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論公共秩序的自由裁量性         內容摘要：自由裁量性是公共秩序的法律特征，其法理根源在于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標準可選擇性、價值的沖突性、規范本身的局限性。規制公共秩序自由裁量性應從法律語言、適用條件、認定標準和程序等方面進行。    關鍵詞：公共秩序 自由裁量 限制 自由裁量是公共秩序固有的法律特性 （一）公共秩序自由裁量性 公共秩序是指一國法院依據沖突規范本應適用外國法時，因其適用會與法院地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觀念或者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而排除其適用的一種

2、保留制度。但是，但各國對于公共秩序只作了原則性、概括性的規定，對于什么是公共秩序、在什么情況或場合下適用公共秩序沒有統一的標準和原則。這就決定了法官在審理國際民商事法律糾紛援引公共秩序條款而排除該外國法的適用時，具有廣泛的自由裁量的權力。當沖突規范指引適用外國法時，不同的法官就會根據其政治、經濟、道德、性情、偏見和習慣等個人的特性對這一概念作出不同理解和判斷，即使在對同一個案件，有的法官會援引公共秩序條款從而排除外國法的適用，有的法官則可能不會援引公共秩序條款而適用外國法，這就是公共秩序的自由裁量性。 （二）公共秩序自由裁量性的特點 自由裁量性是公共秩序本身所固有的法律屬性，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3、的一種表現，它與法官在審理本國民商事糾紛案件中普通的自由裁量明顯不同。公共秩序自由裁量是法律適用的自由裁量，而普通的自由裁量則是具體權利和義務的裁量，不涉及法律適用的問題；公共秩序自由裁量的標準是國家利益或國際公認的共同的利益，而普通的自由裁量所依據的標準是社會公平、正義、合理等法的非正式淵源；公共秩序自由裁量的所依據的法律規范即公共秩序條款只是原則性、概括性地規定，而普通自由裁量是在法律對有關事項無明確規定或者只規定處理的原則、幅度或范圍等情況下才能運用；公共秩序自由裁量的運用會影響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而普通自由裁量的運用通常不會產生這樣的影響。 公共秩序自由裁量性的法理根源 （一）公共

4、秩序概念本身的模糊性 公共秩序在各國的稱謂有所不同。在名稱上，許多國家稱之為“公共秩序”，也有稱為“公序良俗”、“公共政策”、“法律政策”、“法律秩序”等，在英美法中多稱為“公共政策”，在大陸法中則多稱為“公共秩序”、“保留條款”、或者“排除條款”。其次，關于什么是公共秩序這一問題，學者們也莫衷一是。西方學者如薩維尼、孟西尼、布魯歇、斯托雷、庫恩、戴賽、戚希爾等學者或是從法律分類的角度，將一國法律劃分成為個人利益的法和為公共利益的法，對于后一類法的事項就屬于公共秩序的范疇，絕對不適用外國法；或是從公共秩序適用的場合或條件出發，認為在外國法的適用違背了文明國家的道德、禁止性規定、重要政策、或外國

5、法中的禁止性規定未獲得法院地的確認等情況下，則可排除該外國法的適用。 公共秩序在我國不同的法律中其內涵也不盡相同。比如，我國民法通則第150條、涉外經濟合法第4條、海商法第276條、民用航空法第190條等法律將其表述為“社會公共利益”，而1991年的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對公共秩序的界定，其范圍則明顯寬于上述法律的界定，除“社會公共利益”外，還包括“法律的基本原則”、“主權”、“安全”等內容。 （二）認定標準可選擇性 如何認定待決的案件違反了一國公共秩序？從理論或邏輯上來說，應該有一個可參照適用的標準，目前主要主觀標準和客觀標準兩種。主觀標準主張如果該外國法本身的內容與法院國的公共秩序相抵觸，即

6、可排除該外國法的適用，而不問該外國法適用于具體案件的結果是否對法院國的公共秩序造成實質性的損害。客觀標準主張只看適用該外國法的結果是否與法院國的公共秩序相抵觸，而不以該外國法的內容是否違背公共秩序為標準。至于在具體個案中，究竟選取哪一標準，則由一國的法律實踐、法律原則乃至一法官自由選擇，因而在認定標準上也具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性。 （三）公共秩序價值的沖突性 公共秩序是一個主權國家為維護其最基本的社會、經濟、政治、法律與道德準則最后一道防線，是一國法所追求的價值之一。但是，一國法追求什么樣的公共秩序價值，是一國主權范圍內事情。由于各國立法權彼此獨立，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制定的法律在本質上必然不同，其

7、所崇尚的公共秩序往往不同。而且，除了法的本質決定公共秩序的狀態和范圍外，一國的經濟、文化、歷史、宗教、習慣等其他社會因素也會對其造成重要的影響。再者，在一國內部還存在區域性法律沖突，區際法律沖突，也必然也會導致各區公共秩序價值沖突。而各國統治者從維護本國利益出發，總是希望自己的社會秩序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同，從而希望以自己的法律來調整和支配涉及公共秩序的社會關系。最后，公共秩序僅具地域意義，它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彈性，任何國家都會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適時地對它所保護的社會基本利益作出調整。因此，我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要求政治、法律、社會、歷史文化傳統等不同的各個國家對公共秩序有一個共同的價值目

8、標。 （四）公共秩序規范本身的局限性 公共秩序作為一種法律規范或者法律制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主要表現在滯后性和遺漏性，所謂滯后性，主要是指一國現行的法律制度所確定的公共秩序必須保持它的權威性和相對穩定性，以便人們可以對行為進行預測，因而它不能適時應變。然而，公共秩序條款被具體適用的行為和事件卻是千姿百態、千變萬化的，在制定法律時是公共秩序范疇的事項，經過一定的時間則可能不是公共秩序的范疇，公共秩序規范的穩定性和社會的變化性之間有時存在著尖銳的沖突。遺漏性主要是因為法律語言的拙劣性，使得公共秩序規范本身就是不具體、不確定，而且不可能窮盡一切可能發生或存在的涉及公共秩序的社會關系。公共

9、秩序的局限性要求法官在援引公共秩序條款時必須根據法律原則和法律精神進行判斷，因而具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 對公共秩序自由裁量的必要規制 （一）公共秩序自由裁量規制的必要性 正如上文所論及，公共秩序是一種彈性條款，具有較大的伸縮性，法官在適用公共秩序條款的訴訟過程中享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由于法官的素質和地方保護主義等因素影響，導致公共秩序制度常被濫用，成為法官任意排除外國法適用的托辭。由于自由裁量性會導致公共秩序的濫用，大大降低了國際私法在協調各國法律沖突中的價值，妨礙了國際民商事交往的穩定和安全，因此，有必要對這種具有極大張力的權力加以規制。 （二）規制公共秩序自由裁量性的主要途徑 1.從法律語

10、言的角度規制。大多數國家的公共秩序條款只規定了“違背”公共秩序時即可排除外國法的適用，但在多大程度上“違背”公共秩序卻語焉不詳，換言之，法官只要有理由相信待決案件“違背”了公共秩序，哪怕只是輕微地“違背”了，也可以自由決定援引公共秩序條款。這在一定程度上放縱了公共秩序的濫用，因此，有必要從違背的程度上加以限制，規定只有在“明顯違背”公共秩序的情況下，方能援引公共秩序排除該法律的適用。這是限制公共秩序適用的重要方法，各國在有關國內立法及國際公約的措辭上體現了這一思想。如1986年國際貨物銷售合同法律適用公約第16條規定：“凡依本公約規定所適用的任何國家的法律，只有在其適用明顯違背法院地國的公共秩

11、序時，方可予以拒絕適用。”當然，這種“明顯違背”依然是一個彈性的概念，但畢竟能夠達到限制其適用的效果。 2.相對明確適用條件。公共秩序條款的規定大多是籠統的和模糊的，這對于在什么條件下援引公共秩序制造了無限的自由空間，不利于該條款的適用，因此，有必要從法的確定性角度加以規制，即相對明確公共適用條件或范圍。我們不妨借鑒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的經驗，在國際司法中，我們可以采取列舉式和概括式的方法相對明確公共秩序的適用條件，從而達到限制公共秩序的適用的目的。關貿總協定第20條是公共秩序保留條款，它相對明確規定了公共秩序適用條件和范圍，從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規制其適用。即：在(甲)為了維護公共道德所必須的；(

12、乙)為保護人類及動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須的；(丙)有關黃金、白銀進出口的；(丁)為保證遵守與本協定條款不相抵觸的法律或規章所必須的，包括有關海關強制執行按第2條第4款與第17條實行專營，保護專利商標與版權以及防止欺詐行為在內；(戊)有關監獄勞動產品；(己)為保護本國藝術，歷史或考古的財富而采取的；(庚)關于養護可用竭的天然資源，凡這些措施，同限制國內生產與消費一道實施的等十種情況下，可中止履行本國在WTO項下的義務。可見，世界貿易組織規則體系采取列舉的方式，相對明確地規定了一國引用公共秩序條款的條件，從而也就相對確定了公共秩序的范圍。 對于公共秩序適用條件，可以采取列舉加概括的方式對可以適用公

13、共秩序保留的情形作出規定。比如，在我國，可以將適用公共秩序的情形法律化：如果適用外國法違反我國憲法的基本精神，違背四項基本原則，有損于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如果適用該外國法有損于我國主權和安全；如果適用外國法違反有關部門法的基本原則；如果適用外國法違背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承擔的義務，或違反國際法上公認的公平正義原則；如果某一外國法院對同我國有關的案件，無理由拒絕承認我國法的效力，則根據對等原則，我國也可以以公共秩序保留排除該外國法的適用；其他有損我國社會公共秩序的情形，但必須報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對于以上前五種情況，法官可以直接運用公共秩序保留條款，而對于第五種情況，必須報最高人民法院批準

14、。這樣既能保證合理地援引公共秩序，又適當規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 3.在認定標準上規制。如前文所述，公共秩序的認定標準有主觀標準和客觀標準。主觀標準不問該外國法適用于具體案件的結果是否對法院國的公共利益造成實質性的損害而一律排除外國法的適用，客觀標準將該外國法的適用結果是否危及國內公共利益作為決定公共秩序的適用標準，只有當適用該外國法的結果對一國公共秩序造成實質性的損害，才能排除該外國法的適用。可見，采取客觀標準中的結果說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共秩序的適用，而且，越來越多的國家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采取這標準，成為當今各國立法和司法實踐的主要趨勢。從認定標準上限制公共秩序的適用，對于維護本國的利益又保持國際民商事交流的正常法律狀態有重要意義，有利于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往來。 4.在程序上規制。從各國法律實踐來看，無論什么級別的法院都可以援引公共秩序條款，沒有嚴格的法律程序限制，因而也會導致公共秩序經常被濫用，成為法官任意排除外域法適用的工具。就我國而言，由于我國法官的素質不高，而公共秩序保留具有較大靈活性和伸縮性，同時該制度適用的得當與否直接影響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