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環境污染治理與規制博弈研究文獻綜述楊怡【摘要】由于環境污染，多年來污染事件頻發，土壤污染、空氣污染、河水及海洋污染、土地荒漠化、水資源短缺、生物多樣性銳減等環境問題日益嚴重。我國也開始越來越重視環境污染治理與規制博弈研究，研究角度和層面多種多樣。本文從理論和實證研究兩個角度出發，對今年來國內外學者關于環境污染治理與規制博弈研究的文章進行了歸納總結，從而為此類研究提供參考。【關鍵詞】環境污染治理 博弈分析 環境規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一直呈現高速增長的趨勢，被譽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然而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我國的環境資源也急劇惡化。多年來，我國環境保護部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環境保護涉及

2、到多方面的利益，存在著復雜的博弈關系，致使環境污染嚴重事件時常發生，不少地方環境污染在治理后不久即又反彈，環境保護陷入了“污染-治理-在污染-再治理”的困境。一下是我所總結的有關環境污染治理的研究成果，為此類研究提供參考。一 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環境問題一直為世人所關注，經濟學一直有關于經濟福利和自然資產儲備之間的關系的探討，有關環境經濟方面的文獻可以追溯到很多的歷史文獻。早在20世紀20年代，阿瑟·庇古就有把污染看做是外部性的思想。格雷和候特陵分別在1914年和1913年對可耗竭資源如鎂金屬礦藏的折耗程度做過分析。而關于增長的極限的分析則早在19世紀就由約翰·斯圖拉

3、特·穆勒做出了。但環境作為一種重要的公共資源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沒有很早引起人們的重視。有關環境與經濟的綜合理論體系的形成只是近30年才逐漸形成，并在80年代末當焦點轉移到可持續發展這一主題時學者們對于環境與經濟增長特別是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才開始重視，中國學者對環境污染問題的關注相對更晚。文獻表明中國學者對環境污染問題的研究更多的是90年代才開始，有關研究成果多是近幾年才大量涌現。關于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最早始于1994年由Selden和Song兩位學者提出的倒U型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EKC曲線近年來成為環境經濟實證研究

4、中一個充滿爭議的主題，它表明:環境惡化與人均GDP在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呈正向變動關系，當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后，二者表現為反向變化關系；張娟（2012）研究結果表明倒U型的EKC曲線是成立的；郭軍華，李幫義（2010）研究表明，只有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與人均GDP之間符合EKC特征，工業廢水排放量隨經濟增長而逐漸減少，而工業廢氣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不存在協整關系；李周、包曉斌（2002）認為中國目前尚未到達倒U型的轉折點。劉小麗（2009）研究顯示，GDP的增長能夠影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且第二產業經濟增長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Ordas Criado C.,Valente S

5、.,Stengos.1(2011)研究結果表明穩定的污染水平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污染增長率與產出水平正相關，與污染物排放水平負相關。Fodha Mouez (2010)研究結果表明現階段對于突尼斯來說，降低污染物排放的政策和更多地增加污染治理費用將不會傷害經濟增長2。De Freitas, Luciano Charlita(2011)指出提高能源強度是降低污染排放的關鍵因素。澳大利亞學者麥格納里提出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取決于收入分配函數而非其均值。如果多數人投票機制發生作用，那么收入分配參數將通過影響對環境改善的支付意愿而決定污染削減的水平。這些學者的研究結果或者雷同或者結論相互矛盾

6、，究其原因在于選取的數據特別是環境污染指標的選取不同所引起的。采用單一的環境污染指標如廢棄排放量來研究與采用其他的環境污染指標如工業廢水排放量進行研究，完全有可能得出不同結論。現有的文獻尚沒有學者用綜合性的環境污染指標對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2 環境污染治理博弈研究國內外對環境污染治理博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對環境污染產生的根源、環境污染治理以及越界污染治理博弈分析。（1）環境污染產生的根源。早在20世紀初期Pigou3(1931)認為外部性產生的原因是由于基于市場機制的邊際收益無法反映邊際成本而造成的市場失靈現象，并最終導致資源無法得到最優配置,從而使市場機制無法自發實

7、現資源配置的帕里托最優狀態，環境污染的產生是市場失靈的結果。霍斯特·西伯特4 (2001)則認為環境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公共資源，而不是公共物品。國內學者在對環境污染產生的根源進行研究時，也基本沿用了國外學者的觀點。楊風娟（2007），栗鳳娟、郭成葦（2005）、王鵬飛（2007）等人認為環境資源的產權、外部性及市場失靈是造成環境污染的根本原因；吳愛菊（2008）認為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于人類活動的盲目性、趨利性以及思想認識的主觀性和局限性。璐璐（2012）、祝合勇（2011）、屈藝（2011）等人分別探討了工業固體廢棄物污染、大氣污染、河水污染的成因，但對這些污染的深層次原因并沒有特別

8、地進行分析。孫超、李超（2009）運用外部性的經濟理論分析了環境污染產生的根源在于企業最大化的目標；潘勇（2000），朱滿德、劉超、董景奎（2007）等學者則從利用博弈分析工具對屢禁不止的排污現象、污染反彈現象進行了研究，但對如何防止污染反彈并沒有給出有效的分析理論。（2）環境污染治理博弈分析。Pigon建議可以通過征稅，使私人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成本相等，或令排污企業增加排污費用。通過征稅或提高企業進行污染處理方面的投入等辦法，來實現環境污染的內部化，從而解決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問題。Coase（1960）則提出了以交易成本理論為基礎的外部性理論，外部性問題可以通過私人之間的談判和交易成本的選擇等

9、來將外部性的問題內部化，認為明確的產權界定是防止“公共地悲劇”發生的根本方法。尚宇紅（2005），熊鷹、徐翔（2007）、劉志榮（2007）就環境污染中的政府監管與企業之間的責任、行為特征等進行了分析。陳舜友、丁祖榮、李娟（2008）就清潔生產中政府與企業間的責任、行為特征等進行了分析。盧方元（2007）用演化博弈論的方法對環境污染問題進行了分析，重點分析了排污企業之間，環保部門與排污企業之間相互作用時的策略選擇行為。分別結果認為排污企業是否對排污進行治理取決于收益與成本的對比，如果排污企業直接排污的收益大于污染治理后的收益，則企業會選擇排污。同樣環保部門監管對排污企業的監管力度不夠時，環境污

10、染就會產生。蔣成軍（2008）同樣認為政府的處罰力度對企業排污的選擇策略有重要的影響。孫米墻、楊忠直（2006）提出要扭轉環境污染的態勢，政府需要加大處罰的力度，鼓勵公眾參與環境污染治理，同時應降低環保設備和污染處理技術成本。（3）越界污染治理博弈分析。Akihiko Yanase5 (2009)認為由于免費搭車的存在，更嚴厲的排放政策將提高外國公司的競爭能力，而外國公司還能享受到由于這個國家排放減少的努力通過環境“越界效應”所導致的全球環境提高的好處，由于這些策略效應，非合作政策博弈中環境政策的效應將會偏離社會最優的水平，并且排放稅博弈要比命令控制型的博弈的結果對污染和社會福利的影響更加扭曲

11、。王艷、葉淑紅、丁德文6(2005)提出建立國際環境合作聯盟，制定聯盟間合作協議非常必要。搶到通過加強對國際聯盟的監督控制，提高國際合作治污協議的實施力度對解決跨國越界污染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蔣滿元7（2003）認為博弈論指明了如何減少國際公約中搭便車傾向的方法：一是采用單邊支付的手段，另一種則是內在關聯博弈。Norimichi Matsueda8(2002)就曾對單向跨界污染中單邊支付問題進行過研究，結果表明，單邊支付之所以被擱置不用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稱，受害國對污染國的減污行為驚醒補貼或援助，但卻并不知道污染國是否驚醒了最優排放水平的努力，勢必會影響其資金援助的積極性。因為需要考慮雙方都能自

12、覺遵守的方法是必要的。以上關于環境污染治理博弈的研究，國內學者比較多的集中在環境污染產生的原因、環境污染治理中局中人策略行為等問題進行研究，在有關文獻中，比較多地探討了生產者與政府監管部門之間的策略選擇問題，對環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博弈則很少進行研究，研究方法也主要側重于靜態的純策略博弈方法。國內學者對越界污染治理方面的文獻較少。與此相反，國外對環境污染治理博弈的研究較多地集中在環境污染治理方法和越界污染治理方面。3 環境規制研究國內對環境污染規制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排污權交易、最優總量控制方面。陳磊、張世秋（2005）對排污權交易中環境改善的支付意愿，企業行為的微觀博弈進行了分

13、析。陳德湖（2006）研究了在排污權交易中，當各排污企業的風險程度不同時，企業的不完全信息競價模型，并得出投標人越多，風險偏好系數越大，賣方的期望收益越高的結論。郭建軍（2001）建立了污染物總量動態控制模型和最優控制模型，給出了污染物總量和總產出之間的最優軌線及最優收費標準；藏傳琴，劉巖，王凌9（2010）研究表明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不論是稅費規制還是許可證規制，都存在著一定的效率損失，從而降低社會福利的水平。在環境規制中，要適當減少命令控制型工具，逐步增加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國外對于環境規制問題的研究最早見于1974年由Weitzman所發表的有關環境規制工具選擇的論文。并提出了著名的W

14、eitzman定理。在污染控制成本不確定的條件下，環境污染治理首選的規制工具取決與邊際減污曲線的相對斜率。如果邊際減污成本曲線比邊際減污收益曲線陡峭，就應采用價格型規制工具；當邊際減污成本曲線比邊際減污收益曲線平緩時，就應采用數量型規制工具。但他只考慮了效果結果的一階條件，卻忽視了對二階條件問題的研究。Baumol和Oates(1971,1988)對命令控制型規制工具和市場激勵型規制工具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表明類似于排污收費、可交易排污許可證這樣的市場激勵型工具具有明顯的減污效率。而命令控制型規制工具對環境標準的要求相對較高，為達到環境標準，需要付出更高的污染控制成本。目前在國際上，排污收費和

15、可交易排污許可并廣泛地運用于環境規制實踐。美國、歐盟、日本各國都已建立了排污交易權系統。Hahn和Haster10（1989）認為在實踐中作為市場激勵型規制工具，可交易排污許可權比排污收費更加可取。Stavins和Whitehead11(1992)認為可交易排污許可的主要優點是環境規制者能夠對排污量實施直接的控制。而排污費對環境污染治理的影響，受到經濟增長與價格水平變化的影響。規制者必須設置根據物價水平不斷地調整費率。如果費率設置的較低的話，則環境規制的效率就會大打折扣。近年來關于環境規制的研究，較多地集中在環境規制與法律的研究、微觀領域的環境規制問題如針對食物污染的規制等，也有的學者針對某些

16、污染物質排放權交易系統運用實驗經濟學研究方法進行研究等。Schmalensee,Richard和Robert N.12(2013)對美國二氧化硫津貼交易系統進行了分析，說明一個良好的基于市場激勵的環境規制工具必須要進行合理的設計，否則將會導致這個市場的失靈。Vandenbergh, Michael P.13(2008)等學者則把研究目光轉向個人和家戶部門的排放問題。總體上來說，國外學者對環境污染治理及規制問題的研究具有一下特點：（1）制度分析透徹。充分運用制度經濟學、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對環境問題進行研究，在政策失靈、市場失靈、財產權失靈等問題的研究上成果豐碩；（2）案例分析詳實。對

17、利益相關者的權利義務結構、環境法規的經濟影響、環境管理中的各個層次的研究都可以歸結到相應的案例分析，從大量的案例分析中歸納出一般性的規律；（3）理論分析所用的模型豐富；除了政策導向性較強的分析外，數學模型被廣泛應用，是的理論分析的邏輯更加嚴密；（4）分析的專題領域十分具體。在環境經濟、環境法學、環境管理等分支學科下進行更為具體的專題研究和交叉研究，對環境問題中所涉及到的主體行為分析比較透徹。目前在財產權制度、環境問題的實證分析、環境問題的治理等方面的研究仍在不斷完善。國內外在不完全信息下環境污染的博弈問題、環境污染的轉移問題、環境污染的規制等方面的文獻較少，說明在這些方面研究還很不夠。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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