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城市化研究的三個經濟學理論視角及其評述潘文軒（上海財經大學，財經研究所，200433）內容提要：城市化過程本身的復雜性要求對它的研究必須從多個角度出發，而從經濟學角度研究城市化問題是最根本的。從經濟學視角研究城市化主要是借鑒發展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和新經濟增長這三個經濟學分支的相關理論。從發展經濟學角度研究城市化應用了結構變動模型和托達羅模型來解釋由經濟結構變化引起的城鄉人口遷移規律；從區域經濟學角度研究城市化是在區域經濟發展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城市化與區域經濟增長的互動機制；從新經濟增長理論角度研究城市化則是用知識和技術外溢與人力資本積累來解釋城市化過程中的經濟收益遞增規律。此外，還結合

2、城市化發展的具體實踐對相關的理論進行了評述。關鍵詞：城市化，發展經濟學，區域經濟，新經濟增長理論，結構變動模型一、引言：城市化的含義和不同學科對城市化的理解城市化一詞的出現至今已有百余年歷史，然而由于城市化研究的多學科性和城市化過程本身的復雜性，對城市化內涵的界定一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一書中指出：“現代的歷史是鄉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一樣，是城市鄉村化”，指出了農村向城市轉化的時序；美國專業刊物世界城市認為：“都市化是一個過程，包括兩方面的變化，一是人口從鄉村向城市運動，并在都市從事非農業工作；二是鄉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轉變。這包括價值觀、態度和行為等方面。第一方面強調

3、人口的密度和經濟職能，第二方面強調社會、心理和行為因素。實質上這兩方面是互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城市規劃術語一書的表述則是：“城市化是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從農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等等1。綜合不同的觀點，可以認為城市化就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導致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變化的過程。城市化的實質含義是人類進入工業社會時代，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加快，農業活動的比重逐漸下降、非農業活動的比重逐步上升這一發展過程。與這種經濟結構的變動相適應，鄉村人口比重逐漸降低，城鎮人口比重穩步上升，居民點的物質面貌和人們的生活方式逐漸向城

4、鎮性質轉化和強化。它不僅是簡單的城鄉人口結構的轉化，更重要的，它是一種產業結構及其空間分布結構的轉化，是傳統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向現代化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的轉化。不同學科對城市化的理解有所不同（孫中和，2001）：地理學家強調城鄉經濟和人文關系的變化，認為城市是地域上各種活動的中樞，城市化是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引起的農業人口向城鎮人口、農村居民點形式向城鎮居民點形式轉化的全過程；社會學家以社群網（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網）的密度、深度和廣度作為研究城市的對象，強調社會生活方式的主體從鄉村向城市的轉化；人口學家研究城市化，主要是觀察城市人口數量的增加變化情況，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比

5、例的提高，城市人口規模的分布及其變動等，并分析產生這種變化的經濟、社會原因及后果；人類學家則以社會規范1對城市化含義的理解，還有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如著名經濟學家埃爾德里奇認為“：人口的集中過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義”；克拉克則更明確地指出：“城市化是第一產業人口不斷減少，第二、三產業人口不斷增加的過程”，這不僅反映了在城市化過程中，人口在產業結構中的變化，還同時說明了農業經濟向非農業經濟結構的變化；沃思從另一個角度進行了陳述，他說：“城市化是指從農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發生質變的過程”；而2000年7月舉行的世界城市大會，把城市化定義為：城市化是以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和集中為特征的一種歷史

6、過程，表現在人的地理位臵的轉移和職業的改變，以及由此引起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演變，既有看得見的實體變化，也有精神文化方面的無形轉變為中心，認為城市化是人類生活方式的轉變過程，即由鄉村生活方式轉為城市生活方式的過程；歷史學家則認為城市化就是人類從區域文明向世界文明過渡中的社會經濟現象。然而，盡管不同學科對城市化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從城市化的實質中不難看出，經濟因素在整個城市化過程中始終起著至關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影響著城市化過程中的其它各個方面，社會關系、人口流動、生活方式、文化等都是由經濟因素所決定的，沒有生產力和經濟結構等經濟因素的變化，就不可能產生城市化，所以經濟因素構成了城市化過程所必須依賴的

7、物質基礎條件，脫離經濟因素來研究城市化問題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深入的。因此，只有先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城市化的進程，才能夠把握城市化問題最本質的內容，進而理解城市化過程中所伴隨的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文化和行為方式等現象。二、城市化研究的經濟學視角之一：發展經濟學1，結構變動模型對城市化的解釋城市化是人口從鄉村向城市運動、農業活動的比重逐漸下降、非農業活動的比重逐步上升這樣一個經濟結構變動過程。而發展經濟學中的結構變動模型就是研究經濟結構變動過程的理論。發展經濟學中的結構變動一般指國內經濟如何從一個僅能維持生存的、傳統的、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向一個現代的、更為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經濟過渡的問題。結構變動模型

8、應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分析方法，描述轉換過程的發生和發展。在結構變動模型中，有兩個模型最具有代表性，一個是劉易斯的兩部門剩余勞動模型，另一個是錢納里的發展模式經驗分析模型。在劉易斯的兩部門剩余勞動模型(Lewis,Arthur.W,1954)中我們把一國經濟看作封閉經濟，不考慮與外國經濟聯系的影響。首先，我們把一國經濟分為兩個部門：一個是傳統的農業部門，另一個是工業部門。在傳統的農業部門內部有為數眾多的剩余勞動力，也就是存在大量的失業或隱性失業者，導致農業部門工人的邊際產品為零。由于農業部門的工人也要生存，他們的工資就不能為零，但只能得到可以維持生計的“生存工資”。在工業部門，企業家通過雇用工

9、人進行生產并獲得利潤，然后把利潤中的一部分用于儲蓄、投資，擴大其生產規模，并獲得更多的利潤，這些利潤中的一部分又被用來儲蓄、投資，從而啟動一個新的生產規模擴大的過程。在資本主義工業部門規模的不斷擴大過程中，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被一批一批的轉移到資本主義工業部門。假設工業部門工人的初始邊際產品為MP0,工人的初始工資為氣，傳統農業部門工人的生存工資為忙，由于假定農業部門工人的邊際產量為零，在剩余勞動力轉移完之前，農業部門工人的工資保持WQ不變。其中氣WQ，這是誘導農業部門的工人向工業部門轉移的原因。工業部門初期的資本存量為K，勞動力存量為L，通過把利潤中的一部分用于投資，在下一期中，工人的人

10、均資本占有量上升，即K/L增大，導致工人的邊際產品上升，由MP0上升至MPi。在氣不變的條件下，工業部門的就業人數從N0上升到Ni,也就是說有Ni-No單位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被轉移到了工業部門。第三期中，資本家再把利潤中的一部分用于投資，提高工人的人均資本占有量，提高工人的邊際產量，把農業部門的N2Ni單位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這個過程反復出現，直到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被吸納完畢為止(如圖1)。這樣，經濟結構的轉換就完成了。因此，劉易斯模型描述了城市工業部門是如何吸收農村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實現城鄉人口結構轉化的過程，而城鄉人口結構的轉化是實現城市化的必要基礎和條件。結構變動的另一個模型是錢納

11、里的發展模式，也稱為發展格局經驗分析。在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一書中，錢納里以實證研究方法分析了1950-1970年的20年間，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變動的關系，從積累過程、資源配臵和人口分配過程這三個方面列出十項指標，觀察它們如何隨人均收入的變化而變化。錢納里的研究既從橫向的某一個時點上，也從縱向的時間序列上觀察處于不同人均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最后得出了一個經濟結構隨經濟發展的正常變動模式。這種變動包括從農業生產向工業生產的轉變，消費者需求從重視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向要求多樣化的制造業產品和勞務消費的方向變化，由于人們從農村向城市轉移而帶來的城市經濟增長和城市工業的變化，

12、以及隨著家長重視子女的質而不是量，孩子的經濟價值下降，家庭大小和總的人口增長的變化等等。如果從劉易斯模型研究城市化過程強調人口的密度和經濟職能的話，那么錢納里的發展模式更加強調城市化過程中的人們社會、心理和行為因素。2，托達羅模型對結構變動模型的否定和托達羅模型的政策含義以劉易斯模型為代表的結構變動模型雖然是對發達國家曾經經歷過的發展道路的理論概括，具有一定的歷史經驗基礎，但受到來自發展中國家兩個方面的挑戰：理論上，劉易斯模型的建構過分簡化。城市不存在失業，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吸納完畢前城市部門實際工資保持不變，農村邊際生產力為零以及城市工業的就業創造率與其資本積累率成正比等種種假定，不大符合發展

13、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因此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托達羅從發展中國家城鄉普遍存在失業的前提出發，提出了他的城鄉人口流動模型(Todaro,1969;J.R.Harris、Todaro,1970)。托達羅模型提出了與劉易斯模型相反的政策含義：第一，城市就業機會的創造無助于解決城市的失業問題。如果聽任城市工資增長率一直快于農村平均收入的增長率,盡管城市失業情況不斷加劇,由農村流入城市的勞動力仍將源源不斷。城市就業機會越多,誘導了人們對收入趨漲的預期,從而造成城市失業水平越高。第二,調整教育投資結構。農村人口的教育學歷愈高,其向城市轉移的預期收入就愈高,不加區別地發展教育事業,會加劇勞動力的遷移和

14、城市失業。因而應當減少發展教育事業方面的過度投資,特別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更應如此。第三,重視農村與農業的發展,縮小城鄉經濟機會的不均等,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與劉易斯重點分析農村失業問題相反,托達羅將分析的重點放在城市失業問題的解決方面;與劉易斯將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城市工業部門相反,托達羅特別強凋農業部門和農村發展的重要性。如果說,前者是一個城市化發展戰略模型,那么,后一模型中則包含著抑制城市化發展的反劉易斯模型傾向(王學真、郭劍雄,2002)。3,對結構變動模型和托達羅模型的綜合評述結構變動模型受到來自發展中國家城市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的挑戰,那么托達羅模型是否就比結構變動模型更加有說服力

15、呢？從實踐中來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我國城鄉人口流動的實際情況與托達羅模型是極為吻合的：用戶籍制度和行政手段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控制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發展;大搞農田水利建設，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動員知識青年農村就業，緩解城市的就業壓力；在“以糧為綱”、“糧食安全”原則的指導下，強調農業發展的特殊重要性；采取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方針實現鄉村工業化；發展農村教育和衛生事業，建立農村合作金融體系等等。我國的實踐表明，托達羅模型并沒有為發展中國家的成功發展找到一條完全可行的道路，反而將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的發展和現代化轉型推入更加困難的境地。毫無疑問，托達羅模式的分析框架也同樣存在缺

16、陷。托達羅模型過分強調農村就業的積極意義和可行性，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加大了農業和農村發展面臨的人口壓力。另外托達羅模型經濟發展走的是一條空間分散型的資源配臵道路。空間分散的人口、企業、基礎設施、市場地理位臵等給經濟發展造成各種成本的上升、市場容量不足、分工協作困難、資源利用不經濟等問題。可見，在托達羅模式的發展框架內，不可能找到突破問題的缺口。走出托達羅模型發展困境的可行選擇是降低農業人口比重，緩解農業發展面臨的巨大人口壓力。降低農業和農村人口比重的必然選擇則是加速城市化進程，而其中的核心內容是人口的城市化。因此以劉易斯模型為代表的結構變動模型的總體方向是正確的，而托達羅模式則在

17、總體方向上發生了錯誤。但是由于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約束條件，與劉易斯模型的基本假設存在著很大距離，因此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對劉易斯模型的基本假設作出修正和補充。例如：放棄劉易斯模型只有農業和農村存在剩余勞動而城市無失業的假設，面對城市與農村失業并存的嚴重現實；放棄劉易斯模型城市部門資本積累率與就業機會創造率呈正比的假設，隨著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產業內資本和技術的密集程度不斷提高，在現有城市工業部門，就業機會創造率趨于下降是客觀規律；另外，農業剩余勞動力被吸納完畢之前，城市工資水平維持不變是脫離實際的，應該面對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率存在明顯差距和城鄉收入水平不斷拉大的現實，等等。只

18、有通過上述基本假設的修正，才能夠從經濟發展面臨的實際情況出發，賦予了結構變動模型新的內容，使得結構變動模型重新具有對城市發展問題的解釋力和指導意義。三、城市化研究的經濟學視角之二：區域經濟學1，區域經濟發展理論概述最具有代表性的區域經濟發展理論主要是“梯度推移理論”、“增長極發展理論”和“地域生產綜合體理論”。“梯度推移理論”把工業的生命循環周期理論引用到區域經濟開發中，認為產業結構、新技術與生產力等遵循由高到低梯度轉移的規律；“增長極發展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在空間上并非均勻分布，而是以不同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然后通過不同渠道由大到小逐級傳遞、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空間產生不同的

19、影響，它強調在經濟總量有差異化的同時還必須關注結構性的差異化，并不是所有產業都具有相同的發展速度，快速增長往往首先相對集中在主導產業和創新企業上，然后波及到其它產業和企業，集中快速增長的工業中心就是區域的增長極；“地域生產綜合體理論”則是前蘇聯在經濟建設中為解決國民經濟重大問題而采用的一種地域生產組織形式，一般由國家一次性大規模投資而形成，是躍進而不是漸進式發展模式，這是一種典型計劃經濟。此外，還有90年代后才發展起來的“新型區域發展理論”，又稱產業集群理論。它吸收了三大傳統區域經濟發展理論的合理成分，并擯棄了它們隨著實踐發展而產生的一些不合理性，增加了更適合當前市場經濟環境的合理因素，表現出

20、一定的創新性：一是并非簡單地爭論區域發展的平衡性與否，而是強調發揮區域各種資源要素的整合能力，追求適合于區域具體特征的區域發展道路；二是突出技術進步與技術創新，說明了創新在國家或區域的經濟增長中發揮的作用與日俱增，技術進步是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三是強調區域發展要素中資源整合的協同效應，投入要素不僅包括一般意義上的資本、勞動力、自然資源，而且還強調企業家資源的培育及其在發展中擔當的作用。上述理論基本反映了區域發展的一般規律，特別是新型區域發展理論，它在強調區域分工的重要性以外還進一步強調了發揮區域內各種資源的整合能力的作用，尤其是技術進步與技術創新的作用，是一種更加適合中國國情的城市化區域發

21、展理論。當然，由于這些理論的研究背景是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進程，與我國的現實國情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將它們應用在我國區域發展的具體實踐中，既要借鑒又不能盲目照搬。2，城市化與區域經濟增長的互動機制模型城市是區域的重要組成要素，是區域內經濟和社會活動的聚集體。如果把區域視為一個系統，城市的形成與演變是在特定的區域中完成的，城市的發展軌跡受制于所在區域的總體發展格局。從歷史的角度看，城市是一個區域內第二和第三產業分化、獨立發展，并在空間上趨于集中而形成的城市形成的前提是農業的發展達到相對高的水平，能夠提供剩余的農產品和勞動力，從而手工業、商業和貿易活動能夠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區域從資源供給、環境容量、經濟

22、基礎支撐、市場需求、社會發展等方面對城市的發展產生多種約束。在一般情況下，區域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的供給種類、供給能力，區域市場的需求結構和潛力，會制約城市的經濟結構類型及發展前景。另一方面，從區域經濟的空間集中性考察，我們又不難發現，區域的經濟發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又是依托城市而進行的。城市作為區域經濟與社會活動的集聚地，對區域發展具有組織、帶動作用。城市化是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過程。城市化引發和增強了區域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空間結構的相應變化，從而推動了區域經濟和社會的演進。因此，在下面，我們就將參考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和方法，從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假定出發，來集中說明城市化和區域經濟增長互動

23、機制，解釋人口和經濟活動集中是如何經由需求和成本的聯動驅動經濟發展的。在不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人口和經濟集中便于經濟活動利用相互間技術和資本的外部性，提高生產率，增強贏利能力，這將帶動新的資本形成，推動經濟增長。因此，城市化與區域經濟的增長之間的相互作用是一個累計性的因果循環過程（楊開忠，2000）（如圖2）。城鄉勞動力轉移丄城市外部性技術外部性資本外部性城市部門生產率增長城市部門利潤率上升城市部門增長90年代以來，以美國經濟學家PauIRKrugman、日本經濟學家MasahisaFujita以及英國經濟學家AnthonyJVenables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派，以壟斷競爭市場模型和冰山交易

24、技術為基礎，對全球化條件下的經濟積聚累計因果機制進行深入研究，提出了幾種理論模型，主要有：要素遷移驅動模型（Krugman,1991;Puga，1998）和投入-產出聯系驅動模型（Venables,1996）。這些理論模式有助于理解城市化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累積循環過程的機制。根據要素遷移模型在壟斷市場條件下,企業地域集中將增加當地產品多樣性、勞動需求和真實收入,從而引起勞動力遷入;勞動力遷入將增加地方支出,使得企業可以在更加經濟的規模上生產,地方贏利能力增強,這將導致新的企業進入。新企業的進入又將進一步吸引勞動力遷入如此循環,經濟將在企業和勞動力集中驅動下累積增長（如圖3）。在這里,勞動力遷入

25、引起的最終需求聯動扮演著關鍵作用,對區域經濟累積性增長來講,它既是重要條件又是內生驅動力。與要素遷移模型不同，投入-產出聯動模型則強調企業間投入-產出聯動的作用。根據這一理論，新企業加入一方面擴大了上游產品的當地需求，另一方面減少生產下游產品的企業獲取這一投入的運費，這兩種力量將導致地方生產效率提高，地方盈利能力增強，從而帶來新的企業的進入，而這又導致新一輪的聯動（如圖4）。這里，勞動力供給彈性是這一過程持續進行的重要條件。如果勞動力供給是沒有彈性的，新企業遷入將導致城市勞動力市場價格的上升，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削弱城市贏利能力，從而使積聚和增長難以維系。在城市充分就業條件下，要素供給彈性只能

26、通過勞動力從鄉村向城市流動以及區際勞動力流動來保障。因此，勞動力流動是投入-產出聯動驅動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前提和基礎。另一方面，企業向區域的城市地域集中會受到兩個因素的制約，即區域貿易成本和非流動性地方要素以及非貿易地方貨物價格的分散力量。區域貿易成本很高時，企業集中的效率會受到較大牽制，勞動力流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較小，城市化對經濟增長驅動作用較少；當區域一體化不斷加深，區域貿易成本持續下降時，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企業集中效率將占主導地位，勞動力流動對經濟增長將越來越重要，城市化對區域經濟增長驅動作用將不斷增強；當區域一體化很深，人口和企業將從城市地域中心向郊區遷移。因此，區域一體化程度越高

27、、區域貿易成本越低，勞動力流動和城市化對區域經濟增長越重要。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化和區域經濟增長是相互累進的，其中勞動力流動和城市化是重要的驅動力和前提，只要勞動力能夠自由流動，區域經濟增長就會持續進行下去；其次區域一體化決定的區域貿易成本是影響勞動力流動和城市化在區域經濟增長中長期發揮作用的重要因素，區域一體化程度越高、區域貿易成本越低越有利于發揮勞動力和城市化在區域經濟增長中的作用。3，城市化與區域經濟增長互動機制的經濟政策意義要素自由流動和商品自由貿易是城市化和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和前提，只要勞動力、資本能夠自由流動，產品能夠自由貿易，城市化與區域經濟增長就會自我加強地持續進行

28、下去。根據這個原理，在城市化過程中，政府就應該把區位選擇權歸還給個人和企業，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去規定人口和企業區位的選擇、沒有必要也不應該規定是重點發展大城市還是重點發展小城鎮。政府作用的關鍵在于為個人、企業的區位決策，為不同區位、不同規模等級的城市之間的競爭創造公開、公正的條件和環境。因此，城市化一方面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必須把城市化管理的重心從規定不同規模等級城市發展轉移到創造平等的城市化條件和環境上來。其中，關鍵在于全面實行要素自由流動和商品自由貿易，調整行政區劃、取消城市行政等級，以及實施“問題城市”管理。城市不僅是為本地服務的，更重要的是為其它城市和區域服務，因此

29、由區域一體化程度決定的區際交易效率必然影響城市化。在區域貿易成本很高時，企業集中的效率會受到較大限制。當區域貿易一體化不斷加深，區域貿易成本持續下降、區際交易效率提高時，城市輸出產品利潤率提高，從而引起新企業形成。新企業經由投入一產出的成本和需求聯系以及勞動力遷移的需求聯系促進企業生產效率提高。因此，區際貿易一體化有利于城市化，并通過城市化驅動區域經濟發展。四、城市化研究的經濟學視角之三：新經濟增長理論1，新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內容新經濟增長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收益遞增作為研究的核心內容，由一些持相同或者相似觀點的經濟學家提出的各種增長理論模型構成的一個松散集合體。其中比較主要的是阿羅

30、的“邊干邊學”模型、羅默模型、盧卡斯模型等。新增長理論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收益遞增與長期經濟增長的關系：（1）知識和技術外溢阿羅首先建立了一個用技術外溢解釋經濟增長的模型，即“邊干邊學”模型（ArrowK,1962）。他認為邊干邊學是經驗的產品，經驗具有遞增的生產力，隨著經驗的積累，單位產品成本隨生產總量遞減。所以在擴大資本投入的同時，知識水平也隨之變化，作為一個整體，經濟就有可能出現遞增收益。之后，羅默又在此基礎上發展了阿羅的理論。羅默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即羅默模型（RomerP.M，1986）認為生產要素應包括四方面：資本、非技術勞動、人力資本（按接受教育的年限來衡量）和新思想（按點子和專

31、利權的量來衡量）。四個要素中以特殊的知識即新思想最為重要，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羅默把知識作為獨立因子納入經濟增長，把知識分解為一般知識和專業化知識。他認為一般知識可產生外在經濟效應，使全社會都能獲得規模經濟效益；而專業化知識則產生內在經濟效應，使個別廠商獲得壟斷利潤，壟斷利潤又能使個別廠商有能力研究開發新產品。產出中的內在和外在效應表明，作為經濟增長中的一個獨立的知識積累過程，從一種產品的生產過程來看，不僅它本身收益是遞增的，而且可以帶動勞動和資本投入的收益遞增，給廠商和全社會帶來遞增收益。從而知識積累使總產出的規模收益產生遞增，為長期穩定增長提供保證。由此，羅默得出知識積累是現代經濟增長的

32、新源泉的結論。（2）人力資本積累舒爾茨1961年在人力資本投資一書中首次區分了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區別，把增長余值歸功于人力資本投資。他認為經濟增長應該源自專業化、勞動分工和遞增收益，分工、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帶來的收益遞增可以突破經濟增長的任何限制，所以那些排除了人力資本的增長理論是不恰當的。而對人力資本的更深入的分析則是由盧卡斯做出的。盧卡斯認為技術進步是通過人的素質的提高即人力資本的增加推動經濟增長的（LucasR，1988）o盧卡斯將人力資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因素引入索洛模型，視人力資本積累為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并使之內生化、具體化為個人的、專業化的人力資本，認為只有這種特殊的專業化的

33、人力資本的積累才是增長的真正源泉。他認為人力資本的積累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來進行：一是通過脫離生產的正規和非正規學校教育，使經濟活動中每個人的智力和技能得以提高，從而提高職工的勞動生產率，這類似于舒爾茨的人力資本觀點；二是通過生產中的邊干邊學（即不脫離生產崗位,不通過學校教育），工作中的實際訓練和經驗積累也能夠增加人力資本，這類似于阿羅1962年提出的邊干邊學模型理論。人力資本即具有內部效應（人力資本擁有者從人力資本的增加中獲益）又具有外部效應（人力資本的增長使其他人受益）。其中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導致全社會總量生產函數呈現規模收益遞增的性質。（3）勞動分工的演進除了知識外溢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外，新

34、增長理論近年來的另一個重要發展方向是把總體收益遞增歸因于勞動分工和專業化，認為勞動分工的演進會擴大市場規模，加速人力資本積累，提高貿易依存度和內生比較優勢，從而維持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以，新增長理論總的特征是把知識外溢和技術創新看作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和收益遞增的源泉。綜合新經濟增長理論中有代表的幾個模型，它們所具有的共性如下：經濟可持續增長，并且是內生因素的作用；內生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技術進步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商進行意愿投資的結果；技術、人力資本有溢出效應，這是經濟持續增長必不可少的條件；2，新增長理論對城市收益遞增規律的解釋創新是新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而在對創新的深入研

35、究中發現，創新活動具有在空間地理上高度聚集的特征，知識外溢和技術創新主要發生在產業和經濟活動聚集的地區。人口和產業聚集的密度越高，則知識外溢的效應就越強。而城市就是這樣一個產業和人口高度聚集的地方，城市是知識外溢、人力資本積累和勞動分工最迅速的地區。這樣，城市和城市化問題就與新經濟增長理論建立了某種聯系，通過分析城市和城市化過程可以使人們更明了知識外溢的發生過程，了解收益遞增的源泉。所以城市是分析收益遞增和長期增長的“天然實驗室”。以新增長理論為研究視角來考察城市化問題主要是從知識和技術外溢以及人力資本積累兩方面來展開的2，并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來分析（成德寧，2004）：（1）探討地理區位與知

36、識外溢的影響知識和創新的擴散距離越遠，困難越大，人口和產業在空間上高度聚集在城市可以促進創意的交流，從而創造出新的產品和新的生產方式。這樣，城市和產業集群就成為研究知識外溢和技術創新最合適的地方。城市內廣泛存在的知識外溢和經濟外部效應，使得城市經濟具有收益遞增的特點。（2）城市中的技術擴散和知識外溢技術擴散是新技術通過一定的渠道在潛在使用者之間傳播采用的過程，從技術擴散的空間緯度上看，它往往首先發生在大城市中心，然后同時向大城市周圍和次級城市擴散，最后是向次級城市周圍地區擴散，直至擴散過程完成。另外，對城市中的知識外溢的研究主要是在城市背景下將地方化的知識外溢模型化，并將知識外溢分為三種類型的

37、外部性：一是“馬歇爾阿羅羅默外部性”（MAR外部性），它主要考察同行業廠商間的知識外溢。這種觀點認為一個產業聚集在一個城市有益于廠商之間知識外溢，并由此帶來產業和城市的增長，通過模仿以及廠商間高技能員工的流動，創新將很快在臨近的廠商之間吸收；二是“波特型外部性”，同MAR外部性一樣，波特型外部性認為專業化的、地理上集中的產業的知識外溢促進經濟的增長。不同之處在于它認為是當地的競爭而不是壟斷促進創新的交流和吸收。外部效應只有在產業專業化、具有競爭性的城市環境里才可能實現最大化；三是“雅各布斯型外部性”，它認為最重要的知識外溢和技術擴散來自產業之外，多樣化產業在地理上的聚集比專業化產業更加能夠促進

38、創新和經濟增長。（3）人力資本的形成優勢動態的、經濟多樣化的城市環境更有利于工人發展自身的技能，從而促進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積累。這是因為在城市中眾多廠商的存在使各種特殊技能和天賦的人才擁有十分廣闊的市場，使得工人的技能更好地與雇主的要求相匹配，工人意愿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以提高自身的技能，獲得更高的工資；相反，在非城市地區，因為廠商沒有產生聚集，數量也相對少，公司在工資談判上具有絕對的優勢地位，使有專業技能的工人難以獲得相應的工資，從而可能導致人力資本投資的不足。所以，大的城市勞動力市場有利于解決勞動力匹配的問題，使得大城市往往成為人才薈萃之地，加快知識和創新的流動。總之，多樣化的城市為工人的天賦提

39、供了更廣闊的市場。工人生活在城市比生活在農村，人力資本積累的速度要快得多，而且由于知識的外溢效應，城市高教育水平還會帶來城市每個人而不僅僅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的工資的提高。3，新經濟增長理論對加快城市化發展的啟示新經濟增長理論說明了技術擴散、知識外溢和富裕的人力資本是城市經濟收益遞增的源泉，因此要加快城市經濟發展，城市發展規劃和決策者就必須采取有效的產業集群發展政策和城市技術創新政策來不斷增強技術、知識的外部效應，擴大人力資本的積累。為此，我們應該：（1）建立城市中的專業化產業區。在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經濟中，一個城市欲獲得競爭優勢，需要高度專業化的相關產業在某個空間的聚集，大、中、小企業之間形成合

40、作競爭的網絡關系，以加快知識和技術的擴散，分享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而城市專業化產業區就是這樣一個知識和技術創新的“孵化器”。它2從勞動分工的演進角度討論城市化問題雖然新增長理論也有所涉及，但是并不深入，在這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主要是楊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在本文中暫且不對這個方面進行論述能夠促進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在特定地理區域內大規模集聚，形成超細密專業化分工并富有外部性的柔性分工協作體系，增強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產業的聚集效應；（2）重視知識，提高知識積累率，發揮人力資本對城市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為此，應該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制定政策鼓勵個人終身學習。城市政府和企業也應加大對教育和科技的投入

41、，使人力資本的供給與經濟的增長有效配合；（3）加強研發，發揮技術進步的作用。知識對于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在于它要被接受并運用于生產中去，可見，知識的應用與擴散同知識的生產一樣重要。在知識經濟中，科學系統生產出新知識，企業則將新知識用于社會生產領域，一個社會往往并不缺乏知識，但卻可能缺乏將新知識迅速而有效地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因此，為了促進新知識從生產向應用的轉化，企業應與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之間建立廣泛而密切的聯系，城市政府也應在促進產、學、研的結合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這就要求無論政府還是企業，都應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發展，加大對研究開發部門的投入，通過鼓勵重大科研創新，鼓勵企業技術創新，提升整個城市的

42、科技競爭力，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參考文獻：成德寧，2004，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理論、模式與政策，科學出版社，79-130孫中和，2001（11），“中國城市化基本內涵與動力機制研究”，財經問題研究王學真、郭劍雄，2002（3），“劉易斯模型與托達羅模型的否定之否定城市化戰略的理論回顧與現實思考”，中央財經大學學報楊開忠，2000年5月，“論城市化與區域經濟增長相互作用機制城市化驅動的區域經濟累積性增長”，中國城市化戰略高級國際研討會資料匯編ArrowK，1962，TheEconomicImplicationofLearningbyDoing，ReviewofEconomicStudies，Vol

43、.29，No.3，155-173J.R.HarrisandM.P.Todaro，1970，“Migration，UnemploymentandDevelopment：ATwo-SectorAnalysis”，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60，No.1，126-142Krugman,Paul，1991，“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99，No.3，483-499Lewis,Arthur.W，1954，“EconomicDevelopmentwithUnlimitedSuppliesofLabor”，TheManchesterSchool，Vol.22，No.1，139-191LucasR，1988，“OntheMechanicsofEconomicDevelopment”，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Vol.22，3-42Puga,Diego，1998，“UrbanizationPatterns：EuropeanVersusLessDevelopedCountries”，JournalofRegionalScience，Vol.38，No.2，231-252RomerP.M，1986，“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