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曾國藩的選人育人用人之道取人為善，與人為善；憂以終身，樂以終身。 -廣攬、慎用、勤教、嚴繩1一、曾國藩的生平簡介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原名子城，派名傳豫，出生于湖南省雙峰縣井字鎮荷葉塘的一個豪門地主家庭。 23歲取秀才，入縣學；24歲入岳麓書院，中舉人；道光十八年（1838），殿試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中進士留京師后十年七遷，連升十級，37歲任禮部侍郎，官至二品。緊接著創見因母喪返鄉，恰逢太平天國巨瀾橫掃湘湖大地，他因勢在家鄉拉起了一支特別的民團湘軍，歷盡艱辛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為一等勇毅侯，成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歷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官居

2、一品，死后被謚“文正”。 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轉而為沒落、衰敗，內憂外患接踵而來的動蕩年代，由于曾國藩等人的力挽狂瀾，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局面，曾國藩正是這一過渡時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面產生了令人注目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作用于當時，而且一直延至今日。從而使之成為近代中國最顯赫和最有爭議的歷史人物 。 湖南人成為中國的中流砥柱作用的第一人！ 著作曾文正公全集 、曾國藩家書、冰鑒2對曾國藩的評價：毛澤東：“吾于近人，獨服曾文正” 年青時，曾對曾國藩傾服備至，現藏韶山紀念館的光緒年間版曾國藩家書中，數卷扉頁上都有毛手書的“詠之珍藏”。他曾說：曾國藩建立的

3、功業和文章思想都可以為后世取法。認為曾編纂的經史百家雜鈔“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國學的入門書。曾國藩治軍最重視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這點。曾“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毛建立紅軍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蔣介石： 多次告誡他的子弟僚屬：“應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書版及書禮”，“曾文正家書及書禮.，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他審訂曾胡治兵語錄注釋時說：“曾氏已足為吾人之師資矣。在黃浦軍校，他以曾國藩的愛民歌訓導學生。他說我認為曾、左能打敗洪、楊是他們的道德學問、精神與信心勝過敵人。” 3二、曾國藩的人才觀1、人才觀：人是決定性因素 制勝之道，在人不在器 曾國藩對人才非常重視，他認為：“成大事者，以多

4、得助手為第一要義”，國家強盛，以多得人才為強盛，如果不得人才，國家就不可能富強，如果不得將才，軍隊就不可能強大。 鄧小平同志說：“現在我們國家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不是四個現代化的路線、方針對不對，而是缺少一大批實現這個路線方針的人才。道理很簡單，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沒有大批的人才，我們的事業就不能成功。” 唐太宗說：“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 曾國藩把治軍、治政、治餉等全部歸功于人才。關于治政，他認為“人存而后政舉”“將欲維持成法，所須引用正人”；關于治軍，他說：“無兵不足深慮，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后、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關于給餉，他認為：“廣求

5、人才，參錯布置，庶期改觀。”總之，不管為政，治軍，給餉，抵外侮等等，曾國藩都認為人才是最重要。 “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揚之，則賴皇上之妙用，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 42、才德觀 ： 正確評價人才，曾氏主要講的是才德觀，曾國藩在日記中曾寫道：“司馬光曰：“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余謂德與才，不可偏重，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于愚人，才而無德以主之，則近于小人。”當才與德不可兼得時，他認為：“與其無德而近于小人，毋寧無才而近于愚人”。 曾國藩認為當

6、才德不能兼得時，寧可取愚者，而不可取小人；關于才，就是一個人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能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真正關系到大局的是這個事，這是眼前的一個問題，并不是已經順利解決了，希望解決得好”。53、選才觀： 他強調：“衡才不拘一格，論事不求茍細，無因寸木朽而棄連抱，無施數罟以失巨鱗。” 、“凡有一技之長者，斷不可輕視。” 、“人才之人禮之，則棄于草野饑寒賤隸之中，有人求之，則足以為國家干城腹心之用。” 曾國

7、藩認為：“求人之道，須如百圭（人名）之治生，如論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雖惑不往見，皆為曾公可與言事。而國藩逢鄉里士來謁，輒溫語禮下之，有所陳，務畢其說，言可用，則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詰責。有異等者雖卑幼與之抗禮，故人人爭磨濯（zhuo），求自效，一時中興人才，皆出其門”、 “得一而可得其余”。 曾國藩說：“君子有三樂，而宏獎人才，誘人日進為其一樂。” 、“人之氣質，由于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 、“諸弟若能有恒，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成就，況六弟九弟上等之資乎” 。 他的謀士郭嵩燾在為他作墓志銘中指出：“曾以美化教育人才為已任。” 64、用人觀

8、：操守、學識、才具 曾國藩制定了他的用人標準：操守、學識、才具；曾國藩認為，全才應德才兼備。“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潤下，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若德才難以兼備，曾國藩更強調“德”，寧用有德無才，而不用有才無德之人。 曾國藩將人才分為兩種：一種是屬于有官氣的人，一種是屬于有鄉氣的人。官氣重的人，特點是學樣子、講官話、不實際，是心竅比較重的，而且圓滑取巧，最重要的是官氣重的人關鍵的時候靠不住，不能深刻體會到下情，所有的文件都等著秘書寫。作為一個武官，在處理問題上，必須做到口到眼到，尤其要做到身到，但官氣

9、重的人，往往不能做到這一點。而鄉氣重的人也有毛病，顧頭不顧尾，喜歡張揚，沒有把握的事情就去嘗試。 7三、曾國藩的用人之道：八字方針： 廣攬、慎用、勤教、嚴繩8 廣攬 就是廣泛訪求、網羅人才。曾氏求賢若渴，他提出“凡有一長一技者，斷不敢輕視”。每到一地，每與人通信、交談，都懇求對方推薦人才。他常寫人才聞見日記，將所見所聞，分為“聞可”、“聞否”、“見可”三類。他的無慢室日記中，專設“記人”一項，記錄了一大批被推薦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曾氏提出，“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遺余力”，反對以出身、資歷衡量人。曾氏幕中經人推薦入幕的人甚多，曾氏平時極注意對僚屬才能的觀察了解，并從中發現了大量人才

10、。(見可、見否,是指親見其人之后的評判。聞可、聞否,則多記錄友朋函牘中對人物的評價。)慎用 就是分辨良莠、知人善任。曾國藩說：“辦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而且收之越廣，用之越慎。曾氏用人十分謹慎，恪守“不輕進人”、“不妄親人”。為此，他高度重視人才的考察，提倡選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觀人的方法主要是“以有操守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對于招攬到的人才，一方面用其所長，盡其所能，另一方面量才錄用，使人才大多能各盡其職。正是因為曾氏能“冷眼看英雄”，他的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時無二。9 勤教 就是善于磨礪、促其成才。曾氏認為，人才，特別是經辦軍國大事的人才都是千磨

11、百礪錘煉出來的。李鴻章是曾氏的得意門生，咸豐十一年，曾氏率湘軍攻陷九江，李鴻章從鎮江前去投奔曾氏，可曾氏卻借口軍務繁忙，竟然沒有相見，甚至在別人面前對李鴻章出言相譏。其實，曾氏并不是不愿接納李鴻章，而是看李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銳氣，磨圓他的棱角。這也是曾氏培養學生的一片苦心。此后，曾氏對李鴻章進行了嚴格打磨。李鴻章曾對人說：“過去，我跟過幾位大帥，糊糊涂涂，不得要領；現在跟著曾帥，如同有了指南針。”曾氏的苦心栽培，終于把李鴻章磨礪成了晚清的擎天一柱。嚴繩 就是嚴加督責、清慎誠戒。曾氏律己甚嚴，“自立準繩，自為守之”，對待下屬也是嚴加督責，使下屬都能“循循于規矩之中”。他常以恒守“清慎誠戒”四

12、字對幕僚言傳身教，要求屬下從大處著眼，從小處做起。對屬下的管教，能區別不同對象，不同對待，或者以勉勵為主，或者多加防范；在方法上則是“揚善于公庭，而規過于私室”，體現出了高超的領導藝術。10四、曾國藩提拔的人員簡介：1、政治：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船政、治理臺灣）、郭嵩濤(外交、洋務、科技、企業)等；2、洋務：薛福成、馮桂芬、容閎（畢業于耶魯大學，成為美國大學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等；3、科學：徐壽、華蘅芳、李善蘭等；4、軍事：羅澤南 、塔齊布 、楊載福、彭玉鱗等；這些英才齊聚幕下，足見曾用人真是有獨到之處。 11曾國藩為政四十年，幕僚共計四百多人，大部分都被他培養、推薦為朝廷、軍隊和地方的高

13、級高級干部，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等眾多名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曾國藩的重人、識人、取人、用人已成一體，高度體現出了一代宗師的穎悟與睿智。薛福成將曾氏培養之才分為四類：第一類為“治軍事、涉危難，遇事贊畫者”；第二類為“邂逅入幕，或驟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第三類為“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并不責以公事者”；第四類為“凡刑名、錢谷、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 曾國藩創建的湘軍也有他自己獨特的風格，與當時清朝的正規軍隊迥然不同。 第一個不同，它首先是有精神的團隊，這種有精神的團隊也被許多國外的學者，或者港臺的學者稱為中國第一支

14、有主義的軍隊。曾國藩認為，“打造軍隊，首在揀選將才，而揀選將才，必求智略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三者兼全，乃為上選。”對于治兵的才能，他認為不外乎“公、明、勤”這三個方面，如果辦事不公正，賞罰不明，士兵就不會心悅誠服；如果不勤于職責，軍營里的大小事務便會堆積，難以處理。同時，要不怕死，與敵人對陣時，才會身先士卒，士兵才能為你所用。12同時曾國藩認為“治軍之道，以能戰為第一義”，假如攻城攻了半年，不小心被敵人突圍，無法抵御或受了小的挫折，自己的名望就會毀于一旦。 第二重要的是能愛民； 第三重要的是讓上下官紳都和睦。最說明“能戰”的事件就是1862年的天京之戰，當年，曾國藩調動湘、淮軍7萬余人分兵十路，包圍天京。期間，曾國藩實施堅壁清野、挖地道、合圍、各個擊破等策略，歷時一年多，攻克天京，可見其“執行力”非常強。13 曾國藩的成功之道關鍵在于知人善用。其“知人之鑒，為世所宗，而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曾國藩能夠成就事功，賢才云集是一決定性因素。 他的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