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章來源 畢業論文網 試析社會管理創新中的檢察建議適用研究文章來源 畢業論文網 論文摘要 社會管理創新中的檢察建議以其非法律監督屬性顯著區別于法律監督性質的檢察建議，其有效性并非源自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權，而是來源于檢察機關的職務特殊性和國家權力在處理社會問題時整體運行的需求。因此，社會管理創新中的檢察建議的適用在范圍上不能脫離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屬性，不能針對未發案單位和個案提出，不具有強制效力，也不宜要求被建議單位回復。論文關鍵詞 社會管理創新 檢察建議 適用一、檢察建議的雙重屬性關于檢察建議的性質，代表觀點有三。第一種觀點認為，檢察建議發源于建國初期對“一般監督”的

2、探索，出于檢察建議工作傳承和發展的需要，以及考慮到檢察機關本身的性質，法律監督應當是檢察建議的根本屬性。第二種觀點則認為，檢察建議是檢察機關落實檢察環節綜合治理責任的具體措施和方法，是服務和輔助檢察機關實現法律監督目的的非訴訟檢察活動方式，不是檢察機關的法定職權，也不是法定的履行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權的方式方法。第三種觀點主張檢察建議具有訴訟監督和綜合治理的雙重屬性，但未見具體說明。雖然結論迥異，但這三種觀點在論證中都將檢察建議按內容分為訴訟監督檢察建議和綜合治理檢察建議。而他們的分歧就在于這兩種類型的檢察建議是否具有同一性質。檢察機關在對訴訟活動和刑罰執行活動進行監督的過程中所提的檢察建議事實

3、上可以被看作是憲法與法律規定的法律監督權的一種實踐操作方式，比如，對違法偵查行為，以“檢察建議”代替糾正違法通知書，對瑕疵裁判以“檢察建議”代替抗訴。這是由于在中國的司法語境之下，公檢法三主體之間講求配合遠勝于監督，相比與剛性的監督，柔性的檢察建議使得被建議單位避免了年終考核時的低分尷尬，減少了被建議單位的抵觸情緒，更利于監督工作的展開。因此，在法律監督領域內，檢察建議雖然名曰“建議”，但在事實上卻是有公權力作為后盾的。當然也有觀點認為檢察建議具有彌補法定權力不足的作用，比如，法院未按訴訟法規定的期日向當事人送達訴訟文書，

4、檢察機關只能在事后通過檢察建議要求其糾正。這種檢察建議雖然尚未成為法律規定的一種監督方式，但由于檢察機關對訴訟活動和刑罰執行活動具有法定的監督權，此類檢察建議的運行并未超越檢察機關的現有職權范圍，在日后的修法過程中對其使用規范和效力加以規定也并非難事。因此可以說，檢察機關在對訴訟活動和刑罰執行活動進行監督的過程中所做的檢察建議具有法律監督的性質。在法定監督的范圍之外，檢察機關在參與社會管理創新過程中提出的檢察建議是否具有法律監督的屬性，是我們應當回答的第二個問題。檢察機關是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但這個定位并不意味著檢察機關的所有工作都必須具備法律監督的性質。正如有學者所說，現實的社會關系是復雜的

5、，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承擔這法律監督職責，需要以法律監督者的面目堅定地維護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這是檢察機關最基本的角色定位。同時，檢察機關在社會上還要扮演一般社會公共組織的角色，以非法律監督機關的面目出現于世人面前。檢察機關要生存和發展，就要同時扮演好這兩種角色，要在兩種角色的結合上找最佳結合點。檢察建議在產生之初的確承擔著“一般監督”的職能，但一段時期的實踐證明，由于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和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復雜多樣，專業性很強，要僅依靠檢察機關對所有這些行為實現監督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尊重我國的歷史和現實，在承認訴訟監督和刑罰執行監

6、督中檢察建議的法律監督屬性的同時，將檢察機關在法律監督職能范圍外提出的檢察建議界定為非法律監督的性質。二、非法律監督性質檢察建議的有效性來源所謂有效性來源，是指社會管理創新中檢察建議的效用來源于何處?具體來說，“建議”是民主狀態下社會主體普遍享有的一種權利。作為民主權利，任何社會主體都有對關系到國家管理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事項提出建設性意見的權利。在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過程中，當檢察機關作為一個普通社會公共組織給出建議時，該建議是否等同于任何一個普通社會主體提出的建議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對檢察機關的建議專設一個“檢察建議”的概念，

7、其適用問題也無需再加研究。如果不是，那么檢察建議相較于普通的建議，其特殊性在何處?為什么說檢察機關是社會管理創新中重要的一環呢?主要有如下兩個原因。第一，檢察機關作為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專事犯罪打擊，訴訟和刑罰執行監督工作，在長期的工作中，他們對違法犯罪的苗頭性問題、形成原因和變化規律有比較全面的了解，對發案單位存在的執法不嚴、違法行政(管理)有深刻的感受，因此，往往能夠通過辦案發現體制漏洞，為社會管理創新開拓領域，保駕護航。從這個角度上看，業務特殊性所帶來的檢察機關在社會管理創新中所提建議的科學性是其他黨政機關無法取代的。可以說，個案是檢察建議的本源，唯有通過個案積累，檢察機關才獲得了對違法

8、犯罪的全面認識和敏銳嗅覺。完全脫離個案辦理提出的檢察建議就成了無源之水，難以達到幫助被建議單位及早發現問題，完善和加強管理的作用。第二，在另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上，我們可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檢察建議在長期缺乏法律依據和操作規程的歷史中幾經起落，卻至今不輟，緣由幾何?是不是僅僅因為法定的監督手段還不夠完善，或者在國家權力的運行中還有監督空白需要檢察機關的作為呢?從檢察建議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檢察建議的再度復出主要是適應了預防犯罪和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需要，因此完善法律監督手段并非檢察建議崛起的動因。而從我國法律監督權的演變來看，立法機關否定“一般監督模式”，而是將檢察機關的

9、法律監督限定在打擊犯罪、偵查監督、審判監督和刑罰執行監督的范圍內，并非毫無理由，而是實踐證明在我國的國情下一般監督在實際工作中并不能有效開展起來。由此看來，上述兩點理由都不足以解釋檢察建議緣何具有此頑強的生命力。而筆者認為，檢察建議之所以在社會管理創新中，乃至在整個國家權力的運行中被需要，是由政治倫理與道德決定的。現代民主國家講求分權、制衡和法制，一方面，國家權力被劃分給不同的部門，并通過他們之間的相互制約達到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目的;另一方面，實行法制，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社會問題，力避專制獨裁。然而，并非所有問題都能通過法律得到完美的解決，相反，司法的被動性和滯后性，導致其并不能很好地發揮出預防和修復的作用。同時，國家權力部門之間的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