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華印刷通史第一章源頭時期的社會環境與發展概況 中國的印刷術，源遠流長，傳播廣遠。它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它隨中華文化的誕生萌芽，隨中華文化的發展演進。如果從其源頭算起，迄今已經歷了源頭、古代、近代、當代四個歷史時期，長達五千余年的發展歷程。 印刷術是工藝技術，屬科學技術范疇；印刷又是工業。當今的印刷工業，已經形成涉及機械、電子、化工、紡織等多種學科、跨行業的龐大的工業體系；而且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為人類生活所不可缺少，被孫中山先生列于食、衣、住、行之后，為人生不可缺少的五大要素之一。如此重大的工藝技術的發明，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實現的偶然事件。用歷史的觀點看問題，歷史上任何工藝技術的發明

2、都不是偶然的，都要經過從設想、萌芽，到雛型，到完善的發展過程。印刷術也不例外。印刷術從萌芽到雛型，到完善，大約經歷了從 五帝、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兩晉、南北朝，一直到隋朝的長達三千多年的漫長歲月,完成了印刷材料、印刷工具、印刷技術等印刷術所必不可少的準備工作，為印刷術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就中國傳統的印刷術而言，印刷必有印版，而印版是手工雕刻的。可見，手工雕刻技術的出現實乃印刷之源。歷史文獻和出土文物證明，手工雕刻技術在大約五千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晚期，已經用于陶器的制作和樹皮布印花。這是印刷工藝技術的開端。到了商朝，手工雕刻技術被廣泛用于在龜甲、獸骨之上雕刻文字。此后，手工雕

3、刻技術日益成熟，并用于鐘鼎彝器、碑文、璽印、磚瓦，從而引發出封泥、蓋印、印染、拓印等與印刷術頗為近似的轉印、復制技術，為印刷術的發明和完善奠定了技術基礎。 印刷是復制術。印刷通過印墨將印版上的圖文轉移到承印物上。印墨和承印物這些原材料于印刷術是必不可少的。印刷術的承印物主要是織物和紙張。織物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很早很早就有了。紙張出現較之織物為晚。現存最早的紙是西漢文景時期的麻紙。東漢蔡倫對造紙術做重大改良后，才廣泛用于書寫和印刷。人工制墨出于先秦。此前人們用天然礦物質，譬如用硃砂、黑土等礦物質書寫。東漢韋誕改良制墨術，為書寫、印刷提供了“一點如漆”的理想材料。織物、印墨、紙張的發明和完善，為

4、印刷術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 印刷術作為轉印復制術，其復制對像和內容，概而言之，無非圖像和文字兩大類.其中，由于社會文化事業的需要，尤以文字的復制為多。同時，由于社會對文字的廣泛需求，直接促成了手工雕刻技術的成熟和完善。因此，文字的誕生、發展和規范,就成為印刷術的發展所必不可少的了。 中國的文字漢字，源于圖畫，由原始的圖畫演變而成。剛剛從圖畫中衍生出來的文字，似畫非畫，似字非字，尚在朦朧之中，我們稱它為圖畫文字。圖畫文字逐漸演變成象形文字。到了商殷時期，這種象形文字已演變成較為成熟的、現在可以見到的甲骨文字了。此后，漢字經過幾次大的整理工程，由古文而大篆，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隸書，由隸書而楷

5、書，幾經整簡、劃一，到楷書，中國的漢字已演變成為筆劃省簡、規范，易于刻版印刷之文字了。筆的發明和發展，于漢字的演進和規范，功不可沒。由于有了揮灑自如的毛筆，中國的文字才得以迅速發展，進而演變成頗具藝術欣賞價值而又便于書寫、鐫刻和印刷的、規范的漢字了。 世間任何技藝，均以社會之需求為其存在的前提。印刷術也不例外。印刷這種工藝技術，隨社會文化物質生活的需要而萌芽，而發展，而完善。社會環境及其對印刷這一復制術的需求，是印刷術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之一。 遠在印刷術成熟之前，具體講，在大約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末期，在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華大地，隨著以農業為主的綜合經濟的發展，人們出于生存和生產、生活的需要，石

6、器、木器、骨器制造和紡織、陶器等原始的手工業得到相應的發展。其中與后來的印刷術有關的是紡織、陶器，以及稍后出現的金屬冶煉技術。為了美化生活，人們開始在制作衣物服飾的織物上描繪、繡織或印染美麗的花紋；在陶器上繪畫、雕刻或拍印幾何圖案；并通過金屬冶煉，制造金屬的刻刀等工具。無疑，這些都與手工雕刻、轉印復制、織物印花等印刷術前驅技術的發展息息相關。為印刷術之萌芽和發端。此后，隨著社會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對手工雕刻、轉印復制、織物印染技術的要求越來越高，促使這些印刷前驅技術不斷發展、日趨成熟，直接促成了印刷術的成熟和完善。 綜上所述，筆的發明和改進，使得漢字逐漸向著簡化、工整、規范和易于鐫刻方向

7、發展；織物、紙張和人造墨的發明和應用，為印刷術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奠定了物質基礎；手工雕刻技術以及蓋印、拓印和印染技術的不斷完善，解決了印刷術的技術難題；社會的進步和文化事業的發達、興旺，造就了印刷術的社會環境和客觀需求。上述這四者的結合，構成了印刷術源頭時期的全部內容，使得印刷術的成熟和完善成為歷史的必然(參見表1-1)。表1-1 源頭期印刷術萌芽演進一覽表年代歷史時期技 術 準 備文字演進物質準備社會需求手工雕刻技術轉印復制術前26世紀前后新石器末期手工雕刻技術的萌芽在洞壁、陶器上刻畫圖案轉印復制術的萌芽彩陶拍印術和樹皮布印花萌芽中的文字圖畫文字和符號原始簡陋的刻劃工具和粗糙的織物人們

8、對美化 生活和保存、傳遞語言信 息的需要前17-11世紀殷商印章及在龜甲獸骨上雕刻文字彩陶拍印與樹皮布印花進一步發展早期趨于成熟的文字甲骨文開始采用金屬刀具，用筆墨書寫對占卜吉兇結果記載的需要前11世紀-前770年西周青銅器圖文雕刻和刻模及印章的雕刻技術青銅器銘文刻模翻鑄，出現單字范拼版反鑄技術古文時期金屬雕刻刀具進一步發展社會對檔案和重要事件記錄與保存的需要前770-前221年春秋戰國織物印花用型版凸版和漏版的雕刻出現型版雕刻凸版和漏版印花技術大篆金屬雕刻刀具進一步發展社會文化及諸子百家對文字發展的影響和需要前221-前206年秦朝璽印、碑文雕刻和秦磚印模的刻制封泥蓋印、秦磚模印和織物的型版

9、蓋印和漏印小篆和秦隸蒙恬改良制筆術，人造墨的應用和刻印工具日趨完善統一大帝國在統一規范文字、印信、建筑和刻碑記功的需要前206-后265年漢及三國漢瓦印模和織物印刷之印版的雕刻，石刻技術益發精湛漢瓦模印和織物夾纈漏印隸書(漢隸)向楷書演變韋誕改良制墨術，西漢發明造紙術，蔡倫改良造紙術社會文化事業發展的需要和儒家規范經典及傳播的需要公元265-589年兩晉南北朝出現反刻碑文，刻經盛行，此時不僅雕刻技術精湛，且有大批優秀刻工以紙為承印物的碑石拓印，以織物為承印物的織物凸印和漏印和印章的蓋印等復制術均已成熟。梁代反刻碑文當為刷印所用楷書的成熟標示文字已簡化和規范，有利于刻版和印刷東晉桓玄帝下令以紙代

10、簡，機織技術已相當先進，筆墨及印刷工具等物質準備均已完成社會文化事業，尤其是儒、道、佛教等宗教事業的發展，迫切需要快速的轉印復制技術，紙上印刷當始于這一歷史時期第二章手工雕刻與轉印復制技術的萌芽和發展(前二十六世紀至前十一世紀)作為印刷制版術的手工雕刻技術，最早出現在約公元前二十六世紀的新石器晚期。當時，人們出于對美化生活的需要，將圖案符號刻劃或者拍印到洞壁、陶器之上。當時的人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正是這些原始、簡陋的圖案符號，及其萌芽中的手工雕刻技術，在爾后數千年的漫長歲月中，經過無數先賢的不懈努力，逐漸演變成用于印刷印版制作的手工雕刻技術，為印刷印版制作之先河，對印刷術的發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11、。第一節手工雕刻與轉印復制技術的萌芽在大約公元前二十六世紀，中國境內南北各方，幾乎同時存在著制有單色或彩色圖案的制陶技術。這些陶器上的圖案，有刻劃的，也有通過拍印技術拍印上去的。與此同時，還有刻劃在洞壁之上的符號和樹皮布印花等與印刷術的發明有關的手工雕刻技術在應用中。無疑，這些都是萌芽中的手工雕刻技術。一、刻劃在墻壁和器物上的文字符號和圖案 新石器時期出現的手工雕刻技術，主要用于刻劃原始的文字符號和圖案。迄今出土的考古文物顯示，這些文字符號和圖案，首先用來刻劃在樹皮、洞壁、石塊和陶器之上。其中尤以陶器上的發現為多。 中國陶器之最古者，無論北方的或南方的，均為新石器時期之遺物。在這些古代陶器上，

12、有花紋、圖案和萌芽中的文字符號。圖2-1是在西安半坡村出土的、距今約六千年前的古陶遺物上的、類似于文字的符號。圖2-2是史前遺址甘肅辛店出土的彩陶上的圖案。圖2-3是長江下游處于新石器時期晚期良渚文化階段刻劃在陶器、玉飾品上的云雷紋、獸面紋。圖2-4是莒縣陵陽河遺址發現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四個象形符號。 這些文字符號和圖案，有描繪的，有刻劃的，具有時代特點。它既是中國文字誕生之前兆，又是手工雕刻之先驅，于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應予以足夠的重視。圖2-1半坡村的文字符號圖2-2甘肅辛店彩陶圖案圖2-3良渚文化云雷紋、獸面紋圖2-4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五個象形文字符號二、最早出現的轉印復

13、制品印紋陶在中國古代社會的物質文明中，有一種被人們稱作“幾何形印紋陶”，或簡稱為“印紋陶”的陶器，為當時生活中廣泛使用之物。這種陶器的特點是陶器表面裝飾著各式各樣的、由線條排列或交織成的幾何形圖案和花紋，而且這些圖案和花紋，既不是描繪的，也不是刻劃的，而是采用一種類似于印版的印模拍印上去的。這種拍印技術，包括印模(類似于印版)、拍印(類似于壓印)、印跡(復制品圖案)，為包括印刷術在內的復制轉印術的最初形式，具有手工刻制印模，并通過拍印而獲得印跡象之內涵，開印模復制術之先河。手工雕刻技術，源于新石器早期的制陶工藝。最早的制陶工藝有一個“拍打”工序。從制陶工藝中的拍打，到有意識的拍印圖案花紋，在制

14、陶史上是一次飛躍。正是這一飛躍性進展，使制陶器皿上增加了美術裝飾圖紋，滿足了當時人們對美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它給人們對美化生活欲望以刺激，加速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早期的拍印技術，是在制陶時所使用的木拍之類的工具上，有意識地纏繞上草繩之類的東西，使拍打出來的陶器上留有繩紋等印跡(圖2-5)。后來，隨著制陶工藝的發展，人們將在木拍上纏繞草繩、藤等的拍印方法，逐漸演變成刻模拍印技術，使古代制陶拍印技術大大地前進了一步。手工拍印技術使用的工具是木拍，最早使用的木拍是光面的。這種帶有手柄的木拍因其為木質，不可能遺留到五六千年之后的今日。我們從云南少數民族地區迄今仍在采用的、與其相類似的制陶工具(圖2-

15、6)，可見古代制陶工具木拍之一斑。圖2-5繩紋圖2-6制陶工具：1、2、3為木拍，4、5為陶墊，6為瓷墊手工拍印裝飾性花紋圖案，是制陶工藝的一道工序，在坯體拍打后進行。拍印時，左手持內墊在陶坯內腔托住陶坯，右手執拍進行拍印或壓印。拍印一般是從上到下順序進行。供拍印花紋圖案使用的印模，迄今已發現多種，有陶印模(圖2-7)、雕紋龜版(圖2-8)、石印模(圖2-9)。這些印模，長、寬、厚不等，形狀不一，但都刻有圖案花紋。有云雷紋、方格紋、斜條紋、粗繩紋、席紋、斜線加圓點紋、雙線斜格紋、曲折紋、葉脈紋、羽狀紋、錐點紋等多種。據考古推斷，當時的印模應以木質為多。因木質印模刻制容易，使用方便，人們理所當然

16、地要使用木質印模。手工拍印技術，對印刷術的發明來講，有三方面的意義：其一，所用印模是手工雕刻的，且這種印模為人們精心刻制，與印刷術中的雕刻印版頗似；其二，印紋陶上的印紋，是印模上的雕刻印紋轉印上去的印跡，是印模圖紋的復制品，開轉印復制術之先河；其三，新石器時期的印紋陶，有不少是彩陶，圖案由幾種顏色組成，必給印刷術中的彩色套印術以啟示。從上述不難看出，無論從工藝技術角度，還是從原理和設想考慮，說新石器時期為印刷術之源頭，都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圖2-7 陶印模 圖2-8 雕紋龜版 圖2-9 石印模三、最早出現的樹皮布印花新石器時期出現并流行的、與印刷術有關的工藝技術，除手工刻劃的文字符號和手工拍印花

17、紋圖案外，還有一種樹皮布印花工藝，為當時人們廣為應用。樹皮布印花泛指在樹皮布上印制花紋圖案的工藝技術。樹皮布，即通常所說的楮皮布、轂皮布，在中國少數民族地區又稱作榻布、答布、都布、?布、?布。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后漢書卷一一六南蠻西南夷列傳有云：“織績木皮，染以草實”，指的就是古代用樹皮制作樹皮布一事。一般說來，沒有繪或印上花紋的樹皮布直稱其為樹皮布；印或繪上花紋的樹皮布稱作斑文布，或簡稱斑布。在樹皮布上印制花紋的技術起源甚古，早在新石器末期中國已經采用。在中國華南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所制樹皮布的石打棒和印刷樹

18、皮布花紋的石或陶制的印模，為中國新石器時期已有樹皮布印花提供了實物證據。用樹皮布印制斑文布，最早見于著錄者是沈瑩著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臨海水土志。太平御覽序東夷條引云：“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三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能做細布，亦做斑文布，刻畫其內，有文章以為飾好也。”文中“夷州”即今臺灣；“刻畫其內，有文章以為飾好也”，乃在樹皮布上描繪或用雕刻的印模印制花紋之意。這種用雕刻的印模印制斑文布的技術，系孔版漏印，屬孔版印刷，流傳甚久，為中國織物印刷之源頭。對印刷術的發明具有深遠的影響和

19、啟迪。第二節手工雕刻與轉印復制技術的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文化事業的發展進程，在中國新石器時期出現、并用于文字符號和圖案的刻劃、拍印，以及樹皮布印花工藝的手工雕刻技術，逐漸由簡陋、粗糙的刻劃，向復雜、精致、規范的鐫刻方向發展。到公元前十一世紀以前的商殷時期，已用于甲骨文字的雕刻了。到了西周，鐫刻技術與古老的冶煉技術相結合，出現和發展了鑄造或鐫刻文字的青銅器皿。東周迄秦，石刻之風日益盛行，使得這一古老的手工雕刻技術從量和質兩方面都得到飛躍性進展，并開印章蓋印之先河。對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為手工雕刻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創造了機會和條件。秦漢以來的蓋印封泥、模印磚瓦，屬于

20、手工雕刻應用領域的擴展和轉印復制術的廣泛應用。至于爾后出現的拓印術和進一步發展了的織物印刷，那實質上已經是雛形中的印刷術了。一、甲骨文字的雕刻甲骨文，是距今三千年前人們寫、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以雕刻者為多，往往是先寫后刻，雕刻技術較之新石器時期在洞壁、陶器上刻劃的文字符號和花紋圖案，要精細、嫻熟得多了。甲骨文因其將文字刻劃在龜甲、獸骨之上而得名；又因其出土在商朝故都“殷”的廢墟之中，而名之殷墟文字。這些甲骨文字的雕刻方法，有兩種說法：一種觀點認為，甲骨文字是先用筆書寫，然后再用刻刀沿筆畫雕刻；雕刻時，根據需要旋轉甲骨；較小的字，因筆畫細短，一道筆畫用一刀即可刻成，這需要有熟練的雕刻技術；較大

21、的字，每道筆畫需刻幾刀才能完成，而且刻時要由筆畫的外沿入刀，然后剔去中間部分。另一種說法則認為，甲骨文字無需先行書寫，是直接鐫刻上去的。無論直接鐫刻，還是先寫后刻，現存甲骨文實物上那些輕重疾緩有致，粗細、轉折圓潤自然、含蓄有力的運筆和清勁秀麗的甲骨書體(圖2-10)， 已充分反映出當時運刀和筆的純熟和精湛的雕刻技術，為手工雕刻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西周以來金文石刻的興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二、金文和石刻的興盛手工雕刻技術用于雕刻甲骨文字之后，技藝日趨成熟，并迅即用于金文和刻石。金文和石刻始于商殷而又晚于甲骨文。其中，金文盛行始于周，石刻盛行始于秦。二者，特別是后者，對發展手工雕刻技術、提高手工雕刻技

22、術水平，造就為數眾多的雕刻能手，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歷代相傳。圖2-10五個時期的甲骨文書體圖2-11毛公鼎圖2-12散氏盤金文是雕刻或鑄造在青銅器皿上的文字，常載于各種彝器、樂器、兵器、度量衡器、鑄幣、銅鏡和金屬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載文數量最多。各種器物上的文字，較之甲骨文長且完整。字數少者數十字，多者數百字。現存字數最多的是西周遺物“毛公鼎”(圖2-11)，載文五百字。其次是戰國時期河北平山縣的中山王鼎，載文四百六十九字。再次是與中山王鼎同時出土的中山王方壺，載文四百四十八字。各種器物上的文字，多刻或鑄在器物的外面，但也不乏鑄于器物內壁者，甚至還有的刻或鑄在器物的蓋、柄、耳子、足、頸之

23、上。真是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刻或鑄在鐘鼎彝器上的文字，主要用于記載戰爭、盟約、條例、典禮、賞賜、任命等政治事件，早期的金文則多刻有卜名、謚號、氏族名、器物名。現存載文最長的“毛公鼎”全文五百字，分五段，各段均為“王若曰”起，顯然是出自當時(周成王時，公元前1115-1079年)史官之手。目的在于鑄在鼎上，傳之長久。又如，公元前八九世紀的“散氏盤”(圖2-12)，載有關于當時二諸侯采邑疆界的條款。可見，手工雕刻技術發展到用于刻鑄金文，較之甲骨用途更廣，于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發揮著越來越大的推動作用。鐘鼎彝器等青銅器皿上的文字，有刻有鑄，但鑄多于刻。從工藝技術角度講，鑄要比刻復雜，難度也大得多。就其

24、制作工藝論之，鑄需先制范，而范不僅需要刻，而且刻的是反體字。鑄造出來的文字的質量，取決于刻范的好壞。只有范刻得好，范上文字筆畫的深淺適度、體式規范，鑄出來的文字才能達到預想效果。顯然，雕刻深度適宜的反體字，要比雕刻正體字對技術要求嚴格得多。因此，金文的出現，是手工雕刻技術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據此，可以把金文看成是手工雕刻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需要著重指出的是，西周青銅器上的銘文，有的是一字一范，由這些單個字范按原文要求拼排在一起，構成全文。公元前七世紀鑄成的青銅器秦公簋(圖2-13)和東周齊國的齊陳曼?，就是用單個字范拼排后鑄成的。其方法，與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中的揀字排版相似。尤其是齊陳曼?一、二

25、兩個拓樣的下面三字反正不同，而其余諸字完全一致，說明二者原出一范，因下面三字損壞不得不補制字范，排時弄反所致(圖2-14)。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郭沫若在圖下批注說：“二銘除下列三字外實出一范。下列三字，第二器均反書，而般逸二字易位。蓋范損，下列另鑄一模，壓時誤反也。”這對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理應有所啟示。有人把它看作活字印刷之先河，是不無道理的。刻石，是在石頭平面手工雕刻文字或圖像的工藝技術。這種技術起源亦古，幾與金文同時，秦漢開始盛行，沿用至今。現在能以見到的最早的刻石，是唐朝初年在陜西鳳翔縣出土的石鼓。此次

26、出土的、載有石刻文字的石鼓共十塊。這十塊石鼓，大小不一。大者高約90厘米；小者高僅45厘米。周長均在200厘米左右。其形底大頂小，狀頗似鼓，故世人稱其為石鼓。石鼓四周面上刻有文字，名曰“石鼓文”。石鼓文為大篆書體。各石刻字70左右。十塊石鼓，刻字共700字左右。刻石內容，多為當時記功之作。其中有一首是歌頌當時田獵宮囿美好的詩歌，起首四句是“吾車既工，吾馬既同；吾車既好，吾馬既寶”。起先，人們根據石鼓文的書體，認定它是周朝周宣王時期的遺物。后經進一步考證，雖尚無定論，但多認為是戰國后期的秦國之物。從這些石鼓上殘存的文字，可以看到中國早期的石刻藝術和石刻原貌(圖2-15)。這些石鼓，自唐初出土，輾

27、轉至今。其間，于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由翰林學士鄭余慶置于鳳翔府孔廟內，后由鳳翔輾轉汴京(今開封)、燕京、上海等地，于1958年置于北京故宮博物院舊箭亭內陳列，至今保存。圖2-13秦公簋圖2-14齊陳曼蒲銘早期刻石，除石鼓外，還有秦刻三方詛楚文。這三方詛楚文是公元前四世紀末秦惠文王時期的遺物。詛楚文的字體為篆書，與石鼓文頗似，因其內容為祈求神只詛咒當時的敵國楚國的，故名之為詛楚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統一華夏，東巡立石，以歌頌、傳播自己的業績、功德。自此，刻石之風大興。在公元前219年211年的八年間，秦始皇曾在山東的嶧山、瑯琊臺、芝罘，以及浙江的會稽、河北的碣石等地，立石七處。

28、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由李斯陪同巡行全國，又在秦始皇所立七石之上增刻“補記”。刻石內容均為頌揚秦始皇功德之作。刻石文體，現存山東瑯琊臺石刻之補記為小篆，據說出自秦朝丞相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李斯手筆。古代刻石，從形體看，秦和秦以前的刻石為圓柱形，謂之“碣”；漢朝以后，形體由圓變長，謂之“碑”。自此，碑刻盛行，迄今近二千年，持續不衰。碑刻較之石碣，需要更多的人工，對手工雕刻技術要求較高，無疑，它對手工雕刻技術的發展必將產生相當大的推動作用。圖2-15石鼓文碑刻內容，隨立碑原由及其所需紀念的事件而異。有的記述歷史事件

29、；有的記載死者生平；后來更發展為用于鐫刻儒家經典，以提供標準范本，防止訛誤流傳。故而碑刻都比較考究、嚴謹，對書法和雕刻技術要求較高。漢朝碑刻最賦盛名的是漢靈帝熹平年間鐫刻的熹平石經和東漢末三國時期魏明帝正始年間刻制的三體石經。其中尤以熹平石經為最。熹平石經的刻制，不僅在手工雕刻技術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開儒家、釋道經典鐫刻之先河，而且直接導致拓印術的發明，促使雕版印刷日趨成熟和完善。這在中華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引起古今中外學者們的廣泛重視。熹平石經的刻制始于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刻成于漢光和六年(183年)，歷時八年。共刻了易經、書經、詩經、禮儀、春秋公羊傳、論語等六經。刻于高一丈、寬四

30、尺的四十六塊石碑之上。碑文相傳為東漢學者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蔡邕親筆所書，亦有出自多人之手之論者。其文字為當時通用的隸書，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書體遒勁而雋美，為后人提供了結構優美、氣勢磅?的隸書典范。當時前往觀覽、抄寫者，“車水馬龍，填塞街陌”(圖2-16)。三體石經刻制于三國時期魏正始年間。刻石35塊，約十四萬七千字。碑高192厘米，寬96厘米。用古文、小篆和隸書三種字體書寫。內容為尚書、春秋、左傳三經。因其用三種字體書寫，故世人稱其為“三體石經”；又因其刻制于魏正始年間，故又有“正始石經”之謂。魏三體石

31、經的刻 制，集中中國文字史上古文、篆書、隸書于一碑，既反映出當時中國文字發展已經達到了的水平，又可一覽文字演變過程和書法概貌，還為世人提供了三種書體之范本，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在中國文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圖2-17)。古代刻石，有石碣、石碑、墓志、摩崖之分。其中，文字刻于圓柱形石體之上謂之碣，碣出現較早，前述秦之石鼓即是；文字刻于長方形石板之上謂之碑，碑刻相傳數千年，為數眾多，用途廣泛，熹平石經、三體石經之碑石皆屬之；文字刻于石板、磚上而埋于墓穴者，文字內容為墓葬者生平以及需要紀念的內容，謂之墓志；文字刻于山崖壁上，以求傳之久遠，謂之摩崖。現存不少旅游勝地都有摩崖刻石，如泰山、黃山、五臺山，均

32、不乏歷代名士佳作。特別在佛教盛行之時，鐫刻在名山石壁上的佛像、佛經，更是比比皆是，其中尤以河南洛陽附近的龍門石窟為最(圖2-18)。同時，摩崖刻石，有文字，也有圖像，對手工雕刻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以及雕版印刷的成熟，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圖2-16熹平石經殘石圖2-17三體石經圖2-18龍門石窟刻石三、轉印復制術封泥蓋印和磚瓦模印 對印刷來講，手工雕刻技術是印刷術中刻版工藝的核心技術，意義重大。但印刷術畢竟不是刻版術。印刷術是包括刻版術在內的、將手工雕刻印版上的圖文轉印到承印物上從而取得大量復制品的轉印復制術。手工雕刻技術成熟之后，轉印復制術的發展和成熟則成為印刷術的關鍵性技術，為印刷術的發明所必不

33、可少的了。客觀地講，轉印復制術在新石器時期的彩陶拍印和樹皮布印花術中已見端倪，但于印刷術，秦漢以來盛極一時的蓋印封泥和模印磚瓦更具實際意義。因此，蓋印封泥和模印磚瓦，在印刷術源流史上，可算是又一個里程碑。1.印章的蓋印和封泥 印章的起源亦古。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數枚青銅印章，為印章始于商朝的實物證據。印章上的文字，有陰文，也有陽文，隨時代及用途而異；印章上的文字的書體，有古文、篆文、隸書、楷書，隨時代和主人愛好而別(圖2-19)。但有一點是古今中外相通的，即印章作為印信，是用來蓋印的，屬壓印、復制術范疇。正是這種壓印復制術的出現和應用，跨上了印刷源流史上的又一個臺階，逼近到印刷術的大門。完善印刷

34、術則指日可待了。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的著者、美國著名漢學家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卡特(Tnmoas Fra ncis Carter 1882-1925)博士認為：“印章的蓋印乃中國發明印刷術之先河。”從印刷源流上看，是很有道理的。圖2-19 古代印章a-商 b-戰國 c-秦 d-漢圖2-20鳥書用來刻制印章的材料，有金屬，有玉石，有象牙，有獸角，但更多的是取之容易、用之不竭的石塊，古代印章也不乏刻

35、于陶泥者。現存實物中，除前已述及的商殷時期的青銅陽文印章外，還有在河南洛陽、河北易縣、湖南長沙等地出土的周朝印章。這些印章之上，有陽文，也有陰文；有一般古文，也有歷史上應用較少的鳥書(圖2-20)；還有的刻有獸狀圖文。于此，可見商周以來中國古代印章之一斑。古代的印章，在紙發明以前，雖有用于縑帛之上者，但更多的是用于蓋印封泥。自1822年以來，在中國四川、陜西、河南、山東等地，先后出土了大量封泥。這些封泥，最早的出自周朝，最晚的是晉朝遺物，說明蓋印封泥這一轉印復制術始于西周，終于紙已通行之晉朝。其用途，主要是封存簡牘、公文和函件。起封存保密作用。 封泥的原料是柔軟、光滑的粘性泥土，制法為取粘性土

36、進行篩選、過濾、沖洗，制成澄泥漿，然后將稠泥漿貼在捆好書繩的簡策的鎖口處，在其尚存軟性的似干非干之時，用刻好的印章在封泥上蓋印(壓印，圖2-21)，從而留印跡于封泥之上。古代封泥賴其為泥質，雖逾數千年，所封簡策均已腐爛無遺，而封泥猶存。給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為后世研究書史、印刷史、文字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證據。周璽封泥秦印封泥漢印封泥圖2-21周、秦、漢三代封泥蓋印印樣模印磚瓦，是包括古陶和封泥在內的、以泥土為材料轉印復制文字或圖像的重要領域。泥土來源廣泛，取之容易，故早于秦漢間已廣泛使用。其中，作為宮殿、房屋、墳墓等建筑上使用的磚瓦，更是人們生活中時刻所不能缺少的。這些磚瓦上的文字

37、和圖案，都是在燒制之前模仿蓋印方式模印上去的。從現存實物來看，模印在磚瓦上的文字，多為與建筑相關的人名、建成日期和吉祥用語。例如，現存實物中有一塊制于東漢永平七年(64年)的磚，磚上銘文是“永平七年二月造作”。明確記載了這塊磚的制作年代，實際上也是這一建筑物的建筑年代(圖2-22)。還有一塊磚，磚上印有人和吉語“廣漢王，王大吉陽”。與磚銘有所不同的是，建筑用瓦上則多印有圖像和圖案。瓦為建筑物之飛檐，為美觀設計，上面多印有龍虎等各種動物圖形。當然，瓦上也不乏與磚銘相似的紀念性文字。例如，漢瓦之上就有“漢并天下”、“長生無極”、“長樂未央”(圖2-23)等吉祥字樣。圖2-22東漢磚銘圖2-23瓦當

38、全形及銘文蓋印封泥和模印磚瓦，從技術發展角度講，對印刷術的發明具有重要意義。其中，蓋印封泥用的印章，模印磚瓦用的印模，類似于印刷術中的印版，上面刻有圖文，是圖文轉印的基礎；蓋印和模印采用了轉印復制術中的壓印術，是取得印跡和大量復制品封泥和磚瓦的方法和手段。因此，蓋印封泥和模印磚瓦于完善印刷術這一發明是至關重要的。 綜上所述，作為印刷之源的手工雕刻技術 ，從新石器時期印紋陶的雕刻和拍印算起，歷經商朝的甲骨刻辭，以及西周以來的鐘鼎銘文、璽印碑刻等長達數千年的實踐和探索，使得手工雕刻技術日益成熟，刻工技藝嫻熟精煉，達到了用于印刷術中印版雕刻的技術水平。蓋印封泥和模印磚瓦，則為印刷術中將印版上的圖文轉

39、印到承印物上，從而獲取大量復制品的轉印復制術之先驅。二者為印刷術技術基礎之基石，為完善印刷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三章 信息載體文字的產生發展和規范 印刷術是復制術，其復制內容和復制對像無非文字和圖像兩大類，其中尤以文字的復制為多，在中國古代社會尤其如此。因此，文字的產生、發展和規范，于印刷術的發明與完善則是至關重要的了。第一節文字的產生 在人類歷史上，任何工藝技術特別是重大工藝技術的發明，都有賴于社會對它的需求和物質條件的具備。印刷術也不例外。現實情況是，印刷術的發明取決于社會在文化和生活方面對印刷這一轉印復制術的需求，而這一需求的實現，又是以包括文字的產生、發展和規范，以及印刷原材料在內的物

40、質條件的具備為前提的。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作為印刷復制對象的文字的產生、發展和規范，盡管人們需要印刷術，盡管印刷術在織物領域能夠得以應用，但印刷術的完善和發展也是困難、緩慢的。是文字的產生、發展和規范導致了社會對印刷術的復制需求，提供了復制對象。文字與印刷術的誕生和發展有著相互促進和制約的不解之緣。中國的文字是從圖畫中分離、轉化而來的。而這些早期的文字和圖畫，正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出于記載和傳播信息、交流思想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這里邊有個自然而又必然的演變過程。當我們探討文字的起源時，自然而然地會涉足最初導致文字產生的那些原始的、記載和交流思想的記事方法，從結繩、契刻和圖畫文字談起。一、從

41、結繩、契刻到圖畫文字人類社會之初，生產力極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們不得不聯合起來，采用原始、簡陋的生產工具，同大自然作斗爭。在斗爭中，為了交流思想，傳遞信息，語言誕生了。但語言一瞬即逝，它即不能保存，也無法傳到較遠一點的地方去，而某些需要保留和傳播到較遠地方去的信息，單靠人的大腦的記憶是不行的。于是，原始的記事方法“結繩記事”和“契刻記事”應運而生了。1、結繩記事 在文字產生之前，人們為了幫助記憶，采用過各式各樣的記事方法，其中使用較多的是結繩和契刻。中國古籍文獻中，關于結繩記事的記載較多。公元前戰國時期的著作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

42、b_12/end2.htm 周易系辭下傳中說：“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漢朝人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鄭玄，在其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周易注中也說：“古者無文字，結繩為約，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李鼎祚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

43、.htm 周易集解引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九家易中也說：“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這是講結繩為約，說得已相當明白、具體了。2、契刻記事 契刻的目的主要是用來記錄數目。漢朝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劉熙在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釋名釋書契中說：“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清

44、楚的說明契就是刻，契刻的目的是幫助記憶數目。因為人們訂立契約關系時，數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爭端的因素。于是，人們就用契刻的方法，將數目用一定的線條作符號，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為雙方的“契約”。這就是古時的“契”。后來人們把契從中間分開，分作兩半，雙方各執一半，以二者吻合為憑。關于古代契刻的情況，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列子說符里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宋國人，在路上拾到一個別人遺失的契”，回到家中便把契藏了起來，并偷偷地數契上刻的齒數，以為這些齒代表的錢數不少，非常高興，情不自禁地對鄰居說：“我很快就

45、要發財了。”這段故事說明古代的契上刻得是數目，主要用來作債務的憑證。圖3-1是在甘肅省西寧縣周家寨出土的仰韶期遺址的骨契圖形。圖3-1周家寨出土的骨契圖形圖3-2秘魯印加人結繩記事圖形結繩記事，契刻記事，以及其它類似的記事方法，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皆有之。中國一直到宋朝以后，南方仍有用結繩記事的。南美洲的秘魯，尤其著名。有的民族，利用繩子的顏色和結法，還可以精確地記下一些事情來。圖3-2是秘魯印加人用的結繩記事的圖形。作為原始的記事方法的結繩記事，不論它用一根繩子打結，還是用多根繩子橫豎交叉，歸根結底，它只是一種表示和記錄數字或方位的一些簡單的概念，是一種表意形式。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字產生前的一個

46、孕育階段，但它不能演變成文字，更不是文字的產生。因為它只能幫助人們記憶某些事情，而不能進行思想交流，不具備語言交流和記錄的屬性。因此，結繩記事不可能發展為文字。3、圖畫文字結繩記事和契刻記事，畢竟是原始的、非常簡陋、粗略的記事方法，記事范圍小，準確性差。人們不得不采用一些其它的、譬如圖畫的方法來幫助記憶、表達思想。繪畫導致了文字的產生。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唐蘭先生在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中國文字學中說：“文字的產生，本是很

47、自然的，幾萬年前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已經有很好的繪畫，這些畫大抵是動物和人像，這是文字的前驅。”然而圖畫發揮文字的作用，轉變成文字，只有在“有了較普通、較廣泛的語言”之后才有可能。譬如，只有在這時，有人畫了一只虎，大家見了才會叫它為“虎”；畫了一頭象，大家見了才會叫它為“像”。久而久之，大家約定俗成，類似于上面說的“虎”和“像”這樣的圖畫，就介于圖畫和文字之間，間而用之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圖畫越來越多，畫得也就不那么逼真了。這樣的圖畫逐漸向文字方向偏移，最終導致從圖畫中分離出來。這樣，圖畫就分了家，分成原有的逼真的圖畫和變成為文字符號的圖畫文字。圖畫文字進一步發展為象形文字。正如中國文字學

48、所說：“文字本于圖畫，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讀出來的圖畫，但圖畫卻不一 定都能讀。后來，文字跟圖畫漸漸分歧，差別逐漸顯著，文字不再是圖畫的，而是書寫的。”而“書寫的技術不需要逼真的描繪，只要把特點寫出來，大致不錯，使人能認識就夠了。”這就是原始的文字。關于文字的起源，戰國時代有不少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倉頡作書的傳說，見于史載多處。如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荀子解蔽中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 HYPERLINK /bo

49、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呂氏春秋君守篇說：“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奚仲作車，倉頡作書。”說中國的文字是倉頡創造的。 關于倉頡造字，歷史上有這樣一個近似于神話的傳說，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黃帝統一華夏之后，感到用結繩的方法記事，遠遠滿足不了要求，就命他的史官倉頡想辦法，造字。于是，倉頡就在當時的洧水河南岸的一個高臺上造屋住下來，專心致志地造起字來。可是

50、，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長時間也沒造出字來。說來湊巧，有一天，倉頡正在思索之時，只見天上飛來一只鳳凰，嘴里叼著的一件東西掉了下來，正好掉在倉頡面前，倉頡拾起來，看到上面有一個蹄印，可倉頡辨認不出是什么野獸的蹄印，就問正巧走來的一個獵人。獵人看了 看說：“這是貔貅的蹄印，與別的獸類的蹄印不一樣，別的野獸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倉頡聽了獵人的話很受啟發。他想，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畫出圖像，大家都能認識，這不就是字嗎?從此，倉頡便注意仔細觀察各種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種飛禽走獸、應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畫出圖形，造出許多象形字來。這樣日積月累，時間長

51、了，倉頡造的字也就多了。倉頡把他造的這些象形字獻給黃帝，黃帝非常高興，立即召集九州酋長，讓倉頡把造的這些字傳授給他們，于是，這些象形字便開始應用起來。為了紀念倉頡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鄭縣城南倉頡造字的地方稱作“鳳凰銜書臺”，宋朝時還在這里建了一座廟，取名“鳳臺寺”。上述這些雖然都是傳說，不足為據，但其內涵卻不無道理，這就是文字從圖畫中來，最早出現的文字是圖畫文字。至于文字的產生，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問題，或者說，對中國文字的產生作現實、客觀的分析，不難看出，文字是人類社會某一發展階段上的必然產物，是原始人類在長期生產實踐中逐漸形成、演變而來的，它不可能是由哪一個人單獨發明創造的。或許倉頡曾對

52、朦朧中的圖畫文字作過一次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整理，也未可知。至于倉頡作書、也就是文字誕生的年代，歷史上眾說紛紜。比較統一的說法是“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倉頡造字當在公元前二十六世紀的黃帝時期。考古和文獻記載說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國的文字漢字，已經誕生并日趨成熟了。二、早期的定型文字甲骨文中國的文字從出現至今，已經歷了早期的圖畫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以及印刷術發明后為適應印刷要求而逐漸派生出來的各種印刷字體等漫長的發展歷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們看作是中國最早的定型文字。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寫或刻在龜甲、獸骨之上的文字，其內容多為“卜辭”，也有少數為“記事辭”(圖3-3

53、、3-4)。因為那時人們用被灼燙過的甲骨上的紋絡來判斷事物的吉兇。占卜完畢，就將占卜的時間、人名、所問事情、占卜結果，以及事后驗證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顯特征的甲骨文。甲骨文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書墨書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滿硃砂，其字體與今不同，因此難以辨認。現已發現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個。經過文字學家和考古學家們分析、判斷，能夠辨認的已近兩千。這些甲骨文字，多為從圖畫文字中演變而成的象形文字，許多字的筆畫繁復，近似于圖畫，而且異體字較多(參見圖2-10)。這說明中國的文字在殷商時期尚未統一。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聲、假借的字，說明文字的使用已經有了相當長久的歷史(圖3-5)。圖3-3刻

54、有文字的龜甲圖3-4刻有文字的獸骨第二節文字的發展和規范中國的文字，剛產生時，都是按實物摹寫的，即平常所說的圖畫文字或象形文字。所摹寫的，都是人眼所能見到的實物，與繪畫頗似。但這樣的文字，為數不多，滿足不了人們表達思想、傳播信息的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思想日益復雜，象形文字逐漸向符號化發展、演變，記錄和傳播信息的文字也日益增多，原有的、為數不多的象形文字已難以滿足社會的需要，導致文字向指事、會意、轉注、形聲、假借，即所謂“六書”發展、演進。這樣，文字的數量大增，可以完整地表達人們的思想了。一、漢字的構成中國的文字，大約由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等六種文字組成。這六種文字，即通常

55、人們所說的“六書”，是古代文字學學者分析漢字構造及其使用歸納出來的組成全部漢字的六種條例。中國文字創造之初，與埃及相同，都是由圖畫、象形文字演化而來的。但其進化情況卻與埃及有別。幾千年來，中國文字的演化、進展，始終維持著原始的繪畫或符號內容，是沿著原始的、文字誕生時所創的路徑前進的。只是在形成更多文字時，在原有文字構成的基礎上，加以種種組合，以求形成更多的文字，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圖3-5甲古文構造例圖漢字的構成極其巧妙，記住字形和字義亦不覺困難。戰國時期，從構字理論上，把漢字歸納為“六書”。這作為構字方法的“六書”是：1.象形這種構字方法，是指字的形狀是仿照事物的形狀書寫而成的，即

56、所謂“摹書實物之形而為之”。因此，象形文字是“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如日、月、山、水等四個字，就是模仿日、月、山、水之形書寫并逐漸演化而來的(參見圖3-5)。而這日、月、山、水的象形字，仍保留著原始的繪畫特征，反映著自然界這四種實物的真實形象。2.指事“指事”這種構字方法，是用文字來反映事物的真實狀況的，即所謂“各指其事以為之”。因此，用這種方法構成的漢字是“視而可識，察而見意”。如人在其上寫作“”(上)，人在其下寫作“”(下)。3.形聲 “形聲”文字，由形、聲兩部分組成。一部分表形，另一部分表聲。例如，“河”、“湖”二字，均以“水”為形，字義與水有關；而后半字的“可”“胡”，則與讀音相同或相

57、近。4.會意“會意”字的構成原則，是將兩個原有字的字義聯系起來而派生出來一個新的字義，從而產生一個新字。即“會合人的意思也”。如“人”字和“言”字合并成“信”字，意思是言而有信；八(古義為違背，當背講)字和字合在一起，構成一個“公”字，意思是“背私為公”。類似信、公這種字，均屬會意字。5.轉注“轉注”的含義在于用兩個字互為注釋，彼此同意而不同形。例如“考”、“老”二字，古時考可作“長壽”講，“老”、“考”相通，意義一致，即所謂“老者考也，考者老也”。古詩大雅?樸云：“周王壽考。” H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蘇軾 H

58、YPERLINK /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end2.htm 屈原塔詩有“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一語。其中的“考”皆“老”意。故這類字稱為轉注字。6.假借“假借”字，簡言之，即一字兩用。原來本無此字，然而有些新的意義又無字表達，于是就把這種新的尚無字可以表達的意義賦與一個原有的字，即所謂“本無此字，依其托事”。如借用當小麥(古意)講的“來”字，作來往的“來”；借當毛皮講的“求”字，作請求的“求”即是。漢字構成的“六書”之說，是古代文字學學者對漢字構成進行分析、歸納出來的字學理論。它所包含的漢字及其構成方法，是在文字發展史上長期實踐中逐漸演化而成的，

59、不會是哪一個人獨立創造的。至于“六書”之說本身，其分類法和所舉例證，尚有不少欠妥之處，歷代文字學家有不少分歧意見和評注。本書為印刷史書，對此僅從與印刷相關的、中國文字的產生與發展角度概要介紹，了解其大概意思就可以了。二、漢字的發展和規范 中國文字的發展，經歷了數千年漫長的歲月。秦統一中國后，連續對漢字進行簡化、整理，使漢字逐漸走向規范化，為書寫、雕刻，乃至印刷術的發明與完善，創造了便利而規范的有利條件。就其整個文字史而論，今天的漢字，是經過多次變革逐漸演變而來的。圖3-6漢字演變舉例 漢字從誕生到規范，大致說來，主要經歷了古文、篆書、隸書、楷書等四個階段的演變過程(圖3-6)。其中，篆書又有大

60、篆、小篆之分；隸書則有秦隸、漢隸之別。由此可知，歷史上任何一種新的字體，都是經過長期演變逐漸形成的。這其間，自有許許多多似篆非篆、似隸非隸、似楷非楷的字在流行、在使用。周宣王的史官史籀對文字進行整理，誕生了大篆，但在春秋戰國這段時間，各種文字并存；秦朝丞相李斯創制“小篆”不久，隸字即開始萌生；從隸書到楷書，其間也有各式各樣、包括行書在內的字體出現。總的來說，楷書形成后，中國文字已基本定型。此后，雖有行書、草書，以及為適應印刷制版和閱讀方便之需要而逐漸形成的印刷字體宋體之出現，但這都是為了書寫或印刷上的方便而產生的已趨于工整、規范的隸、楷之變種，并無多大實質性變異。下面就其演進過程，擇其要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