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十六國北朝佛教史學述略-以佛國記、洛陽伽藍記、魏書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史學迎來了它的多途發展階段1，其中一個極為突出的表現是，在傳統史學之外，佛教史學開始形成并有了初步的發展，這是中國史學史上的一個新事物，從此開辟了中國史學研究的新領域。受當時中國社會南北分途發展的直接影響，初期佛教史學甫一產生就在四至六世紀的北中國和南中國表現出了不同的演進趨勢，北中國形成了具有理性色彩的佛教史學，南中國則開創了佛教史觀指導下的僧人修史傳統2，它們在以后的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有著非常不同的歷史命運。3僧人修史在近代以前始終保持了獨立發展，蔚為大國，形成了傳統佛教史學的主體，各種大藏經中的史傳部就是明證。漢文方

2、面，自兩晉南北朝迄清代,不僅體裁多樣,有傳記體、纂集體、目錄體、志乘體、經傳體、燈錄體、典志體、類書體、紀傳體、編年體、綱目體、筆記體等，而且體例也日趨嚴謹與合理。4藏文方面，則有編年史、史冊、教法史、王統記、世系史、人物傳、地理志、寺廟志、年表、喇嘛全集、名錄等。由于藏族傳統社會發展政教合一的歷史特點，藏族史學的主體實際上就是藏傳佛教史學。5而前者所顯示出來的理性色彩在其后的中國史學史上則一直沒有得到張揚，傳統史學不重視甚至可以說無視這一新領域的新取向6，傳統佛教史學則由于其所特有的宗教意識和宗教史觀，也不能對之有真正的繼承和發展。直到二十世紀初葉，這種樸素的理性主義傾向才獲得了新生，并匯入

3、近代史學的大潮中去。縱觀二十世紀以來的佛教史學研究，不能不讓人想到早在四至六世紀北中國的佛教史學當中就已經顯露的這種理性傾向，這不止是中國佛教史學的重要價值所在，也是中國史學的重要價值所在，有必要對之重新審視，作充分的深入的歷史考察。7這將有助于理解并建設完全意義上的中國佛教史學史和中國史學史。此處，將依照時間的先后分別討論以佛國記、洛陽伽藍記、魏書釋老志為代表的三個發展階段，勾勒四至六世紀北中國佛教史學發展的基本線索，并對其中所蘊涵的樸素理性主義取向的歷史命運作初步的分析。一、 醞釀期：法顯佛國記從三國至唐代（38世紀）的約五百年間，是中國佛教史上的西行求法運動時期。這一運動前前后后經歷了三

4、個階段，曹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于闐求法啟其端緒，晉末宋初以法顯（347422）西行為代表形成潮流8，至唐代玄奘（600664）、義凈（635713）盛極。法顯的佛國記就是這一運動形成潮流時的產物。9法顯，俗姓龔，平陽郡（今山西臨汾西南）人，三歲為沙彌，二十歲受具足戒，“志行明潔，儀軌整肅”10，因“慨律藏殘闕”，于后秦弘始元年（399）以六十多歲的高齡偕同學數人從長安出發，“至天竺尋求戒律”11。由河西走廊，涉沙漠，逾蔥嶺，途經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北印度，游歷佛教圣地、釋迦牟尼傳教的中心地尼泊爾、恒河中下游廣大地區，然后從海路經今斯里蘭卡、蘇門答臘、北美洲西海岸攜經返國，412年在青州（

5、今山東省即墨縣）登陸。法顯的歸來在很多方面都對當時和日后中國佛教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2不獨如此，東晉義熙十二年（416）秋季法顯應慧遠之邀至廬山把他西行求法的經歷聞見寫成了佛國記13，這是古代中國以親身經歷介紹中亞、南亞、北美洲情況的第一部旅行記。近代以來該書尤為國際學術界所重，不僅是研究古代中、南亞諸國的歷史文化宗教的寶貴資料，還是研究古代航海和地理發現的原始文獻。因而，佛國記的出現還從多方面塑造了北中國佛教史學醞釀期的基本面貌，具體的情況如下：1 公元5世紀前后西域和中南亞佛教發展狀況的實錄佛國記在中國佛教史學上的第一個貢獻，就是法顯首次忠實地記錄了公元五世紀前后一路西行耳聞目睹得來

6、的西域和中南亞佛教發展狀況，同時兼及各處的歷史人文。這些記載涉及當時大小乘的流傳、戒律儀軌、寺院教育、僧眾人數等非常寶貴的史實。它們的價值是多方面的。比如關于當時大小乘的傳播，佛國記中對西域五國、對西北天竺十國、對中天竺諸國就有多處類似“皆學小乘”、“多習大乘”這樣的記載，我們可以據此沿著法顯的西行路線作同時性和歷時性的考察，不止在空間上獲得關于大小乘的分布狀況，而且可以由此作時間上的回溯性研究，從而不僅在某種程度上使得我們可以重構原始佛教由其中心地區恒河流域逐漸向其周邊輻射發展的歷史進程的片段，而且可以在比較精確的程度上重構五世紀前后佛教傳入中國中古社會的路線。除此之外，佛國記還提供了得以同

7、日后唐代玄奘、義凈西行求法記錄作比較的現存最早的文字記載，從這樣長時段的歷時比較研究中，對西行求法從五世紀到八世紀的上升過程我們可以獲得更加深入的歷史觀照。14佛國記中看似零星的材料在如此寬廣的佛教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之下重新得到審視，這使得它超越了單純自傳體僧傳的局限，進一步顯示了它作為北中國佛教史學醞釀期代表的潛在價值。2 深沉的歷史感和堅定的使命感佛國記中法顯從始至終都流露了真摯的宗教情感和濃郁的赤子之思，這構成了他作為中國求法僧人所特有的深沉的歷史感和堅定的使命感。讀著這些文字，不能不為之觸動，這是一千六百年前的人生之旅。當時人就已這樣贊嘆過法顯：“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獎，無功業

8、而不成。成夫功業者，豈不由忘失所重，重夫所忘者哉。”15這里略舉數條，以見法顯其人融弘法之情與鄉關之思于一體的精神世界。 表現其弘法之情的，有如： 法顯、道整，初到祗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傷生在邊地，共諸同志游歷諸國，而或有還者，或有無常者，今日乃見佛空處，愴然心悲。彼眾僧出，問顯等言：“汝從何國來？”答云：“從漢地來。”彼眾僧嘆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到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已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16法顯于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上耆阇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于此住，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即于

9、石窟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還向新城。17此處，法顯是把“佛”當作一個歷史人物來看待的，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存在。這其中隱約透露了小乘佛教對他的影響，但恐怕更多的是來自中國傳統文化深沉的歷史意識。法顯對“佛”的理解毫無疑問是中國式的，由此我們也能看出日后禪宗的淵源所自，甚至還能從今天人間佛教的運動中看到它的史影。 表現其鄉關之思的： 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心常懷悲。忽于此玉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凄然，淚下滿目。18法顯的本意當然是為了求法，但并不因此泯滅了他對故國的眷戀，這種羈旅異域的民族心理是千載之下的我們依然能夠體同心受

10、的。因而不獨如此，法顯還表現了濃厚的歷史使命感： 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眾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嘆秦土邊地，眾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邊地。”故遂停而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于是獨還。19道整留在了“中國”，法顯回到了“邊地”，抉擇之際反映出了兩人的高下，一個重個人，一個重大眾。法顯后來自己回憶說：“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20正是這種“志有所存，專其愚直”的堅定不移的使命感使得法顯在中國佛教史上、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筆，而道整卻從此在歷史的長河中消逝了。掩卷之余，益知慧遠

11、的欽敬是有根據的：“于是感嘆斯人，以為古今罕有，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21 所謂民族精神大概就在這一念之間萌生并長存吧。3 質樸的文字 佛國記中高尚的情感與它質樸的文風大有關系，平淡的精神造就了質樸的文字，質樸的文字凸顯了平淡的精神。由前自變量節即可概見這種質樸和平淡，茲再引過小雪山、返國漂流兩節，看法顯的表現： 住此冬三月，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積雪。山北陰中遇寒風暴起，人皆噤戰。慧景一 你人不堪復進，口出白沫，語法顯云：“我亦不復活，便可時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終。法顯撫之悲號：“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前，得過嶺。22 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停此國五

12、月日，以四月十六日發。一月余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眾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為一人令我等危險。”法顯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爾，便當殺我！汝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23這兩段敘述了無夸飾，閑閑道來，法顯于追亡撫存、生死交關之際的平常心朗然可見。佛國記為文如“松風山月”，“常能在行間字里發射出深厚的感情，十分觸動人心”，“實在也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24這樣的評價是一點也不為過的。從上述諸方面看來，佛國記的確是北

13、中國佛教史學醞釀期的突出代表。結合當時中國史學史的發展狀況作進一步的考察，尤其能顯示出佛國記的這一地位。當時，北中國史學正經歷著從十六國史學到北朝前期史學的轉型，而南中國史學又籠罩于士族浮華的風尚之下，無論南北，這都是中國史學發展的一個低谷，但法顯佛國記卻能爛然星起，顯示出了不同于時趨的卓識。二、 轉進期：楊衒之洛陽伽藍記25楊衒之，北魏北平（今河北滿城）人，自北魏孝莊帝（528530）始，歷官奉朝請、期城郡守、撫軍司馬、秘書監等，大致活動于北魏晚期至東魏。當時的北朝社會由北魏統一的洛陽時代進入了東西魏分裂對峙的鄴城和長安時代，洛陽時代的繁榮已成明日黃花，因之而興的佛教也因之而衰。佛教傳入漢地

14、以后，洛陽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始終是北方甚至是中國佛教的中心，26東漢明帝永平十一年（68）始建白馬寺，至西晉懷帝永嘉年間（307313）有佛寺42所，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遷洛以后，增至1376所。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534）遷都鄴城，洛陽殘破，佛寺僅存421所。東魏武定五年（547）楊衒之重游洛陽，遙想興衰之際，深有所感，乃寫洛陽伽藍記：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于荒階，山鳥巢于庭樹。游兒牧豎，躑躅于九逵；農夫耕老，藝黍于雙闕。始知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鐘聲罕聞。恐后世無傳，故撰斯記。27“恐后世無傳，故撰斯記”表明了楊衒之明確總結北朝佛教發展的史學意識，這時上距法顯佛國記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百三十多年，北中國佛教史學由此進入了它的轉進期。洛陽伽藍記在如下方面顯示了北中國佛教史學轉進的趨勢：1現存最早的區域性的佛教地志魏晉南北朝是各類地理書大發展的時代。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