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幸存者圖像”：電視媒介的政治冷漠     關鍵詞： 幸存者 圖像 電視 政治冷漠 汶川地震摘要： 本文從汶川地震災害報道中電視媒介的圖像敘事入手，分析“幸存者”圖像占據大量比例的原因及其圖像選擇依據與新聞學規范之間的矛盾，從歷史分析入手，解釋并批判了電視媒介的政治冷漠這一現象和它在媒介實踐中的反映。Abstract: The essay illustrates the cause of that the majority rate of shots on survivors with generalizing the photographical te

2、xt of reporting on Wenchuan Earthquake Disaster and the controversary between shot-choices order and journalistic ethics. It includes historical reasoning, discoursing, and criticizing on that the political indifference, as the depth-consequence, and its effects on media practice. Keywords: Survivor

3、; Shot; Television; Political indifference二十年前，就有西方學者在研究“媒體是否會放大災情”：媒體既可以是跟隨者，僅僅是信息的渠道；而媒體又可以是領跑者，在公共領域里影響人們的認知和行為。（Kasperson,1987）汶川地震發生近一個月，在電視媒體上，我們多在通過“幸存者圖像”了解災情并未被放大而是被縮小了的災情。 這話聽起來很沒有道理雖然一來幸存者本身不大講話，二來講的話也不免太過同一化。但至少讓觀眾有所獲得，哪怕看一眼電視，不也是一種新聞粒子的攝入？（“新聞粒子”，指新聞中每一個具有信息價值的文本符號。參見：劉建明，2005，4-6） 所以此處

4、的“了解”的確還必須得說清楚，到底是知曉（know of）,還是理解（know）。看起來似乎應該更多是“理解”層面，受眾通過電視圖像中幸存者的出現，知道了災害的程度，也受到了情感沖擊，或許還感受到生命的真意。但是，這樣的理解，未必是對事實真相的深度認識地震的具體信息，深度問題，并非通過這些鏡頭傳遞的，甚至部分重要信息根本沒有通過電視媒介里的任何敘事。 盡管迄今還缺少對這次大災難中電視文本敘事的科學劃歸，但有一個在作者看來頗說明問題的論證：截至2008年6月10日，作者對幾大網絡視頻播客中關于抗震救災的欄目進行調查，關于幸存者影像的材料占據了各自點擊排名前50位中的80%以上，這一方面說明了受眾

5、的品位，一方面也道出了這次電視鏡頭的熱點。（上述數據由作者依據 ; ; 三個著名網絡博客的相關欄目、頻道中點擊排名手工添加累計。） 有學者認為，電視媒介統領著這次災害報道（嚴三九 王虎，2008），而電視又更多關注了幸存者，毋寧說在整個宏大的新聞記事中是“幸存者”占了主角。而這種選擇是否合適？或者說是否能因此反駁電視的“統領”地位，是作者關注的焦點。作者甚至認為，到目前的表現為止，電視新聞頻頻亮相幸存者們的行為甚至稱不上“關注”（care），而應該從攝影選材的角度講“聚焦”(focus on)技術層面的選擇并不代表理智層面的功效對于電視鏡頭的選擇而言，一般涉及三個層面的問題： （一）報道策略層

6、面：傳統災難報道的理念認為，鏡頭對準幸存者，符合受眾對“生命”的關注，同時也避免在報道中因為不實信息影響了節目質量和播放權力。此外對幸存者報道也是增加及時報道數量，創造現場感的重要策略。（Joseph Scanlon,etc.，1985）這也是時下時評論文對電視媒體的主要褒獎依據。（二）新聞專業主義層面：專業主義的重要訴求就是兩點，一是求真，二是求利，不過這個利益是公共性的。（劉建明，2007，333-334）電視新聞議程里以幸存者為主要報道對象，是否兼具兩者實質？這是個問題。（三）媒介系統的功能層面：什么樣的鏡頭選擇最能生發媒介的正效應？對社會環境人心世故能有觸動？ 電視媒體的選擇對不對得起

7、這三重標準，恐怕是要有其他媒介的對比才能得知。作者粗略的感覺是，盡管在高峰期近10家電視臺都在每天以新聞專題滾動報道災情，但是對幸存者的關注，或者說關懷，卻并不如南方周末、北京晚報等紙媒依靠有限的版面和出刊頻次來得深入。 從上述“三層面”生發的價值判斷想必也應該體現在挖掘其背后建筑質量、災后補償、暫居條件等深層問題的解決進程中。這些議題是社會真正的重大問題，而如電視媒體總熱衷于將鏡頭對準幸存者，聽其回憶一段過去時的做法，實在也很難不觸碰媒介倫理。（新聞倫理一般認為對幸存者的過度報道有損其心理恢復。具體可參見：Peter Vasterman, etc.，2005） 電視媒介在信息迅速公開中做得漂

8、亮，可是在深度的議題上卻不得要領。這一尷尬絕非是在今朝敗露，也并不僅僅是學者常常歸結出的“中國宣傳政策”的管制，至少在本次災害發生之后的15日里，并沒有太多這樣阻礙深度洞見的臨時政策。 911以前，電視鏡頭真正“占據媒介中心舞臺”的時代得遠溯至50年前。究其原因，埃默里父子巧妙的編排里說得很清楚：并非電視鏡頭在朝鮮戰場上關注“圣誕樹”和巴頓將軍的喜劇故事，當然也絕非如今穿梭在都市周遭關心尋常人家生計問題的節目賺了眼球而事實上這般興盛實在是始于1952年的總統大選，盡管Eisenhower上將自己不擅接觸媒體，但縱容手下人等在電視上大搞政治宣傳，被擊敗的Edlai Stevson自稱“學者”，自

9、然比不上曾經的盟軍總司令更具電視宣傳效應這是電視第一次掀起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隨之更光榮的歷史源自Edward Murrow在現在請看（See it Now）的結束語。（Emery，2004，460-468） 1954年3月9日的那期節目里，Murrow在播放完被剪輯的麥卡錫參議員的“荒唐言行”之后，對著整個國家痛陳“我們在外捍衛自由，而自己卻已所剩無幾。”，寥寥1分鐘的結語，倒為這個（當時的）“新媒介”真正迎娶了“公信”。一年內，麥卡錫主義離開了政治舞臺，而電視的政治公信和影響力走到了巔峰。（Emery，2004，470）半個世紀過去，電視新聞史上最為人記憶的圖像，竟然還是Murrow的箴言

10、和對準麥卡錫參議員的那組鏡頭，怪不得2006年推出晚安，好運時，演繹了這段歷史，卻并無大肆宣傳的中等制作規模影片竟惹得美國傳媒界一干人等長吁短嘆。（A.O Scott，2005) “晚安，好運”（Good Night, And Good Luck）的聲音在1958年不得已停止，與此同時，似乎電視也從“舞臺中心”滑向“信任危機”（見美國新聞史16-18章節名稱），新聞欄目追求影響力的任務由轉而由廣告部和大牌主播力挑。幾大代表“公共性”（盡管是私營）的全國電視網在電視新聞上再激不起真正的政治參與熱情，收視率上落敗于地方新聞節目的煽情和平民化，僅僅靠“選戰”，“戰爭”，“突發事件”，“獨家政治花邊”

11、等在特定時段維護著尊座。（Emery，2004，603-620） 美國學者早就明白，政治性的議題進不了編輯單，更是時代性問題。冷戰名義上結束之后，民眾對政治的冷淡在全球成為事實。（McNair，2003，前言）加之上世紀80年代后流行的公共新聞學、新新聞學之類“火上澆油”，“關注民生”，“從社區開始報道”等就更是順理成章地擠兌電視新聞的關注焦點。 這趨勢剛伸出苗頭，有人就急忙稱電視新聞是“全國性篝火”（Emery，2004，612），可惜火光雖絢爛，半個世紀來各類電視新聞節目層出不窮，但卻難暖人心。這還不算，電視和電視新聞人的不爭氣還在后頭。1956年報刊的四種理論付梓出版，施拉姆幾個學者借此

12、書大談“社會責任論”（或許還為在傳統新聞學面前賣弄新學），竟也大受業界認同，一舉把“自由主義”壓在腳下，成了上世紀美國新聞界的倫理規范。(黃旦，2005，133) 可惜也許因（字面上）“四種理論”畢竟是對“報刊”所言，受眾和電視媒介卻繼續在娛樂低俗中聽之任之，等到越戰，海灣戰爭之時，紐約時報、時代周刊都再次大放異彩，電視新聞卻繼續在沉淪Dan Rather這樣的大牌也看不下去，操起Murrow的事跡怒道：“我們的問題就是太不勇敢，缺乏默羅那樣勇敢的電視新聞人。”（Emery，2004，607）盡管Rather自己還是在水門事件里看上去勇敢地質問了尼克松，可是畢竟沖在前面的是華盛頓郵報的兩位年輕

13、記者。而Rather的勇敢自然不代表電視新聞在整體中占據統領地位其后的美國新聞史中，不是說電視新聞沒有圭皋，而是它確實成了深度新聞中的“跟隨者”。 解釋這一疑難，自然還有如批判學派阿多諾、馬爾庫賽等對“電視媒介”的“原罪說”似乎壞就壞在這黑盒子生在文化工業的發凡年代，還鼓動著娛樂草根文化泛濫不止。（許正林，2004，452-490）如果說電視新聞的政治影響力本身受限于社會意識，而它自己卻也不得不成為助長這種“政治冷漠化”勢頭的嫌疑犯。 受眾的政治參與熱情逐年減低，回饋到編輯部的新聞產品內部生產環節，或者更微觀地考察，刺激了執掌攝像機鏡頭的大腦，實在就成了層層關隘中最有把關效力的一環（黃旦，20

14、05，174-199）回到我們的論題，災害報道的圖像選擇怎么能不首先考慮代表“生動”、“生命”和“生機”的幸存者？ 與上述認識看似“相輔相成”的說法，也就是我們正沾沾自喜的“對生命的關注”。可惜“對生命的關注”一說，并不以將鏡頭頻頻對準幸存者為充分條件。在報道初期，搶時間，搶高地的時候，電視新聞做得不佳情有可原，一是受限于人力物力，二是初期的信息基準不甚明了，談及權責似乎略顯與人情世故相左。而就如中國也有學者反思，電視媒體的階段性意識似乎是不夠顯著。深度報道始終不見蹤影，似乎時刻在回避著生活中真正的大事雖然電視新聞記者很會捕捉國家領導人的一舉一動。 亞里士多德早就說“人是政治的動物”，不管如今

15、人的精神世界是否已是翻天覆地，對社會公益的關注總會維持在某個系數周遭，否則社會將難以運轉。而也有領導人說過媒體就是為了炒大新聞，把人批判一番，可惜這類媒體里可能是缺少了電視一家。在媒介領域宣揚“種族論”雖然荒唐，但事實確實就硬生生地擺在我們面前。 是媒介特質問題？還是采訪困難（也許涉及深度新聞的受訪者無法接受被攝錄）？總之電視新聞對幸存者的高頻度聚焦，至今還透著一種躲躲閃閃的政治冷漠。而如果將其歸結于受眾品位的敗壞，又怎么解釋那些深度報道事件的紙媒受到的贊賞呢？ 看來，電視新聞“統領”議程的時代確實尚未到來，或者說，我們甚至不清楚若其降臨所意味的禍福。 參考文獻 1 Kasperson RE,

16、 Renn O, Slovic P, et al.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 1987;v8:177 2 Joseph Scanlon, Suzane Alldred, Al Farrell and Angela Prawzick “Coping with the Media in Disasters: Some Predictable Problem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5;v45:123 3 Peter Vasterman, C. Joris Yzermans and Anja J. E. Dirkzwager：“The Role of the Media and Media Hypes in the Aftermath of Disasters” , Epidemiologic Reviews , 2005 27(1):107-114 4 A.O Scott,“News in Black, White and Shades of Gray” ，2005，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