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代中國與印度和希臘語言及邏輯思維比較研究吳新民 （江漢大學 人文學院 武漢 430056）世界古代三大邏輯的起源，都導源于哲學，都得益于論辯的刺激，也都得益于語法學的滋養與數學方法的借鑒。如果以人類為出發點，那么邏輯學思想普遍存在，邏輯學具有全人類性。然而，盡管邏輯無二，但邏輯體系不一。也就是說，雖然邏輯最基本的特征是間接性、抽象性和概括性，它對于思維的研究，著眼于形式結構。但“作為觀念形態的邏輯思想，沒有絕對的獨立的發展歷史，它總是這樣那樣的受到一定時候的政治、經濟、科學的影響和制約。”譬如，東西方哲學是有差異的，而邏輯在與哲學分離之前，為哲學所用，是哲學家手中的工具，而在與哲學分離之后，

2、依然為哲學家所用，而且成為哲學家手中更重要和更強有力的工具。在這一點上，邏輯與哲學的關系與自然科學與哲學的關系有很大不同。自然科學的出現并不在哲學之后，也不是應哲學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隨著其自身學科的成熟而從哲學中分離出之后與哲學就沒有什么緊密的聯系了。但是邏輯是在哲學的土壤上，并且是為了哲學的需要而產生的，雖然它有自身獨特的性質和特點，但是它一直是哲學家使用的工具，甚至當它從哲學分離出去以后仍是如此。西方哲人認為：文化是一個國家的窗口，也是一個民族的徽識。歷史上各國政治、文化、科技的差異，使得三大古老邏輯有著不同的個性，而要實現在歷史縱深和文明廣域之間，交錯自如的穿越與個性的比較并不容易，但

3、正是由于這種不容易，才展現了閱讀的效用，拓展了思想的視野。像英語里所說的you can not compare an apple with an orange(你不能拿蘋果來比橘子),并不是說它們不可比，而是說由于它們不一樣，需要在不同的層次，用不同的標準來判斷它們的差異。實際上，世界古代三大邏輯的比較，必須深入民族文化以及邏輯的不同體系，去發現它們是否可通約，可兼容。也正是在比較之后，我們才能看到它們的相同或是不可通約的地方。如：在數學方面，古希臘的數學本質上是幾何學，它重論證，有聯系緊密的數學體系。德國邏輯史學家亨利希肖爾茲認為，亞里士多德的真正成就是把邏輯盡量接近于作為典范的數學。也就是

4、說，“對數的認知是某種與幾何認知同樣的知識，一切都可以通過數并且在幾何學空間中得到理解。” 古希臘麥加拉學派的創始人歐幾里德（公元前450-前380）的幾何原本，稱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公理體系。但是，古代印度的數學就不同于古希臘，印度的數學著作大多著述的是計算實例，止于經驗的內容較多。同為東方思維的古代中國，其數學也偏重于計算、經驗與實踐。公元前四世紀成書的周髀算經就是一部討論天文測量的專著。大約成書于公元前一世紀的九章算術也是致力于方田、商功、均輸、勾股等這類應用問題的解法。又如：在哲學方面，古希臘哲學思維的主流是對本質與屬性問題關系的思考，并且這種思考可以追溯到巴門尼德，在巴門尼德有關存在的

5、學說中已經對本質問題有了深刻的認識。對于屬性問題的思考則是從柏拉圖開始的。這些思考又深刻地影響著亞里士多德，成為古希臘邏輯產生的先導。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有個看不到的永恒世界，現實世界只是這個永恒世界的拷貝，但早期中國哲學絕未提到這種概念。基督教文化把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一分為二，但中國宗教傳統也沒有這種清楚的劃分。中國的諸子百家也找不到任何類似的觀點。而且古代中國哲人不象古希臘哲人那樣，對抽象與本質一類形而上的問題特別關心，而是比較注重具像的事實，中國將哲學上升到本體論的高度基本上是魏晉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說，中國人只對不同的符號之間的相互關系有興趣，并不操心于它們后面的實體。中國的哲學發展是

6、橫向擴展型，故有“諸子百家”之稱謂，而古希臘哲學則主要表現為縱向延伸型。中國古代哲學家無論是出世的還是入世的幾乎都是政治學家、倫理學家；而古希臘哲學家或最重要的哲學家都是數學家。古代印度的哲學是不同于古希臘哲學的宗教哲學。印度“最高的哲學就是世俗的宗教”。公元前七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古印度教派興起、諸道縱橫，各種門派較多，它們大致分為正統派和非正統派，此時的佛教屬于非正統派，而且，早期印度佛教文化極端的否定現實世界，將現實世界視為虛無。古代中國與印度和希臘，不僅數學、哲學有差異，而且語言的語法學方面亦不同。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前四世紀的古希臘學者們，已經在他們的諸多著述中用到了名詞、動詞；主語、

7、謂語；格、數等語法概念。蘇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圖，通過對語言的分析，將概念論推進到了命題論，特別是“不定式”的出現，成為西方語言高度形式化的一個標志。古希臘的形而上學，就是在這種高度形式化成熟語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有學者在論及古希臘的語言與邏輯關系時認為：正是由于亞里士多德將分析方法和格式要求引入語詞的研究和應用之中，最終使得古代希臘的邏輯學說具有了強烈的形式化特征或風格。古代印度語言與古希臘語言相比，不象后來德語和英語那樣有非常相近的語源，并且古代印度與古希臘也沒有共同的語言前史，但它們的語法特征卻有著相似之處。公元前四世紀古代印度就有語法性質的書問世，古代印度的語言學者此時已經將詞分為名詞、述

8、詞（動詞）、近量詞（本詞）、投詞（不變的詞）等，在此之后的波爾尼語法又總結了前人及其同時代的語法成果，使之成為印度的語法經典。印度中世紀邏輯之父、新因明開創者陳那，就是在印度語法成果基礎上，以語言材料為籌碼，討論了與現代邏輯相類似的諸多推論形式。與印度和希臘不同，中國古代典型的語言觀是“得魚忘筌，得意忘言”，只要意義明白了，形式并不重要，漢語的句法關系主要依靠詞序和語義關系來表達。或者說，漢語沒有繁復的變位、變格、形態變化，語言的結合不受形態成分的約束，而主要取決于語義上的搭配是否合乎事理。美國漢學家赫大維安樂哲認為：“在古典時代的中國，我們稱為隱喻、形象、概念的東西都是同等的，其結果是，很少

9、強調與關心確定意義句子的形式。由于不存在嚴格的邏輯的活動作為決定命題真假的手段，因而古典時代中國人的表達方式可以認為是意象式和隱喻式地發生作用，雖然我們為了盡可能接近中國人的認識，對這些詞的含義必須加以調整。”如語言學者黎錦熙所說：國語的用詞組句，偏重心理，略于形式。的確，世界古代三大邏輯的起源都得益于論辯的影響，但古代中國、印度與希臘在論辯運用方面亦有區別。公元前四世紀末，亞里土多德的邏輯還只是孕育階段，古希臘人好辯的習性，對事情總是要求說出logos（說法）的做派，促使古希臘出現了 “百家爭鳴”的文化繁榮景象。智者們收費授徒，教人辯論演講才能，但到智者末流卻盛行詭辯。為了駁斥智者未流的詭辯

10、，亞里土多德的邏輯逐漸產生。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激烈的思想論爭時代，尤其是戰國中期，辯論之風高潮迭起，諸侯間的各種利益紛爭，除訴諸武力外，一般都借助于外交言辭。論辯的游說、辯難以及禮辯職能，在這一時期迅速地擴張。墨家學派算得上是先秦諸子中最具邏輯頭腦的學派，墨家辯學的目的“要求他們必須精心選用恰當的話語來表達自己的意圖與思想，。”墨子在論辯中早已認識到推論的目的和作用，非攻提出“以往知來，以顯知隱”的思想。墨子本人就經常“言故”、“察類”。后期墨家將先輩的這種思考問題方法，發展成為較為完整的具有中國邏輯個性的推理論證，形成了相當科學和完整的中國古代推論學說。“夫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

11、行”（大取）。“故”是成辭之因，“理”是成辭之法，而同因、同理立辭，則必同“類”。同類便可相比、相通；通而行之，思維便可流而轉回，論證便可密而無隙。這一時期問世的墨經，被后世學者稱為中國古代語法學、辯學等知識的智慧結晶，并且有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之譽。古代印度的論辯不完全同于古希臘和古代中國的論辯，而是最為完備的攻防型論辯。據佛經記載,當時印度的論辯之風久盛不衰，不論王室、寺院，還是市井街頭，到處都可以見到辯論的場景，而且辯論的目的就是為了與外道爭論，弘揚佛教教義。公元前327年問世的政事論末章，向世人展示了一個“論辯的科學體制”，講述了論辯的系統程序，其中共涉及到三十多種論辯術。而成書于公

12、元二世紀的遮羅迦本集，則專門論述了論辯的原則，闡述了因明立、破的形式與方法，還涉及論辯與邏輯的關系，以及論辯中的語義、語用等諸多問題。公元三世紀正理派的經典正理經，稱得上是古代印度論辯術的第一份總結。邏輯學家劉培育先生在論及古代三大邏輯比較研究的狀況時說 ：“20世紀將名辯與邏輯、因明作比較且貢獻較大的學者，有孫詒讓、梁啟超、章太炎、譚戒甫、虞愚、章士釗、沈有鼎、張盛彬八位學者。其研究經歷了一個由著眼于同到著眼于異的過程，且緊密圍繞三個傳統的推理進行比較。”筆者曾就古代三大邏輯的比較問題，去信與張盛彬教授交流，張回信謙遜道：“我與他（邏輯學家劉培育）80年在成都會議上結識。我當時寫了論類比，發

13、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內刊未定稿上。他與倪鼎夫（也是邏輯室的）次年署文批評我，文中提到因明、墨辯，我找來一看，正合我意，寫了那文（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的“論因明、墨辯和西方邏輯學說推理理論之貫通”）。張盛彬教授認為：中國邏輯較側重于概念、判斷、推理等實質性的研究，較少注意形式方面的分析。所以說中國邏輯在這方面稍遜于印度邏輯。但中國邏輯研究結合漢語語言的特點，也有其獨到之處。事物的比較是異中可似同，同中可含異。世界古代三大邏輯是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的生成物（與三大邏輯密切相關的文化要素：語言、數學、哲學等差異之源孕育出的三大邏輯的推論個性），它們的推論功能與價值的認識不同，表述方式不同，作為主體的推理類型

14、也有差異，系統化與理論化的水平亦不盡相同。以推理為例，如印度因明的三支論式：牛馬為物(宗)，牛馬是四足獸(因)，凡四足獸皆是物（喻體），如犬羊等等(喻依)；與西方邏輯的三段論相比：凡四足獸皆是物(大前提), 牛馬是四足獸(小前提) ，牛馬為物(結論)。大多因明學者認為兩者雖然在結構上有所不同，但實質上都是一種推理。然而，推理與論證是逆向運行的，推理是從前提到結論；而論證總是先有論題，然后引用論據加以確證。三支論式與三段論在某種意義上是一致的,但三支論式是先示論題宗，后用論據因、喻去進行論證，而不是從喻、因到宗的思維進程，而亞氏三段論是由前提到結論的推理過程。凡推理規則只限于推理形式的正確性，但

15、論證幾乎都是規定論據和論題的真實性、確切性或同一性，以及論據與論題之間充分必然的內在聯系。新因明的主旨就是用三支論式來表示和概括一切關于證明的形式，使一切證明都圍繞論題“宗”的確立而提出充足的論據“因”。這也正如新因明開創者陳那在集量論中所說，言三支是形諸于語言文字用以開悟他人的“為他比量”即論證，而不是僅僅內心推度用以自悟的“為自比量”即推理。印度因明重在立、破，宗、因、喻三支論式就是甚為規范的論證形式。與亞氏邏輯相比，因明重實質，重內義，不研究量詞，而亞氏邏輯重形式，重外形，講究量詞。另外，三段論推理規則與三支論式規則也不相同，三段論推理規則對其前提的內涵并沒有做出任何規定，而三支論式規則

16、略似論證規則，對其論據的因、喻內容有著全面而細致的約束。印度因明的“因”，既略似亞氏三段論的小前提，但實際的作用與意義，又遠遠大于小前提。尤其陳那的新因明，非常重視“因”的研究，陳那把“因”分為“狹義因”與“廣義因”。狹義因指推理論證的依據,而廣義因則研究得更為寬泛，廣義因分為生因與了因。生因從立論一方而言：任務在于開悟論敵,它又分為言生因、智生因、義生因。了因則從敵論者一方而言：在立論者的啟發下，加上主觀能動作用，終于有所解悟，了因又分為智了因、言了因、義了因，如此等等。印度因明對“因”的研究，堪稱一門廣義的語義學。如果以因明與墨辯兩家相比，它們有許多相通的地方。如：“相符極成”和中國名辯中

17、的“辯，爭彼也”、“彼，不兩可”有相通之處，都是為了辯論提出的規則，在西方形式邏輯中沒有此類謬誤。從現存的文獻看，印度因明對邏輯謬誤的論述可能始于大乘論師。大乘論師在如實論中將過分為3類16種。陳那及高足商羯羅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加以刪訂、整理，提出了33種過失，其中宗9過、因14過、喻10過，分別從三支論式的宗、因、喻來研究它們各自產生謬誤的形式及原因。而印度因明與中國墨辯的不同，則主要是在邏輯內容側重點和體系建構方面。如中國墨辯的三物邏輯：辭：牛馬為物（所立之辭），故：四足獸故（辭以故生），理：凡四足獸皆為物（辭以理長），類：若犬羊等（辭以類行）。中國墨辯以名辯為中心，先秦名辯學者對名與辯的

18、討論轟轟烈烈，無論是名學學者，還是辯學學者，幾乎都參與其中。墨辯作為墨家的辯論理論，或曰中國邏輯理論，它與西方傳統邏輯用抽象方法研究推理形式不同。墨辯用直觀方法研究具體推理，由于沒有判定推理是否有效的形式標準，推理取舍也以具體內容為準。“墨經中沒有應用對象語言來表示的命題形式和推理形式，而只有應用典型的具體推理來體現的推理方法。但墨經中卻有不少應用元語言來表述的邏輯規律，雖然這些是不夠精確的，但表明墨經中的邏輯已開始進入形式邏輯階段。”如：三物邏輯 “故” 的意義類同于三段論的小前提，但沒有因明三支論式 的“因”考察得那么廣。墨辯的“故”更多地是從“義”的角度考察生“辭”之由。小取之所以能夠從

19、日常思維中識別一些有效和無效的具體推理，就是靠墨者的邏輯直覺。墨辯“故、理、類”是邏輯推理的組織形式，這一組織形式既不同于三段論，又不同于因明的“宗、因、喻”。與亞氏三段論相比，墨辯的直觀方法所使用的表述工具是自然語言，用不含變項的自然語言只能表述不含變項的具體推理，而不可能刻畫含變項的推理形式。雖然說墨辯的三物邏輯與印度因明的三支論式相比，有相通的地方，但三支論式在表述形式上更為具體和科學，實用性更強，而墨辯沒有十分明確具體的規范論式。因此，就形式結構的研究而言，因明三支式的嚴謹科學性超過墨辯。又譬如：三物邏輯的“理”、三支論式的“喻”、三段論的“大前提”的差異：“喻” 的作用勝于墨辯的“理

20、”，是因果關系的帶例說明，西方三段論的帶證式大前提大致與“喻”相當，但“喻”的功能又勝于三段論的大前提，“喻”不僅提出了推論的普遍原則（喻體），還對這一普遍原則的來源進行了正（同喻）、反（異喻）說明（喻依）。同為東方文化的墨辯與因明，有許多推論可以貫通，而貫通之處在于它們都是演繹和歸納的結合，都具有明顯的論辯特征。梁啟超曰：墨經的論理學的特長，在于發明原理及法則，若論到方式，自不能如西洋和印度的精密。但相同之處亦甚多。總之，古代邏輯是發現的科學。分析世界古代三大邏輯，既要關注它們的共同點，但更應認識它們的差異性。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創立古典邏輯體系后，亞里士多德學派和斯多葛學派又創立了命題邏輯，形成西方傳統形式邏輯，到科學成為神學婢女的中世紀，邏輯受到了一定的寵愛，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有些學說直接涉及到了現代形式邏輯。在中國，墨家初步構設名辯學體系后，墨家后學使之更加完善和系統化，但是，到了漢代，由于受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觀念的影響，墨學逐漸淪為絕學，直到明末清初隨著諸子百家學說的興起才獲得了新生。在印度，因明學也幾乎同樣遭受到了名辯學的命運，但在傳入中國以后，因明學得到了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