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策的視角看日本大學在產學合作中的特征丁建洋摘要：從國家政策的視角考察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大學與產業合作的發展歷程可以將其分為三個階段，相應地大學在合作中的角色也主要呈現三個基本特征：“模仿立國”政策下的產學合作，大學以移植知識為手段；“創新立國”政策下的產學合作，大學以創造知識為目的；“能力立國”政策下的產學合作，大學以創造能力為中心。日本產學合作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在合作機制、創新機制、大學職能變遷等方面所呈現的規律性因素對我國產學合作改革具有重要借鑒作用。關鍵詞：日本大學；產學合作；知識本位；能力本位《辭海》把“產學合作”解釋為“企業（產）和高等院校（學）之間基于科學研究、產品開發、技術創新和人才培養等而開展的合作活動。通常指以企業為技術需求方與以高等學校為技術提供方在技術方面的合作”［］。據此，產學合作的類型可以分為“基于科學研究、產品開發、技術創新”的“研究性”合作以及“基于人才培養”的“教學性”合作兩種類型，本研究指向前者。歷史地看，研究性產學合作是高等教育和科學技術近代化的產物，因為“在原初意義上，大學被期待為重視公益、創造新知識并作為公共部門的存在，對于科學研究，旨在依賴公共費用的支援。而對于企業而言其本質乃以追求自身利益的目的而存在。所以‘產'與‘學'之間在相互關系上是利益相左的”［］。典型的如中世紀大學以閑逸的好奇精神守望大學，大學就是“象牙塔”。世紀初洪堡率先把發展科學引入大學的職能時其旨趣僅在于通過對“純粹科學”的研究促進教學、培養人才，并沒有試圖探索知識的實用目的抑或傳播給企業。世紀中葉以降，大學受功利主義思潮影響，特別是第二次科學革命之后，大學科學研究的興趣就不僅限于“純粹科學”，以世紀初美國威斯康辛思想的出現為標志，學術的“應用性”、“產業化”理念在大學扎根。為實現學術的這一發展理念，大學與產業合作研發科學技術就成為歷史的必然，而日本大學則是這一理念忠實的探索者和實踐者。正如日本學者所言，“如果回顧具有多年歷史的日本大學，人們會發現幾乎整個大學史上產學合作被特別有意識地推進而興盛”［］。“有意識地推進”就是指日本在世界綜合性大學開創辦工學院之先河，始終把產學合作作為大學辦學的重要理念，所以日本大學發展史的特質就在于其與產業的密切合作。如果追溯日本一個多世紀產學合作的歷史演變可以發現其經歷了三次重大政策轉型，大學在產學合作中的角色定位也形成了三種典型模式。一、“模仿立國”政策下的大學與產業聯姻：大學以移植知識為手段近代以來，日本民族重視發展科學技術，從“南蠻學”的興起、“蘭學”的形成到“東洋道德西洋技藝”理念的確立等科學技術發展路徑來看，“科學技術立國”可以說是近代以來日本國家發展的核心戰略，而且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發展理念和政策主題，如“模仿”、“創新”等。明治維新的核心目標之一就在于發展近代科學，其主要產物——年成立的東京大學是“世界上最早在綜合性大學設立工學院”的大學［］，初創時期“設置的學科有化學、物理學、數學、生物學、天文學、工學、地質學、采礦冶金、造船等”［］，近代科學，特別是工學的門類相當完備，而“當時歐美各國認為工學比法學、理學、醫學低一等，明治政府卻把工學放在了與理學、醫學同等的地位，并通過提高高級技術人員的社會地位，向民間提供了大量的技術人員，從而促進了此后日本產業的發展”［］。年頒布的《帝國大學令》提出，“帝國大學以傳授適應國家需要之學術技藝并研究其蘊奧為目的”。該令第十條規定，“分科大學為法科大學、醫科大學、工科大學、文科大學及理科大學”，這在制度和組織上為大學移植西方科學技術奠定了基礎。對于明治維新后日本如何實現近代化、如何追趕西方發達國家的問題，明治政府很明確，就是要發展西方科學技術。對于如何發展科學技術，是消化、吸收西方現成的科學技術，還是自力更生，明治領導人和明治政府提出“把學術作為產業振興的一個方法論”［］，所以“日本大學在成立之初，相對于科學研究而言，更是作為吸收歐美先進的技術并向民間進行技術轉移的組織”［］。大學發揮技術移植的功能主要體現在大學成為國外先進技術供給和本土企業需求之間的中介，教師成為科學技術交流的載體，發揮著技術理解、技術篩選、技術應用、技術本土化的“二次創新”功能，產學合作的主要形式是教師在大學與企業之間共同研究、相互兼職以及職業流動等。“從戰前的產學合作背景來看，共同研究和技術轉移僅僅停留在教員個人層面上”［］。典型的如東芝電氣的創始人之一藤岡市助是年創立的工學院（東京大學工學部的前身）第期畢業生，畢業后留校任教。年他師從著名電氣學者埃爾頓（）研究白熾燈，在日本進行了大量試驗。為將技術產業化，他辭去教職，于年創立東芝公司。再如，明治時期著名學者長井長義曾赴德國研修藥學，受政府號召回國后在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同時，從年連續年兼任“大日本制藥公司”總工程師，“為西藥的國產化發揮了極大貢獻”［］。后來長井長義以技術支持的方式和企業家福原有信共同創辦了日后聲名遠揚的“資生堂”化妝品公司。當然，“明治維新后產業化過程中，工學院等高等工學教育機構發揮的作用，不僅有技術的供給者，還有教授向民間企業提供建議，以及像藤岡市助那樣親自創辦企業等多種形式”［］。日本大學在戰前產學合作過程中之所以能形成以移植知識為主要功能的角色特征，從發生學上來說首先是政府政策的推動作用。政府把發展科學技術作為強國戰略，把大學作為實施這一戰略的有力工具，使得日本大學（主要是國公立大學）形成了在國家領導下的“國家化大學”傳統。日本大學在辦學上追求把德國大學的純粹學術理念與“以應用和實用為學問的生命”［］的理念進行融合，既重基礎又重實用、既為國家培養人才又與產業緊密合作，移植西方發達科學技術就成為發展的必然。此外，從產業發展的特點來說，制造業和加工業作為戰前日本的支柱產業，對技術創新的需求比較低，大學作為引進外來文化的前沿窗口也就自然成為產業界與西方發達技術之間的橋梁。二、“創新立國”政策下的大學與產業合作：大學以創造知識為目的戰后，隨著日本經濟的復興，科學技術的重要性再一次得以重視。年經濟審議會在《關于經濟自立的意見書》中提出了日本“經濟自立”的目標，并首次把“科學技術自立”作為實現“經濟自立”的途徑之一；年日本政府在科學技術白皮書中明確提出科學技術發展將“從依賴國外到自主發展”的重大戰略轉型；年創設的“通產省大學工程制度”、“科學技術振興調整費制度”等政策把促進自主技術開發作為大學與產業合作的目標；年《大學與民間等的合作研究》的出臺，標志著戰后產學合作從非制度性的合作轉向制度性合作；年內閣決議《科學技術政策大綱》正式確定“科學技術創新立國”目標，“發展創造性的、豐富多樣的科學技術”［］是這一政策的核心理念；同年《研究交流促進法》的頒布以及年內閣決議《關于產學官以及與外國的研究交流促進的相關制度運用的基本方針》的實施使得以創造新技術為主旨的產學合作在政策層面上得到有力施行，隨后一些大學相繼建起了與產業合作的“共同研究中心”。到世紀年代，日本大學界構建了系統的產學合作形式，如共同研究制度、受托研究制度、受托研究員制度、獎學捐贈制度、共同研究中心和公益性研究助成法人制度、企業稅收優惠制度等，這些合作制度使“大學與企業形成了分棲共存的生態環境”［］。這些制度主要分為知識產權制度和知識轉移制度兩個方面。知識產權制度的核心是研究經費投資體制與知識產權歸屬制度，知識轉移制度的核心是大學技術轉移中介組織制度。這些制度的目標緊緊圍繞如何促進知識的創新與轉移這一主題使得“分棲”的雙方實現“共存”。通過產學兩界合作專利、合著論文數據的推移可再現從世紀年代后“創新立國”政策下通過產學合作創造的“新知識”：日本工業界研究人員發表學術論文“從年的篇論文，年達到篇論文”，其中工業界“與一位大學研究人員合著的論文則從年的上升到年的”，而且大學與企業共同研究以及大學受托研究的規模迅速擴展也可以發現產業依托大學的技術創新功能以及產學兩界在合作中的互利互惠（見表）。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日本民族特別是日本大學學習域外文化確實呈現出“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的“拿來主義”［］向創新主義嬗變的特性。表 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產學合作發展統計共同研究實施大學數（個）實施件數（件）大學參與研究者數（人）大學接受總額（億日元）受托研究大學接受總額（億日元）實施件數（件）數據來源：由《戦後國立大學研究費補助》“與民間的共同研究實施狀況”（表）和“接受受托研究狀況”（表）整理而得。參見阿曽沼明裕戦後國立大學研究費補助［］.多賀出版：.三、“能力立國”政策下的大學與產業融合：大學以創造能力為中心日本“產學合作劃時代的變革是年《科學技術基本法》的制定和年《科學技術基本計劃》的

施行”［］。《科學技術基本法》提出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思想，即“通過研究開發機構以及

研究人員間的相互交流謀求研究人員等的多樣性知識和能力的融合是獲得創新性研發的源

泉”。這是日本政府面對泡沫經濟崩潰反思“迷茫的十年”后對產學合作戰略的重新思考與

定位——通過不同形式的合作提升研發人員的創造能力來創造引領世界的科學技術。這一轉

變促進了日本大學產學合作目標和制度的革命性變革——從以知識為本的合作走向以能力

為本的合作，這些促進產學聯合的一系列政策變革從世紀年代中期正式開始（見表）。從這

些制度的理念與目標來看，這一時期“所有的政策和計劃都強調了促進創造力提高和新產業

發展的必要性”［］，強調“產學聯合根本上是人作為資產的質量的提升和創新能力的提高”

［］。從這些制度的內容來看，涉及產學合作機制的深層次問題。圍繞這些理念和目標，制

定了若干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和原則，為世界各國解決產學合作難題提供了新的范式。諸如

能力至上合作研發原則，設置制度，中小企業技術革新制度，技術研發人才和技術經營人才

并重的培養制度，風險性公司培育制度，大學與企業共同培養專業學位人才制度，共同研究、

委托研究相關稅額控制制度，產學共同研究項目、大學教員專利轉讓以及大學技術風險企業

設立的輔助金制度，等等。這些理念和政策不僅秉持如何生產、供給及轉移技術等圍繞知識

運行的“知識主義”價值觀，更重要的是秉持產學雙邊合作過程中如何生產、供給及轉移研

發人員創新能力的“能力主義”價值觀。“能力主義”價值觀突破了以往以生產、轉移知識

等外在性目標為導向的產學“合作”，把提升主體即“產”和“學”機構及其研發人員的

研發能力作為合作目標從而使兩個主體實現了“融合”。表產學合作轉型期主要政策變遷年度主要政策促進產學合作轉型的理念與核心內容頒布《科學技術基本法》制定《科學技術基本計劃》“科學技術的振興必須促進各領域研究開發能力的均衡發展和提升，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研究之間和諧發展，國立實驗機構、大學、民間機構等之間充滿活力的合作。”“通過研究開發機構以及研究者等之間相互交流謀求研究者多樣性知識的融合是引發新的研究開發的源泉，而且相互交流對于研究開發效率的提高必不可少。必須制定促進通過研究者之間的交流、研究機構的共同研究開發、研究開發機構設施的共同利用等有關促進研究交流的相關政策。”規定通過五年一期的《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制定具體的促進能力提升的產學合作政策。頒布《大學等技術轉移促進法》（法）推動大學設置“技術轉移機構”（：）。修訂《研究交流促進法》提升產學等部門間研究設施的共用程度；國有土地用于產學合作的廉價使用。頒布《中小企業技術革新制度》如減免專利轉讓費、設置研發專項資金等經費支持，建立政府、大學、企業、擔保公司等多方參與的風險分擔機制，降低設立股份公司的準入門檻等。頒布《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通過“大學等技術研究成果的專利權以及使用專利權限的讓渡”、“促進大學研發技術向民間企業轉移”等途徑提高企業活力。設立“日本工程教育認證委員會（）”并制定“日本工程教育認證基準”“日本工程教育認證基準”的核心內容是：（）以培養工程技術人才為目標的辦學理念、課程設置、學分導向、教學大綱等都應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工程技術研發人才與工程技術經營人才并重；（）鼓勵大學個性化辦學。頒布《產業技術力強化法》（）認可設置的國立大學的設施無償使用許可；（）允許大學教員在、科研成果活用型企業、股份公司等校內外企業兼職。頒布《大學年孵化個風險型公司計劃》提出大學孵化風險型公司主要操作模式：（）大學利用研發成果直接創辦風險公司；（）共同研究、委托研究、學生研發、利用學校設施等與大學進行技術開發合作的風險公司。修訂《學校教育法》（）創設研究生院專業學位制度，其核心是人才培養目標從過去的“研究者養成高級專業職業人才養成”目標向“高級專門職業人才”目標轉型，為此設置專業碩士和專業博士兩個層次，強化人才的技術創新能力和技術轉移能力；（）學部、學科設置的彈性化以適應社會、特別是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頒布《國立大學法人法》（）教職員身份非公務員化；（）辦學經費管理的自主性；（）批準大學向出資。資料來源：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和經濟產業省網站公布的相關法律文本總結而成。制度轉型以來，以“創造能力”為中心的產學合作的顯著標志是產學合作中“產”的主體和合作目標的變化。合作中產業方面的中堅力量從過去的以大企業為中心逐漸轉化為與地域關系緊密的中小企業、特別是風險型中小企業為中心，合作的主要目標就在于提高這些企業的研發能力和抗風險能力。為了達成這些目標，從合作的具體內容來看，“研究成果的早期達成”、“人才的活用”、“信息的獲得”等成為合作的主要傾向。日本學者馬場靖憲等以東京大學工學院、生物學院、醫學院的科研人員為對象所進行的調查充分反映了政策變化后產學合作對象和合作主題的顯著變化（表、表）。而產學合作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企業不僅獲得新技術，更重要的是“所派生的學習能力的提升，提高企業對科學論文等所包含的科學發現和科學知識的接受能力，以及通過組織之間的合作提高了利用其他組織或媒體所傳播的信息的能力”［］。其具體表現：其一是提高企業識別科學知識應用性價值的能力；其二是把基礎科學知識轉移到應用性知識的能力；其三是實現知識生產的早期化能力。這就是在（日本科學技術政策研究所）的調查中為什么大量企業經營者并不對大學的專利技術感興趣的原因。表東京大學與產業具有合,作關系的教員比例（）增長率與國內大型企業合作與國內中小型企業（含風險型企業合作）數據來源：日本學者馬場靖憲等在年間以東京大學工學院、生物學院、醫學院的教員為對象進行的調查。該調查共收回有效問卷份，其中“大型企業”系指從業人數超過人的企業，人以下的稱為“中小型企業（含風險型企業）”。參見馬場靖憲，後藤晃産學連攜①実証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表東京大學教員以合作主題為重要因素的選擇比例（）國內大型企業國內中小型企業（含風險型企業）獲得研究資金研究達成的早期化研究設備的利用人才的活用信息的獲得數據來源：馬場靖憲、後藤晃編?産學連攜①実証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一般而言，從大學向企業的技術轉移，諸如產品新思想、專利等比較容易，而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其前提是首先需要提升大學自身的創新能力。所以，大學如何提升研究人員的創新能力成為日本大學在產學合作制度轉型后首先面臨的難題。日本學者馬場靖憲等以“光催化劑”研究領域為案例進行了深入研究。該項研究把日本學者和企業研究人員共同在該領域申請的專利數、的論文數和被引用數等作為指標進行統計分析后發現兩個重要結論：第一，通過產學合作的大學發表共著論文的數量遠遠超過共同申請專利的數量，“通過共著論文的產學合作與通過共同申請專利的產學合作對大學科研都具有重要意義，但通過共著論文的效果明顯得到提高。特別是把被引用次數作為變數時，其差異性更加顯著，也就是說，通過共著論文產學合作的成效明顯提高，而通過共同申請專利的產學合作的價值呈下降趨勢。……所以，就對大學科研的影響來說，相比較共同專利而言，共著論文對大學科研的影響力更高”［］。第二，通過論文所包含的應用性成果體現論文的應用性，“光催化劑”研究領域通過產學合作所發表的論文“不僅提高了光催化劑研究在基礎領域的發展，而且與推進在除臭、防污、防腐等使生活空間舒適的適應企業需求的應用研究方面有機結合起來”［］。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大學在產學合作中需要提升的創新能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基于“應用論”即根據企業需要而決定生產什么知識；其次是基于“認識論”即科學的邏輯決定如何生產知識；再者是基于“應用論”和“認識論”的雙重目的實現知識的早期化應用，三方面歸結到一點可以稱之為科研定位的“巴斯德象限”能力①。四、日本產學合作歷史演化的結論與啟示（一） 日本“產”“學”兩界何以能夠合作“產與學兩個不同領域在本質上是制度與文化的不同”［］，大學的天性是培養人才和發展科學，企業的天性是面向市場開發技術，“產”與“學”的不同屬性決定了兩個部門的邊界。從日本產學合作發展歷史來看，以政府為主導，“產”、“學”、“政”三者在博弈的基礎上形成的制度性契約即政府政策從根本上推動了產學合作機制的形成和變革，而制度背后是民族文化所支撐的基礎性力量。大學科學研究、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緊密結合社會需求而形成服務社會的大學文化；企業注重研發投入，把知識作為第一生產力，不斷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通過產學合作不斷提升自身研發能力的企業文化；政府把科學技術作為強國的核心戰略，強調制度建設以及積極推動國家和區域知識創新體系構建的制度文化，這些文化背景促成了日本“產”“學”兩界長期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二） 日本產學合作何以能夠促進創新熊彼特（）在其巨著《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世紀末期美國經濟的強勁發展源于“生產要素的新組合”［］。“新組合”在本質上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過去沒有或未曾利用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引入了生產體系。如果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來看，日本通過產學合作構建的國家創新體系在本質上恰恰就是通過學術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實現了學術生產力的發展。產學合作之所以能夠促進知識創新就在于不同性質組織間外部性的學術交往不僅推動科學研究從“基礎”向“應用”方向延伸，也推動科學研究從“應用”向“基礎”方向延伸，日本學者中山茂對日本發展科學技術的這一特點進行了直觀闡釋（見圖）［］。如果運用司托克斯的象限理論來解讀，其實質就是“象限”內外部的漂移。所以，在產學合作過程中大學通過參與企業的應用研究逆向地提高大學在基礎科學方面的研究能力，與此同時大學在基礎科學方面的研究能力和取得的成果也順向地促進了企業和大學自身的應用研究能力，從日本大學不斷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和獲取大量專利可以證明這一判斷。因此，日本緊密的產學合作科技體制或許可以成為破解“日本科學迷思（）”①的重要途徑之一。移植母體（美國等） 研究 開發 試制 生產 產品—>—>—> —> —> —>—>—>1<—<—《— 《— 《— 《— 《—<—移植受體（日本） 研究 開發 試制 生產 產品圖日本創新工藝學流程圖（三）日本大學在產學合作中的角色何以能夠不斷飛躍從日本產學合作的演化歷程來看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從企業方面來說，大學的角色變遷根本上是企業需求的反映。在世紀年代以前，企業研發能力的薄弱決定了企業的知識需求，決定了大學與企業合作的知識本位。當企業積累了大量科研資源之后，面臨的難題是如何把基礎科學的成果運用到開發研究上來，核心問題便成為解決企業“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即提升企業研發能力的課題。第二，就政府來說，政府希望作為國家創新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大學不僅發揮“認識”上的功能，保持國家基礎研究的優勢，同時又發揮“應用”上的功能。這一點可以從日本政府對大學科研經費投入戰略來分析。日本大學政府科研經費投入的最大特點是“均等”與“競爭”并行的機制，“均等”是指日本建立近代大學制度以來一直秉持著以“教官積算校費”為主要資助項目的“從文部省到講座”的科研經費撥款方式，這種撥款方式對于“最壞的科研人員和最壞的大學與最好的科研人員和大學得到同樣多的資助”［］,這種公平分享的民主傾向經費配置方式可以讓科研人員主要基于“認識論”進行基礎性的長線課題研究。“競爭”是指政府以“科研費”為主要項目按照競爭的方式對大學科研進行資助。從“科研費”的演變歷程來看，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項目占據了很大一部分。第三，從大學本身來說，對于“知識”與“能力”兩者大學究竟應該為企業提供什么？從“引進知識”到“創造知識”再到“創造能力”的演進實際上是大學不斷回歸本質的過程，而“創造能力”就是弗萊克斯納為人們總結出的大學服務社會的經典范式——“巴斯德式的服務”即“真正學術性的、科學的、適度的服務”。（丁建洋，鹽城工學院講師，江蘇鹽城；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生，江蘇南

京；日本同志社大學社會學研究科訪學博士生，日本京都）（本研究得到導師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王運來教授和日本同志社大學社會學研究科沖田行司教授的指導，在此深表感謝！）參考文獻［］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口青木昌彥，等?大學改革:課題七爭點口?東洋経済新報社.［］馬場靖憲,後藤晃?産學連攜①実証研究口?東京大學出版會.［］阿曽沼明裕?戦後國立大學研究費補助口?多賀出版.［］胡建華.戰后日本大學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日本科學技術政策史研究會.日本科學技術政策史［］.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玉井克哉，宮田由紀夫?日本①産學連攜口?玉川大學出版部.［］永井道雄.日本的大學——產業社會里大學的作用［］.李永連,等,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科學技術庁編集.科學技術白書（平成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