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詞中的本真情趣毛澤東詩詞的藝術成就舉世公認，贊譽之聲不絕于耳。其中，郭沫若的贊語“經綸外，詩詞余事，泰山北斗”最為精當。但人們側重解讀其“經綸”，即宏大抱負、深邃思想和崇高品質，卻忽視了寫詩填詞畢竟只是經邦濟世之外的“余事”。毛澤東政暇賦詩，展示了“器大聲宏，志高意遠”的領袖風采，也體現出他以詩論事的才藝，以詩解壓的灑脫，以詩抒懷的本真，以詩自娛的情趣和以詩會友的儒雅。解讀毛澤東的詩詞“余事”，不僅能擺脫無限拔高的窠臼，真正回歸詩詞的本質，也能使毛澤東的偉人形象更加真實、更加可親可近。舉重若輕主沉浮在“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歷史洪流中，毛澤東始終以舊世界改造者和新世界創造者的姿態挺立潮頭。毛澤東詩詞見證了諸多重要歷史事件，涉及不少社會現實問題，但它終究不是原原本本的歷史紀實，更不是立說立言的政論文章。正如毛澤東在致陳毅的信中所說：“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詩人毛澤東把思想家的深邃智慧、政治家的高瞻遠矚、理論家的嚴謹縝密、軍事家的膽識機敏，凝練于一個個構思精妙的意象，濃縮于一句句回味無窮的詩行，使紛繁的歷史詩意盎然，使嚴肅的主題生動可感，既給人思想啟迪，又給人審美愉悅。以《菩薩蠻·黃鶴樓》為例。毛澤東曾有自注：“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號，黨的緊急會議，決定武裝反擊，從此找到了出路。”這首詞涉及中國革命道路探索這一重大題材，毛澤東僅用三言兩語就把握到入木三分。“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茫茫”“沉沉”“蒼蒼”3個重疊詞反映現實困擾和思想迷茫，“鎖”字道盡局勢險惡和心緒憤懣。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寫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一句文淺意深，特別是“酹”字，既是對革命英烈的祭奠，又是對前仆后繼的宣誓。這一詩句和那段名言異曲同工，不失革命家的本色，又顯示大詩人的才思。南征北戰馬背吟1949年12月，在赴蘇聯訪問的火車上，毛澤東與蘇聯漢學家費德林談論起詩詞創作：“現在連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當一個人處于極度考驗、身心交瘁之時，當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的時候，居然還有詩興來表達這樣嚴峻的現實。恐怕誰也無法解釋這種現象……當時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倒寫了幾首歪詩，盡管寫得不好，卻是一片真誠的。現在條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寫不出來。”費德林問：“一行都寫不出來？真的嗎？”毛澤東說：“現在改寫‘文件’體了，什么決議啦，宣言啦，聲明啦……只有政治口號沒有詩意。大概這也是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一種表現吧。”這段對話顯示毛澤東越是環境險惡，越是詩興勃發；同時也說明寫詩填詞和治國理政是兩碼事，思維特征、心理狀態和表達方式存在明顯區別。“猶記當時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1963年11月2日，毛澤東在會見法國前總理富爾時，又談到寫詩：“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確曾經寫詩，那時我過著戎馬生活，騎在馬背上，有了時間，就可以思索，推敲詩的押韻。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時我回想那些日子，還覺得留戀。”富爾問：“主席是否還寫詩？”毛澤東說：“寫得很少，因為一些政治問題把詩意都趕到九霄云外去了。”軍旅詩詞不是敵情分析，不是作戰命令，不是總結報告，馬背吟詩的毛澤東顯得悠然自在。他用馬背上的顛簸緩解繁忙軍務的緊張，在戰斗的間隙尋求靈感營造詩境，描繪戰地風光的秀美壯麗，抒發克敵制勝的舒心暢快，詠嘆人民戰爭的波瀾壯闊。移情山水尋常事“踏遍青山人未老”“我自欲為江海客”。毛澤東對名山大川心馳神往，正如他在《講堂錄》中所說：“游之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覽眾山小；泛黃渤之海，啟瞬江湖失。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昆侖，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奮斗人生中，無論是前期的戎馬生涯，還是后期的政務考察，毛澤東有著豐富而獨特的游歷經歷，稱他為“漫游家”并不為過。“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毛澤東吟詠山水的作品很多，人們看重其歷史背景和政治寓意，往往淡化了毛澤東愛山樂水的情趣本身。比如，人們賞析《水調歌頭·游泳》時，從“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看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蒸蒸日上，通過“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看到毛澤東改造山河的偉大構想，而“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今日得寬馀”，這種游泳體驗帶給毛澤東的輕松閑適與愜意暢快，并未受到足夠重視，這顯然有違毛澤東以“游泳”為題專門賦詩的本意。辛棄疾有一名句：“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也會寄情山水，在怡然自得中經營他的詩詞“余事”。他曾寫過幾首純粹的山水詩，如《七絕·五云山》《七絕·莫干山》《五律·看山》《七絕·觀潮》。毛澤東陶醉于山光水色，這些作品不以思想深刻見長，只是盡情舒展明朗、舒暢、愉悅的心境。“五云山上五云飛，遠接群峰近拂堤。若問杭州何處好，此中聽得野鶯啼”，近似于一個觀光客的自問自答。“翻身躍入七人房，回首峰巒入莽蒼。四十八盤才走過，風馳又已到錢塘”，頗像游客的行程記錄。“千里波濤滾滾來，雪花飛向釣魚臺。人山紛贊陣容闊，鐵馬從容殺敵回”，偏向于錢塘觀潮的現場感受和主觀想象。這樣的詩作，讓人們真切領略到了毛澤東詩詞深沉、深刻之外的清新自然、閑適飄逸。論情論禮論詩誼讀詩、賦詩、解詩、論詩，是毛澤東的情趣愛好，也是他的人際交往方式。以詩為紐帶，以詩為載體，毛澤東與詩友們共唱心曲。而毛澤東的詩交也耐人尋味，呈現出詩詞“余事”的鮮明特色。毛澤東與黨內同志除工作關系外，不拘禮節，很少表現出親熱。他偶爾寫過《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七律·吊羅榮桓同志》，但很少把戰友、同事寫入作品。他曾把《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書贈周恩來，把《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念奴嬌·鳥兒問答》抄贈鄧穎超，但他與高層領導詩詞交往不多。他曾致信元帥詩人陳毅討論詩詞創作，兩人詩心相通，這可算是一個特例。毛澤東寫過《七律·和柳亞子先生》《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答友人》等唱和之作，他的詩友多為文化名流、黨外人士以及同窗老友。毛澤東和他們之間常有詩書往來，相互唱和，切磋詩藝。毛澤東對他們敬重有加，書信稱謂也很親密，如稱柳亞子為“亞子先生吾兄道席”或“亞子先生”，稱黃炎培為“任之先生”，稱同學周世釗為“惇元兄”或“東園兄”。收到詩友的詩作，毛澤東總是滿心歡喜，復信中時常出現“詩及大示誦悉”“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信及詩收讀，甚快”之類的措辭。而毛澤東把詩作寄給詩友時，態度十分誠懇，總有“乞為斧正”“錄呈審正”這樣的謙辭。詩交屬于私交，毛澤東論情論禮。毛澤東與柳亞子詩交最深、唱和最多，但他畢竟是舊文人，難免有些自負。1949年3月28日，他題了一首滿腹牢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