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_一個人總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風景，聽陌生的歌，然后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你會發現，原本費盡心機想要忘記的事情真的就這么忘記了. “做人”與“做事” 林航 道德與文明2007年第04期瀏覽 9 人次 摘要 “做人”與“做事”是兩個既重要又具有普遍性和活力的日常道德規范概念，在傳統道德和現代性道德轉型日益顯著的今日中國，分析這兩個看似普通實則艱難的倫理語匯具有重要性。在這樣的背景下，筆者就廖申白教授作出的 這方面論證進行了分析討論，指出兩者在日常倫理學方面的一些特點，以及在基礎德性論與 內部外部論證上的邏輯推導關系，并論述了這一基于“做人”和“做事”兩個概念形成的初

2、步理論的其他特征。 關鍵詞 “做人” “做事” 日常倫理學 中圖分類號 B82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1539(2007)04006304 一、日常倫理學考察 我們的“做人”觀念含義、性質與問題(以下簡稱做人)與“做事”：日 常語言中朦朧的公共交往倫理觀念(以下簡稱做事)，是廖申白教授就“做人”和“做 事”這兩個道德概念所撰寫的兩篇學術論文。作者討論了“做人”和“做事”這兩個在 倫理學領域顯得既高度熟悉、又似乎十分陌生的道德概念與語匯。本文將對作者的文章進行 解讀。 在道德哲學研究中，長期分析的概念是為學界熟知的，最著名的如正義、善、應當、義務等 ，這些概念雖然在倫理學領域具有

3、相當高程度的重要性，但是在公眾日常道德生活場面中，上述一些倫理學概念似乎在起作用的范圍和具體道德思維的發生場所又是有限的。例如，人們一般不會在日常道德生活中專門考察善與應當等哲學概念。與此不同的是，“做人”和“做事”卻是被廖申白先生找到的兩個在人們一般道德場景與道德考慮中極其常見的概念。可以較直觀地感覺到，對于許多人來說，不僅每時每刻都是在“做事”，而且“做人”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道德訴求與規范，兩者在倫理學上被討論的缺乏與它們于真實生活中的客觀存在，共同說明了從倫理學角度對之進行深入探討的必要性。 作者分別在兩篇論文的開始部分就強調了所進行的道德哲學分析的日常性質：“做人是 中國人的一個重

4、要的日常倫理觀念，是中國人關于日常交往實踐事務，關于一個人在私人交 往生活的范圍內處理日常交往實踐事務的方式與行為傾向的觀念，是中國人的日常的實踐觀 念，是中國文化中一個既古老又保持著生命力的人文觀念。”1“做事與 做人觀念在這里一道被看作這類尚保持著生命力的倫理觀念， 被看作日常語言中表達著 交往實踐事務的規范性意義的最重要的觀念。這一考察所期望的僅僅是，它能夠與日常語 言中對做事這個語匯的主要用法一致， 能夠得到一些基本的哲學思考的支持”2 。在作者看來，作為漢語中表達人們日常倫理觀念重要語匯的日常實踐觀念，同時也是 中國人日常倫理觀念的概括性表達。日常性應該成為兩者的第一個基本屬性，它們

5、刻畫了“做人”和“做事”的根本特點。“做人”和“做事”是一組日常道德規范，它們的 規范性可以說常常是沉默的，例如可能僅僅呈現為實踐理性的不完整考慮或曰“碎片”，但 在必要及特定的時刻，這種倫理規范又能通過這樣的日常語匯對道德行為人作出警醒和約束 。 與此同時，這種倫理學考察又建立在對日常語言的哲學分析基礎之上。一種單純就日常語言進行日常分析的倫理學研究固然也是可能的，但對倫理學來說，更重要和更恰當的方式顯然應該是在日常概念和語匯的基礎上進行哲學升華。作者為此找到了這兩個道德語匯，它們不僅具備了日常性，也具備哲學倫理學上的可分析性。通讀全文就能發現，在行文過程中，作者耐心細致地區分了從最一般理解

6、到精細深入的哲學理解過程中兩個概念多種層面的形態， 除了在哲學上追索，作者似乎時刻未忘記結合盡量真實的道德經驗觀察來對它們進行闡釋。再者，它們又是充滿活力的。“活力”的特點保證了它們二者在進行學術研究時更高程度的價 值，因為“日常語言中尚保持著生命力的實踐性觀念，表現著一種倫理傳統積久塑成的日常意識 中根深蒂固的東西， 從這樣的觀念入手， 更容易看清這種傳統在向現代交往社會轉變中的境遇”2(68)。這也正是為何“做人”與“做事”是一對具有魅力與較大價值的倫 理學分析對象的原因，在現代中國急劇轉型、社會倫理道德發生許多變遷的時代，諸如此種具備多種哲學秉性的、帶有普遍性意義的道德概念確實是重要的。

7、它因此可以說是一個切于現代性這個時代，具有中國特色的倫理學問題。“活力”還意味著“做人”和“做事”的實踐屬 性，語言分析既可以分析非實踐的倫理學對象，也可以分析實踐的倫理學對象，后者更靠近真實的問題，如果不涉及和落實到實踐性的話，任何一個道德問題也就像是一種言說上的空談 。 二、基礎德性論及內部論的“做人” 那么，“做人”與“做事”在道德規范方面占據的分量有多重呢？按照廖申白教授的描述，兩者的概念被認為有一個非常廣大的外延，因為兩個方面構成了中國人日常意識中交往生 活世界的整體， 構成了人的實踐生活世界的全幅圖景，構成了對人的交往世界范圍的完整概括。“做人”與“做事”因此形成了一個在兩者形成概

8、念聯合體的情況下，基本上非此 即彼的局勢。 下面具體從第一個方面也就是“做人”方面進行討論。做人一文對“做人”這個倫理學概念的考察可說是全方位的，這方面可以對比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對各種例如勇敢、智慧等德目的分析。本文限于篇幅，將直接分析做人一文的主要論證模式。我認為，作者對“做人”的基本規定乃是一種基于德性論的規定，試看下面的表述：“做人的觀念不是不關乎德性，而是不關注于高尚和超卓的德性。或者說，它關注的主要不是高尚與超卓，而是某些基礎性的德性。德性，或者倫理德性，有基礎性的(基本的) 與高尚的(崇高的)。但是對這一點不應當僅僅作這種機械的理解：有些德性是基礎性的，有些德性是高尚的。

9、即使某些德性是高尚的而不是基礎性的，也不能否認，許多德性不僅有基礎性的部分，也有高尚的部分。做人的觀念不關注較高水平的德性，但是關注基礎性的德性，關注一個人的行為是否違反某種和某些基礎性的德性。”(76) 在以上引文中，“做人”的立論依據明顯靠近一種德性論的論述，而且，正像其中所表達的那樣，“做人”被嚴格限定在一種基礎德性內，它因此不是一種卓越德性。這一點似乎有違人們對“做人”一詞在使用上帶有的一種含義的理解，因為我們似乎既可以將“做人”理解為一個基本的條件，即作者所著重指出的基本道德規范的要求，在這種要求下，如果一個人違反了“做人”的這層意思，那么此人就喪失了“做人”含有的基礎德性規定；另一

10、方面，我們還能對“做人”形成的理解是，它也意味著一種最高的規定，即一個人之所以稱之為人 ，靠的就是那個人在最高層面上符合一個“人”的道德精神，這第二種理解似乎也能被許多人接受。這時，作者堅持從第一種角度也就是基本道德德性的角度來論說“做人”，或許應被解釋為：“做人”的基本方面實乃其更為基本含義的方面，而日常生活中，人們確實首先是從基本的德性著手的。如果一個人不符合一種基本道德德性論所理解的“做人”要求，那么 它肯定不符合道德高端精神的“做人”。 在明確基礎德性的論證之后，除了在概念上有前后關聯以及整體聯系外，作者在兩篇論文中對“做人”與“做事”提出的最重要的論證應該是被稱之為“內部、外部”的分

11、析推導。“做人”屬于一種內部性的道德事務，而“做事”則屬于外部性的道德事務。“做人”由于密切關系到人類的感情，這種感情又最集中表現于家庭關系的倫理形式，這時，“做人”便獲 得了一個重要的規定性，即它開始具有了內部性的屬性。內部性需要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 方面，它是道德主體對自己而言的內向化的道德審查，是一個人關于其內部世界中交往事務 的觀念，表現為一種處理這類事務的實踐要求，一種感覺到別人會對自己提出、自己也應對 自己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同時具有超出單個道德主體的內部性范圍，并將諸如家庭這樣的范疇也認為是內部性的可能內容，比如一個丈夫對家庭的道德責任關系就可同樣被稱為內部性的“做人”規定

12、。區分道德主體與超出道德主體的源于基本感情空間的兩種內部性是非常重要的，它們其實互有交叉之處，因為很明顯，當一個行為人在處理諸如家庭道義這樣問題的時候，就既關涉到其自身內心世界的“做人”，又關系到以家庭為空間單位的“做人”，兩者都屬于“做人”的構成。為了解決這一交叉，作者提出的匯合點是中國人能很好地理解的五倫： “如果做人就是處理一個人在他的私人交往生活的范圍內的交往事務，就是在這些事務上要按照某種適當的方式做事情，那么結論也是顯然的，就是要在每一種私人交往關系上，具體來說，就是在中國人所說的五種人倫關系上，按照某種適當的方式做事情。”三、公共空間及“做人”之外的“做事” 人們對“做事”不同于

13、“做人”的一個直觀印象是，它似乎距離倫理學更為遙遠，人們一般會討論“做人”這樣的道德問題，但在“做事”方面，所見的文獻資料就顯得不多了。筆者認為這恰是由于“做事”一詞的多義性，它的多種含義指向不像“做人”那樣基本上集 中于倫理學領域，而是分散在一些不同的范圍里。因此，重要的是遴選出其中與此處倫理學 討論最為相關的部分。細讀做事一文，可以發現作者對其含義的兩個非常重要的限定。 首先，“過去時代的職業生涯通常受著地域和交往手段的限制， 范圍很狹小。生意人和工匠通常主要同一些老客戶做生意。孤單的感覺也使得生意人和工匠們通過直接間接的血緣地緣關系聯合起來， 形成行會和同業公會。行業同仁的關系和同生意主

14、顧的關系漸漸地成為一種準熟人社會， 一種特殊的生活與交往共同體”（)。 認識這一點非常重要，正是諸如做生意這樣的具體而準確的例子，能夠讓我們更快地了解到 在作者眼中，何種范圍的事項才能被稱之為“做事”。進一步，我們還需注意到“做事”除人群群體之余在哲學含義方面的限定。在作者看來，如果一個生意人在做一件具體的事， 人們會說“他在算賬”、“他在盤庫”、“他在和客人說話”等等， 只有說起某人在“外面”的總體活動時， 才說“他在做事”。所以， “做事”是關于一個人在職業生涯方面同他人交往活動的總體的觀念。通過兩個非常具體的對“做事”一詞的界定，我們就能從浩繁的可被稱之為“做事”的事情中，區分出在與“做

15、人”對比時的“做事”的含義。 人們可能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即為何本來指向如此廣泛的“做事”被收縮到這樣一個較為狹窄的領域里，或者說為什么不將人們所從事的任何一項活動都納入到“做事”的范圍中并繼而嘗試對之進行分析？問題的答案在于公共空間、公共交往上。作者曾在一篇論文中談到了它的意思：在公共交往中，典型的交往關系是一個人同陌生人無感情關系相互回應性。它使一個具體的交往對象失去個別性而顯現為無差別的對象整體，即一般的、復數的他者，是一般的、對任何人都同樣相關的普遍意義。任何人如果退到這種交往對象的范圍內都會處 于這種普遍性的地位上。而人們在城市交往社會中最大量而普遍的地位恰恰是這種交往受動者的地位，它

16、因之對每個私人來說具有了公共意義。它不是對于一個特定人才存在，而是對每個人作為公民來說同樣存在。 眾所周知，公共交往是一個現代倫理學中較為常見的概念，也是一個關于現代性、后現代性哲學的重要哲學概念。它的現實條件起源于人類社會演變過程中城市空間、工業化進展、人口流動、交際方式改變等因素。相比于沒有特定范圍的空泛的“做事”觀來說，基于公共空間與公共交往的“做事”觀顯得更有針對性，這樣就立刻使倫理學的分析效能超出了單純的 道德事務觀點，而延伸到一個學術研究上現實而重要的公共交往道德研究上去。隨著現 代社會道德形式對傳統社會道德形式的取代，“做事”的公共空間觀也就將具有較之其他層 面理解而言更大程度的

17、可拓展性。 “做事”的公共交往倫理學性質并不能抹殺它的另一重要性，即“做事”乃是“做人”概念 基礎上的“做事”。“做事”并不是一種無拘的、充分放任到新鮮公共空間中去的事情，相反，它緊緊植根于“做人”這一端。相比于“做人”而言，“做事”要考慮的更多，它是“做人”基礎上的“做事”，而對于倫理學來說，“做人”則常常只要顧及“做人”本身就可以了。這就意味著“做事”本性上的二重分裂，作者對此的解釋是，“做事則是一個人關于他在外部世界中的交往事務的觀念。它同樣表現為一種要求， 一種為獲得生計資料和財富而同他人打交道的半是策略性、半是同自己關于人的觀念結合著的要求”，“為什么在日常語言中內部交往事務同人聯系

18、起來， 而外部交往事務則同事聯系起來呢?對這種特殊的聯系需要借助日常語言中人與事這對范疇的理解做出解釋。日常語言中對人與事這對范疇的理解似乎含有一些公認的定式：人是人的本身，事是附屬性的；人是主體，事是主體行為的印跡； 人重于事，事輕于人”2(71)。 四、相互交織的“做人”與“做事” 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耐人尋味，因為作者提出了一個對兩者之間重要性關系的界定，即“做事”是輕于“做人”的，在另一個地方對此的表述是：“做人的觀念里預含了以做應 該的事來做人的意思。但為什么對于這方面的事務人們不說做事而說做人?如果可以假定在國人的這兩個相關的觀念中，做人比做事更重要，因為人比事更重要，那么這結論就是

19、，在這個內部，一個人所做的事都關系到他的人，所以他在這個范圍內所做的事都被看作是在做人。這里表現得十分明顯的是，在這個被看作內部的生活范圍內，一個人的為人是他最關切的事情。”（8) 此現象的原因可以有以下幾個方面，例如，“人”是人的自身， “事”則只是加在“人” 身上的外來物；人在“外”不同于在“家”： 在“家”他是他自己， 在“外面”“做事” 則可能“身”不由己； “成為人”是在一個人能力以內的(“成仁由己”)，成就一項事業( 同眾多的人打交道)則不取決于人自己(“成事在天”)；決定著人的“為人”的是他在其“ 內部”世界中而不是“外部”世界中的交往行為。所以， 一個人在“外面”做了壞事并不

20、妨礙他仍然是一個好“人”。 由此可見，“做事”之所以會帶有這樣的雙重屬性，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與“做人”的內部性相同道理的“做事”上的外部性。實際上，在做事一文中，作者對“做事”的外部性多有闡述，且正是外部性構成了“做事”最大意義上的論證。接下來的疑問在于，為什么該文中對“做事”外部性討論的篇幅大大超出在做人一文中“做人”內部性的討論。為 什么兩者在各自文章中的篇幅會有如此懸殊？筆者認為這一獨特現象之所以會出現，原因在 于內部性與外部性在“做人”和“做事”那里并不具有理論基礎上相同的地位。這一點很可能是作者本人都未意識到的一個方面。在作者看來，內部外部的討論與“做人”和“做事”討論的同構性也許是順理成章的，但經過仔細研讀，卻可能發現即使在做人一文中，內部性的提出也基本是為著引出“做事”的外部性的，換句話說，內部性與外部性實際上幾乎可以說是僅僅為了能夠合理地論證“做事”而提出的。在“做人”那里，如果不提出內部性也是基本可行的。 這樣，我們就能夠得出“做人”和“做事”的一個嚴密的層級關系來，亦即“做人”依賴于內部性論證，而“做事”依賴于在此基礎上的外部性論證；外部性是內部性的推導，而且在重要性上，外部世界的“做事”要小于內部世界的“做人”。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