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新聞記者的協商民主轉型摘要：在數字時代，新聞業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基于自由代議民主取向與協商參與民主取向的分野，已成為當代新聞業的兩種主要模式。關鍵詞：數字時代；協商民主；民主取向新聞業對民主政治作用及影響不言而喻，但新聞業在多大程度上和通過何種方式可促進民主發展，目前尚無定論。協商民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一種獨特的民主形式，有著深厚的文化、理論和實踐基礎。一、新聞記者必備的職業素養1、政治素養。政治素養是新聞記者必須擁有的職業素養，在工作中始終保持積極向上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崗位上具有愛崗敬業的精神，面對困難與問題可顧全大局解決問題。因此作為一位優秀的新聞記者必須對社會變化和國家政策時刻關注。2、表達能力。新聞記者必須要具備表達能力，表達能力包括口語、書面表達。對表達能力，新聞記者必須著重關注，提高表達水平。采訪中，新聞記者與受訪者進行溝通交流必須具備優秀的口語表達能力，使用簡潔語言在交流中表達自身想法。在采訪后新聞記者對新聞素材進行整理編輯，必須具有足夠的書面表達能力。3、觀察力。在日常生活中，新聞記者必須保持敏銳的觀察力和分辨力，在面對棘手問題或突發情況時，可通過自身專業能力和工作經驗分析，對生活工作中遇到的事物與問題進行整理分析，仔細觀察后選取代表性新聞事件進行深入報道，新聞記者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分辨力，能掌握人們感興趣的新聞熱點，將寫作素材與實踐經驗有效結合。二、研究問題1、兩種民主取向：自由代議民主、協商參與民主。前者取向源于西方自近代以來代議制政治制度的設計。其中，代表選舉是核心，政治活動圍繞著其展開。代表選舉實質是權利的定期讓渡，選民通過定期的選舉活動，將政治信息識別、政治議題討論、政治決策制定權利一次性委托給政治精英，使政治精英在民主政治中占據主導地位。由于政治精英相似的社會經濟地位及背景，以及職業政客體制形成的制度性政治文化，自由代議民主逐漸成為政治精英為選民提供有限政治選擇的過程，公眾無法主動參與政治決策，難以通過討論形成有影響力的輿論，因此，選民通過選舉行使政治權利往往被視為被動參與政治的過程。在自由代議民主取向中，新聞業處于政治精英和普通選民間的中介地位，在其之間傳遞信息：一方面，新聞業為選民提供符合客觀原則的政治內容相關信息；另一方面，新聞業通過報道反饋民意，代表選民討論政治議題。然而，盡管注重客觀中立報道的新聞業已成為自由代議民主取向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由于政治精英對新聞業不可避免的影響，媒體不可能完全獨立于政治體制而存在。因此，新聞業的純粹中立角色不能成為理想中自由代議民主政治精英與選民間的溝通橋梁。相反，已成為一個保守主義媒體體系，全球公眾對媒體信任度逐年下降。協商參與民主取向的出現，正是為了彌補自由代議民主取向的不足，重點已從一次性政治選舉轉向日常政治討論及政策決定。在西方，這種精神可追溯到古典希臘直接民主時代的爭辯傳統，理論是在哈貝馬斯等思想家所討論的強大而可持續的公共領域及交往理性中形成。在我國，“和合”文化包含了溝通、協商、共識等要求，為協商民主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資源。協商參與民主取向核心是公民不再被動地選擇精英政治理念，而是可持續、以進步為導向的協商，公民在公共協商中通過對話討論形成意見，并賦予這些意見合法性。在協商參與民主中，新聞界發起協商，提供各種信息并評估，協調公眾對社會問題達成共識。在維護協商參與中，新聞業需盡可能讓公民參與協商，實現自下而上的參與；同時，應在提供事實基礎上分析信息，幫助公民參與政治，激發其政治責任。因此，客觀性不再是媒體在協商參與民主中發揮作用的首要原則——更不用說新聞客觀性本身具有相對性——只要所涉及的各種議題不明顯有利于某一利益群體即可。與自由代議民主取向相比，新聞媒體在協商參與民主中更重要的職責是使政治向公眾開放并受其影響，并通過維系公眾討論來實現這種影響。同時，通過分析時事，傳遞價值及知識，教育公眾，增強其政治意識。2、新聞記者民主取向影響因素①報道領域。研究表明，記者從事的報道領域與其民主取向之間存在相關性。理論上，記者在特定領域的報道應與其民主取向密切相關：無庥對時事的報道符合自由代議民主提供信息的要求，還是政治分析符合協商參與民主的特征，表明政治領域的報道與民主密切相關。②媒體所有權。記者媒體的所有制也與其民主取向有關，私有制媒體、公共服務媒體、國有制媒體作為不同所有制類型的媒體組織形式，其旗下記者的民主取向可能會有不同情況。私有制媒體或稱商業媒體本質上是維護報業精英利益，其訴求與政治精英在自由代議民主中獲得選民的支持一致。國有制媒體具有新聞業的商業產業及意識形態屬性，其責任和義務是維護公民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的完整性。因此，在國有制媒體工作的記者應在提供信息和保障公民知情權基礎上提供一定程度的分析，加強公民政治參與，保障公民參與權及表達權。公共服務媒體作為一種新型媒體，是在激烈的商業競爭導致私有制媒體過度娛樂化和逐漸喪失中立性等背景下產生的，作為一個獨立于國家及資本的媒體機構應運而生。公共服務媒體主要關注公共政策討論及知識性節目，目的是“對公共生活中的各種觀點進行反饋和評估”，本質上與協商參與民主的要求高度一致。③影響感知。新聞記者的新聞實踐與其社會政治認知密切相關，對各種外部因素的感知影響著新聞實踐，這種感知也與其民主取向有關。總體而言，現有研究總結出的各種影響因素大致可分為宏觀環境、利益受眾、媒體常規、人際關系。經濟、政治、文化等要素對新聞的影響是客觀規律，宏觀因素作為客觀環境和歷史條件，對新聞業產生著不可避免的影響。其中，經濟因素通過影響媒體盈利水平及受眾反饋，成為媒體生存的命脈。互聯網的出現進一步增強了利益受眾因素對記者獨立新聞實踐的影響。在宏觀環境外，編輯作為記者生產報道的“把關人”，維護著記者應遵守的許多原則，這種來自編輯審核媒體常規也對新聞實踐產生了影響。最后，記者的家人、同事、朋友等人際因素不可避免地對其新聞實踐產生影響。④媒體類型。不同類型的媒體在民主制度中具有不同職能。數字時代，通訊社仍是新聞及信息主要生產者，通過精煉短信和客觀的硬新聞報道成為新聞提供者。同時傾向于避免分析性、闡釋性、解讀性信息的介入。相應的，敘事媒體更愿評估、解讀、使用框架。3、民主感知、互聯網覆蓋率與民主取向轉變。自由代議民主和協商參與民主作為兩種主要民主取向，在理論上已得到了充分的討論，但在實際政治制度設計中并不均衡。這主要表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仍以自由代議制為主要政治制度。然而，協商參與民主理念及實踐也在進行。以中國和美國為例，作為一個典型的自由代議制民主國家，美國在總統選舉投票率中只有大約50%的選舉權，選民往往對所選對象知之甚少，甚至議員支持的政策與其所選選民利益常存在不一致，廣泛的協商民主確實能有效達成公共利益及社會共識，但在自由代議制下，往往犧牲于黨派攻訐。相比之下，中國正在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僅不同于以政客競選利益取代選民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