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讓戲劇批評更有效傅謹2013-3-5 17:01:59來源：戲劇文學(長春)2006年6期第1014頁戲劇舞臺并不是永遠喧鬧，如果說我們經歷了世紀初幾年戲劇界內涵各異的種種火熱景象，那么，2005年中國戲劇舞臺相對于前幾年，確實顯得比較沉寂。但這樣的相對沉寂無需擔憂，經歷了多年不無泡沫的虛張聲勢之后，有一段時間讓戲劇家們冷靜下來思考中國戲劇的現狀與走向，對未來的戲劇健康發展或許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好處。相對沉寂的2005年，戲劇自有其亮點，回顧本年度戲劇發展，戲劇批評的繁榮與效用是值得特別反省的方面。21世紀初以來，戲劇批評在戲劇界成為為數不多的備受關注的焦點之一，而人們關注戲劇批評的方式非

2、常之特殊，它的主要體現方式，是業內外人士對戲劇批評未能起到應有的輿論監督作用從而感到強烈地不滿。戲劇批評比起以往更多地成為戲劇領域的反面角色，有關戲劇批評“失語”和庸俗的人情批評甚至對“紅包批評”泛濫的抱怨，不僅成為有關學術會議的主題，經常出自關注戲劇發展、為戲劇的不景氣現狀憂心的人們口中，甚至也可以從戲劇界的編導、演員等創作人士那里聽到，并且頻繁見諸媒體。作為職業從事戲劇研究與評論的這個群體中的一員，我對來自戲劇界內外的這些不滿與抱怨既認同又不無保留。我覺得戲劇批評界應該坦率地承認，我們這個群體遠遠未能承擔起應該承擔的社會與藝術責任，對于戲劇界許多值得肯定的現象或必須指出的錯誤，確實都未能及

3、時、有力地向世人揭示，戲劇批評現實的功能與正常的戲劇批評對于戲劇健康發展所應該起到的作用相去甚遠，因此，戲劇批評界無疑應該勇敢地承認自身的失職。但是如果從更客觀公正的立場上看，在戲劇批評領域，最關鍵與核心的問題恐怕不在于批評家們的“失語”。關鍵既不在批評家的集體懈怠，也不在于這個群體的墮落，真正的問題，或者說真正值得憂慮的現象，在于諸多批評在戲劇界經常處于被“消音”的狀態。因此，與其埋怨和責備批評的不如人意，我們還不如調轉目光，更多地去質疑戲劇批評在整個戲劇領域何以未能起到應起的作用，未能盡到應盡的職責。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中葉以來，戲劇界的整體氣氛和整個文藝界一樣產生了不小的變化。諸多

4、變化中一個比較顯著的現象，就是批評重新開始并漸漸地恢復其活躍景象。當然，無論是在哪個藝術門類，當我們在說批評漸漸趨于活躍時，很清楚就其活躍程度而言，還遠遠稱不上“繁榮”這樣的程度，在日漸活躍的批評中，不可否認地確實存在相當數量受人請托(包括收受財物)而寫的一味吹捧的“偽批評”，也確實存在一些動機或文風不夠健康、用眩人耳目的夸張語調刻意渲染某些流行現象以嘩眾取寵的所謂“酷評”，但是仍然可以看到，至少是在最近的數年里，戲劇理論界對于諸多業內外人士詬病的不良習氣，始終在不懈地堅持展開立場堅定、觀點鮮明的批評，批評家并沒有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只要對戲劇批評家們的寫作略加注意就不難看到，戲劇理論界一直在

5、批評那些過度倚賴于舞臺華麗的外在包裝的技術主義或曰形式主義傾向，一方面呼喚戲劇精神內涵的回歸，一方面也從不隱晦地指出某些所謂“前衛導演”的“創新”之空洞無物，因為這樣的創作忽略了舞臺藝術中最核心的表演以及人文價值；戲劇理論界一直在批評新創作劇目片面地追求豪華大制作的不良風氣，尤其是由于這些劇目的大制作完全是為一時的排場而糟踐公帑，在戲劇已經極不景氣的當下卻將國家劃撥的大量經費用于只為一時獲獎而非為公眾經常性的藝術欣賞所需編排的劇目，忽視了普通百姓對戲劇的巨大需求。因為在戲劇最需要國家扶持的時刻它卻將有限的公共資源變成了少數人(尤其是越來越無節制地掌握了公共資源配置權力的地方與部門首腦)換取自己

6、“政績”的手段；戲劇理論界更在不間斷地呼吁和強調要十分注重民族藝術優秀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對那些只學了點西方戲劇的皮毛就把中國傳統戲劇貶損得一無是處，借助庸俗化的流行藝術手法以掩飾對于傳統的無知的風潮痛加針砭。不僅因為我們的戲劇要有深度和文化內涵就必須尊重民族傳統，而且民族文化傳統的自然延續更是國家文化安全的核心。當然，對于少數幾位導演過度壟斷當下的新劇目創作帶來的各種弊端，戲劇理論界也都有直言不諱的、非常之坦誠與尖銳的批評。即使是對于那些往往是由官方主辦的、從中央到地方各種各樣泛濫成災的評獎活動造成的負面影響，戲劇理論界也從來不缺乏批評的聲音。現在，恐怕任何人都不能輕率地、隨意地說當代戲劇界缺

7、少批評的聲音。對戲劇界上述種種直接影響著戲劇健康發展的趨勢，理論界與批評家的態度十分鮮明，而且，批評的言辭也越來越趨尖銳。只要隨便翻檢近年與戲劇相關的報刊，尤其是那些專業的戲劇類雜志，都可以很方便地看到這樣的批評。而無論是林兆華、孟京輝、李六乙等當紅的話劇導演，還是曹其敬、陳薪伊等因經常擔任多劇種新劇目創作的知名導演，都不會對各種各樣經常是很坦率、很激烈的負面評論感到陌生；而對于新創作的劇本的文學性的剖析，以及對某些有影響的演員在表演上的得失，同樣并不鮮見。而且，對于有關戲劇舞臺上的創作泡沫的尖銳批評，非常集中地針對著那些國家級大劇團的創作，或許這些重要劇團的名稱很少在批評文章中直接出現，但是

8、業內人士只要對這些劇團略有了解，都不會誤會批評的對象。當然，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越是小劇團、越是地方性劇團就越是很少因其創作與演出中出現的不良傾向而遭到理論家嚴厲批評；同樣，如果說某些導演和劇作家、演員的作品的缺點很少被批評家們指名道姓地提及，那么往往是由于他們在藝術上并不重要，因而才被理論界與批評家們所忽視。當然，我并不想否認，在戲劇理論界，這樣的批評至少從數量上看確實算不上主流，它們可能很容易被大量庸俗的“人情批評”淹沒；而且這些批評里，也還包含了相當一部分缺乏足夠的理性分析的情緒化與即興的牢騷，其理論價值與說服力之參差不齊也是事實。戲劇批評家們不夠努力無需諱言，但我們仍然可以并且應該承認

9、，當戲劇領域出現了各種弊端以及種種不盡如人意的現象時，戲劇理論界并沒有像人們所說的那樣“缺席”與“失語”。批評的聲音確實存在而且經常存在，武斷地說戲劇批評在戲劇界眾多不良現象面前“缺席”或“失語”，既不客觀也不公平，更應該警惕的倒是上述諸多批評經常處于被“消音”的狀態。我們所能夠聽到的這些批評，并沒有在戲劇界起到矯正時弊的作用當人們抱怨“沒有批評”時，事實上他們并不是在說批評不存在，而是說在戲劇界，批評根本沒有起到它應起的作用。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戲劇批評對于戲劇創作與演出以及戲劇行業的健康發展之所以有意義，是由于在一個健康的戲劇環境里，批評應該而且能夠起到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這種作用，不是指類

10、似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兩篇批評文章就足以致一部作品甚至致藝術家于死地那種判決書式的功能，而是指因為它是由一批職業從事戲劇藝術研究的專家學者提供的專業見解，所以能夠基于更客觀冷靜的視角給作品以解讀和評價，以幫助觀眾欣賞作品以及判斷作品的優劣；同時這樣的批評有專業人士的職業素養為背景，因此有可能基于更開闊和更長遠的宏觀視野對戲劇的現狀與發展趨勢做出更有利于藝術健康發展的判斷，幫助國家相關部門做出藝術領域的決策，因而能夠為藝術發展提供重要導向，最終對藝術家的創作也足以產生不可或缺的積極幫助。也正因為此，我們應該冷靜地看到，對戲劇批評而言，它的繁榮與否就不能止步于有沒有批評這樣的事實判斷，更重要的是

11、還要看這些批評是否實現了它們的功能。如果從這個角度看，那當下的戲劇批評才確實是極不能令人滿意的，批評之所以不能令人滿意，關鍵在于戲劇理論界對種種不良現象提出的哪怕是很尖銳的批評，事實上也很少起到實際的矯正時弊的作用，批評并不能真正實現它作為藝術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這一重要功能真正悲哀的并不是沒有批評，而是批評雖然發出了它的聲音，這些聲音卻好像在真空中一樣難以得到有效的傳播這種現象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批評的作用被畸形放大的現象一樣不正常。批評失效導致藝術領域的種種歪風邪氣得不到及時糾正，健康良好的藝術氛圍難以形成。由于批評喪失了應有的效用，當我們面對那些必須提出嚴肅批評或者原本只需要通過批評的方

12、法解決的不良傾向和錯誤行為時，經常不得不動用剛性的行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政府與藝術家之間的緊張感；同時卻不能用潛移默化的方式培養觀眾健康的審美趣味，以此營造一個能夠有效阻滯劣作出籠、有利于佳作問世的社會氛圍，推動藝術自然而然地健康發展。而戲劇界的諸多不良風氣不僅不會因批評而有所收斂，反而愈演愈甚，長此以往，其后果之堪憂自是不言而喻。批評失效的原因當然是很復雜的。所謂批評失效，一方面是指理論界的批評聲音不能通過某些直接或間接的途徑有效地傳遞給公眾以影響公眾的審美趣味與判斷，另一方面指的是專家的見解不能有效地成為政府決策的參考。而如果要深入探究，當然也就必須從這兩個方面入手。首先需要討論的，

13、就是藝術理論界的聲音如何才能有效地傳遞給公眾。現代社會為專業人士面向公眾的思想傳播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手段，因為現代社會的發育與大眾傳媒的發育不僅同步而且高度相關。但是它的前提是大眾媒體要具有足夠的公共性。這里指的是，現代社會環境里正常的大眾傳媒，應該是一個開放的公共平臺。在這里，除了普通公眾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愿以外，各行各業的專家更被優先提供了表達自己專業見解的機會，當藝術領域的專家的見解通過公共媒體傳遞給盡可能多的大眾時，它對藝術、進而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也就同步放大了；專家的專業見解以及批評借此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批評的功能才能夠得以充分實現。然而，假如媒體失去了這種公共性，它一旦成為媒體的編

14、輯記者們卡拉OK式的自彈自唱，它就由一個為公眾提供資訊服務的公共平臺成為媒體從業人員自己的發聲筒，它的聲音與立場，必然受制于媒體從業人員自身的視野與水平；更不用說，還會因為媒體從業人員對表達渠道的直接控制形成實際上的傳播壟斷，因而為傳媒領域滋生各種腐敗現象提供便利條件。因而，媒體的公共性是保證藝術領域的輿論監督充分實現其功能的重要前提。可惜，近年里，為數不少的面向大眾的報刊以及電視等大眾傳播媒體呈現出明顯的非公共化趨向，它們因為有意無意地放棄公共性而淪為少數媒體從業人員私人空間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其弊端也因之顯露無遺。多年來，我們從大眾傳媒的戲劇類新聞報道與評論版上越來越頻繁地看到的，不是專家的

15、見解與獨立的評論，而是大量的由創作者提供給媒體的宣傳稿和他們自我宣傳的言論，或者媒體人自己的看法，而這一現象并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且不說我們無法期望由創作者自行提供的宣傳稿和廣告式自我推介具有起碼的客觀與獨立性，媒體人員的立場與見解的可靠性也很難保證雖然不能說所有媒體從業人員都不具備藝術上的專業眼光與水準，但是要求一個長期從事面向大眾的報刊采編工作的編輯記者像戲劇專業研究者那樣長期、深入、細致地思考與研究戲劇，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有深度的見解，那是很不現實的。因此，可以想見，這樣的媒體并不能替代批評，并不能起到公正客觀的戲劇批評所應起的作用，因為它既不具有足夠的專業水平也沒有起碼的獨立性。大

16、眾媒體不注重或者不愿意為研究者和專家提供表達渠道，并不意味著專家們無從表達自己的見解，無論是戲劇還是其他研究領域的專家，都可以在專業媒體上發表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表達自己的藝術見解。但是如果專業人士的觀點不能通過大眾媒體充分提供給普通民眾，如果專家只能在專業媒體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它干預社會的能力顯然就會極度萎縮。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這種情形，正是由于在大眾傳媒范圍內，戲劇界的專家向公眾提供專業見解的路徑被嚴重堵塞，才導致整個批評對藝術家的影響力被嚴重擠壓在一個遠離公眾的狹小空間里，公眾所獲得的信息是僅僅局限于經由媒體篩選過的那一小部分內容，而在這樣的篩選中，專家的意見恰恰是遭到屏蔽的最重要的一種

17、聲音。即使在專家們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時，這些見解也經常被大眾傳媒波普化甚至歪曲，因而，也就必然直接影響到戲劇批評對戲劇創作與演出中種種弊端的矯正功能的實現。其次需要討論的，是專業的理論研究與批評如何才能對政府的戲劇政策產生積極影響。應該說，戲劇在中國當代歷史上一直與政府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如果將它與相關的鄰近行業相比，無論是與美術、音樂、舞蹈比，還是與影視比，更不用說與文學比，在與政府部門的關系方面，戲劇都體現出某種特殊性，而這種特殊關系，一定程度上緣于20世紀50年代以來戲劇在文化部門的機構中具有的特殊地位。盡管當時的政府架構深受前蘇聯影響，但是在文化部門的機構設置中并沒有照搬蘇聯將電影放在

18、至高無上的重要位置的模式，反而為戲劇和戲曲設置了專門的“戲曲改進局”，這或許可以成為一個有意義的佐證。誠然，在一個充分市場化的環境里，政府的決策與戲劇創作與演出之間的相關程度是很有限的，戲劇藝術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但是中國目前正處于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有特殊的藝術語境這是由于戲劇已經越來越淪為一個處于市場化邊緣的藝術門類，隨著市場的萎縮，全行業對財政資助的依賴程度急劇提升。2001年全國文化部門所屬文藝表演團體經費自給率首次下降到30以內，而到2003年，每場演出平均所獲得的國家補貼已經突破7000元，而在1995年這個數字是2100元，在1985年這個數字是200元。在戲劇表演團體對國家財政

19、依賴程度日益升高的背景下，政府的文化與戲劇政策對劇團、對整個戲劇的生存與發展的影響力也同時在急劇膨脹。政府以及公共財政對戲劇影響力的提升，本該同時使得戲劇批評對創作與演出的影響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現代政府之所以能高效有序地治理社會，其秘密在于政府的決策過程，尤其是涉及到公共資源配置時，可以高度依賴因社會分工日臻細密而在各領域內出現的術有專攻的專家。當然這里所說的依賴，并不是指政府將決策與資源配置的權力完全托付給專業人員，而是指政府在考慮決策與資源配置時，會在相當程度上綜合專家群體的分析與研究的結果，通過對眾多專家不同意見的權衡，更深刻地理解一項政策的實施有可能產生的積極效果，對它可能產生的消

20、極后果也能夠有比較清晰地預見；可以使得公共資源因合理配置而產生更好的社會效益。但是也正因為此，如同媒體一樣，當政府部門的決策者只相信自己的見解與判斷而忽視了相關領域內專家的作用，在公共資源配置領域更趨向于按照官員們的個人意志行事時，也會產生相反的結果。雖然我們的社會從整體上看似乎正在向更具現代色彩的方向演變，但是相反的趨勢同樣存在，那就是無論是在藝術領域還是在教育以及其他公共事務領域，行政主導的趨向不僅沒有減退的跡象，相反卻在漸漸增大。而且，這里所說的“行政主導”，更應該讀成是“行政長官主導”，行政長官的個人見解與好惡對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的影響力日漸顯著，這里所說的決策權當然也包括公共資源配置的權力。而當政府官員有過多的權力和過多的機會在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上按照個人方式做出決斷以及分配公共資源時，我們當然很難期待政府會自覺主動地將這種決策權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