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解讀當前撲朔迷離的就業形勢 自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影響下的中國就業形勢，并非以勞動力市場沖擊這種簡單和單向的方式表現出來，而是在就業沖擊與勞動力短缺、農民工返鄉與回城、失業率上升與下降等一系列撲朔迷離的現象中層現。如果不加分析地追循瞬息萬變的表面現象，就很難準確地把握當前和未來的勞動力市場變化大勢。本文嘗試從中國勞動力供求長期趨勢和短期矛盾出發，剖析支配就業形勢變化的規律，為更全面地認識宏觀經濟走向提供一個參考。冷暖鴨先知：認識宏觀經濟波動中的就業我曾經用“春江水暖鴨先知”這句詩，來形容面對2004年以后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現象，沿海地區外向型企業的切身感受與反應。而當全球范圍金融危機以出口產品

2、訂貨減少的方式，開始沖擊沿海地區的外向型經濟時，這句詩恰好可以改為“春江水冷鴨先知”。對中國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來說，認識宏觀經濟形勢，也許主要不是依靠失業率等勞動力市場指標，但是，對于企業和勞動者來說，與就業相關的各種切身體驗，恐怕比GDP增長率、M2發行量等等板著面孔說話的宏觀經濟指標，都來得更加及時、準確和重要。在美國，聯邦政府每個月都會公布就業形勢的最新數字，主要指標分別是基于家庭調查和企業調查得出的機構就業和失業信息。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早晨，一批被挑選出的記者準時獲得勞工統計局獨家發布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并給予報道后，常常給宏觀經濟和資本市場造成巨大的沖擊（參見伯納德鮑奠爾，2005

3、）。在中國的勞動力統計項目中，雖然同樣包括家庭調查和企業調查，由于調查結果匯總和發布較慢，不能滿足判斷宏觀經濟和勞動力市場形勢的需要。通常，我們可以不定期地獲得季度登記失業率，以及反應更加遲鈍的在若干勞動力市場上收集的崗位供求信息。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宏觀經濟調控決策是在大概其就業判斷之下做出的。隨著用下崗補貼的方式進行失業保障這個歷史使命的完成，到2003年下崗職工這個群體在統計意義上就不復存在了。那些尚未實現再就業的人員，則轉而領取失業保險金。因此，這一年登記失業率達到最高水平4.3%。隨后逐年下降，直到2007年的4%。2008年，隨著金融危機的影響顯現在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登記失業率

4、上升到4.2%，2009年第一季度又提高到4.3%（圖1）。同樣地，在2008年以前，用勞動力市場上崗位數與求職人數之比表示的求人倍率，呈現從20世紀90年代末的就業沖擊中日益恢復的趨勢，2007年和2008年高達0.98。但是，2008年開始的就業沖擊導致第四季度求人倍率下降到0.85，到2009年第一季度為0.86。中央電視臺記者曾經問克魯格曼最關注哪些宏觀經濟指標，回答是就業信息和采購經理指數（PMI）。大致是在本次金融危機期間，由里昂證券亞洲分部和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分別統計的這個指數PMI閃亮登場，廣為關心宏觀經濟的人士所引述。這個指數在2008年驟跌之后，2009年年初開始回升，并

5、分別于3月份和4月份超過了50這個基準線。此外，月度和季度的一系列其他宏觀經濟指標，也都顯示中國經濟正在回暖。相應地，就業指標也應該有所反映。我們的猜測是，調查失業率和求人倍率在一季度之后，應該處于逐月恢復的勢頭。值得討論的是，應該如何認識就業指標，即這類指標究竟是宏觀經濟中的先行性指標，還是滯后性指標呢？眾所周知，勞動力需求是一種引致性或派生性需求，是由經濟增長本身引起的。更具體地說，認識中國特有的就業形勢與宏觀經濟的關系，至少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著眼。我們首先要認識的是兩者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既然經濟增長引致勞動力需求，宏觀經濟的周期必然反映在就業波動上面。美國經濟學家羅斯基（Rawski，

6、2001）就曾經利用這種相關關系，根據1998年就業的“零增長”現象，質疑當年GDP增長率7.8%的真實性。與就業增長一起用來質疑經濟增長率的指標還包括如用電量和運輸量增長等。不過，撇開就業“零增長”是一個錯誤結論不說，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這些被用來間接佐證宏觀經濟的指標，就會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就業、能源使用、運輸量等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十分大當經濟處于上行趨勢時，這些投入的增長勢頭更為強勁，當經濟處于下行趨勢時，它們的跌落也格外顯著（Cai and Wang，2002）。所以，我們要認識到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彈性是有其特殊性的。特別是對于那些城市的非正規就業勞動者，以及大部分處于非正規就業狀態的農民

7、工來說，經濟高漲固然產生對于他們的巨大而急切的需求，但是，一旦經濟處于下滑狀態，這些就業群體也往往首當其沖。也就是說，非正規就業對于宏觀經濟景氣的反應彈性，比穩定的正規就業要大（圖2），因而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更加脆弱的地位。認識這一點，對于了解中國的就業在宏觀經濟中的位置和作用，理解變幻莫測的農民工就業形勢，是有很大助益的。雙城記：觀察變化莫測的農民工就業形勢廣東的東莞市最早吸引了中外媒體的目光絕非偶然，因為它幾乎具有所有人們熱衷于討論的發展特點，如畸高的出口依賴程度、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使用外地農民工、低工資和高強度勞動等等。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該地區因訂貨減少，開始大規模裁減農民

8、工，在農民工失業返鄉成為社會最為關注現象的輿論潮中，東莞充當了典型案例和論據來源。值得注意的是，產生最大的就業沖擊效應的，是那些雇主逃逸的海外投資企業。順著沿海公路向東北方向行車幾百公里，就到達福建的泉州市。這里，雖然有著與東莞相同的出口依賴、勞動密集型和大量使用農民工的特點，卻感受著與東莞截然不同的苦惱招工難。何以兩種截然相反的勞動力市場現象，在產業類型相似的地區同時并存呢？一種解釋說，與東莞的以港澳臺投資企業為主的情形不同，泉州更多的是本土企業家投資企業。面臨金融危機的影響，即使有訂貨下降的沖擊，企業家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所以他們不到萬不得已，決不打算關閉企業。遭遇金融危機之前民工荒帶給他

9、們的切膚之痛，仍然記憶猶新，因此，他們至少比東莞的企業更愿意與工人同舟共濟。這是一個很溫馨的解釋，我個人也樂于相信這個理由，直到事情的繼續發展提供了更符合經濟學邏輯的解釋。我們只需運用“周期性失業勞動力市場分割”這樣一個簡單的分析框架，就可以用經濟學的道理解說上述變化。經濟增長的周期造成就業增長的周期，金融危機導致中國實體經濟下行，就會產生周期性失業。既然遭受危機打擊最大的是出口部門的中小企業，而這些企業雇用的主要是解雇成本低的農民工，他們最先丟掉工作就是意料之中的了。雖然戶籍制度到了今天，已經不再起到直接限制人口異地工作和居住的作用，但是，人戶分離使得失去工作的農民工，難以享受工作地的社會保

10、護和就業扶助，因此，失去工作的農民工并不必然留在原地尋找工作。由于春節在即，提前返鄉也是合乎邏輯的。下面的故事同樣符合邏輯。農民工的前身有一個經濟學名稱，叫做農村剩余勞動力，意味著農村的崗位不能滿足他們的就業需要，換句話說，他們本來就不是農村有需求的勞動力。此外，還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使他們難以回到農村的崗位上。例如，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農業不再是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新一代農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青年，既不會務農也不愿務農。因此，春節過后，無論有無工作合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要回城尋職。農民工沒有失業保險，也不能得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由于承受不起長期失業，他們抓住任何就業機會的愿望比

11、城市勞動者要迫切得多。制造業崗位減少了，他們就轉到服務業，當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第一輪效應的經濟刺激方案啟動時，他們就加入建筑業。不難理解，他們中的大多數，很快地就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中，通過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自我調節恢復了就業狀態。如果一個社會不存在戶籍制度，沒有享受公共服務機會的城鄉差別，因而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地理分割，就業對經濟周期的反映是通過以下機制進行的。當經濟處于下行區間時，一方面，是周期性失業率上升，失業者一邊領取失業保險一邊積極尋找工作：另一方面，則是一部分勞動者因工作難找和工資下降而退出勞動力市場，表現為社會總體的勞動參與率下降。當經濟處于上行區間時，對勞動力需求增加，在降低失業率的同時

12、，也會通過獲得工作機會的容易程度和工資水平，把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那部分人重新召喚回來，甚至吸引新的經濟活動人口，社會總體勞動參與率提高，從而增加勞動力供給。但是，在存在戶籍制度的條件下，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需求（通常是發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區）與勞動力供給（存在于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在地理上被割裂了，勞動力供給對需求的反應，比正常的勞動力市場條件下要緩慢得多，常常導致特定地區勞動力供給的大起大落。可見，人們所看到的農民工就業形勢的瞬息萬變，以及民工荒與返鄉潮的空間并存，合理的解釋就是要在上述“周期性失業勞動力市場分割”框架中尋得。劉易斯轉折：理解勞動力市場長期與短期特征經濟增長不可避免地有周期波動，因此

13、，周期性失業可以治理，不能根絕。但是，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現象及其所放大的社會影響，卻可以通過改革予以消除。客觀地說，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和整合，近年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本世紀以來，外出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總量大體上翻了一番。按照6個月以上常住人口概念統計城市人口的話，勞動力流動對城市化的貢獻是顯著的。但是，農民工不能在城市永久定居，不僅導致勞動力供求關系的不穩定，也扭曲了農村人口的年齡結構。因此，迄今為止所發生的城市化，由于沒有實現農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因而是不穩定的城市化。開掘經濟增長可持續源泉，不僅提出加快城市化進程的要求，而且需要一個穩定的城市化，從而呼喚戶籍制度改革。不過，戶籍制度不是一

14、張紙片，戶籍制度改革也不僅僅是戶籍身份或名稱的改變。如果不能獲得市民的公共服務，就算農民工獲得了名義上的城市戶口，也并不能改變事情的本質。因此，通過實現居民享有的社會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務的統一化和均等化，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不啻為一條正確的改革路徑。一方面，城鄉公共服務的逐步均等化，可以降低人口向城市蜂擁而至帶來的社會風險，提高城市化的有序程度。另一方面，城市社會保障體系，或者廣義上的社會福利體系，以及義務教育等公共服務對農民工及其家庭的接納，增加了他們的選擇機會，不僅使市民化成為一種漸進的過程，也達到了分享公共服務的市民化目的。這樣推進的城市化，是穩定的、以人為本的城市化。更重要的是，穩定的城市

15、化是培養人力資本，解決勞動力結構性短缺，治理自然失業的關鍵。2004年普遍出現的民工荒現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暫時性的，有其背后不可逆轉的人口動因。當時，我與合作者用勞動年齡人口作為勞動力供給的代理指標，分別模擬了幾種勞動力需求因素后發現，最早在2004年，最遲在2009年，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兩條曲線匯合（蔡昉、都陽、王美艷，2005），意味著勞動力長期供大于求態勢的根本性改變，用發展經濟學的語言就是，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開始消失，中國經濟迎來了劉易斯轉折點。由于劉易斯本人對二元經濟的基本定義在于農業中存在的大量剩余勞動力，考察和估算農業中究竟還剩余多少勞動力，是論證劉易斯轉折點到來，回應各種疑慮和批評的最好方式，我和合作者在這個方面也做出了努力（見Cai and Wang，2008）。不過，鑒于對于剩余勞動力估計的方法有太多的爭議，這里，我們在表1中展示農村勞動力供給的趨勢性變化。由于城市新增勞動力需要依靠農村勞動力轉移給予滿足，推動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導致按照常住人口定義的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實際上已經呈現絕對減少的趨勢。又由于那些年齡偏大的以及在校學生并不參與勞動力市場，出自農村的勞動力總量已經大幅度減少。雖然中國經濟已經實現了30年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