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裁員風潮呼喚“社會和約”2007年11月24日成都商報報道，一家四川企業突然宣布裁員2000人，引起了廣泛關注。而上周，由于國內成本的增加和對于新勞動合同法的憂慮，奧林巴斯等一批外資企業，決定將其中國工廠關閉，撤退到馬來西亞、越南等地。新勞動合同法應該給無數的勞動者帶來歡欣鼓舞，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缺少一種類似的“社會和約”。企業員工的收入與保障，都需要企業負擔主要責任，而企業作為一個追求利潤的實體，其承載能力有限。假如10年之后，一個企業利潤下滑，或者是出現動蕩，它又何以承載員工個人乃至家庭養家糊口的重負？而在一些社會福利保障機制健全的國家，公民的社會保障的途徑則廣泛得多。在北歐一些國家，公民失業之后領取的救濟金，基本夠其基本的生活開支，瑞典中央政府用于公共社會保障的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達50%，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是國民生產總值的60%。而在以競爭聞名的美國，由美國社會保障署、勞工部、人類健康與社會服務部聯合提供的各種全民性保險和福利補助，也足以分擔公民的大部分社會保障，其中很多項目都是政府出資。失業保險等則由政府與企業協商，共同出資。而目前在中國，許多員工社會保障的責任，都轉移到了企業身上，員工的各項保險，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員工，都是由員工個人和企業分擔，缺乏公共財政的有力支持。同時，更為惡劣的是，在一些地方，連數字可憐的社保基金，都被挪用。政府、企業如果不能合理分擔社會福利保障責任，會使企業陷于尷尬的境地。其實很多企業并非不想承擔社會責任，而是本來由多方承擔的責任，現在全部壓在企業一頭，為自保計，企業就會想方設法規避沉重的責任。阿根廷新當選的總統克里斯蒂娜，在面對包括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嚴重和能源短缺等諸多挑戰時，承諾進行幾大領域的社會變革。阿根廷主要工會的領導人計劃在明年提出增加工資20%的要求。克里斯蒂娜的對策是在企業、政府和工會之間制訂一份“社會合約”。在此和約中，政府、企業、工會都作出一定的努力和讓步，以提高國民收入，緩沖通貨膨脹的壓力，抑制社會動蕩。建立類似的“社會和約”，或許是類似問題的解決之道。目前，中國政府也比以前更有能力建立這樣一個系統。自2003年以來，中央政府收入每年都超收5000億元以上，去年更是收入突破30000億元大關，超收7000億元，在財力充足的情況下，如果未來的財政開支逐步向社會保障上傾斜，則或可收意外的功效。愷撒的當歸愷撒，上帝的當歸上帝。”建立由政府、企業以及其他社會性組織共同參與的“社會和約”，而非將責任全部轉移到企業身上，才可能接出真正的善果。否則，企業迫于對重負的恐懼，索性一逃到底，受害的還是廣大的企業員工。政府的歸政府 華為的歸華為從華為員工集體辭職事件看勞動合同法催生的“話語泡沫”華為員工“辭職”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爭議，無非是由于華為公司的名氣，由于牽扯到大約7000名員工，還由于勞動合同法施行在即。執行法律和規避法律是相輔相成的；“規避”或“應對”法律不但不等于違法，而且還可以促進法律的完善。近來，華為公司“辭職門”事件(大約7000名在華為工作滿8年的老員工“主動”請辭)沸沸揚揚，媒體、學者、律師眾說紛紜，某些官員閃爍其詞；而事件當事人華為公司的有關人員則否認此事件是為規避將于2008年1月1日施行的勞動合同法。勞動合同法的進步考慮到時機的敏感性，華為公司此舉是否與勞動合同法有關，恐怕是不言自明；縱然華為公司有關人員一臉無辜，但公司就算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實際上，見諸報端的，不乏抨擊之辭。當然，也有個別人的解讀相當“有才”：華為不過是通過集體辭職事件變相給員工發獎金(達10億元之巨)，還節約了大筆所得稅(包括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一般認為，上述事件可能與“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有關。盡管有學者一再強調，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不等于終身合同、簽訂此類合同的員工也不同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固定工”，而且此類合同在法定條件下亦可解除；但無論就人性還是資本的自然屬性而言，學者不可能比企業更關心“資方”自身的利益，何況，無論根據勞動法還是勞動合同法，企業提前解除一份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并非易事。因此，企業對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恐懼自然有其道理。深入討論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中國關于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立法的沿革過程。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勞動法第二十條第二款規定：“勞動者在同一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以上，當事人雙方同意延續勞動合同的，如果勞動者提出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一個軟性條款，因為它把“當事人雙方同意延續勞動合同”設定為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前提之一。而根據勞動合同法第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如勞動者在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勞動者提出或者同意續訂、訂立勞動合同的，除勞動者提出訂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外，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顯然，勞動合同法比勞動法更進了一步，它不允許用人單位在勞動者連續工作滿十年后決定是否“延續勞動合同”，而是將這一選擇權授予了勞動者；更有甚者，勞動者還可選擇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而用人單位無權拒絕。就是立法上這小小的一步，導致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難度增加了一大步；勞動合同法類似的“進步”不一而足。華為并不違法言歸正傳。華為公司讓員工集體辭職，究竟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當性呢？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這一問題很難回答，但我們可以基于一系列假定去探究事件的本原。由于辭職事件涉及大約7000名員工，合理的解釋是，事件是公司發起并推動的，而且華為總裁任正非先生也在“辭職”之列。問題的關鍵在于，大約7000名員工是否“自愿”辭職。考慮到華為獨特的企業文化和管理慣例，即使此次集體辭職事件是由公司發起、推動，如果員工完全自愿，或者說(從勞動爭議仲裁或訴訟程序的角度)員工不能證明其受到了公司的欺詐或脅迫，那么這種“辭職”行為在法律上是成立的，或者說華為公司并不違法。實際上，華為的辭職員工均獲得了數額不菲的補償，補償方案是員工本人月收入(包括工資和獎金)的“N+1”倍，其中N為員工在華為的工作年限。而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如員工主動辭職(勞動者單方解除勞動合同)，企業一般無須支付經濟補償，只有在個別地區，以及在勞動合同法生效后，勞動者因用人單位拖欠勞動報酬等原因解除勞動合同時，用人單位才需要支付經濟補償。對上述事件，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眾所周知，除非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另有合法約定，勞動者的辭職權(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權利)受法律保護。如果華為個別員工提出辭職，不會引起媒體關注；只要該員工出于自愿，華為接受其辭職于法不悖；至于該員工辭職后是否又加入華為，這是另一個問題，更不涉及違法。在此情況下，上述過程是完全合法的。這一過程無論進行一次，還是重復7000次，法律性質并無不同。華為上述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爭議，無非是由于華為公司的名氣，由于牽扯到大約7000名員工，還由于勞動合同法施行在即。執行法律與規避法律的辯證當然，如果某些員工并非自愿辭職，華為公司的做法在法律上還是值得商榷的；但華為公司是否違法，只能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或人民法院作出判斷。在不了解事件全貌，也未看到有關證據(包括證人證言)的情況下，他人(包括筆者)的評論均屬一家之言。至于“辭職”的員工是否真正離職以及這些員工重新加入華為后可否將以前的工作年限連續計算，取決于華為公司如何進行技術操作，在此無法評判。筆者認為，無論華為公司的行為是規避勞動合同法，還是進行人力資源調整、擯棄“工號文化”(打破按工號論資排輩的習氣)，外界均應以平常心視之。有些官員和學者對企業規避法律的行為義憤填膺，殊不知，執行法律和規避法律是相輔相成的；“規避”或“應對”法律不但不等于違法，而且還可以促進法律的完善。勞動合同法是一部充滿爭議的法律，也存在一些疏漏(筆者另有專文論述)，對這部法律的規避或應對在所難免，華為事件只是初見端倪。“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四兩撥千斤的傳世名言，充滿智慧和機變。就華為事件而言，法律的歸法律，道德的歸道德；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要求企業過多承擔社會責任，甚至要求企業像官員和學者一樣思考問題，無疑是緣木求魚、不合時宜的。勞動合同法實施前為何出現解約潮距我國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還有兩個月的時間，在全國一些地方卻出現了企業解約潮，有些企業一次性解除數百人的勞動合同，甚至有因為勞動合同法即將生效而企業關閉的現象。深圳華為公司作為我國IT行業的知名企業，也加入到這場特殊的博弈游戲中，據公司要求，工作滿八年的職工，在2008年元旦之前，都要辦理辭職手續，然后再與公司簽訂一到三年的勞動合同。據估計，此次解除合同的人數有數千到一萬人。（10月27日21世紀經濟報道）。深圳華為頒布自動辦理辭職手續的規定，顯然是為了應對勞動合同法帶來的挑戰。但其特殊之處在于，它將通過全員自動辭職、競爭上崗，解決企業人力資源浪費現象，緩解企業人力資源經營中出現的惰性，進一步提升企業的競爭力。深圳華為公司有理由這樣做。首先，深圳華為開出的解除勞動合同的條件遠遠高于勞動合同法所規定的條件，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深圳華為不僅按照職工連續工作年限支付補償費用，而且還額外支付一個月的工資。不僅支付勞動合同解除前十二個月的平均工資，而且還支付企業職工上年度獎金月平均分攤數額。更重要的是，解除勞動合同之后，所有離職員工都可以通過競爭上崗，重新找到工作，在此期間他們在公司虛擬的受限制股份仍然保留。換句話說，雖然與員工解除了勞動合同，但是仍然與員工保持股權關系。這樣的利益分配格局當然具有吸引力。其次，深圳華為實行了集體主動辭職制度，包括華為董事長在內的所有符合條件的職工都向公司提交了自動辭職的申請，這就使得這項人力資源制度改革具有強烈的道義色彩：在十分優厚的解除合同條件面前，職工面臨的選擇并不多。如果借此機會重新選擇自己的職業，那么，將會付出巨大的機會成本；反過來，如果選擇再次競爭上崗，那么不僅表現出了對公司的信心，而且還展示出了對公司的忠誠。恰恰是這種科學的制度設計，讓華為的人力資源管理者可以從容地調整自己的人力資源結構，重新建立企業人力資源運營和儲備模式。深圳華為的做法顯然具有特殊性。假如用人單位不能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支付經濟補償，或者，不能為勞動者重新提供就業崗位，那么，直接解除勞動合同就是最理性的選擇。當初立法機關在制定勞動合同法的時候，旨在“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但在勞動合同法頒布之后、實施之前，居然出現如此問題。如果立法機構在審議勞動合同法草案時，能充分考慮到這些可能出現的因素，對過渡時期存在的問題作出必要的規定，那么解除勞動合同的風潮就不會出現。這說明立法機構在制定法律規范的時候，看準了法律的價值取向，但在具體法律規范設計方面，仍顯有些粗糙。透過這一現象，人們可以發現許多問題。比如，在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權利義務博弈之中，是否需要增加彈性的條款；在為勞動者與用人單位談判提供平等法律平臺的前提下，是否應該考慮中國的國情，采取循序漸進的策略，保護那些長期性“臨時工”的合法利益；在強調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與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間差異的同時，是否應該對社會保障制度作出必要的修正，從而在不同用工機制下實現勞動者權利與義務的平衡。透過這一現象，人們可以發現許多問題。比如，在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權利義務博弈之中，是否需要增加彈性的條款；在為勞動者與用人單位談判提供平等法律平臺的前提下，是否應該考慮中國的國情，采取循序漸進的策略，保護那些長期性“臨時工”的合法利益；在強調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與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間差異的同時，是否應該對社會保障制度作出必要的修正，從而在不同用工機制下實現勞動者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很顯然，在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與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間，勞動合同當事人爭取的不僅僅是雙方之間的利益，它還包括政府依照法律規定應該提供的社會保障。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勞動合同當事人雙方相互談判來實現權利義務的平衡顯然十分困難。深圳華為利用解除合同的權利，規避有關法律規定，顯然是不得已之舉。雖然深圳華為公司借助此次人力資源調整，與員工之間重新建立了勞動關系，但是，深圳華為公司本身卻為此付出了經濟代價。那么，立法機關為何不通過調整社會保障體系，改變這種不對稱的博弈狀態呢？勞動合同法：熱淚盈眶地讀,滿腹心酸地用新勞動法觸發多米諾效應 萬余港企面臨關閉2008年01月22日南方都市報占才強勞動合同法頒布不久，我曾就華為大規模辭工一事，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評論，認為“華為們不過打響了企業反擊勞動合同法的第一槍。如果法律不作調整，將會有大量的企業緊隨其后，一場大規模的企業反擊勞動合同法的法律斗爭行將開始”。但我確實沒有料到，企業的這場反擊戰會如此之快，如此之慘烈。南方都市報1月22日報道，珠三角工廠上千家鞋廠倒閉，萬余港企面臨關閉潮，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計劃遷離或難以為繼。上海證券報報道，由于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公司無法輕易解雇員工和聘請臨時工，為了壓縮成本和轉移風險，雇有11300名工人的日本廠商奧林巴斯日前決定，將于2009年前把中國的兩座工廠合為一座，并投資約7億元在越南設廠有人說低端企業關閉有利于產業轉型和升級。對此萬勿作浪漫之思。看看彈丸之地的香港轉了多少年，再想想數億民工如何升級？企業關閉當然不能全部歸罪于勞動合同法，但無疑這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的預言不幸正在變成現實。那么勞動合同法究竟存在什么問題？為什么一部讓勞動者讀起來熱淚盈眶的法律，實施起來，最終卻讓企業和勞動者雙雙淚流滿面？誰最終會從這部法律獲益？勞動合同法最大的失誤在于錯誤判斷國情。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這樣的國情決定了中國在很長時期內，只能采取低工資，高就業的勞工政策。那種高工資、高就業的理想最終只能是夢想。13億人口這一基本國情還決定了，中國的普通企業必須而且已經進行了超限度的競爭，任何一個高利潤行業一旦出現，立即就有資本和人員擁入，形成平均利潤而非暴利除非自然、技術或行政壟斷。這并不是說，中國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已無上升空間。為了防止被指責成資本家的代言人，我在此表明立場，即中國勞動者的工資不僅有上升的空間，而且有上升的必要。讓勞動者辛苦終生卻與住房、教育、醫療保障無緣的勞工政策，決非長久之策。那么，勞動者的工資增長從何而來？國家應當割誰的肉補勞動者的瘡？答案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割超額利益所得者的肉，補弱勢群體的瘡。超額利益所得者在哪里？在權力者那里，在依靠權力獲得不法利益者那里，在依靠自然資源壟斷獲取暴利者那里具體來說，在個人資產高達1600億的房地產開發商那里，在煤礦主以及與煤礦主糾纏在一起的官員那里，在每年公車開支達4000多億元、吃喝旅游更是無底洞的官僚階層那里，在電信、電力、醫院、大學等壟斷經營者那里而不在普通的經營者那里。讀者諸君在理發的時候、在美容的時候、在吃飯的時候，順便打聽一下，這些經營者們是否步履維艱？珠三角萬家企業行將關閉的事實，足以證明我的判斷。企業已無利潤空間，法律強勢要求增加工資福利，請問企業如何應對？立法者們應當高度警惕，勞動合同法具有極強的政治性，當法律點燃勞動者欲望之火而實際又無法兌現的時候，很可能引發社會動蕩。西方工會的發展史讀起來驚心動魄，當權者應當仔細研讀。勞動合同法的立法者們無視國情，以普通企業為假想敵，制定了法理上講不通，實際上難實行的法律。我們以勞動合同的解除為例。立法者們聲稱，本法意在建立長期穩定的勞動關系。個人贊同這樣的立法目的，但他們又是如何立法的呢？他們一方面要求企業在符合一定條件的時候，必須與勞動者訂立長期合同，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予許勞動者在不提供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單方面解除合同，企業必須支付所有的工資和福利。他們聲稱要建立穩定的勞動關系，但又嚴格禁止企業設立違約金、保證金，而現在的勞動者就像大海的魚，企業一點抓手都沒有。這些條文的實質是縱容邪惡，而不是培育誠信。本法頒布以后有人高歌，山西小煤窯的苦工們就要翻身得解放了。我只能說他們太浪漫了。真正的黑心資本家們是無視任何法律的，他們是一群游離于法律之外的人。連刑法都無法制約他們，何況一部勞動合同法？他們為什么能夠游離法律之外？是因為權力存在嚴重問題。解決權力問題，應當依賴憲法、選舉法、刑法、行政法而不是勞動合同法！本法不能摧毀的是真正的黑老板，本法可能摧毀的是守法的企業家。本法最大的獲益者既不是勞工，也不是企業，而是勞動部門！當企業無法守法而大面積違法時，勞動官員們就可以高調地選擇性執法。我敢斷言，城管之外，“勞管”們正在茁壯成長！新勞動法觸發多米諾效應 萬余港企面臨關閉勞動合同法實施觸發多米諾效應“世界工廠”面臨轉移之痛1、珠三角工廠大撤離上千家鞋廠倒閉,萬余港企面臨關閉潮,更多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計劃遷離或難以為繼“30年河東，30年河西。”1月16日，佛山祖廟汽車站。湖北外來工肖漢軍，和七八個同鄉守著大堆包裹在站前廣場的冷風中等待，在跨上駛離這座南方城市的客車之前，肖漢軍留下上述感嘆。逼近年關，然而肖漢軍一行這次回家，不為過年。大半個月前他們所在均安鎮的牛仔加工廠倒閉，在領到最后的工資補償款后他們集體撤離。明年開春，他們從家鄉出發的目的地將可能是蘇州的某個工廠。34歲的肖漢軍幾乎落淚，他依然記得10多年前初來廣東，和另一批同鄉擠在火車上時的興奮和憧憬。如今一切已成煙云。新年的元月，入冬的珠三角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轉移之痛：上千家鞋廠倒閉，萬余港企面臨關閉潮，更多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計劃遷離這里。在中國經濟版圖上曾獨領風騷多年的珠三角，昔日熱鬧、輝煌的“世界工廠”的場景或將成為歷史。遷出去，引進來，由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現代產業體系升級，是現實，也將是歷史的必然。脫胎換骨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企業、外來工大搬移后的珠三角，將迎來怎樣的未來？在時下高壓、躁動、猶疑、對峙交織的陣痛中，珠三角正站在裂變的十字路口。2、20年來最嚴峻時刻珠三角企業語錄（1）“沒有誰愿意走，但沒辦法再撐下去了。”人民幣持續升值，原材料漲價，工資成本上升，招工難，出口貿易受抑，政策頻繁調整，剛剛又頒布實施了勞動合同法和“兩稅合一”新政，“我們的頭上懸起了一把把刀！”（2）“珠三角中小企業的經營環境，就如同一張越來越緊的網。”（3）“什么都漲了，賺不到錢，連工人都難招。”（4）“這里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小了。”3、一年內倒閉上千鞋企2008年元月1日實施的勞動合同法，給了部分企業決定遷離的最后一掌。鞋企大面積潰退，致命的還是企業長期以來的“內傷”，勞動合同法只是壓迫的“最后一根稻草”。梁嘉耀辦公室的墻壁上掛著一張越南地圖，他指著版圖南部平陽省易安縣的位置說：“明年，我們的新廠將遷往這里。”沒有喬遷的喜悅。梁嘉耀攤開手，夾帶港味的普通話里流露出些許沮喪和無奈。52歲的他是東莞一家港資鞋廠的老板，18年前和許多從香港來內地的老板一樣，在“世界鞋都”東莞市厚街鎮辦起了工廠，然而最近半年來，身邊的許多鞋企一家家消失，梁嘉耀也在為他的工廠籌謀出路。2008年1月12日，春節前20多天，這位香港老板再次從越南胡志明市飛回廣州，下飛機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安排公司商議遷廠的會議。“沒有誰愿意走，但沒辦法再撐下去了。”在梁嘉耀看來，企業的負荷在以一種“加速度”連環襲來。人民幣持續升值，原材料漲價，工資成本上升，招工難，出口貿易受抑，政策頻繁調整，剛剛又頒布實施了勞動合同法和“兩稅合一”新政，“我們的頭上懸起了一把把刀！”梁嘉耀不諱言，元月1日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是推動他決定最終遷離的最后一掌。早在新法實施前的2007年底，這家鞋廠就基本上歇業了，600多名員工遣散近2/3，“光補償費就拿了幾百萬”。梁測算，若按勞動合同法，鞋廠用工成本將增20%，這對本就不堪重負、利潤在8%左右徘徊的鞋廠來說無法承受。“現在工人流動頻繁，不僅麻煩，還會賠死的。”“在東莞，約1000家制鞋企業中就有200-300家倒閉。”亞洲鞋業協會秘書長李鵬如是說。而東莞還只是珠三角的一隅，李鵬介紹，廣東制鞋企業主要集中在東莞、惠州、廣州、鶴山和中山這幾個城市，總共有5000-6000家。近一年來關閉的大中型鞋企已超過1000家。在鞋企較集中的惠東有3000多家鞋廠，最近兩三個月內，中小型的制鞋、鞋材廠就關閉了四五百家。東莞宏騰鞋廠業務經理靳飛告訴記者，年關即臨，許多仍在開工的鞋廠其實也都在考慮同樣的問題：關還是搬？他預計春節過后，還將有一大批鞋企關門。鞋企大面積潰退的原因，靳飛并不認同是新法使然。他認為，致命的還是企業長期以來的“內傷”，勞動合同法只是壓迫的“最后一根稻草”。所謂“內傷”，靳飛說，珠三角超過80%的鞋企仍靠“低成本、低利潤”的加工貿易模式，始終居于價格鏈底端，利潤僅在5%-8%之間。近年一系列原材料、工資、水電、廠房等成本飛速上漲，“新法實施之前大部分鞋企已經奄奄一息。”靳飛說，提前關閉的大多是低端鞋企，有的關，有的搬，遷入地多為勞動力、生產資料成本更低的內陸省份或東南亞地區。這一說法得到亞洲鞋業協會的佐證，該協會統計，關閉的鞋企中，有約25%遷到東南亞的越南、泰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等地，有約50%遷到江西、湖南、廣西等內地省區，另有約25%目前仍在觀望中。4、萬余港資企業難過年關？行業人士分析，春節前后將會有近1.2萬家員工在2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倒閉，其中更以港資企業為主。鞋業的撤退，只是珠三角暗流涌動的制造業集體大遷移的縮影。東莞經貿局人士告訴記者，在傳統制造業中，如服裝、紡織、塑料制品、電子元件、金屬和非金屬制品等，均出現企業大規模撤退的情況。近一個月來，記者走訪東莞、佛山、廣州、中山等地，一些昔日人氣沸騰的工業園區，如今冷清了不少，許多工廠人去樓空，凌亂的地面留下企業搬走時的痕跡。2008年1月6日，在佛山張槎辦制衣廠11年的朱永新收到從株洲傳真過來的一份合同，他正計劃年后將工廠遷到湖南的長株潭經濟區。“什么都漲了，賺不到錢，連工人都難招。”朱永新說，2004年生產銅扣的銅還是2萬多元一噸，現在漲到6萬多元一噸。就連日常用的衣車油，2月份還是60元一桶，現在漲到75元。招工，兩年前是600元到800元的工資，現在漲到1200元左右，技術工人到了1500-2000元，就這還為招不到人苦惱。“特別是最近兩個月，我們這里的制衣廠關了很多家。”廣州市太和鎮，在這里做了10多年外貿出口的工藝品廠老板邱林，也正打算把廠遷到非洲去。“我們主要是對歐盟出口，非洲原材料、勞動力成本要低得多。”以樹脂為主要原材料的泰奇工藝廠，2000年的樹脂是5500元一噸，現在漲到14000元一噸。“放開原材料、工資成本上漲不說，我們還可以硬吞，但今年接連不斷的各種政策，硬是把我們逼到了火山口上。”2007年佛山玩具商張樹鴻自殺事件，已經給玩具工藝企業帶來壓力和恐慌，隨后各種限制政策又接踵而來。2007年7月1日調整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政策；7月23日頒布“44號文”（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目錄），紡織、家具等1853種加工貿易出口受限；12月底，新一批589種商品的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公布。2008年元月1日的勞動合同法和“兩稅合一”，邱林說，直接導致他的許多同行關門大吉，“剩1/3不到了，關掉的比搬走的多。”香港工業總會一份針對珠三角港商的調查顯示，珠三角目前約8萬家港企中，有37.3%正計劃將全部或部分生產能力搬離珠三角，更有超過63%的企業計劃遷出廣東。一家臺灣投資公司預測，2008年勞動力成本將增加8%，許多臺資企業將轉移到內陸省份或越南，東莞和深圳地區的幾百家臺灣投資的小廠明年將關閉。深圳加工貿易企業協會會長陳永漢也表示，很多企業都認為目前是近20年來最嚴峻的時刻，他們面臨環保要求提高、工人最低工資上調、加貿政策收緊、銀行停貸、民工荒、供電緊張、勞動合同法及地方政府急促產業升級轉移等眾多壓力因素。陳永漢說，按此形勢發展下去，春節前后將會有近1.2萬家員工在2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倒閉，其中更以港資企業為主。香港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梁百忍也預言：未來兩年，珠三角8萬加工貿易型港企都將面臨生死攸關的抉擇。他呼吁港企要盡快轉型升級或者遷移，越早行動越好。5、多米諾倒閉鏈東莞一包裝廠負責人分析，大面積企業倒閉或遷離，引起的多米諾效應正在形成，春節過后“倒閉沖擊波”會越來越明顯。1萬家較大的廠倒閉，集群鏈條上會有20萬家小廠受影響。2008年1月10日，東莞市中堂鎮一家紙箱廠人員在菜市場附近電線桿上張貼新的廣告，“因公司另有發展，資金周轉短缺連廠帶業務整體低價轉讓。”紙箱廠老板、四川人郭婷婷告訴記者，工廠以前主要為東莞、深圳的鞋廠、制衣廠、電子廠等提供紙箱包裝等，以前業務較為固定的客戶近來倒閉了多半，紙箱廠的訂單驟減，迫不得已轉讓。中堂鎮另一家包裝廠負責人蔡華清說，大面積企業倒閉或遷離，引起的多米諾效應勢必會形成，以前捆綁在企業上的鏈條會迅速崩解。蔡華清舉例，拿鞋廠來說，一家較大的鞋廠關門，為鞋廠提供配套的紙箱廠、印刷廠、包裝廠、鞋的各種配件廠都將受牽連。“通常大廠有一二十家配套的小廠。”“而這些小廠，譬如鞋墊廠倒閉，又會引起更下端的連鎖反應。就像一條大河決堤，周圍的地帶也都淹了。”蔡華清推算，如果1萬家較大的廠倒閉，集群鏈條上會有20萬家小廠受影響，如果再加上更小的甚至作坊式的小店，這個數字還要乘以10。“不僅企業形成了鏈條，生活的各方面也都形成了鏈條，做工人生意的商店會倒閉，針對外來工的幼兒園會倒閉，還有很多其它第三產業第四產業等等，都會跟著關。”為整治污染、降低能耗，“陶瓷之都”佛山正對陶瓷企業全面施壓，準備在近一兩年內將低端陶瓷企業全面淘汰。而與此同時，“多米諾倒閉鏈”的影響成為令人憂慮的問題。據記者調查，佛山最高峰期曾達到了10000多條陶瓷生產線，經過外遷和關閉剩下不過1000條，今年還將再強制性關閉約上百條生產線。南莊紫洞一家被關閉的陶瓷廠附近，很多士多或餐飲小店已經關門，或是準備轉讓。這里原本許多以外來工為主要客源的湘菜館、川菜館、江西菜館、河南菜館等，很多生意蕭條瀕臨倒閉。受沖擊的不止于此。佛山石灣、南莊附近很多居住小區的出租屋，也因外來員工大量返鄉，很多房子空了出來。“基本上都是租給做陶瓷的人，估計明年會少很多人租了。”佛山石灣榴苑路某房地產中介公司說。佛山本地從事陶瓷行業的人，也在為出路擔憂。“從小在石灣長大，見得最多的就是陶瓷，基本上都是在陶瓷企業里找工作。”阿榮苦惱著，除了做陶瓷外，他還能做什么職業？有阿榮這樣想法的佛山本地人很多。東莞一位從事運輸的本地司機也憂心忡忡，工廠搬了，外地人少了，以后東莞原住民靠什么過日子？6、“變身”之路并不容易從“生產基地”向“總部經濟”轉型，正是珠三角許多城市謀求的“變身”之路。產業轉移在珠三角，早該不是新鮮的故事。如果說持續的原材料、工資等成本上漲，是市場不斷向珠三角企業發出了信號，那么一直以來政府導向給企業釋放的信息，是同樣的指向：珠三角的出路只有一條，產業轉型和升級是惟一的出路。面對大量鞋企的遷出，東莞厚街鎮鎮長陳仲球表示，他并不為此擔心。因為目前轉移出去的只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環節，而核心的技術研發和采購貿易依然留在東莞。目前東莞鞋的產量仍占全國的1/4，全球的1/10，厚街的國際鞋業采購商超過1000家。陳仲球說，政府目前正做的事，就是在厚街鎮打造一個亞洲鞋業總部基地。何謂總部？即新產品的研發中心，知識產權的開端，另外還是信息交流的中心，貿易訂單的中心和定價的中心。這個基地是為整個行業提供高端服務的，它不一定給你增加一個車間，一個工廠，而是給你增加品牌，增加核心競爭力。在東莞，一些優勢的制鞋企業并沒有遷移。全球最大的女鞋貿易商、美國利威鞋業公司總裁查理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們并不打算離開東莞，因為沒有一個地方產業鏈像東莞這么完善，而且這里的工人做鞋10多年了，都很內行，目前在全世界仍然是最好的地方。從“生產基地”向“總部經濟”轉型，正是珠三角許多城市謀求的“變身”之路。據了解，目前各城市也已確定基本定位，深圳發展高科技，廣州重點發展大型裝備制造業，惠州是能源及石化基地，東莞打造為先進制造業的總部基地，佛山則大力發展陶瓷裝備制造業和產業總部經濟、物流、會展、研發中心等現代服務業，“拒絕污染，做強陶都”。變身，對遭遇發展瓶頸的珠三角來說，也是基于現實的迫切選擇。而如今珠三角的現實是，雖然產業轉移和升級喊了多年，但“雷聲大，雨點小”，傳統的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企業占據著主要份額。數據表明，珠三角地區家具制造、皮革、服裝鞋帽等行業用了全省用工的25%，但是只創造了8.5%的增加值。東莞由于工業用地已近飽和，2006年上半年有24宗首期投資超500萬美元的項目因用地指標不能及時解決而被迫擱置，涉及投資總額11.68億美元。不僅是來自土地等資源的壓力，省統計局提供的數據：廣東2007年全省人口達9450萬，可能成為第一人口大省，主要是外來人口遷移帶來的。如果再不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資源、環境、治安、社會管理、外來工的子女讀書、住房等壓力都很大。升級需要空間。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李新春說，劣質企業的退出，給優勢企業騰出了做大做強的空間。從中長期來看，本地的產業集群不但不會縮小，反而會因優勢企業的做大做強而不斷提升競爭力。早在3年前，政府就在努力為珠三角的加工制造企業“尋下家”，在廣東省東西兩翼和山區等地規劃了多個產業轉移工業園，接受珠三角產業轉移到當地。目前全省入園項目已達477個，投資總額454.9億元。然而對于轉移，各地政府部門都感覺到，并不是搬個家、換個地方那么容易。7、產業轉移觸動的現實利益一個逐漸失去生產制造能力的總部，如何能保證不會有空心化的危險？珠三角在產業“舊去新來”的銜接上，是否做好了充分準備？2008年1月6日，中山市東升鎮105國道旁的工業區里，幾間大規模廠房空蕩蕩地閑置著。代理出租的恒達物業公司經理金曉玲告訴記者，幾家廠房面積均在20000平方米左右，以前是做電子廠的，元旦前企業搬走，到現在還沒租出去。金曉玲說，以前是“招商引資”，現在是“招商選資”，污染嚴重、勞動密集型的低端企業不讓進來，導致原有企業搬走了，新的企業又沒進來，空置的廠房比較多。“把企業都往外趕，我們自己不就空心了嗎？我們也想讓低端的企業遷走，但又希望在新的產業沒有補充進來時，企業外遷的規模不要太大，否則對村鎮經濟會有影響。”一位地方官員表示。東升社區村民梁慶安說，各村居民收入和福利很大一筆都來自廠房出租，如果廠房沒人租，村民的福利自然就少了。他認為應該務實，有好的企業來了再動員落后企業外遷。產業轉移觸動的，是很現實的經濟利益。與中山毗鄰、全國聞名的“家電之都”佛山順德也面臨“產業空心化”之憂。最近幾年，美的、格蘭仕、萬和等知名品牌都將部分產能遷移到了中山等地，雖然“家電之都”的地位在國內尚難動搖，但大企業外遷、影響力限于地域性等問題還是有人擔憂。順德也在致力于打造“總部經濟”，龍江鎮一家電器廠生產經理黃立昌說，順德家電產能轉移后，總部變得越來越“軟”，總部有邊緣化的傾向。他的擔憂在于，一個逐漸失去生產制造能力的總部，如何能保證不會有空心化的危險？黃立昌說，我們的國情就是人多，勞動力便宜，現在一窩蜂的都轉型，都搞高科技，都建總部，我擔心有些脫離現實。“最起碼的一條，高科技、升級、創新都需要人才，哪有那么多人才來支撐呢？珠三角廉價勞動力、中低端人才還是主流。”黃立昌認為，原有企業外遷必然短期內給當地經濟帶來一定的沖擊，稅源減少，經濟總量削弱。作為地方就應思考：原有企業怎么遷走？新企業招進來會不會有新問題？采取什么措施留住想外遷的高端企業？留不住的話，如何避免交接期的“空心化”？邁入“3000億GDP俱樂部”的東莞最近爆出新聞，連續20年的高速增長，去年慢下腳步，創了新低。預計今年東莞的GDP增幅更低，只有14%。有分析認為，東莞GDP增速放緩，有制造業陸續遷出，新的產業未及時補充進來，遭遇“產業空心化”的原因。對此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表示，“不能光講GDP，要看經濟質量，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口與自然協調發展。”三來一補企業為東莞的原始積累貢獻了第一桶金，但現在問題暴露出來了，“人口多，污染重只講發展，沒有講科學，代價非常大。”“是機遇，也是挑戰。”深圳市副市長張思平談到企業升級時說，“如果處理得好，將能夠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如果處理不好，就有可能像香港那樣空心化，削弱城市的競爭能力。”8、走出去是否就能起死回生遷到外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產業鏈會導致原材料配套成本的上升轉移，對面臨困境的企業，是否一劑起死回生的良藥呢？從珠三角出發，沿著輻射狀的各條高速公路北上，正是大部分企業的求生路徑。贛州市被稱為江西省的南大門，緊鄰廣東，贛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招商局局長馮鈺說，以前他們是主動找客商，現在很多企業主動找上門來。目前落戶開發區的企業有200多家，以現代輕紡、電子電器等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贛州華堅國際鞋城董事長、50歲的張華榮是第一批到贛州吃螃蟹的廣東商人。5年前他從東莞來到這里，建起了制鞋生產線。兩年后，又在勞動力更便宜的越南建了兩條生產線。贛州的勞動力成本，張華榮說，人均月工資要比東莞便宜300元左右，而且人手充足。水電成本也要低不少，贛州每度電0.68元，東莞是0.9元多，贛州用水每噸0.9元，東莞則是1.5元。越南的勞動力成本則是中國的3/5左右。但遷出了廣東，并不表示一切都順利。一些工廠“北移”之后，發現當地的產業配套不完善、交通物流成本增加。“在當地運費最少要占成本的10%，而在深圳東莞運費只占生產成本的3%.另外不少的企業還得在當地買地建房，而不像廣東這邊有一個成熟的廠房租賃市場。”在越南，勞動力成本是優勢，但在產業配套方面同樣不方便，配件和原材料都得從東莞運過去，物流成本大增，技術工人、管理人才也是較大問題，研發幾乎是零。廣州市致新工藝品廠總經理胡剛寶說，早在幾年前，他身邊的很多老板都已經實現了轉移，把廠建到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國家去了，那里人工便宜，貿易戰也沒有這么激烈。但轉移并非那么簡單，胡剛寶說，經過20多年發展的珠三角已經形成了完整的、與生產能力相匹配的產業鏈。遷到外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產業鏈會導致原材料配套成本的上升。胡剛寶說，轉移不是簡單一家企業的事，而是整個行業的事，譬如鞋廠轉移了，耗材廠、配件廠、原料廠、主料廠，統統都要跟著轉移。很多企業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后，才發現什么都做不了。“轉移不成，就轉型。”胡剛寶說，但自主創新、品牌創新不是所有的企業都適合。有些企業就適合制造業，善長成本控制和管理，畢竟做了這么多年了，你讓他放棄熟悉的，轉型搞其它產業，談何容易！但轉移成功的例子也有，胡剛寶說，一些動作較早、遷入地政府有遠見的企業還是在當地站住了腳，而且隨著“扎堆”的企業越來越多，配套的問題也得到解決。華堅鞋城的張華榮是例子之一，今年，張又準備斥巨資在東莞厚街建一個超大規模的世界鞋業（亞洲）總部基地，將基地定位為研發、貿易、品牌孵化、物流的亞洲總部，并免費為入駐的企業提供服務，帶動行業轉型。9、誰能守到最后“如果按新法，我們都得關門。據我所知，大多數小廠都沒照辦，都還在觀望。對峙成了無奈的選擇”“目前的現狀是，大多數企業還在對峙和觀望。”在珠三角從事外貿加工制造業近20年的趙新春，向記者敞開心扉透露了他所掌握的實情。趙說，相對于年前倒閉撤退的企業，珠三角數量更龐大的制造業群體大多數仍按兵未動，在“暗中對峙，察言觀色”。年前，趙新春家鄉一位縣領導來廣東招商，希望他把廠遷往家鄉，并許諾了一大堆優惠條件，但趙婉拒了。趙說，不是不愿為家鄉做貢獻，而是回去沒法發展，“我要找個螺絲釘，還得跑到廣東來訂貨，包裝、物流都不方便。”“而且我已經在這里打拼多年，事業根基在這里，對這片土地我有感情。”對勞動合同法的實施，趙新春選擇了沉默。“如果按新法，我們都得關門。據我所知，大多數小廠都沒照辦，都還在觀望。”當然，對勞動合同法趙并非全然無動于衷。元旦前他就數次召集管理層開會，要求敏感時期對待員工盡量人性化，千萬不能讓員工投訴、鬧事。為安撫員工，趙還投資修繕了員工宿舍，食堂伙食也做了改善。“對企業來說，違法成本遠遠大于守法成本。有工人投訴，翻不了天。我違法的成本，一年查一次，罰一萬元不得了，要按新法，工人經常加班加點，一年來來去去100人，肯定超過100萬了。”趙新春甚至有些竊喜，近一年來與他一起競爭的許多同行，“人民幣升值放倒了一批，原材料猛漲關掉了一批，這次新法實施又死掉一大批”，競爭對手一家家少了。“珠三角這么多制造業，肯定不會都死。誰能守到最后，誰就能等到機會。譬如，這么多企業倒閉之后，這些工人怎么辦？失業率會不會激增？別看現在招工難，到了明年、后年，說不定工資成本會降下來，又有人托親戚找朋友送人來做工，而且到時政府命令又來了，你這個廠，今年必須完成多少多少人的就業指標！”趙也坦承，珠三角產業轉移、升級的政策肯定是對的。制造業是“雁行企業”，永遠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地方遷移，曾經美國、日本、“亞洲四小龍”都是這么過來的，如今珠三角遵循著同樣的規律，這里成本上升后，勢必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轉移。“規律是不可阻擋的。”趙說，這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閉，是件好事，我們看到的也是珠三角未來的希望。但問題是，操作上太急了，替中小企業考慮得少了。應該多給一點時間。“大多數企業還沒準備好，突然喊撤，自然亂了方寸，對峙就成了無奈的選擇。”趙說，對峙的同時，更多的企業是在觀望，政策執行松就挺，政策執行嚴，那就不關也得關，不轉也得轉了。趙說，他的想法，代表了珠三角目前還在觀望的相當一部分企業心態。他們在等待自己命運的同時，也在觀望、思考珠三角今后的命運。春節過后，他們傾注多年心血、親手打拼出來的這片“世界工廠”的熱土，會快速土崩瓦解奔向盡頭嗎？而在前方等待珠三角的，又將是什么樣的未來？富士康過冬2008年10月06日郭臺銘和富士康再一次成為聚光燈下的主角。但這一次，他們不再是遭國人痛斥的“血汗工廠”的典型，而是中國制造業企業“集體過冬”的標本。依靠大量廉價勞動力，只能賺取產業鏈條中最微薄的加工利潤，卻付出諸如無視工人合法權益、犧牲環境質量等重大代價處境尷尬的中國制造業日益被有些輿論視為“雞肋”。但是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出口貿易額接近中國GDP的四成，每年為GDP增長直接貢獻4個百分點，這些有力的數據說明，它依然承擔著為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提供源源動力。這一輪全球經濟的大幅波動，讓富士康之類行業巨頭不能獨善其身，也讓成千上萬的中小廠商不寒而栗，嚴重的話甚至會動搖中國經濟發展的穩固根基。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我們能做些什么呢？一線調查：郭臺銘手諭曝光：富士康航母急剎車深圳的龍華鎮和觀瀾鎮，50棟曾經住過數萬富士康員工的宿舍樓，如今已人去樓空。這家赫赫有名的臺資消費電子加工制造業航母，正遭遇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衰退。在此之前，富士康經歷連續三年的急速增長，曾經創下一周內新招8000人的公司最高紀錄，并使旗下生產基地遍布國內16個城市“風暴來襲”8月底，在香港上市的富士康國際控股（Foxconn International Holdings，簡稱FIH，2038.HK）公布了2008年上半年業績報告：凈利潤1.42億美元，同比大幅減少56.1%。該公司2007年凈利潤7.214億美元，2006年為7.18億美元。據說在準備這份財務報表時，富士康總財務長黃秋蓮大感頭疼，徹夜難眠，因為她預見到結果將令人相當難堪。早在半年前，富士康員工內部甚至有傳言“公司第一季度盈利只有區區8萬美元！”這一說法過于驚人而且無從證實，但一度為母公司鴻海集團貢獻30%以上利潤的FIH，今年以來業務的迅速下滑卻是難以回避的現實。與此同時，郭臺銘掌控的鴻海集團旗下各上市公司表現也差強人意。臺灣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簡稱鴻海精密，2317.TW）今年上半年凈利潤同比下降10%，建漢科技（3062.TW）凈利潤下降46%。深圳，是富士康中國總部及規模最大的生產基地所在，從1996年開始，作為這艘逐漸成形的制造業航母的引擎，深圳基地一直處于加速運轉狀態，僅龍華和觀瀾兩個廠區，就聚集了工人30多萬。但2007年下半年起，觀瀾廠區首先出現了異常的波動跡象。富士康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觀瀾廠區主要是為蘋果公司做代工生產，但后者的新訂單并未如預期那樣繼續增長，人力資源部門不得不通過停止招工和人員的自然淘汰，逐步縮減掉工人數量。該廠區正是富士康2005年擴張最為猛烈時所開建。富士康內部的有心人早已感覺到山雨欲來之時的絲絲涼意，不過當老板郭臺銘親自出面承認危機來臨時，還是令他們震動不已。7月28日，富士康10大事業群主管和人力資源主管，收到了剛剛在臺灣君悅酒店舉行盛大婚禮的郭臺銘簽署的警示手諭。在這份手諭中，郭臺銘直言“風暴已經來襲”。他要求旗下各事業群要在開源方面做到選對客戶、選對產品，加強市場行銷以擴大市場占有率。更重要的是，他特別要求各事業群主管和人力資源部門，嚴格執行節流策略，即人力凍結，擴廠凍結，提升效率，加強訓練，改善提案，節省費用20%。最后，郭臺銘還將節流的任務分解到每一個季度：從2008年第四季度起一年內完成20%的節流，每個季度降低費用5%。手諭的最后落款是郭臺銘的英文簽名。7月28日，富士康10大事業群主管和人力資源主管，收到了剛剛在臺灣君悅酒店舉行盛大婚禮的郭臺銘簽署的警示手諭。在這份手諭中，郭臺銘直言“風暴已經來襲”。他要求旗下各事業群要在開源方面做到選對客戶、選對產品，加強市場行銷以擴大市場占有率。更重要的是，他特別要求各事業群主管和人力資源部門，嚴格執行節流策略，即人力凍結，擴廠凍結，提升效率，加強訓練，改善提案，節省費用20%。最后，郭臺銘還將節流的任務分解到每一個季度：從2008年第四季度起一年內完成20%的節流，每個季度降低費用5%。手諭的最后落款是郭臺銘的英文簽名。“富士康現在需要不斷地輸血，已經不再是以前的現金母牛了。”一位知情人士稱。三年“躍進”走進戒備森嚴的深圳富士康龍華廠區大門，就像置身于一座設施完善的城市。在這座“城市”里，每天都有30多萬人在不同的時段里活動。每逢交接班，身穿藍色工服的男工和紅色工服的女工，如潮水一般在廠區大門出入口處匯集和散去，熙熙攘攘數小時不斷，現場蔚為壯觀。富士康所有廠房以白色為基調。無論是歷史較長的龍華廠區還是2005年才開建的觀瀾廠區，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