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關于減稅問題的四個根本判別分析假設從1998年開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算起，關于減稅的話題人們曾經討論差不多整整四年的時間了。如今，似乎到了加以總結并做出相應判別的時候。判別之一：減稅從來都是對的這是由于稅收歸根結底是政府活動的本錢，同企業要不斷地降低本錢，提高勞動消費率一樣，作為一個特殊的產業部門的政府，在保證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效力的質和量不致下降或減少的條件下，將企業和居民為消費公共物品或效力而需付出的代價稅收減下來，政府的活動本錢便下降了，效率便提升了。再進一步，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和福利情況亦可以由此得到改善。無論如何，這都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有關減稅的建議或方案，永遠都是值得歡迎

2、的。判別之二：減稅的目的在于減負之所以減稅，特別是之所以在當前的情勢下提出減稅，其根本目的無非是經過減稅，將企業和居民接受的負擔降下來，并經過此舉來擴展內需，爭取較高的經濟增長。本著這樣一種認識，凡是屬于政府部門從企業和居民那里獲得的、由企業和居民割讓的貨幣收入，均可納入減負的視野。假設從這個角度來看，減稅并非是通向減負目的的獨一途徑。留意一下當前收入格局的全貌，就可以看到，稅收只不過是企業和居民所接受的于政府部門的負擔種類之一。除此之外，政府還運用別的方式，經過別的渠道獲得收入。其中，屬于規范性的、納入預算的收入有：企業收入、教育費附加收入以及其他雜項收入；介于規范性與非規范性之間、未納入預

3、算但可比較準確地統計的收入有：預算外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會保證基金收入等；純系制度外、且無法加以準確地統計的收入，那么是由各部門、各地域“自立規章，自收自支的各種收費、罰款、集資、攤派收入等等。假設將上述四個層次的收入統統相加，各級政府收入的總量，起碼要按稅收收入的倍數計算。根據初步的測算，在2000年，稅收收入總額為12660億元。這個數字，在當年GDP中的占比為14.16。以此為根底，加上第二和第三個層次，前三個層次的政府收入總計為26314.87億元，在GDP中的占比便提升至29.43了。再計入第四個層次制度外收入，并按其占GDP的5計算這是1996年的典型調查數字。當前的程度，能夠

4、比那時還要高出一些，那么，整個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便又到達34.43的程度了。假設以能否納入預算作為斷定規范性與否的規范，那么，前兩個層次的政府收入便是規范性的，后兩個層次的政府收入那么是非規范性的。正是由于規范性的政府收入和非規范性的政府收入同時并存，而且相比之下，在數額上后者又大于前者，所以，1998年，朱镕基總理將當時的中國政府收入格局描畫為“費大于稅，并為此啟動了“費改稅的改革。所以，站在政府的收入行為及其機制亟待規范的立場上思索問題，在為企業和居民減負的政策安排中，可以認定，與其減少規范性的政府收入，不如減少非規范性的政府收入；與其減稅，不如減費。其實，稅收也好，收費或者其它別的什

5、么政府收入方式也罷，最重要的問題莫過于，它的運轉能否有一個規范化的機制？假設政府可以想收什么就收什么，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或者，想怎樣收就怎樣收，企業和居民負擔的程度不能夠是低的。而且，是不能夠有盡頭的。不少政府收費之所以會為人們所厭惡，也正是由于它有著這樣一個不規范的機制。進一步看，這幾年，企業和居民的負擔之所以會日漸繁重，一個重要的緣由，就是強化稅收征管和“費改稅兩項任務的非同步性：一方面，稅收征管力度的不斷加強曾經帶來實踐征收率的提高，并支撐了稅收收入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費改稅的進程相對緩慢，至今沒有多少本質性進展。一“快一“慢，“快“慢不等，非規范性的政府收入未能隨規范性政府收入的添

6、加而相應減下來。所以，在稅收收入的高速增長相對弱化了我們對非規范性政府收入的依賴之際，如今迫切要做的事情，就是加快“費改稅進程。并且，從規范政府收入行為及其機制的宏觀層次上，將“費改稅和稅收制度的調整結合起來，通盤思索政府的收入規模與企業和居民的負擔程度。政府的收入行為及其機制規范化了，企業和居民的負擔程度自然會相應減下去。換言之，其他國家普通要經過減稅來到達的目的，在當前的中國，可以經過規范政府收入行為及其機制的途徑去實現。它所產生的政策效應，能夠不亞于減稅。判別之三：減稅與減支相比，減支更為重要稅收既然是作為政府活動的財源而征收的，它的規模大小，是增還是減，直接取決于政府支出的規模。假設政

7、府職能范圍不做相應調整，政府支出規模不能隨之緊縮，在當前的國情背景下，減稅舉措的單兵突進，所帶來的結果將不外有二：或是被迫加大舉債規模而“以債補稅，或是引發新一輪收費浪潮而“以費補稅。問題是，當我們轉向現實的政府職能層面而尋求緊縮支出規模的途徑時，便不無沮喪地發現，上述情形的出現，有著極大的能夠性。一方面，由于體制轉軌期間政府職能的調整步伐緩慢，舊的職能未能減下去，新的職能又添加了不少。再加上既有的法制框架內幾乎沒有對政府部門擴張支出愿望的有效的約束機制，使得財政稅務部門根本沒有才干緊縮支出規模。另一方面，在方案經濟的體制環境中運轉了多年的政府部門，至今仍習慣于以行政性手段和非規范化方法從企業

8、和居民那里獲得收入，因此，我國的財政稅務部門也沒有才干阻止非規范化政府收入行為的蔓延。所以，假設我們必需實行減稅，那么，有關減稅的安排與緊縮政府支出規模的舉措必需同步出臺。并且，減稅與減支相權，要將后者放在更為重要或優先的位置。即使在減少政府支出規模的同時，稅收未能相應減下去，我們亦可獲得一個“退而求其次的結果：騰出手來，將由此出現的多余收入用于消化歷年的“欠賬或用于削減赤字和國債。判別之四：當前確有減稅的能夠和必要我國現行的稅制，是在1994年開場實施的。從那時起到如今，8年的時間過去了，稅收所植根的客觀經濟社會環境曾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稅收的實踐征收率。這些年來，隨著稅務部門征管力度

9、的加大和征管情況的改善，再加上新稅制奠定了良好的制度根底，我國稅收的實踐征收率曾經有了相當的提升。初步的估計數字，其提升的幅度至少要以10個百分點計算。稅收實踐征收率的提升，不僅為稅收收入的增長裝上了一個“加速器，而且帶來了整個社會實踐稅負程度的變化。常識通知我們，在任何時期、任何情況下，大到一個國家的整體稅制設計，小至某一單個稅種的稅制安排，總是以獲得既定規模的稅收收入為根本著眼點的。不過，既定規模的收入，并非稅基和稅率兩個要素的乘積。由于現實生活中的稅收實踐征收率永遠不會到達100，故在設計稅制時，無論是稅基的選擇，還是稅率的安排，都要“寬打窄用將當時的實踐征收率的要素放入其中，將稅基定得寬一些，把稅率搞得高一點。所以，不同于“制度的稅負程度稅基和稅率兩個要素的乘積，“實踐的稅負程度，是稅基、稅率和實踐征收率三個要素的乘積。其中的任何一個要素發生變化，都會帶來實踐稅負程度的升降。這便意味著，即使未采取任何旨在提高制度稅負程度的行動，隨著稅收征管情況的改善，也會使實踐稅負程度相應上升。可以認定，我國現行的稅制，無論稅基還是稅率，都是根據1994年稅收征管情況所能到達的稅收實踐征收率而確定的。假設當時的稅收實踐征收率可以到達目前這樣的程度，我國的稅制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