了這個巨大的人工化水網的社會經濟功能。葛城遺址再次證明了千百年來江南文明與江南運河之間存在的辯證關系，也是我們認識江南運河遺產價值、建構保護框架的出發點。7南京博物院網站-江蘇丹陽吳國城址考古的新收獲總結江南運河遺產的特點及其與江南文明的共生與互動關系，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江南運河主河道兩側存在許多人工化的支系河道，是江南運河能夠存在并持續發展的基礎條件，與大運河主河道共同構成江南文明形成與發展的物質環境。江南文明的發展自始至終是與以江南運河為骨干的人工化水網分不開的，江南運河實際上是一個覆蓋江南地區的人工化水網系統，江南運河遺產是由這個水網系統所支持的城鄉系統及其遺產所構成的,是反映江南文明特質的一個巨大的遺產體系。千百年來，依托于發達的自然水網，才誕生了眾多的江南城鎮與鄉村，而江南城鎮與鄉村不斷發展的直接結果之一，就是這個自然水網的人工化，這種互動關系貫穿于整個江南文明發生、發展的全過程。乾隆五十五年（1790）繪制的《九省運河泉源水利情形圖》中的蘇南段就揭示了江南水網與城鎮之間的依托關系，圖中對運河主河道與相關河道、水源發生地和主要城鎮的相對關系都作了如實的描繪（圖2）。可見古人對運河主河道與相關河道及相關城鎮之間網絡關系的把握是非常準確的。在今天，眾多的次級河道及相關遺產與大運河主河道一同形成整體性大運河遺產的一體兩面，它們是同一環境背景下形成的不可分割的遺產系2）在歷史上，江南運河及其人工化水網形態變化頻繁，但整體結構相對穩定。江南地區自古以河網密布為環境特征，以主干-支流-末梢主次分明的水系為結構特征，以穿插于城鎮鄉村和崗埠丘陵之間的網狀河道為形態特征，各級河道隨社會與城鎮發展而頻繁變動。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代生活中，人們往往根據城鎮和鄉村發展的需要，隨時對這些河道加以疏浚整治，以形成滿足一時之需的人工化水網系統。從歷史的角度看，江南運河及其人工化水網的變化頻繁而劇烈，尤其在水網系統的末梢，隨時會因洪澇或農耕方面的因素而改變。盡管如此，這個結構嚴密的水網系統一直相對穩定并支撐著江南地區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3）在目前的江南運河遺產系統中，支系河道及其相關遺產的綜合價值可能超過主河道遺產的價值。由于主河道經過多次疏浚拓寬以及改道重建，許多曾經存在并具有很高歷史文化價值的遺產點已經滅失。相對應的是，一些相關河道周邊的運河遺產則由于河道變化較小而一直保留了下來。例如反映商周時期江南歷史文化的葛城-神墩遺址、反映六朝歷史文化的蕭梁河石刻及墓葬遺址、以及反映運河變遷過程的古河道遺址等等，都典型地說明了江南地區運河遺產的存在狀態。它們遠離大運河主河道，但的確與遍布于江南的人工化水網密切相關，與大運河的歷史密切相關。這些支系河道及其遺產既是大運河的活水源泉，也是大運河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一定要將它們與“運河本體遺產”區別對待，那么從歷史遺產的真實性、整體性和連續性的綜合角度看，這些遺產的價值要高于現有運河主河道（所謂“運河本體遺產”）的價值（圖3）。需伸■fkan輕時?■人■亦"2?■■*：海叩神昂:■*：耳如"輝疋■i1viiir*.NE屯閔冠?)>，?l".rSMHMUHli-"■vacA4*^u-rtmuaiH匹曲円邊琴古蚩畑in址甘布fllSSMHMN樂■llkl^JQ?JVJUlk圖3：丹陽地區江南運河及相關河道上的運河遺產——出自《大運河（鎮江段）遺產保護規劃》4）應以江南文明的發生發展過程作為江南運河遺產的評價背景與衡量標準，不應僅僅以與主河道或航運功能關系是否密切作為評判依據。大運河遺產內容十分豐富，江南運河遺產尤其如此。作為古代的“國家大道”，當京杭大運河進入江南這片以低地水鄉為特征的沃土之后，就迅速融入到一個十分龐大、復雜而又多變的地方水網系統中去。千百年來，由于勞動人民的不斷修整、改造與經營，這個水網的自然屬性與人工屬性早已相互交織、難分彼此，是一種人工化的交通、灌溉、聚落和生活系統，它隨著社會經濟及自然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我們可以說，以江南運河及其龐大支系為代表的巨型人工化水網系統是江南文明物質形態的一種特質，它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是江南城鎮與文化連續性變遷過程的典型體現。要保護好江南運河遺產這一京杭大運河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應深入理解江南文明生成與發展的特殊歷史過程，理解江南運河與江南文明的密切關系。即江南運河遺產是江南文明整體發展的結晶，是一個以人工化水網為代表的反映江南開發與繁榮過程的遺產網絡和體系。在為申報世界遺產而設計大運河遺產體系時，應充分考慮大運河穿越不同區域時與當地文明在互動過程中所形成的全部遺產。也就是說，具有2000年以上歷史的大運河及其遺產是許多地域文明文化精華共同組成的結果，而不應削足適履地套用“線形遺產”或“文化線路”的既有概念。若僅為“申遺”而把如此博大、豐富和深厚的江南運河遺產網絡中的絕大部分精華都過濾掉，就將出現“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奇怪結果。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從源頭上考慮到底什么是中國的“運河遺產”？是依附現有西方以航運功能為背景的運河遺產評價標準，還是建立中國的以文明發展為背景、以人工化水網及其遺產系列為特征的評價標準，這是大運河遺產保護與申報世界遺產所面臨的一項抉擇，也是實現將中國文明的歷史文化特征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