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國經濟研究應當走出二元對立的思路    程禮龍摘 要 我國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許多研究者很容易只是從某一個方面看問題。比如，我國市場供求的結構矛盾，不能只強調需求管理，也不能只強調供給管理，而應當是讓供給更好地適應需求。表現在經濟學思想中，我們需要的既不是單純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也不是供應學派有效供給的理論。關鍵詞 我國經濟問題 二元對立：f042.2 ：a當前中國經濟的問題是總量的，但更是結構的。宏觀理論是不談結構的。這時，就容易出現二元對立的思想認識，以顯得今天的中國正在出現凱恩斯學派和供給學派之間的爭論。中國的實情是供給與需求錯位，

2、需要的是通過市場建設和制度改革，在結構調整中實現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的匹配，跳出凱恩斯主義和供給學派的兩分法。中國的核心問題是讓供給適應需求，它不是凱恩斯的需求總量刺激，也不是減稅為主的供給學派那樣簡單。讓供給適應需求的改革，可以從供給與需求的二元對立思維，轉向精準地辨識消費需求，相應增加供給端的投資，這樣的投資在短期內也是需求，在長期內更是有效供給。比如將投資用來造地鐵，緩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擁堵，不怕沒需求。增加醫療和教育的投入，可以回應人民對于人力資本投資的需要，在這里增加投資，形成的也是有效供給。當前的供給與需求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個“空間不匹配”問題，供給側改革需要加強跨區域的供求匹配

3、。一方面，在人口流入地，人口的快速增長帶來了大量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需求，而相應的供給卻相對不足。另一方面，在三、四線城市，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新城和工業園建設已經出現過剩，房地產的庫存嚴重，人口流出的農村地區有大量住房閑置。要改變這種資源誤配置的狀況，就需要讓土地供應與人口流動方向一致，存量的建設用地指標應實現跨省的交易和再配置。作為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如果去產能和去杠桿包括了調結構的含義，并不錯。如果你去廣大的中西部看看大量閑置的工業園，如果你知道中國的新城按規劃造好了可以容納34億人口，你就明白，在局部地區的確存在供給過多的問題。如果你知道中國的鋼鐵產能可以在其他國家不生產的情況下滿足

4、全球需求，那么，你就明白，產能的絕對過剩在一些部門是真實的，而且這些過剩的產能并不是暫時的，更不是在孕育新的國家競爭力。恰恰相反，對于永遠不可能有需求的工業園、新城和企業，最佳的策略就是停止投資。早下決心，可以避免新一輪的泡沫，也可避免僵尸企業占用資源。這些供給過剩地區和部門對應的正在上升的杠桿率（包括地方政府負債），就應該降下來。與此同時，結構性的政策也意味著，對于能夠適應需求的供給，還要加杠桿。金融市場應該為有效率的民營企業提供更多的貸款，甚至可以發行有針對性的特別國債，投入到有需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資。在城鎮化進程中，對于跨地區移民在其流入地新增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央政府應與地方

5、政府共同投入。只要政策制定者認識到經濟規律（特別是城市發展規律）的重要性，新增的投資投入到有需求、有效率的部門和地區，這樣的結構性加杠桿就是當前需要的刺激需求政策。換句話說，談需求管理政策時，如果不將結構性的問題講清楚，那么，大水漫灌式的宏觀政策就可能加劇業已嚴重的結構性問題。2009年的刺激計劃留下的教訓就在這里。具有結構調整性質的改革，要能夠真正地讓供給適應需求，“讓市場成為決定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中國當前的結構性產能過剩和杠桿過高，本身就是在各級政府不恰當的行政干預之下產生的，不是市場有缺陷，而是政府取代了市場。這類問題的治理，需要加強市場機制，比如說，最近被熱議的兒科醫生短缺問題，

6、以及黃牛炒賣專家門診號的事件，放在整個醫療體制改革大背景下，要解決的是提高醫療服務的價格。說得通俗點，就是要給醫生漲工資，首先是給特別緊缺的兒科醫生漲工資。去行政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打破行政性壟斷。對于那些供給跟不上需求的行業和地區，要大膽地降低各種社會資本進入的障礙，在產業投資方面，應加快推出負面清單。中國的供給端除了結構問題之外，并不是說沒有總量問題，而最突出的總量問題就是“降成本”。在降成本方面，勞動力市場需要更大的柔性。最低工資的制定要更靈活地反映未來的經濟增長趨勢，經濟增長下行期，最低工資的調整應放緩或停止增長，而不能以上一年的社會平均工資為參照。此外，在全國范圍內，勞動力的跨地

7、區流動要更充分，應加快建設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以上這些結構性的改革政策都主要作用于供給，都可以叫“供給側改革”，沒有問題，而且，這些改革與需求刺激并不矛盾。只是它不應該被翻譯成“供給學派”（supply-side economics），讓關心中國的外國人誤以為中國在搞1980年代的里根政策，甚至驚動了諾貝爾獎得主。宏觀經濟學理論，特別是“新古典宏觀”理論，或者不研究市場缺陷，或者把市場缺陷簡單化為價格不能及時平衡供求。而中國的問題出在制度上，出在微觀上。微觀經濟學里大量研究了市場缺陷及其應對方法，可以嫁接在宏觀問題的處理上。從學術上來說，中國是個“貧困”國家。為中國經濟獻策，不管來自諾貝爾獎得主，還是平民百姓，需要的是對中國“精準扶貧”。在有的問題上，要承認市場永遠不是完善的，那么，需要的是制度，是監管。而在另一些問題上，不是市場天生就不完善，而是既有的政策本身就是市場扭曲的原因，這時，就要改制度改政策。最后，中國還有一類問題，是根本沒有市場，那么，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