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論徐光啟經濟倫理思想的雙重維度及其圓融    摘要：明朝中后期，中國封建小農經濟發生質變，使財富、商道、義利等經濟觀念相應發生變化。徐光啟處于封建統治的中樞，他一方面主張以儒家正統的貴義重義、崇公黜私等德性主義倫理思想來挽救經濟領域中的價值分裂和行為失范；另一方面又擯棄前代恥言功利的思想，開始關注國家財富與百姓的日用民生，使其經濟倫理思想具有德性主義與功利主義的雙重維度。這兩種維度以他的“經世致用”的核心理念和“權宜變通”的思想特質為基礎實現圓融、統一。關鍵詞：徐光啟；經濟倫理；德性主義倫理；功利主義倫理；雙重維度中圖分類號：N 031；B 82-053

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3758（2012）05-0393-06經濟倫理化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主要特征。從先秦諸子百家，一直到明清大儒，中國傳統的經濟倫理思想呈現出德性主義、功利主義兩種具有不同特征的主要派別。德性主義經濟倫理思想注重“仁義”，反對惡利，反對“足欲”，強調國家經濟管理中的以德為道；而功利主義經濟倫理思想主張“利主義從”，注重求利致富，強調經濟活動中的經濟利益目標。作為歷經明代四朝皇帝的重臣，徐光啟主張既從儒家正統的德性之道也兼顧民生國富之利來挽救貧弱的明末政權和衰頹的社會意識，使他的經濟倫理思想呈現出德性主義與功利主義的雙重維度。一、“道之精微，拯人以神”徐光啟經

3、濟倫理思想的德性主義維度明朝中后期，封建小農經濟開始逐漸走向解體，東南沿海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經濟領域的這些變化使既有的經濟思想以及社會價值觀念受到沖擊，這種沖擊反映于社會生活中就是“牢籠世界，桎梏生死，以身殉物，悼往悲來，戚戚然若無所容”，世人浸溺于生死之慮、名利之憂而難以自拔。面對經濟領域的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道德精神的迷失，徐光啟指出“道之精微，拯人以神，事理粗跡，拯人以形”，道德精神雖然無形，但它的確立可以拯救人的靈魂與精神，事理有形但粗顯，可以從外在形式上滿足人的需要。因此，道德精神的確立是挽救晚明頹勢的第一要義。徐光啟回歸到傳統儒學，把儒家的德性主義思想作為拯人之神的道德精

4、神。他強調貴義重義，崇公黜私，并且以身踐履，凸顯了他作為儒門之士的德性主義底色。1.德性主義義利觀徐光啟從小習讀儒家經典，儒家的德性主義倫理思想對其產生深刻影響，使他的義利觀具有鮮明的德性主義特色。關于何者為“義”，徐光啟繼承了前代儒家的觀點，把“義”與仁結合起來加以闡述。“有忠厚而兼正直者，如言仁則義在其中是也。總之二者非二物而已。”嘲徐光啟認為仁與義的關系就像正直與忠厚的關系一樣，二者本為一體，談及“仁”時，“義”的含義已涵蓋其中。仁與義是儒家傳統倫理思想的核心，從孔子的“仁義禮”系統到孟子“仁義禮智”四端，再到董仲舒將其擴展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儒家一直把“義”作為圣賢之德的重要因素

5、加以強調。按照孟子四端之說，“義”乃羞惡之心，即對自己或者他人的不合道德性的行為感到羞愧和厭惡，將其推拓至社會經濟關系中就是禁止非正當性的獲利行為。“仁”乃惻隱之心，就是對他人要心存仁愛，當別人遇到困難時要心生憐愛，出手相助，而不是只考慮個人私利，應用至社會經濟領域，則要求濟貧扶弱，不為私利而傷害他人。可見，有仁愛之心必然有重義之舉，正如徐光啟說的，言“仁”則“義”在其中。在古代的義利之辯中，“利”是相對于“義”而存在的，它主要是指主體對物質利益以及與物質利益相關的對象的客觀需求。它包括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指國家對物質財富的需要，即社會之公利；二是指個人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即個人之私利。徐光啟的

6、德性主義義利觀主要體現于后者，即作為經濟主體的個人，對義與利的取舍。他主要從兩個角度加以闡述，一個是獲利方式的正當性，另一個是個人的價值取向，即義與利，道德需要與物質利益，誰更為重要，更為根本。首先，徐光啟強調獲取物質利益的手段的合道德性，把追求物質利益的非正當性行為稱為“奸富”，斥為不義。他指出：“奸富者目前為我大蠹，而他日為我隱憂，長此不已，尚忍言哉！”徐光啟倡導正當獲利，排斥作奸犯科與不勞而獲。他在毛詩六帖講義中說：“稼穡而得禾也，吾安之。稼穡而不得禾也，吾甘之。若不稼不穡，何以得禾？即有之不愿也。”他認為盡力于稼穡之事，則收獲多少都心安理得，不稼不穡而得到豐厚的收獲，那便是非分之得，則

7、心有不安。在屯田疏稿中，徐光啟對鹽商的“蓋欲待行鹽地方鹽斤缺乏，價值勝貴，然后啟行，以邀重價的囤積居奇行為以及“某商摻和沙土，民不堪用”的摻假獲利行為“敕下本處寧司勘理，即地方不得容寬假，有司不得顧情面”，主張從中央到地方都要嚴格把關，有犯必懲。在禁止私鹽的過程中，徐光啟認為見利忘義，非法獲取財富的不僅僅是奸商，更重要的是為官之人，即“凡壞鹽法者，皆行鹽法之官也”，“蓋官引之雍，私販之行，大抵皆鹽官為之，而天下鹽官之宦橐，皆私販之余潤也”。針對鹽官的以權謀私，非法獲取余潤的行為，徐光啟主張“必于司鹽之官，大有更張。若一官未當，即一病之根未除”。其次，關于義與利，道德需要與物質需要，哪個更為重要

8、，更為根本的問題，徐光啟主要是通過對先祖重義行為的贊揚性描述中闡述自己貴義賤利、重義輕利的德性主義義利觀。徐光啟的先祖徐緒曾棄農從商，但他并非唯利是圖，徐光啟在先祖事略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先祖，“生平和厚，與物無竟，逐什一之利，絕無市心，廉賣五之，競以是或饒。然遇有窮乏者輒施與之，弗吝也”。從徐光啟的措辭中可以看出，他認為商人一般都有市心，重利而輕義，但他稱贊先祖能不慕于物，見利思義，用所得之利接濟窮人，表現出君子的惻隱之心、仁愛之心。同樣，徐光啟的先祖母“既而家漸饒，則佐府君為義，施舍無倦色”。徐光啟的父親和母親繼承了前輩的重義品質，父親徐思誠“好施與，先世稍有遺資，親故或稱貸，負去輒不問”。“

9、族黨親戚有貧者、老者、孤者、寡者，輒收養衣食之。中年食貧，即疏糧與共飧，終不以貧故謝去。”他的母親“晚年貧甚，而好行其德不倦，有告急者，解衣脫簪猶故也”。徐光啟出生以后，伴隨其成長的常常是令徐家陷入窘境的貧困，即便如此，父母親好德善施，重義輕利的德行仍給他提供了很好的熏陶和示范作用。 2.德性主義公私觀在古代，義利之辯與公私之辯是緊密結合的，“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二程認為，義利之辯實質上就是公私之辯。德性主義者在義利關系上主張貴義賤利，相應地在公私關系上主張崇公黜私。徐光啟對公私關系的闡述也體現了他的德性主義思想特色。“所謂公者，天下之所共也，天下之所共者是達道也”，徐光啟認為公就是天下

10、共有的通達之道，那么，什么是通達之道？“今夫，君令而臣行，父坐而子立，兄先而弟后，朋友先施而夫婦遠別，事必勞勤而動有規矩，此所謂達道非乎？”徐光啟把儒家君臣、父子等宗法等級之序以及行事之規矩稱為達道，其實質就是儒家倡導的“禮”，而如孔子所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義是君子之禮的本質，是內在根據，而禮是義這一本質的外在表現形式，是行為的道德規范，天下應該共同遵守宗法之禮，也就是公有之義，可見，徐光啟的崇公與貴義思想是統一的。何者為私呢？徐光啟認為“所謂私者一人之所獨也，一人之所獨者恒情也”。“目欲色，耳欲聲，口欲味，鼻欲嗅，四肢欲佚，于之則戚而從之如流，此所謂恒情非乎？”徐光啟把個人對感官享

11、受的欲求和好逸惡勞稱為私，也就是個人私利。個人的享樂和欲望滿足是簡單和快樂的，而實現天下之公利卻是艱難和辛苦的，但“古之圣賢，若堯舜周禮，非獨樂于其所謂難且淡者，拘且苦者，乃去彼而就此也；以為不去彼而就此，必不足以為世道故也”。古代圣賢不是樂于艱難、清貧與勞苦，而是要去彼就此。徐光啟這里所謂的去彼就此實際上就是指去除利已私心而致力于建立天下公有之義，其實質就是崇公黜私，他認為這樣做才是行事之道，才是應確立于世的道德精神。晚明士林，一部分人溺身于生死名利場，爭權奪勢，爾虞我詐；還有一部分人醉心于心性之學，作意成妄，希求頓悟。雖然這些人的最終目標不同，但其本質都是要滿足個人對物質和名利、對個人心性

12、修煉的私欲。因此，徐光啟主張“欲學圣人者如何？必自去欲始，是謂作圣，是謂褒赤子之心。褒之云何？不為不欲，存心養性而已”。可見，徐光啟針對于晚明的道德頹勢，主張去欲滅私，重返傳統儒家相傳之矩蠖。“存天理，滅人欲”，這是程朱理學的核心，而徐光啟把去欲滅私作為褒赤子之心的唯一途徑，由此可見，在道德論域中，他并未超出程朱之藩籬，而是仍把正統儒家的德性主義思想作為拯救晚明的不二法門。徐光啟不但在理論上主張崇公黜私，而且，他一生都在踐行自己的思想。“弱冠補諸生高等，食餼學宮，便以天下為己任”，中舉以后，徐光啟雖已“名噪南北，猶布衣徒步，陋巷不改。惟閉戶讀書，仍以教授為業。尤銳意當世，不專事經生言，遍閱古今

13、政治得失之林”。他在任左春坊左贊善時，曾奉命冊立慶王，“王具二百金并幣儀等物追送至潼門關，先文定謝簽有云若儀物之過豐，例無冒受；惟隆情之下逮，即衷切口銜等語，遂委婉謝辭。”。這種不為利動，取予不茍的義舉和當時許多貪官假公濟私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正如徐驥在文定公行實中所評價的“文定利于己者無一不讓諸人，利于國者無一不任之已”，甚至在病逝前，仍“只以疆圍多故為念，一語不及于私”。二、“人富而仁義附焉”徐光啟經濟倫理思想的功利主義維度徐光啟的思想底色是儒家正統的德性主義，但針對當時國弱民貧的社會現實，他在泰西水法序中提出“人富而仁義附焉，或東西之通理”的思想，認為人的道德倫理精神，即仁義，是以一定的

14、物質財富為基礎的。他擯棄了前代恥言功利的思想，跳出道德論域，開始關注國家財富與百姓的日用民生，使其經濟倫理思想又具有了功利主義的維度。1.富國利民思想富國是徐光啟一生最重要的政治主張，也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個核心。徐光啟的富國論是以他的財富論為基礎和出發點的。關于何者為財，徐光啟指出“古圣王所謂財者，食人之粟，衣人之帛，故日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也”。中國古代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溫飽一直是國民生存的第一要義，因此，徐光啟把粟帛看成是真正的社會財富。既然粟帛是真正的社會財富，那么發展農業便是富國的必由之路，因此，他提出“富國必以本業”的重農主張。“用水而生谷多，谷多而以銀錢為之權。當今之世，銀

15、方日增而不減，錢可日出而不窮。”。興修水利是發展農業的基礎，而只有農業發展了，生產的糧食多了，作為財富權衡標準的銀錢才會增多，國家才能富足。相反，“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錢而不勤五谷，宜其貧也益甚”。徐光啟當時已經看到，自唐宋以來，由于“國不設農官，官不庇農政，士不言農學，民不專農業”，導致財政匱乏，國家貧困，這使他腐心扼拳，感嘆“財之拙也”，因此提出“富國必以本業，強國必以正兵”的主張。“墾荒足食，萬世永利，而且不煩官幣。”“國家之治財賦，凡出納、勾稽、巡視、查盤之類至慎矣，獨鹽法一事，所出入金錢最多。”“國家財富，多出于東南，而東南財富，皆資于水利”，徐光啟提出的屯墾、禁私鹽、興修水利等主張

16、的最終的目的就是“不煩官幣”，使國庫無憂，無不充滿著功利主義色彩。特別是在禁私鹽一事上，他認為販私鹽者都是富商大賈，“所浚者皆民膏，所闕者必國課耳”，因為傷及到國家的財力，所以必須嚴禁。徐光啟還介紹了曬鹽法，他所例舉的曬鹽五利，即“免于煎熬，所省功力，可以寬貧窮也”，“不用煎熬，所省柴薪無數，價值倍賤，江淮浙直民窮，咸被其利”，“所入倍蓰”，“今不用柴薪，又免煎煮，鹽價可減三分之二”，“淮浙之鹽亦不用薪，其價倍賤”。這都是從國家經濟利益的角度考慮的，功利主義目的更是顯而易見。徐光啟強調富國的同時也兼顧“民利”，主張“浚河筑堤，寬民力，祛民害”，他將海外傳人的甘薯推廣到北方種植，認為它不但可以豐

17、年救饑，還可以使百姓獲利更多。“此等高地，既不堪種稻，若種吉貝，亦久旱生蟲。種豆則利薄，種藍則本重，惟用種薯，亦勝稻田十倍，此亦任土生財之一端耳。”徐光啟從經濟收益的對比中得出種甘薯的優勢，并號召北方百姓種植，增加他們的利潤。“但慮豐年谷賤，公家折色銀，輸納甚艱。民間急宜多種桑株育蠶，擬納折銀可也”，徐光啟還主張百姓在豐年谷賤之時多種桑養蠶，增加收入。徐光啟破除“唯風土論”，多方引種異地良種，認為百姓如果“輕信傳聞，捐棄美利者多矣”，可見，他也是從使百姓“美利”的功利主義角度主張打破風土界限的。 2.“末富未害”的重商思想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當時的江南地區出現了很多工商業繁榮的城市。商品經

18、濟的利潤使傳統的重本抑末思想受到沖擊，很多農民開始棄農從商，一些士大夫也涉足商海。徐光啟處于封建統治的中樞，對經濟領域的這種變化具有最直接、最便利的獲曉渠道和更為敏感的知覺神經，而且他本人“惟好經濟”，面對商品經濟的繁榮與農業生產的衰落形成鮮明對比的實際情況，他在重農的同時也看到了國家財政對工商業的依賴性在日益增強，因此，提出“末富未害”的主張。徐光啟的重商思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他沿用漢代司馬遷對于“本富”“末富”“奸富”的劃分，提出“末富未害也，奸富者目前為我大蠹”。他認為，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社會之大害是非法致富，而工商之富對國家無害，可以不加抑制。其次，徐光啟認為“工與賈農之自出

19、”，農業是工商業發展的基礎，即農可“資”商，而工商業的發展反過來又會促進農業的發展，即商可“利”農。對農、工、商關系的闡述也體現了他的重商思想。他從此思想出發，致力于棉紡、制鹽等手工業的發展，積極改進棉花種植技術與制鹽技術，目的是提高棉花與鹽的產量，一方面為棉紡織業的發展提供充足原料，另一方面促進棉紡織品與鹽的商品交換，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奠定物質基礎。徐光啟的對外貿易觀是他重商思想的主要體現。徐光啟認為“有無相易，邦國之常”，主張開放對外貿易，使國與國之間互通有無。但自明初以來，由于政府實行海禁和“市舶附于貢舶”的制度，中外貿易的發展受到重重阻礙，特別是海寇增多，私商泛濫。針對這種情況，當時存在

20、開海派與禁海派的激烈爭論，而徐光啟對倭寇泛濫的形勢作了深入分析，指出“官市不開，私市不止，自然之勢也”。他反對禁海派關于通商招致倭寇入侵的觀點，認為海禁恰恰是引致私商泛濫的罪魁禍首，因此，他提出“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謀倭”，只有解除海禁，中日通商，才可以知敵制敵，徹底肅清倭寇。“除盜而不除商，禁私販而通官市”，徐光啟的這種將抗倭與通商區別視之的做法明智而正確，也反映了他對通商之利的重視。三、雙重維度的圓融在中國古代，德性主義經濟倫理思想與功利主義經濟倫理思想是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基本處于對立的地位。它們可以出現于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也可以出

21、現于同一階段的不同思想派別，但在徐光啟的思想中同時出現這兩種維度，這是他所處時代的特殊性及其思想的獨特性所決定的。徐光啟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封建社會開始逐步走向瓦解的時期，經濟、政治以及思想領域發生的一系列變化成為徐光啟經濟倫理思想出現雙重維度的外在條件。經濟上，農業生產凋敝，務農人口大量減少，國家財政緊張，國庫空虛；政治上，宦官專權，黨爭不斷，沿海地區倭患頻發；在思想領域，陽明心學的發展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帶來了思想的解放，但卻使士人過分沉溺于空疏之學而忽視現實生活的踐履，使社會風習發生了空前的變動，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出現，使既有的經濟價值觀念受到強烈沖擊。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明末政權以及空疏

22、頹敗的思想界，特別是價值觀念的迷失，徐光啟一方面主張在道德上重返“堯舜周孔以來相傳矩矱”，挽救晚明的價值分裂和行為失范；另一方面又對沉迷于心性之學的學術思想進行糾偏，開始專注于國富民生等實際問題。因此，徐光啟的經濟倫理思想呈現出德性主義和功利主義的雙重維度，而此雙重維度也反映出徐光啟試圖從道德與民生即精神與物質兩方面挽救晚明社會的路徑選擇。徐光啟自身“經世致用”的思想取向是他的兩種維度的經濟倫理思想得以圓融、統一的基礎。徐光啟飽讀儒家經典，從小就受到修齊治平等儒家人世思想的浸染，立志“治國治民，崇正辟邪，勿枉為人一世”。但由于他曾師承致力于心性之學的黃體仁，早期思想又受到陽明心學的不小影響。明

23、朝末期，陽明心學被畸形發展為逃禪出世、華而不實的玄虛之學，中了進士的徐光啟意識到心性之學的流弊，開始對其進行批判。“人習于欲必修以入圣，自然之勢也，侈口見宗日當下即是，作意妄成，如是以求赤子之心，去孔孟遠矣。”正是在對陽明心學逃禪之流弊的批判中，徐光啟的治學精神和思想取向發生了顯著變化，更加致力于“經世致用”之學。他突破思想界長期以來對治心之學的沉迷，開始關心農田、水利、歷法、軍事等治世之實學，強調學術思想的功能有效性，把有用或者無用作為辯學的標準。在刻紫陽朱子全集序中，徐光啟指出：“此其是非邪正，深言之即更仆未罄，然而竊衷之以兩言日，有用與無用而已矣”。他以此為標準，認為朱子之學才是“實行實

24、功，有體有用”之學，而佛老二氏之學則“果無所用于世，而彼為逆取”。正是以“經世致用”為核心理念，以有用與無用為治學標準，兩種本應對立的經濟倫理思想能融于徐光啟一身才會得到合理解釋。徐光啟的一生都是在求富國強兵，求良好的道德政治，簡言之，就是求儒效。只要利于從道德與實踐，從精神與物質兩方面挽救頹敗的晚明，徐光啟便不會拘于古人，陷于窠臼。面對當時農業生產凋敝，國庫空虛，民生艱難的狀況，他認為能富國利民的措施就是有用之策，因此在提出“富國必以本業”主張的同時又強調重視工商業發展，使傳統的重本抑末的德性主義倫理思想又具有了重商的功利主義維度。關于義利之辯，徐光啟既強調重義輕利，但又指出“人富而仁義附焉”，兩種觀點看似矛盾，但在當時，伴隨著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機制初步形成，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了囤積居奇、摻假、不勞而獲等投機獲利行為，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使既有的價值觀受到沖擊，因此，徐光啟一方面主張重義貴義，強調為善去惡，希望以傳統的儒家德性主義倫理觀來挽救經濟領域中的行為失范；另一方面，富國強兵的政治理想又使他重民利，重國家財富之增長。因此，徐光啟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