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賈讓到王景：兩漢治河的雙子星座

自馬玉璧的交易，并沒有帶給黃河更持久的安全；宣房宮的建筑，也并沒有帶給黃河更有力的威懾；水利方面的巨額投資，幾乎要拖累到整個國民經濟，其他公共投入都難以為繼。自漢武帝后，漢朝的水利工程規模明顯縮小，政府也不再那么熱心治水，甚至，連關中的灌溉事業都日益荒廢了。

此間，黃河仍然時不時地搞些惡作劇。西漢中期，黃河的災害就日益加劇；到了西漢后期，已經發展到每7年就要決溢一次的地步。

歷史開了一個多么殘忍的玩笑。

決溢不絕；黃河怎么了

雖然在先秦，黃河也時有泛濫，但是遠不及漢代來得厲害和頻繁。

先秦時期，黃土高原的侵蝕相對較輕，上面覆蓋著大片的森林，是個人跡罕至的地方。因此，黃河輸沙量相對較少，洪枯水位也變化較小。在西周，支流涇河的水鳥很多；春秋時期，支流涇河的水還可以飲用，黃河和其他幾條重要支流。如汾河、涇河、渭河都還可以通航。

但侵蝕較輕只是個相對的概念，這可以拿先秦的史料文獻佐證。

《左傳》寫道：“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等黃河清了，不知道要活上多少歲?難怪后世偶然的“黃河清”會被當成祥瑞，因為確實難得。

《管子冰地》寫道：“秦之水泔而稽，淤滯而雜。”秦國境內的黃河支流都跟淘米水似的了，也真是夠渾濁的了。

《戰國策?燕策》寫道：“吾聞清濟濁河以為固。”濁河說的就是黃河。

《爾雅》寫道：“河出昆侖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條，色黃。”挾帶著黃土高原的沙粒，黃河的顏色也由清澈變為渾濁了。

到秦漢時期，黃河輸沙量增大了，河患增多了。也是在這個時候，黃河開始姓黃，被冠以黃的姓氏。

《漢書?河洫志》寫道：“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前面還是飲用水，到此時已經成為爛泥塘了。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哀帝初，平當始領河堤，奏言：九河今皆填滅”。所謂九河，即是《禹貢》中常提到的九河，它們的淤襄使得下游河道的泄洪能力大大地下降了。

《史記?河渠書》也提到：經過幾個時代的演變，渭河“漕水道九百余里，時有難處”前面還是通暢的航道，現在已經

淤塞不堪了。也正是因為航運條件發生了變化，當時的大司農鄭才向漢武帝呈遞了開鑿漕渠的奏折。

黃河到底怎么了?原來，西漢時期的河道已是發展到晚期的平原河道。河道彎曲，河床淤淺，宣泄洪水的能力很差。

從史料來看，原因仍然不外乎天災與人禍。在這一歷史時期，留下了大量的降水記錄。同時，人口增加和土地開墾也加劇了黃土高原的土壤侵蝕程度。秦漢以來，尤其是西漢，農業人口向黃土高原遷移，使得陜北、晉西北、鄂爾多斯高原東部等地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10?13人的程度。

治河三策，賈讓橫空出世

在史書中?僅“治水蘭策”就占據1000余字的篇幅。這種情況是不多見的。

哀帝初年（前5?前6年）,要求地方官向朝廷舉薦治河人才。綏和二年，賈讓上詔，提供了三種可供選擇的治河方案，史稱“治河三策”。

治河三策以“寬河行洪”為核心思想，上策主張滯洪改河，中策提出筑渠分流，下策則為繕完故堤，賈讓還對此進行了對比選優和評估。

賈讓在上書前，曾經深入研究治河歷史，并在黃河下游東郡一帶勘察。

賈讓說，在古代，河道與人居，各不相干，“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追。”洪水災害并不多。但是，到了戰國，諸侯國“各以自利”，開始筑堤約束河水。“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堤去河二十五里。”不過，這時候“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蕩”。

但是到了西漢，沿河居民不斷與河爭地，“堤防狹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而且“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堤，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堤，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堤，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堤，激使東北。百余里間，河再西三東，迫厄如此，不得安息”。那時從黎陽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十分令人擔憂。賈讓提出，讓黃河人工改道是解決黃河問題的上策。辦法就是，“徙驥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人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這即是設想在遮窨亭（今河南滑縣西南）挖開河堤，讓黃河向北流（實際上是偏東北）人大海。由于西面有太行山及其余脈的在地形上的制約，加之東邊有金堤的阻擋，黃河不會過度泛濫，不出一個月，自然會形成一個新的河道。

當然，形成一個新河道是要付出代價的。代價便是，數量巨大的移民，以及由此牽連到的社會穩定問題。具體做法是，遷出太行山至黃河北堤之間的百姓，為黃河讓出行洪通道，使河水得以從容下行。不過，賈讓認為與其每年花費巨資在沿河十個郡修筑河堤，不如將幾年的修筑費集中起來，用于安置移民，徹底解決黃河河患的問題。雖然有人認為此舉會“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招致“百姓怨恨”，但是賈讓不以為然，他說“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

賈讓在上策結尾寫道：“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息，故謂之上策。”但是，遷移眾多冀州人口，難以為朝廷上下所接受，代價也非常高昂，因此，賈讓提出了治河的中策。

賈讓的中策，就是在黃河下游多開支渠，讓這些支渠兼有灌溉和分洪的作用。所謂，“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

具體的規劃則是：“淇口以東為石堤，多張水門”，“但為東方一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中，其西困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這即是設想在遮害亭一帶-沿著今天的京廣鐵路東側向北修筑一條堤渠，引黃河入漳水河道。然后，再用石料加固黃河自淇口至遮害亭的堤防，并且在這段堤上建造若干水門。同時，在新筑的渠道東堤上也開若干水門。這樣，在黃河干道和新渠之間，就組成了許多分水渠。如遇干旱，則開東面的門引水灌溉；如遇大水，則開西面的門分洪。

以此，就可以實現避三害、興三利：“民常罷于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谷；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增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如此一來，既可以分洪防汛，減輕河防費用，又可以改善兩岸農業生產條件，放淤灌溉，提高農業產量，同時還可以發展水運交通。

當然，修渠要花錢，造水門也要花錢。錢從哪里來?賈讓算了一筆賬：當時守護堤防的官兵每郡都有數千人，采購護河材料的資費每年也有幾千萬，假使能夠采用這樣的人力物力，修建渠道和水門是不在話下的，“足以通渠成水門”。又由于“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堤亦成”，真可謂一舉兩得。賈讓認為，這種治河方法

雖然不是古代圣人所提倡的方法，但也可以“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

由此看來，治河的上策和中策都是不錯的方案。

那么，被稱為下策的第三策是什么呢?

所謂第三策，就是沿用既有的方法，不斷地加高加固河堤。賈讓認為，如不采取前兩策，只是在狹窄彎曲的河道上“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其后果必然是“勞費無已，數逢

其害，此最下策也”。

“治河三策”是中國最早對黃河下游興利除害的治河文獻，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

對于三策的評價，歷來評價不一，明清爭論尤多。明代邱浚認為：“古今言治河者，皆莫不出賈讓三策。”（《大學衍義補》）而劉天和則認為賈讓的上策和中策，都不可行，并指出邱的評價“非定論也”（《問水集》）。清代夏駟稱贊賈讓：“雖使大禹復出于此時，亦未有不徙民而放河北流者，安得不以為上策哉!”（《經世文編》）而靳輔則說：“有言之甚可聽而行之必不能者，賈讓之論治河是也。”（《治河方略》）

是是非非，自然要由歷史評說。但在史書中，僅“治水三策”就占據1000余字的篇幅。這種情況是不多見的。

王景：令黃河安瀾八百年

不管真相如何，王景不能不讓人稱之為福將。

與賈讓同時代，還有很多有意思的治河理念被提了出來：長水校尉（主持防洪的河官）關并提出應當將黃河下游經常泛濫地區的居民搬遷出來，開辟為“水猥”，即蓄滯洪區；大司馬（主管工程的官員）張戎主張放棄沿岸灌溉引水，任全河下流，河道水流流速增加，河道刷深，便不會泛濫；清河都尉（當時黃河流經清河縣）馮逡、韓牧另外提出疏浚黃河下游故道，分由兩條河道人海；孫禁和許商則認為黃河決堤、頻繁泛濫的關鍵是河道已經淤高，因而提出重新在黃河下游開挖新河，使黃河人為改道。

東漢初，建武十年（34年），陽武縣令上書建議該修黃河堤防，安定百姓，光武帝劉秀已調集了兵士，準備動工。但浚儀縣令認為，現在剛剛打完打仗，應該與民休息，不能大興勞役。于是，黃河修繕地方的計劃就擱置下來。這樣以后，汴水不斷向東泛濫，災區面積日益擴大，原來水門一帶的堤防全都淹沒在水中，兗豫兩州民怨沸騰。

明帝即位后，黃河堤防修繕的工作又重新被提上日程。但有大臣們認為，黃河南流改道入汴對北方的冀州和幽州有益，加固左堤，則會讓右堤承受到更大的壓力，兩岸都加固的話，又會影響到下游，應該讓百姓遷到高處，聽任河水的流淌。

直到永平十二年（69年）召見王景后，明帝才最后下決心治河。

王景，字仲通，樂浪邯人。祖先居瑯琊不其，西漢初遷居到朝鮮半島。王景從小學習周易，愛好天文和數學，熟諳工程技術，做事冷靜果決。他是東漢最著名的治河專家，主持過封建時代規模最大的治河活動，使黃河安瀾八百年，人稱：“王景治河，千載無患。”

王景受到明帝的重用，得益于他在修浚儀渠時的杰出表現。明帝召見王景，詢問他跟治水相關的問題，王景對答如流。明帝非常滿意，賜給他《山海經》、《河渠書》和《禹貢圖》，為他調配十萬兵士，令他在夏天展開治河工作。

王景治河工程歷時約1年。他為黃河選了一條新的河道。這在某種意義上，跟賈讓的上策有著不課而臺之處。同時，他采用“十里立一水門”的方法，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

開水門的目的，即是為了調節和控制黃河流勢，保證正常引水。人們通常認為，這是指在濟水（即汴水）與黃河相交的地方，在原來引水口（滎口）之外，令辟一個引水口（濟口）。這樣，濟水和黃河之間便有了兩個引水口和兩條引水道，都設置了水門，兩個水門距離十里。

對于王景治理的黃河新道的經流所在，歷史語焉不詳。通常，水利史家認為，大致起于長壽津（今河南濮陽縣南），與西漢大河分流，東經范縣南、山東陽谷縣西、莘縣東、茬平縣南、東阿縣北，又東北流經今黃河和馬頰河之間，至今利津縣境內入海。新河道在今山東境內是在泰山北麓的低地上通過的，比舊河道短，也比舊河道順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黃河恢復了寧靜。

今天看來，王景治河的方法雖然對平息河患起了重大作用，但黃河安瀾的最重要原因卻跟中游地區的生態環境改變相關。當時中游地區水土流失減少，黃河含沙量降低，這才是黃河息怒的關鍵所在。不然，即使王景的新河道再好，仍不免被重新淤積抬高的可能。同時，這一時期，黃河下游的人口較少，這也為其開辟新河道回避了很多阻力。

有懷疑論者這樣推斷“安瀾八百年”的“真相”：王景治河至隋朝，歷經魏晉五胡十六國的戰亂，長期的動亂使得黃河下游幾近無人區，即使沒有相當的的文字記錄佐證，但未必沒有黃河泛濫的事實發生。又或者，黃河的多次小泛濫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