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中國文化生成史13中文基地 易浩誠 2013221102320020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煙海，但又精蕪雜陳。關于中國文化的優劣之辯已經有很多次了，最為激烈的一次，莫過于新文化運動。說實話，當我第一次了解到新文化運動的時候，我也是叫好。隨著見識的不斷擴大，認識問題的深度不斷加深，對于新文化運動有了更加客觀的認識，其對于傳統文化，尤其是優秀傳統文化的破壞簡直是慘不忍睹。時至今日，我們才集體覺醒，我們得尋根，我們得把壓抑了的，破壞了的，遺忘了的，塵封了的傳統文化恭恭敬敬地請到陽光下。有些人呢，奉行拿來主義，經過之前的全面否定，這次便又極力地贊揚，不加剔除地一股腦地全給拿了出來。一則太多，二則良莠不分。對于一個還沒有分辨能力的初學者來講，這樣無異于不接受。馮天瑜先生的中國文化生成史采取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角度去把中國文化請到陽光下。王力先生的中國古代文化常識是一一地把中國文化的可考證的具體內容分門別類地羅列了出來。部頭很大，內容很細。陰法魯先生的中國文化史則是以門類和時間為兩軸對中國文化進行述寫。以上的兩種寫法是大部分中國文化史的寫法，具有一種通識性。馮天瑜先生則是從中國文化是如何生成的角度去探討中國文化，這不僅避免了簡單的羅列，同時也避免了對文化的優劣之判。由生成角度去探究更容易觸及文化的本質內涵，自然這本書的學術性就較為濃厚了。中國文化生成史總計有82萬余字，雖說中國文化難以數計，但這82萬字所承載的對于中國文化的理解已然觸及到了中國文化深層次的內涵，而不單單是羅列。古語云：“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馮天瑜先生的中國文化生成史就是在教授國民如何把體現中國文化本質內涵的魚釣起的方法。從這一方面來看，中國文化生成史在國民的傳統文化教育上是遠勝于其他書籍的。我多次談到這本書對于國民傳統文化教育的問題，這并非是我強加給這本書的功用，而是這本書本身就是如此。馮天瑜先生在撰寫這本書之時，本就是從當下出發。正是看到了傳統文化在當下的不堪生存狀態，才愈加堅定地認為撰寫這樣一本書的必要性。有些人為學術而學術，而馮天瑜先生則是為現實而學術，在此并沒有評價這兩種學術行為的意思，而是想指出，馮天瑜先生的學術行為與中國文化中的經世致用的思想頗為吻合。我想這與馮天瑜先生研究中國文化關系密切。在正式開講中國文化前，馮天瑜先生撰寫了五篇題記：當下、悖論、合力、結構、守望。這五篇題記都很鮮明地表現出了馮天瑜先生撰寫這本書所體現的經世致用思想。從這一點來講，也是遠勝于他人的。書是在論述中國文化，書本身也體現著中國文化的某些內涵。該書導論的下標題就是“文化生成：從自在到自覺”。提到文化自覺，我們會一下子就想到魏晉時代，因為從高中起我們就在接受這一理論，然而并沒有深究其原因。費孝通說“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贝_實，魏晉前有夏商周秦漢三國，兩千兩百多年的歷史，到魏晉時期在達到文化的自覺。費孝通還說說:“只有在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觸到多種文化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只有這樣才可以逐漸達到文化自覺。結合歷史我們可以知道，魏晉時期正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期，胡漢文化大沖突，是一個多元的文化環境。書中還提到“文化自覺必須反復多次地進行，古代的文化自覺不能代替現代的文化自覺，更不能代替當下的文化自覺?！边@個觀點著實醍醐灌頂。文化的自覺確實是應該不停地進行，不能以為中國文化在魏晉時期已經實現了文化的自覺，接下來就不需要了。聯系費孝通的話，文化自覺是在多元的文化條件下逐漸實現的，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觀來看，一時代有反映該時代客觀實在的意識，也包括文化。既然多元的文化環境變了，文化自覺的環境也變了，也就需要當時代的文化自覺。想到我們現今所處的時代，同樣是一個多元的文化環境，但是不幸的是，并不像費孝通所說，我們中國文化在這個多元的文化世界里確定不了自己的位置，或者換句話說，我們中國文化在國民的精神世界里確定不了自己的穩固的位置。舉一個列子，圣誕幾乎比春節還熱鬧，而春節只是跟放假有關，我想若不是行政力量的干涉，恐怕春節也要消失在歷史的塵埃里。所以馮天瑜先生給我們每個人都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在當下實現中國文化的自覺。該書導論第一節里寫到：“本書旨在考析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以發現其結構性特征?！彼?，你要是想了解什么事冠禮，什么是揖禮，就只能去看王力先生的中國文化常識了。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化生成史與中國文化常識就是一般與個別的關系。中國文化生成史是從整體的角度來審視中國文化而不是把它們割裂看來，它審視的不是個別的文化現象，而是整個文化。該書要告訴你的中國文化有什么，而是告訴你中國文化是怎樣的。就像后面那句說的一樣“發現其結構性特征”。它不是以時間的角度去審視中國文化的發展，而是從邏輯的層次去考析中國文化系統，發現各種文化現象的聯系點，而這個聯系點便是中國文化的特質。所以說，馮天瑜先生在論述中國文化的時候，他做的不是文抄公的工作，不是從各種古籍中去搬運中國文化，而是在搬運之后的自我挖掘，他挖掘出的不是布滿灰塵的中國文化，而是自身對于中國文化的理解認識。但并不是說該書中就沒有搬運，我想馮天瑜先生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中國文化相比實則滄海一粟。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馮天瑜先生的這些理解認識對于當下來說實則真知灼見，不僅讓我們更深層次地了解了中國文化，而且還為中國文化在當下的持續健康的發展提出了一些見解：“文化的現代轉進，奠基于三項不可或缺的成就，尤其仰賴三項成就匯聚形成的合力第一，市場機制、價值法則合力運作，商品經濟充分發育；第二，民主與法治從理念到制度完善化，人民主權得以真實實現；第三，經由考選的科層官僚制建立，確保權力的公正與效率。只有當上述三項成果相互支撐、協同運作，方可邁上現代文化坦途。”馮天瑜先生在書中運用了文化生態學的理念，認為文化的形成與地理環境、經濟基礎、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有關。以上提到的三點與經濟、社會、政治有關，也是文化生態學理論的一個體現，因為地理環境是不宜改變的。對于這個觀點的正確性我無從得知，只有實踐后才知道。至少這些觀點是符合時代要求的。馮天瑜先生在撰寫這本書時時間視野是開闊的，不僅關注過去，還注重當下放眼未來。在空間視野上，馮天瑜先生同樣也很開闊。雖然這本書是在論述中國文化的生成，但是也并沒有局限于只討論中國文化，在某些部分還充分地對照了西方文化來論述。第八章講到宗法社會，把古希臘和古羅馬社會組織的演變過程拿來與中國比較，即看到文明演變的共性之處，也看到了不同。從不同之處出發深究其原因，從而得出為何中國文化宗法性如此之強的原因。第十章第三節在講到“第五大發明”科舉制度時，把英國、普魯士的文官考試制拿來比較。這些比較并非是為了判定孰優孰劣，文化是沒有優劣之分的。通過比較是為了更加明晰地了解中國文化的特質。這也是馮天瑜先生在論述中國文化時的高明之處，從多方面去揭示中國文化的特質。讀完中國文化生成史確實獲益匪淺，寫了這篇文章更是讓讀書的受益增加了許多，也許不把這些感受寫下來估計過不多久就會忘記了，我想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