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傳統政府委托旅游規劃合約效率比較分析    陳麗叢述提要傳統的政府委托旅游規劃合約分為三類:工資合約、分成合約與租佃合約。這三種合約安排由于對合約雙方具有不同的約束力,因而在實際運用產生的規劃效率各不相同。本文從合約安排四要素角度比較現行三種旅游規劃合約的效率,旨在借助于規劃合約安排的改進更好的約束合約雙方行為,進而提升旅游規劃的可操作性和實施效果。關鍵詞:合約;旅游規劃;四要素:f59:a在張五常的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安排的選擇(1969)一文中,將地主與佃農間的合約分為三類,即工資合約、分成合約與定額租約(租佃合約)。一般而言,目前規劃界

2、所采用的旅游規劃委托合約同樣也分為以上三類。一、合約安排的四要素1969年張五常擯棄前人的將租佃理論建立于傳統的風俗習慣之上的做法,依照產權、交易成本及風險規避三者的關系,來構筑現代租佃理論,此舉創合約理論和代理理論之先河。后有人加入激勵相容因素而使合約理論框架更加科學(胡青才,2001)。至此,產權、交易成本、風險規避和激勵相容約束即構成了合約安排的四要素。二、三種合約基于四要素的效率比較本文所探討的政府委托旅游規劃合約,是在具有公有產權屬性的自然旅游資源的前提下。這與私有產權下的合約安排大相徑庭,因為公有產權下的合約安排不僅要激勵代理人行為,還要兼顧政府委托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因此,從理論上

3、看政府委托旅游規劃合約應不同于傳統三種合約安排,并具有其特殊性。張五常在其私有產權與分成租佃(1968)一文中,曾經得出“只要產權是排他的和可以轉讓的,這些安排就不存在不同的資源配置效率。”但這一結論顯然對于公有產權是絕對不適用的。(一)從產權安排角度對已有三種合約定義作簡單修正。工資合約的產權安排是由政府委托方出資金,規劃方出技術勞動要素而共同組建成的產權合約共同體,政府作為全體人民的代理人擁有資金要素的產權,規劃專家擁有智力和勞動要素的產權;租佃合約則是指由規劃方出租金,政府委托方作為全體人民的代理人,租讓土地和旅游資源,由規劃方單方享有剩余索取權的產權安排;分成合約是指規劃方出技術勞動,

4、但不收取規劃費用,而是擁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權。即雙方都享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權的產權安排。通過對三種類型政府委托旅游規劃合約的產權表述,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其各自的產權安排特點:總的來看,在旅游資源公有產權前提下,政府委托方產權均是不清晰的。從靜態看,三種合約安排中規劃方的產權都較清晰,收益比較明確;但從動態角度看,由于訂立合約的一方委托方政府較規劃方有更大的強權性(政府可能由于既得利益或變更官員而可能隨時調整、變更合約條款使規劃方收益不確定性增加)或產權收益界定困難,規劃方產權清晰程度有所差異。工資合約中,規劃方產權最清晰,提交文本通過評審,即可獲得所有規劃勞務費用;而其他兩種合約動態看,產權并不清晰

5、,其收益可能隨時被政府“剝奪”,因而常造成規劃方過度開發或規劃方利益被“剝奪”現象。在一個人的資源產權性質沒有首先明確的情況下,我們不可能分析他使用資源的方式,或者說,我們無法對合約其他三個變量進行衡量。鑒于三種合約不同的產權安排,各方所獲收益截然不同,那么政府和規劃專家對不同的產權安排是如何取舍的呢?下面我們就交易成本、風險分擔以及激勵因素這幾個方面進行分析,比較交易雙方對不同合約偏好與選擇,并以經濟績效為尺度,比較三種政府委托旅游規劃合約效率。(二)三種合約類型的交易成本分析。各種政府委托旅游規劃合約安排的交易成本都涉及締約談判成本、監督成本、協調成本、實施成本、激勵成本,等等。由于政府委

6、托人的復雜性,各種政府委托旅游規劃合約交易成本都大于私有產權下合約安排交易成本。各種類型合約其談判締約成本基本相同,直觀看來,有可能分成合約的談判成本會稍高于其他兩種合約,因為對“成數”確定,雙方不免要討價還價一番;隨著時間跨度延長往往涉及大量的不確定性,需要考慮的因素非常多,比如一些免責條款的議定、委托方的變故等等。租佃合約同樣也是時間跨度較長的合約,這也增加了合約的談判成本。工資合約下的談判締約成本最小,交易雙方只需就規劃方的勞務費以及編制規劃期間的雙方權利義務達成一致即可。三種合約安排對交易雙方的激勵和監督成本也不同:在工資合約中,規劃費多少與勞動工作量相關,現行規劃工作量常用計件計量,

7、合約中規定規劃方需完成的規劃文本、圖件等產品數量。由于旅游規劃是服務類產品,服務取決于人,服務類產品的質量的可變性由人的工作態度、工作努力決定,而努力是無形的。無形產品質量監督與激勵成本高昂,或者無法監督。而在租佃合約中,規劃方作為“剩余索取者”,往往會對資源進行過度開發,如果規劃方能對資源價值的降低嚴格地給予初始委托人以補償,則資源開發就是有效率的。事與愿違,由于規劃是“自己規劃,自己開發,自己受益”,單方參與旅游規劃管理實施過程,旅游規劃合約實質上起不到限制規劃方過度利用資源屬性的作用。另外,租佃合約中,極易出現規劃方對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規劃方與政府官員的“合謀”,弱化了政府委托人的

8、監督行為,于是無形中增加了委托人對資源的監督成本。對于分成合約而言,在分成合約下,盡管對委托方的激勵成本小于租佃合約,對規劃方的監督成本小于工資合約,但是,規劃方對產出的界定和監督卻十分昂貴。(三)三種合約類型的風險分析。在工資合約中,規劃專家只要按合約規定提交規劃文本,只要文本通過了第三方規劃評審機構評審(最終總能通過),規劃專家即可獲得全部規劃費用。就目前來看,規劃方并不承擔任何風險(包括評審不合格風險和日后規劃實施風險);政府官員由于無法獲得剩余索取權,因而對于代理人提交的規劃文本好壞并不在意,政府官員存在“卸責”行為,他也不承擔風險。最終,所有不經濟的風險都由政府承擔。而在租佃合約中,

9、規劃方擁有經營的“剩余索取權”,因此他將承擔一定的經營風險;而對于政府委托人,不管規劃實施成功與否,不管資源是否被過度“攫取”,委托方總要得到一筆固定的租金,或者更多尋租收入。因而,政府官員并不承擔風險(收益風險或資源破壞風險)。而旅游資源過度開發的風險還是由政府來承擔的。在分成合約中,由于交易雙方均享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權,因此,從理論上看不論是委托方還是規劃方都將承擔一定的風險。而實際上,政府委托人作為非人格化的產權主體無法享有剩余索取權。作為政府行為代表的政府官員卻是具有個人私利的自然人,那么政府官員在實施規劃時可能會為己私利而采取偏離或與規劃文本方向背道而馳的行為。政府官員對此并不承擔風險

10、(前文已提到),而規劃方往往可能成為“替罪羊”,所以規劃方也承擔一定的風險。但最終資源低效利用的風險還是由政府承擔。(四)三種合約類型的激勵相容約束分析。在工資合約下,規劃方不享有任何剩余索取權,因而合約安排對規劃方缺乏激勵作用;而且工資合約下的計件工資不能解決產品件數與產品質量、精心操作與否的矛盾。規劃方生產的產品質量可能與規劃專家能力水平相關,但主要還是取決于工作態度、工作努力程度。委托方可能會憑借國家評定的單位資質來選擇代理方,問題在于這些具備甲級或乙級資質的規劃單位是否會努力工作,他們到底投入多少精力,對此委托方難于監督,或者說對其監督成本高昂。目前多數規劃其規劃勞務費多采取分期支付形

11、式,委托方意在假此約束代理人行為;但事實上,規劃評審的流于形式以及規劃實施的時間延遲,分期支付規劃費并未對專家產生多少激勵作用。況且,在政府委托旅游規劃合約中,政府委托人原本就缺乏對規劃方監督與約束的動力,因此,規劃方偷懶是在預料之中的。工資合約對于委托方行為沒有激勵作用,并不能規避委托人風險。而在租佃合約中,由于規劃方擁有剩余索取權,規劃方只能得到支付租金后剩余的收益。因此,除了隨機因素的干擾,規劃方所得的報酬就完全是他們自身努力的函數。由于旅游規劃質量是產生規劃實施效益的重要因素,規劃方不會再像工資合約下那樣“偷懶”,拿無法實施的規劃充數。所以,租佃合約實現了對規劃方的激勵。然而,租佃合約

12、對于委托方行為仍無激勵作用。在分成合約中,由于交易雙方均享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權,合約安排似乎應對雙方都具有一定的激勵作用。因此,可以斷定的是分成合約對代理方的激勵將弱于租佃合約,而強于工資合約。但從委托方的角度來看,盡管政府委托人擁有剩余索取權,而同時政府作為非人格化產權所有者,并不具享有剩余索取權的能力;但是,政府官員作為公有產權剩余索取權的代表,則往往能利用權力尋求私利。因而,分成合約對政府仍缺乏激勵作用。三、結論通過對傳統三種政府委托旅游規劃合約類型的四要素分析,我們發現,傳統三種合約在四個維度上各有所長。但總的來說,由于委托風險的存在,各合約類型應用于政府委托旅游規劃合約安排時效率都“大打折扣”,因為原有合約都僅力圖化解代理風險,而現在的政府委托旅游規劃合約安排中又融入了委托風險,同時由于產權、交易成本、激勵和風險這四個要素的相互關聯制衡,于是大大加深了規劃合約安排中在類型選擇上的“困境”。因此,現有政府委托旅游規劃合約安排無法真正地選取某一種傳統分類的合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