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前夕的政治經濟與生態：歐洲、中國及全球性關聯的論文 工業化前夕的政治經濟與生態：歐洲、中國及全球性關聯的論文 本文結合了兩項研究，第一是大家較熟悉的比較研究，主要針對中國和歐洲的消費、收入等項目進行討論。結果發現在 1750 年左右，中國與歐洲較為發達地區在許多重要的經濟表現極為相似。更令人驚訝的是，雖然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的人口極為稠密，在 1750 年時這些地區的生態問題并不比歐洲經濟發展地區更為嚴重。 1因此，這些生態問題本身并不足以解釋在 19 世紀時東西方的巨大差異。 本文的第二項研究比較特別，乃利用中國經驗來檢視歐洲。在這里我用了兩個 18 世紀的例子來討論 這兩個例子通常被用來說明何以歐洲經濟有驚人的發展而中國經濟卻停滯不前。結果發現中國與歐洲有許多相似之處，表示兩者的差異是一種不連續性的、外因性（ exogenous）的發展。 三十年前 ,中西的差異被認為是由于歐洲的 “ 工業革命 ” 所造成。這場 “ 工業革命 ” 一般認為有下列幾項特征：第一，它與 “ 前工業 ”（ pre-industrial）時代有著根本性的差異；第二，它首先發生于英國，然后傳至歐洲大陸；第三，本質上，它僅限于某些重 要工業的技術突破（先是棉業，然后才是煤、鐵、鋼及陸地運輸），但并沒有造成其他產業穩定而緩慢的成長；第四，正如某些學者所強調的，英國的工業革命主要依賴與殖民地間的貿易往來及奴隸的勞動力。 后來的學者則是對這些特征產生許多質疑。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歐洲的工業化只是長期緩慢發展過程的一部分。早在頻繁的洲際貿易之前，歐洲已經出現市場、分工、創新及無數人進行小額利潤積累等現象；就連一些洲際貿易并不十分活躍的國家也不例外。 ww 換言之，歐洲的工業化并不像英國一樣有著全球性的影響。 我在最近出版的書中指出，這個結論 容易誤導我們對中國與歐洲的認識。歐洲由市場引動的穩定成長過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與東亞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動力（ smithiandynamics）在中國及西歐都有極大的發展，但它并沒有改變經濟的基本形態 高度發展地區終將面臨嚴重的資源限制，一部分是因為商業化與手工業都加速人口的增長。歐洲要避開這個難題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陸的資源及各種有利的全球性工業化前夕的政治經濟與生態：歐洲、中國及全球性關聯 這種條件在英國較為明顯，至于法蘭德斯及荷蘭原始工業化（ 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導致的結果，則與中國的長江三角洲或日本的關東平原較為相似。（更別說丹麥了，它以勞力高度密集的方式解決類似的生態問題以增加農業生產，其代價卻是手工業的停滯不前，以及每單位工時的產出降低；這種情況到 1850年以后才有所改變。 2）工業化并非原始工業化的自然產物；我們很容易在中國及歐洲找到例證。 在影響深遠的 “ 漸進學派 ” 中， jandevries 認為工業革命是他所謂“ 勤儉革命 ” （ industriousrevolution）的一部分。勤儉革命的第一階段，約自 1550 至 1850 年左右，西北歐的生 產方式有革命性的改變：工作時間延長，且將較多的勞動力投入到以市場交易為目的的生產；至于所需的消費品則不再由家庭自行生產，改由市場購得。因此，勤儉革命導致兩項結果：犧牲閑暇以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及市場導向的專業化生產以提高生產效能。 3 在 16 至 18 世紀，中國與日本核心地區也出現類似的生產方式。因此歐洲的工業化需要一個不同的解釋。以下的討論會說明勤儉革命在歐洲及東亞核心地區所產生不同的結果，并不是因為經濟制度、社會心態或人口結構所造成的，而是因為煤礦所在的位置，以及在不同的政治結構下所形成的核心與邊陲的關 系（當然，這也與創新發明有關，但重要的差異仍源于影響經濟發展的外部因素）。 本論文包括四部分： 1）比較中國與歐洲的消費水平； 2）分析中國勞動市場及家戶勞動力的分配； 3）檢討 18 世紀歐亞地區所面臨限制經濟成長的生態因素； 4）討論何以中國勤儉革命的停滯不前，恰巧與歐洲人口及每人產能的提高同時發生，后者的生態問題卻趨于緩和。 大眾消費與勤儉革命 1430 年至 1550 年間，歐洲每小時或每日工資的購買力急遽下降，直至 1840 年或更晚才逐漸恢復到 1350 年的水準。 4不過這段期間的遺產清單顯示，特別是在 1650 年以后，一般人民的財產明顯的增加。devries 的勤儉革命有助于解釋這種矛盾現象。由于人們延長工作時數以增加市場取向的生產，這使得他們能購買消費性耐久產品及日趨昂貴的面包。這可能減少人們的閑暇時間，而其生產家庭消費品的時間必然減少。例如他們不再制造家用蠟燭，而是把時間專門用于織布，將這些布所賣得的錢，用來買蠟燭。 中國也發生同樣的情況。約在 1100 年之后， 5每日工資的購買力即下降；但特別在 1500 至 1750 年之間，一般人 “ 非必需品 ” 的消費量增加，其中有許多與歐洲的非必需品是一樣的：煙草、糖、較 多質量較好的布匹，食具等。 （一）營養與健康 我們首先探討基本的糧食攝取。不論是以總人口的平均數或是以勞動人口為基準，大多數的估算均顯示， 18 世紀中國人的熱量攝取與歐洲人相仿 6。在 1750 年左右，中國與英國農村人口的預期壽命相差無幾，比大部分的歐陸國家為高，這說明中國人與英國人的營養攝取程度大至相同。 7最近的研究顯示， 1550 至 1850 年間，中國的出生率等于或低于歐洲的出生率 8；其中在 1550 至 1750 年間中國人口增加較快，而后來的一百年間，中國與歐洲的人口成長率則相等。9這說明中國 的死亡率可能較低。 中國窮人的收入花費在糧食的比例也與英國窮人相差不多，方行估計在 17 世紀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窮困農民的收入中有 55%用于基本糧食供應，到了 19 世紀早期，比例則略為降低。 10phelpsbrown 及hopkins估計 1790年代英國農村窮人的糧食占收入的比便為 53%11。事實上方行的估算并沒有包括婦女的所得，因而低估了家庭收入，并且忽略許多非糧食性的支出。 12 （二）基本維生之外 中國人完全可以將他們額外的收入藏在屋子底下，但他們沒有這樣做13。許多家訓甚至詆毀大眾消費的增加。地方志及筆記小說里記載著遠處的城鎮中出售各種各樣的物品；有的文獻則描述各個社會階層所消費的食物、布料及家具 14。 1800 年以年，許多歐洲游客認為中國的消費程度較他們的家鄉為高。 15 量化估計印證了歐洲游客的印象。當然，這些數字并不精確；不過盡管我的估計相當保守，所得的結果仍然證實了中國的高消費水準。16 表 1 中國與歐洲茶與糖的消費量 1）中國 糖：在 1750 年左右，全國平均每 人消費量 3.8 5.0 磅；在長江下游、東南沿海及嶺南地區最高每人消費量達 10 磅。 茶： 1840 年左右，每人消費量 0.7 磅，無更早的數字資料。 b）歐洲每人的糖消費量年代 168017501800 每人的茶消費量年代17801840 歐洲 1 磅 2.2 磅 2.6 磅英國 1.0 磅 1.4 磅英國以外的歐洲0.85 磅 1.90 磅 1.98 磅歐洲（不含俄國） 0.12 磅 0.25 磅英國 4 磅10 磅 18 磅 資料來源：產量數字出自：carlarahnphilipps,“tradeintheiberianempires,1450 -1750”intracy,rise,第 58-61 頁（葡萄牙及西班牙殖民地）；和neilssteensgaard,“tradeofenglandandthedutchbefore1750,”intracy,rise,第 140 頁（法國、荷蘭、英國殖民地）。braudel,thestructureofdailylife,pp.251-252；gardella,haruestingmountains,第 6、 38 頁。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第 99頁。歐洲人口數字出自： mcevedyandjones,第 28 頁 。英國消費數字出自： mintz,第 67、 73 頁（用 1700 年的數字代替 1680 年）。中國消費計算，參閱： pomeraz2000,第三章。 表 2 布匹生產與消費與比較 長江三角洲（不計產鹽地區），人口約為 3100 萬， 1750 年左右 棉布：每人產出約 11.2 14.5 磅（消費量未知） 絲布：每人產出約 2.0 磅（消費量未知） 中國， 1750 年左右 棉布：每人約 6.2 8.3 磅 麻布：未知，在 1914 1918 年間，每人約 4 磅 英國， 1800 年左右 棉布，亞麻布及羊毛布合計：每人產出約 12.9 磅，每人消費 8.4 磅 法國， 1789 年左右 棉布，亞麻布及羊毛布合計：每人產出約 8.4 磅 德國， 1830 年左右 棉布，亞麻布及羊毛布合計：每人產出約 5.0 磅 資料來源及資料問題的討論，參閱： pomeranz2000，附錄 f。麻資料，參閱： xu&；wu2000:124。 由上述可知，中國每人消費水準至少相當于同時期或稍晚的歐洲的消費水準。茶與絲的高消費量并不令人吃驚；糖與布料的高消費量則相當出人意外。雖然這些資料有潛在性 的問題，但我們仍能肯定在 1750年時，長江三角洲的每人布匹生產量與 1800 年英國的數字十分接近。 數字上的接近可能有不同的解釋。不過，此處所呈現的是 16 至 18 世紀以來歐亞地區的相似點：精英分子的城市化，貴族逐漸不再以大批待從作為地位的象征，消費手冊的出版，一長串無效的禁奢法令（中國的禁奢法令到 1550 年以后便從未修訂過）。研究近代早期歐洲消費水平的頂尖史學家 peterburke 利用英譯的中、日文資料進行比較研究，發現東西方的相同點比相異點還多，至少對精英分子是如此。 17 生產，婦女所得及家庭勞動 分配 可想而知，這樣的高度生活水平是在一些阻礙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機制上所建立起來的。學者們通常稱這種現象為 “ 內卷化 ” （ involution）或 “ 高水平均衡陷阱 ” （ high-levelequilibriumtrap）。 18但并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在 18 世紀中國及西歐的因素市場，那一個比較接近新古典主義所描述的情況。一般而言，中國的土地交易阻礙較少，行會的限制也少得多。 19歐洲資本市場較易取得大筆資金，但這對鐵路時代以前的生產活動影響較為有限：歐洲各國最大宗的債務多半用于戰爭（及后來的海外拓殖）。中 國的利率比較高，可能是因為由于無力償債所需付的罰金較少的緣故；這種高利率低風險的組合特別迎合農民家庭的需求，他們把大部分的投資用于農業及原始工業（ proto-industry）。（即使利息比中國及歐洲還高，機械化工業仍然有利可圖。） 關于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內在限制，且在根本上迥異于歐洲的各家理論中，最有名的是黃宗智的 “ 內卷化 ” （趙岡及 jackgoldstone 曾提出不同但相關的理論）。 20大致說來，黃宗智認為中國人口極度稠密，以致當人們試圖在其日漸縮小的農場上維持固定的消費目標時，他們便需進行自我剝削的生產方式，即延長工作時間以獲得微薄的報酬。但由于稻米的畝產量比小麥為高， 18 世紀中國的土地需求并不會比大部分的歐洲嚴重。黃宗智的理論比較可能成立的部分則是，中國社會并不鼓勵婦女出外工作，因此她們無法在市場上出售她們的勞動力；無論如何， 她們都必需賴家庭維生，故一般農村家庭便迫使她們延長工作時間，從事家庭內報酬率低的生產（大部分是紡織品），面無需購買物品以減少家計負擔。因此，這里所說的勞力密集并不是為了回應市場需求（或專業化）所作有意義的時間重分配，了沒有產生手工業制品的大眾市場。結果，這導致了經濟內卷，而非發展。 21 黃宗智的理論很有爭議性。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打算重復學者們的辯論， 22不過從我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再加上去討論黃宗智的看法。第一、上述的消費估計使我們懷疑在 1750 年中國人的生活水準僅僅是維持基本生存的程度。第二、 黃宗智所估計的紡織所得是根據 1690年代的資料，此時棉布價格是 1450 至 1850 年間的最低點，而原棉價格達到同時期的高點。 23如果把黃氏所估計的實際生產力與 18 世紀一般的價格水準相比，則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 24 紡線工人的所得仍然很低。但正如黃宗智所言，大部分紡線的工作由年輕女孩負責，而不是成年婦女（至少在長江下游地區是如此）；即使在最悲觀的情況下，一年紡線 210 天的所得即養活一名女孩一整年。25比較樂觀的情形下，由于大多數成年婦女既紡線又織布，所以更重要的是她們的收入實際還要多一些。如果她 既紡線又織布，一年210 個工作日可以賺得 12 兩，以 18 世紀中期的稻米價格計算，這些收入可以購買一名成年婦女一年所需稻米量的三倍。另一方面，假定一名農業男工一年從事 12 個月的工作，除了現金收入以外，他還可以全年免費搭伙（實際上雇主會提供一些食物，但不是全部）。根據這些假定，我計算出男性農場工人的收入范圍，大約是紡織工人收入上下 15%的范圍。 簡而言之，不論中國家族制度的特定因素還有什么樣的影響，至少在這個時期，中國男女工人的所得差距比歐洲男女工人的所得差距為小。26因此，在決定購買或自制消費品時，中國 家庭有理由去考慮男人與女人時間的機會成本；許多證據顯示他們的確考慮這個問題。所以，在說明生活水平的提高時，我們應該加上家庭資源運用的計算方式。中國與歐洲生產及消費的情況看來相當類似。 但是這些相似性并沒有持續下去。在 1750 到 1900 年間，歐洲的人口及每人消費量大大增加；但中國的人口成長在 1800 年左右則明顯減緩，每人的非谷物消費量亦降低： 20 世紀初期布、糖、茶的消費量都在 1750 年最保守估計的水準以下 27。我們將會看到，這并不是因為我們高估了 18 世紀的數字。 生態環境的限制？能源、纖維、貿易 生 態環境的差異解釋了這個歧異，但并不是像許多人所說的，是因為中國的開發地區人口過度稠密。相反地，在歐亞兩端的核心地區同樣面臨人口壓力的問題。以下我將簡短地回顧馬爾薩斯理論中所提的四項要素：糧食、燃料、纖維、建材。 歐亞兩地均未見明顯的糧食短缺問題；不過如果不靠著耗盡地力或使用在 1800 年時仍鮮為人知的技術（像是無機肥料或合成肥料），英國并沒有許多空間來擴充農業生產。由于休耕制度及沼澤地排水系統等問題，大部分的歐陸地區仍有許多閑置產能；但英國并不是這樣。在1750 年 1850 年間，英國的農業產量并沒有什么變化。 28 要增加畝產量唯一可用的辦法是像丹麥那樣，在生態環境容許的情況下，投入更密集的勞動力生產。由于所需的勞動力極大，但所得的報酬卻十分有限，使英國那些追求利潤的雇傭地主不愿采用這種方法。 29 有限的資料限示，即使在華北的旱地（通常期生態環境較華南容易被破壞），土地的肥瘠程度比 1800 年左右的英國更適于谷物生長。 30 （不過華北的土地較不利于種植棉花，詳見下述）。而在中國的稻米區，所用的技術無需耗盡地力即可增加產量。 31 燃料與建材的來源皆來自森林。這里我們也許可以說在 19 世紀末及20 世紀，中國核心地區的生態環境比歐洲差，因為人口更稠密，且砍伐林木的情況也更嚴重；但在 1750 年甚至 1800 年左右，情況并非如此。 1650 年以前，英國已經有嚴重的木料短缺現象；意大利北部亦然。到了 1800 年，英國約有 5%的林地，歐洲其他的島嶼及半島地區則有 10 15%的林地。 32 以西歐的標準來看，法國造林情況堪稱良好，它在 1789 年有約 16%的林地，而在 1550 年它則有 33%的林地。 33 也就是說，即使在不浪費任何木材的情況下， 1789 年的法國將需砍伐每年所種植之林木的 90%，以滿足人們取暖及烹煮等 基本需求，只有少量的木料用作建材，而用以擴充燃料量大的鑄鐵業及其他工業的木材就更少了（由于缺乏燃料，鑄鐵業通常每年只能運作幾個星期 34 ） 在中國，軼聞資料則顯示在 1820 年以前，即使在人口極為稠密的長江下游地區，開墾山坡地所產生的生態問題尚不嚴重。華北的木材供應不充裕，但顯然很少發生短缺燃料的問題。 35 根據現有資料所計算出來的結果，在 1700 年中國的林地約有 37%，但到了 1900 年，災難性的森林砍伐卻處處可見。其間兩百年的情況耐人尋味。 為了填補這段空隙，我考察了 1800 年左右魯西南的土地利 用 這個地區值得研究，因為這里的人口相當密集，但并沒有木材的輸入，而到了 1930 年代這個地區砍伐森林的情況變得十分嚴重。 36 盡管我努力要使得這個地區在 1800 年的問題看起來糟一些，結果它的情況與法國差不多：有 13%的林地，每年的燃料供應比基本所需高出約20%。 37 對許多人而言，這當然是很辛苦的，因為分配并不平均，而且他們在其他方面也需要木材；不過法國也一樣。 在人口更為稠密的稻米區情況又如何呢？我們并沒有長江下游木材輸入的數字，因此無法計算出相關的結果；不過可以對以廣州為核心的中國次富庶巨區 嶺南進行計算。嶺南地區約相當法國面積的 70%，在 1753 年有 1700 萬人口，到了 1853 年有 3000 萬人口。不過即使到了 1853 年，嶺南的林地面積仍比 1789 年的法國為多。盡管在嶺南有更密集的人口依賴這些林木，在 1793 年時平均每人可得木材量是法國的二倍，到了 1853 年，仍超過法國 1789 年的水準。由于嶺南氣候溫和，使用節約能源的烹飪方法，及燃燒農作物殘余，因此嶺南與法國木材的非燃料用途有很大的差異：在 1793 年嶺南的非燃料用木材是法國 1789 年水準的六倍；到了 1853 年，則是法國 1789 年水準的二倍。這些 數字顯示，即使中國人口較密集，中國所面臨的馬爾薩斯人口壓力并不比歐洲來得大。計算的結果如下： 1800 年左右中國與歐洲生態環境的比較 一、土壤肥沃度與耗氮量的比較： 1800 年的華北與英國 六年的小麥總產量： 英國 2092 公斤 /畝 華北 1836 公斤 /畝 （注：如果把華北的三次的大豆作物也算進去，對應英國的二次的苜蓿作物，則華北可能是較好的食物生產地。） 小麥作物所耗竭的氨量： 英國 44.77 公斤 /畝 華北 42.49 公斤 /畝 施肥所加入土壤的氮肥： 英國： 4000 5600 公斤 /收成畝 x.6% 4.9%氮含量（假定多為牛糞肥） 華北： 5600 8900 公斤 /收成畝 x2.0 7.5%氮含量（假定多為豬糞肥） （注：氮含量的百分比是以新鮮糞肥的數字為準，肥料放置愈久，氮含量愈少。由于華北農民每隔幾天就施少量的肥料，而英國農民則通常每年施一兩次大量的肥料 用獸力推車工節省人力 ，中國的肥料可能有額外的優點，但此處不計。） 耗氮量固定作物： 英國：二獲的苜蓿，平均每畝 60 公斤的氮 華北：三獲的大豆，平均每畝 48 公斤的氮 （注：苜蓿與大豆個別案例與平均值間的變異量差別很大，變異量大的原因不明。） 二、木材 /燃料供應的比較：嶺南、法國、魯西南 表 3 年代 林地面積（公頃） 林地比例 廣東 廣西 嶺南 廣東 廣西 嶺南 1753 9000000 6500000 15500000 45 35 40 1773 8200000 6020000 14220000 41 32 37 1793 7440000 5660000 13100000 37 30 34 1813 6560000 5240000 11800000 33 28 30 1833 5760000 4940000 10700000 29 26 28 1853 4880000 4700000 9580000 24 25 24 比較：法國： 1550 年 33%的林地， 1789 年 16%的林地（此后林地比例又略為降低）；魯西南： 1800 年至少有 13%的林地。 表 4 年代 嶺南地區每人燃料供應量（假設木材無其他用途） 175317731793181318331853 1.75 噸 *1.45 噸 1.19 噸 0.99 噸 0.83 噸0.70 噸 比較：法國： 1789 年 0.64 噸；魯西南： 1800 年 0.62 噸 *這里的 “ 噸 ” 是能源單位，指的是相當于煤的重量（ tons of coal equivalent）。 表 5 年代 林地面積（公頃） 用于燃料的林地面積 剩余林地面積 每人剩余木材（噸） 175317731793181318331853 15500000142200001310000011800000107000009580000 165000016750002260000246900029560003339000 138500001254500010840000933100077440006241000 2.852.251.731.321.000.74 比較：法國： 1550 年每人剩余木材 3.6 噸， 1789 年 0.29 噸 資料來源及計算方法，參閱： pomeranz2000，附錄 c 但是這些表也顯示出，即使燃料的收集與使用有效率，人口及原始工業的成長仍對森林資源有極大的需求。在 18 世紀的中國及歐洲，木材價格均很昂貴，且不斷升高， 38 即便是一般人民的生活需求尚未受到威脅，每人平均能源使用量已無法顯著地增加。 在英國和比利時，由于 18 世紀晚期及 19 世紀的煤業興起，木材危機得以大大地舒緩。然而，在 19 世紀晚期以前，煤并非大部分歐洲地區的主要燃料。而且，煤的使用并沒有解決木材短缺的問題，只是減緩而已 紙張、建材需求的增加使歐洲的木材供應十分吃緊，直到從北美進口這些物資才緩和這種壓力。（歐洲的林地面積縮減的情形到 1850 年后趨于緩和，但證據顯示每人的木材消耗量減少） 正如 anthony wrigley 所指出的，煤的使用代表一種根本上的突破。他計算出在 1820 年左右英國煤所產生的年能源量（約為 1750 年的五倍，是 1700 年的八倍 39 ），相當于 1500 萬畝的林地所產生的能源量。 40 標準的轉換率是 2100 萬 “ 鬼畝 ” （ ghost acre）：比英國的牧場與農地的總面積還大。 這個突破需要技術的創新以及地理條件的配合。倫敦附近有大片露出地表的煤層：市區內對煤需求量極大，并有一批從事馬達、蒸汽機等機器改良的工匠，對發展煤業極有助益。反觀中國，煤藏量最豐富的地區是山西，距離長江三角洲超過一千英里，就像如果歐洲的煤產大部分都在喀爾巴阡山脈下。技術的挑戰也不同。英國的礦藏需要不斷地把水抽出去，因此燃煤蒸汽機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后來機器的運輸問題也解決了。另一方面，在礦坑入口即有煤藏使這種早期的低效率的蒸汽機都值得使用，直到改良式的蒸汽機發明出來，并可以運用在其他用途。相形之下，中國最大的煤藏在礦坑深處，通風是一大問題。如果不是這些地球物理的偶然條件，我們更難想象早期如何突破有機經濟的限制；卻更可能會看到西歐就像長江下游一樣，在日益嚴懲的生態壓力下最后將吞噬精密分工的成果。 18 世紀的歐洲如果每人的布匹消費量增加，而且需要運送布匹到海外以交換基本的物產，則他們需要更多的纖維。但若要增加羊毛則會占用太多可作為更密集生產用的土地，而無法進一步的擴展。種亞麻十分耗竭地力，而且勞力高度密集。這使亞麻變成西歐的園藝作物；多半小規模地種在城市周圍，并有充足的糞肥及勞力供應。在 17、18 世紀，英國國會不斷立法大量補貼亞麻種植，但產量提高不多，而歐陸的產量也不大（除了俄國之外，因該地在幾次亞麻收成后，就休耕很長一段時間）。 41 要達到 1830 年從新大陸進口棉花供應量的水準，英國需要增加 30 倍的亞麻生產。 東亞主要的纖維來源是棉花。它不像亞麻那樣耗費勞力，但它也十分耗損地方。長江下游從東北大量進口的大豆，大部分都用作棉田的肥料； 1750 年以后從日本進口的漁飼料大部分也用于此道。當然，歐洲最后也用棉花 不過不是進口肥料來種植棉花，而是從美洲進口大量的原棉。 這里我們需要考慮長途貿易中的一般性問題。當人口稠密的核心地區某些物資的供應短缺時，他們會到人口密度較低的邊陲地區尋求這些物資 這些地方通常都有多余的木材、牛群、谷物等，但很少生產核心地區所不虞匱乏的制成品。因此，英國及荷蘭向波羅的海各 國及后來的新大陸進行貿易；長江下游則從上游地區進口稻米及木材，從滿洲進口小麥及大豆，從華北進口原棉。 18 世紀長江三角洲的這些原料貿易量之大，冠于全球； 42 珠江三角洲亦開始仿效之。 但這種貿易總是會有限制的。東亞和歐洲各有較為顯著的限制。盡管在邊陲地區家庭有較大的自由度來決定勞動力的分配，繁榮的出口業及商業化通常會刺激人口增長：包括自然增殖 43 及移民。當最好的地都占用或最易使用的林地都被開墾過后，部分勞動力便被分配至手工業：由于大部分科技尚末用于昂貴的生產資料，龐大物品的高運輸成本對正開始發展的 工業提供某些保障，這種進口替代的過程比現在更 “ 自然 ” 些 44 。這些變化減少了出口用的剩余原料，并降低進口制成品的需求。 在 18世紀晚期至 19紀初期，中國大部分內陸地區都出現這樣的情形。長江中上游地區發展非常快速， 45 其稻米及木材的剩余量大大減少，部分多余的人用于制造粗布，取代長江下游的進口產品。 46 在華北，人口增長之快速，使他們必須把原先轉作種植經濟作物的土地，再轉為種植糧食作物； 47 而且該地所出產的原棉多半用于當地的紡織業，而不再賣到南方去。 就某種程度而言，長江三角洲的補救之道 是找到更遠的新市場（如東北、東南亞及西方世界），并以更專業化的方式生產供士紳階級消費之用的精致布料，使其成為高附加價值的產品，正如成熟的工業區所應有的發展路線。盡管如此，它還是遇到嚴重的經濟壓力使其無法進一步發展專業化的工業。我利用一些零散的資料估計出長江三角洲紡織工人的購米力，在 1750 至 1800 年間下降 22% 42%（可能比較接近 42%），到了 1840 年又再降低 10%48 。在這一世紀長江下游的人口增長幾乎等于零，然而整個中國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嶺南巨區的核心地帶同樣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只是程度不似長江 三角洲般劇烈。49 如果邊陲地區的人口曾遷移至長江三角洲，這些趨勢則可能不那么明顯。這可能使邊陲地區的出口貿易可以持續久些；也可使長江三角洲的工資降低些，使其出口的制成品較具競爭力。 在這里，中國的社會機制及價值觀是關鍵性因素。布料的生產絕大多數是婦女的工作，而婦女幾乎從不單獨遷徙；她們是跟著男性為首的家戶一起遷徙的，而大部分的村民是農人。大部分的工業在農村，而在一個村子里，你如果沒有親戚或沒有土地可以耕種，是很難在當地立足的 這里并不是大地主雇用農場工人工作的那種景觀。三角洲地區的土地十分昂貴 ，就連租地都需要一大筆押金，因此內地的窮人大有理由留在原地不動，除非他們完全無地可耕。 另一方面，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中國的制度（包括用以購買種子及性畜的政府貸款）成功地協助窮人往地廣人稀的地區遷移，且實施情形遠比歐洲來得好：歐洲的機制使土地遼闊的東歐不歡迎任何從西歐來的拓荒者，而在 1800 年以前，移民至新大陸的成本十分高昂，如果窮人想移民，他們必須接受相當于奴隸買賣的合約條件。只要有地方去，整合的勞動市場對促成新大陸的移民潮比長江三角洲的人口流動更重要。整體而言，中國的勞動市場比歐洲的勞動市場整合度 高。但是，當再也沒有荒地可供開墾時，要在高度發展地區尋得制造業或服務業工作的困難度也明顯增加。同時，男耕女織的文化理念 這在清代實施的情況較為徹底 50 意味著如果可能的話，邊陲地區的家庭也生產布匹。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江戶時期日本所發生的現象同樣發生在中國：家庭分工的精細化取代了地區性的專業化生產。 51 當中國稻米輸出區的收入提高，且清代官員在這些地區協助傳播植棉紡織的技術，多數的家庭會傾向把婦女留在家中工作，而不是像某些官員所倡導的，投入人力在二獲的稻作上，結果他們把生態壓力加諸于下游地區。 52 中國邊陲地區人口增加的情況也解釋了為什么 19 世紀的觀察家并不記錄消費能力的下降 這可以從 1750年及 20世紀初期的數字比較而得。大部分地區的消費水平并沒有下降（華北 53 及西北可能是例外），但各個地區的比重不同使全國的總量降低。 1750 年，光是長江三角洲一地人口就占全國的 16 21%，在 1850 年時則不到 9%，到了 1950 年只剩不到 7%。 skinner 的巨區理論中，最富庶的三個巨區，在 1750 年有占全國人口的 40%；到 1843 年則只有 25%。 54 如果這三個巨區的糖消費量在 18 世紀中葉占 全國的大部分，我所計算的數字與卜凱在 1930 年所調查的差距，可能是由于人口的減少所致。 55 內地的生活水準可能不斷地升高，但仍遠遠落后于長江三角洲；而且他們開始主宰中國的加總數字。 歷史的偶然與 “ 歐洲奇跡 ” 我們現在要重新思考英國如何避免長江三角洲的命運。其關鍵因素是科技的變化 特別是蒸汽機與煤的應用，這在 20 世紀化學制品及電力的發明之前，是解決土地利用的限制最根本的方式。此外則是其經濟發展地區與邊陲地區的關系，與上述所討論的中國情形十分不同。 近代早期西歐與東歐的貿易并不是像中國內地一樣由于人 口增加及進口替代所引起的，東歐的農奴及其他制度使其農業改良及人口增長要比一般所預想在自由勞動市場的邊陲慢得多：很少人會從擁擠但較自由的地區移民過來，能夠不透過繼承而建家庭的雇傭勞動人口也很少，更沒有農民可以轉而投入手工業生產。 但這些機制同樣限制了他們對出口需求的回應；也限制了這個地區對進口制造品的需求，因為許多人非常窮困，而且被排拒于市場經濟之外（即使他們的生產非如此）。因此，在 1650 年之后波羅的海區域的貿易規模，只有中國糧食長途貿易一部分而已。 56 這種緩慢的出口能力使西歐國家相信只要制度、科技 及價錢有所改變，東歐國家就可以把谷物賣給他們，并購買他們的制造品；不過這種情況一直到1860 年以后才發生。 57 1860 年以前一個世紀內，新大陸在很大程度上減緩了西北歐的土地利用限制：主要是新大陸的天然資源及歷史因素所促成。歐洲移民所帶去的傳染病使幾百萬土著喪生，大部分的勞動力被奴隸所取代 在 18 世紀晚期，奴隸從加勒比海地區及巴西以出口所得四分之一的成本進口至新大陸 58 。而且，這些奴錄通常無法滿足其基本維生所需（不像大部分在歐洲的經濟作物工人）。結果，環加勒比海的奴隸地區（從巴西到美國南部）變成第一個 “ 現代化 ” 的邊陲在帶，以大量的金錢購買進口的生產資料（在這個例子中是被拐騙的）及大眾消費品（例如奴隸的廉價布料）。因此，不像歐洲大陸的邊陲地帶（即東歐），新大陸不斷擴張而成為土地密集出口的來源，使歐洲的制造業愈專門化。（制造品是用來購買非洲的奴隸，也賣到北美賺取現金以購買加勒比海農場的谷物及木材 59 ） 長期來說，從北美自由地區出口的產品可能較多，不過這也是 1860年以 后的事。而且正如 mccusker 及 menard 所言，很長一段時間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及維持也與出口的能力有關。 60 目前我們所考慮的是，早在 1830 年時，新大陸的商品在多大的程度上減緩了英國的土地限制？如果 1801 年英國所消費加勒比海地區的糖完全要在當地生產的話，英國需要用 85 萬至 120 萬畝的小麥良田種植甘蔗；在 1831年以前，也就是糖價大幅滑落而每人的糖消費量增為五倍之前，則這數字增至 120 至 160 萬。在 1830 年，如果英國不用進口的美洲棉而只用羊毛的話，則它需要超過 2300 萬畝的土地：大于英國牧場及農地 的總和 61 ，或是 wrigley 所計算 1820 年煤的沖擊。 62 因此，英國能夠擴張領土以解決某些資源的限制，部分是因為它的邊陲地區存在勞力限制及殖民地壟斷等因素，市場機制不像在東亞能夠正常運作。 隨著工業化的腳步，新大陸的進口商品不斷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礦物燃料。從 1815 至 1900 年，英國的煤產量增加了 14 倍； 63 其糖的進口量約增加 11倍， 64 而棉花進口量更是驚人地增加了 20倍。65 英國也開始大量消費美洲的谷物、牛肉、木材及其他主要產品：而新大陸也開始成為歐洲各地外移人口的目的 地。當這些移民把歐洲的生活方式也一起帶來時，當進步的科技橫渡大西洋使人們用機械制造生產資料（而不象先前以奴隸的人力制造）以符合高度的需求時，而且當新大陸的政府以殖民政府需支付經濟擴張的成本為由而紛紛獨立時，許多獨特的機制在過去有助于新大陸土地密集出口品的貿易往來，現在卻已經不再重要；但是當殖民地及大西洋兩岸間的貿易成形時，這些機制是至為關鍵的。 “ 鬼田 ” ，替代性及不連續性 許多讀者可能會以三種相關的理由來質疑我的論點。不論是哪一種，都與一種觀念有關，即沒有一種資源是 “ 關鍵性 ” 的：短缺而使價格提高 時，人們會找到替代品。因此，我可能是 1）過度強調煤的重要性； 2）忘記大部分的資源仍來自歐洲，無論新大陸土地密集的生產多么有用；最后， 3）我可能對 1790 年提出一份 “ 羅馬俱樂部 ” 的報告：暗示著如果沒有新大陸及煤的使用，歐洲可能會以降低生育率、減少消費和使用節省土地及能源的方法加以調整，而使之陷入馬爾薩斯論的人口危機。我同意這是可能會產生的結果，盡管資料顯示，在各個地區都有嚴重的土壤耗竭及其他問題。 66然而，我認為如果沒有新大陸的資源或取材于礦物燃料的化學肥料這類現代產品，生產方式會相當地勞力密集以致使 19 世紀的歐洲經濟史呈現迥然不同的面貌：會比較像東亞的富庶地區，或是歐洲不尋常的例子，像丹麥，而不是像英國那樣。我們現在來討論這些反對的理由。 早期認為煤是工業革命的關鍵因素。棉花、鐵、鋼及鐵路也同樣重要，但其中三樣都需依賴煤。不過最近的研究卻不強調煤的重要性。例如，有人認為早期的工廠用水力作為動力，而不是煤，而且大部分英國的煤用在家庭取暖及烹煮食物。甚至 wrigley 用來強調煤之重要性的計算數字 67并不能告訴我們如果沒有煤礦的興盛，情形會變得如何：情況可能是人們會感覺比較冷，會買較多的衣服，制造較少的 鐵等等，但并不是完全阻擋了某一部門的發展。 對 wrigley 而言，煤必須是關鍵所在。水力可能擴展了一段時間，但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限制。它也無法取代煤在各種物理及化學反應過程（像蒸餾、冶金、染布等）或是鐵路及汽船等高度分工等行業中的角色。在鋼鐵方面也是如此 當時很難找到適當的替代品取代這種石化燃料。即使在理想的情況下英國及威爾士所有的林地只能產生87500 至 175000 噸的鐵；但在 1820 年以前，英國的產量已達 40 萬噸。 68如果沒有這種廉價而適應性強的能源，其他部門的成長會更慢。尤其是蒸汽機本身體 積十分龐大，相當耗損燃料，也很危險，因此它只適用于在礦區抽水，因為那里的燃料基本上是免費（甚至不值得把機器移至超過礦坑口的 “ 小煤礦 ” ） 69：如果蒸汽機沒有這方面的用途，并使燃料的價格下降，那就不值得進一步改良蒸汽機。煤本身并沒有被用于技術的創新；但沒有煤的話，就不會有影響深遠的發明。 同樣，也許有人會反對我關于新大陸資源的論點，他們認為我的觀點和過去關于歐洲海外拓殖及資本積累的研究一樣，都太過強調歐洲與新大陸的貿易；然而事實上歐洲內部的資本積累及國內的糧食供應等因素更重要：我們如何能說新大陸資源是關 鍵性因素呢？這個問題很重要，而且也不只是發生的這個例子中。 如果我們只計算單一例子的成長情況，則較小的因素就變得不重要。但在這里，問題是如何定義類別。 “1830 年新大陸輸出至英國的農作物 ” 比 “ 國內生產的農作物 ” 要少，但 “ 從美國進口的纖維 ” 就比“ 所有其他纖維 ” 為多。而且，要把各個類屬定得多精確，則取決于對復雜情況（及隱含的虛擬狀況）的判斷：不同產品的替代性及經濟體中特定部門的重要性等都是影響因素（因此，新大陸所提供的資源，可能比它所獲得的利益更要緊。 70歐洲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但是否有其他的方法能獲得 大量的土地密集物品則很難說）。除非我們假設任何事物一定有負擔得起的替代品，否則這樣的判斷是無法避免的，而且的確有些例子說明小小的增加導致極大的不同。 煤和新大陸有多重要，一部分要看讀者對我所舉出歐洲與其他地區的相似性有多大的信任。然而，第一，相對于某些合理的標準而言，這些現象并非微不足道（例如，英國的土地）。第二，他們在適當的時間出現以解釋關鍵性的歧異（一旦我們知道這個分歧點是在 19 世紀）。第三，他們松緩了限制（即定量的土地），否則的話，在當時的知識基礎及制度下，將很難解決問題。第四，中國和日本以及部分 歐洲（如丹麥）的核心地區，都發生了一些例子說明如果沒有這些優勢，社會會變得怎樣。不用想也知道，如果沒有這個解決之道，歐洲將會陷入馬爾薩斯理論的災難中，或者，中國在它稍微優勢的生態條件將自行工業化。（沒有一個地方是這樣，這是為什么 “ 何以英國不是長江三角洲 ” ？這個問題可以修正它相反的命題。）歐洲的生態危機有可能發生，但我們也想像得到，某些更可能的結果能保存 18 世紀的生活水準，卻不可能導向徹底的工業化，甚至還可能對之所陰礙。 71 如果沒有礦物燃物及新大陸，歐洲的土地利用會趨于密集化，而其結果則會像東亞一樣 走上勞力密集的道路。的確， 18 世紀的歐洲出現許多征兆可能走向這個趨勢： 1400 到 1800 年食用肉類的數量減少；英國的某些農業及原始工業，及丹麥所有的經濟狀況都如此。 72東西方的這種差異并非本質上的不同，而是歷史的偶然性所致。如果把煤及新大陸的 “ 資源沖擊 ” 這個變項拿掉的話，我們不難想像到一個勞力更為密集的世界，以及更勤于拾取作物的剩余等。這樣的一種進步大概可以維持甚至稍微提高生活水準，但卻不會把歐洲引至能源密集及資金密集的世界。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投入愈多人力于土地上會提高產量，因此把人力從農場工作移開會 使農作物價格上揚；同時用這樣勞力密集的方式來解決土地限制的問題會逐漸減少以別的方式解決問題的報酬率，結果可能會使某些突破（如工業革命及 19世紀的農業革命 75）不可能發生。 結論 最近關于近代早期歐洲的成長及 “ 西方如何變得富庶 ” 等方面的研究都很重要，但大部分所提到的現象是歐洲與其他地區的相似之處。這些共同的歷史過程只會產生像長江三角洲（或是丹麥、荷蘭及佛蘭德）的結果，而不是英國的情況：這并不是因為前者制度上的 “ 失敗 ” ，而是由于在礦物料及綜合肥料普遍應用之前，二者基本的生態條件迥異，以及用以替代土地 的勞力與資金的限制所致。要解釋東西方的差異，我們需要觀察在歐洲這些限制是怎么突破的。這就牽涉到技術創新的問題（這個部分在本文并沒有討論）。既然我們不能把它視為理所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如果中國也有類似的資源，它就能自行產生工業革命。然而創新本身也不足以松緩土的限制并在 1750 至 1850 年間帶來成長。而且，如果沒有煤及新大陸以節省土地（亦即勞力并不密集），可以想見發明的焦點會十分不同。因此，要了解 “ 歐洲奇跡 ” ，我們必須要用中國的經驗作為一面鏡子，重新注意過去的學者所研究的重點：煤、帝國、英國例外情況、以及工業革 命的不連續性。 注釋 1在長江三角洲包括 skinner（ 1977 年）所稱之長江下游巨區的核心縣份，根據王業鍵（ 1989 年）的定義，它在 1970 年約有 36500000人。我有時使用較嚴格的定義，則此地區人口有 31500000 人。不論用哪種定義，這個地區都相當于當時歐洲的大小，盡管它不是獨立的政治單位。關于將中國與歐洲整體、或中國的部分地區與歐洲的個別國家之比較，參閱 wang（ 1997）。 2kjaergaard(1994)，第 151 154、 158 和 160 頁。 3devries(1994),第 249-270 頁。 4braudel(1981),第 134-135 頁。 abel(1980),第 121、 136、 161、和 199頁。 clark(1991)，第 446頁。最近 peterlindent、 philiphoffman以及 robertallen 利用住房成本重新調整近代早期歐洲的標準實質工資指數，這項研究的結果要比只以 “ 糧食工資 ” 所計算的生活水準更低。 5趙岡（ 1983），第 57 頁。趙岡的方法論有一些問題，最重要的是他只計算現金工資，忽略實物津貼 的部分。不過這個趨勢大致上還是對的。 6braudel(1981),第 134-135 頁。 abel(1980),第 121、 136、 161、和 199頁。 clark(1991)，第 446頁。最近 peterlindent、 philiphoffman以及 robertallen 利用住房成本重新調整近代早期歐洲的標準實質工資指數，這項研究的結果要比只以 “ 糧食工資 ” 所計算的生活水準更低。 7比較 lavely 及 wong(1998)(尤其是表二及圖三 )、 lee 及campbell(1997),第 79 頁，與 wrigley 及 schofield(1981),第 230、708 713 頁。 參閱 razzell(1993)的著作 ，這些數字都太高。razzell 對嬰兒死亡率的調整，所得的出生時預期壽命從 37.0 降至31.6 到 34.0 之間。歐陸的例子則參閱 knodel(1988),第 68 69 頁，及 blayo(1975),這些研究顯示法國的預期壽命低得多。 8李中清（ 1994），第 3 頁。 9李伯重（ 1994a），第 32 34 頁。比較 mcevebdy 及 jones(1978),第 28 29 頁。 10方行（ 1996），第 93、 95 頁。 11phelpsbrown 及 hopkins(1981),第 14 頁。 12pomeranz（ 2000），第 137 頁及注 110。 13kindleberger(1990),第 35 85 頁。他的確暗示中國人是積財者，而不是花費者。但他沒有什么證據支持這個論點。 14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說金瓶梅及醒世姻緣傳中的記載。它們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部分是因為書中所描寫的是華北的中型城市及小鎮，而不是全國性的大都市。關于中國 的消費問題，參閱研究近代早期歐洲的一流史家 burke(1993)的著作，第 148 161 頁。這個問題在我的書中有較詳細的討論，見 pomeranz(2000),第 127152 頁。 15例如， staunton(1799)，第二部分，第 48 頁； macartney(1793)，轉引自 cranmer byng(1963)，第 99、 106 頁。 16稅冊所記載的土地數字過度偏低，因為在中國，漏報、短報土地是常有的事。我以基本糧食作物的數量得出最高的土地估計量；至于生產現金作物的地區，則較難處理，我把它從全國總數中忽略不計，即使當時的人認為現金作物的產量可觀。就糖而言，我只計算廣東及臺灣的產量，加上已知的進口量，雖然福建也是主要的糖產地，而且根據時人估計，福建蔗糖運銷全國各地的數量約為廣東、臺灣、福建三地糖產的九分之一（引自 daniels1996,第 97、 105 頁）。廣東境內我用來估計現金作物地區的土地數字，比 robertmarks 的廣東研究低百 分之二十，而且蔗田部分只算其中的十分之一。事實上， marks 的數字幾乎可以肯定是過低了。關于進一步的討論，見 pomeranz(2000),第 119-122 頁。 17burke(1993),第 158 頁。 18見 huang(1990)及 elvin(1973)。 elvin 個人認為環境的阻礙大過制度的問題，不過其他人改變了這個觀點。 19我在自己的書中作了較詳盡的比較，見 pomeranz(2000),第 69107 頁。 20zhao(1986)；goldstome,(1996)。 211990h，第 91、 110 頁。 22見 wong(1992)。 23張忠民（ 1988），第 207 208 頁；比較 huang(1990),第 84-86頁。 24參閱 pomeranz(2000),附錄 e。 25徐新吾（ 1988），第 469 頁。徐在 1992 年的著作中認為婦女和她未成年的幫手（通常算半個勞動力）每年工作 265 個成人的紡織工作天，也就是每名成年婦女一年工作 180 天。 26英文資料見 horrell 及 humphries(1995),第 102-103 頁。 27例如， 1930年代每人糖消費量大約是 2.2磅，引自 daniels(1996)，第 85 頁。張仲禮所引 1930 年代每人的茶消費量是 1.3 磅，比我所估計 1840 年的數字高得多。但 1840 年的估計量只包括長程貿易中已上稅的部分，因此是低估的數字。 28thompson(1989),第 189 頁； clark(1991),第 456-459 頁；b.thomas(1985),第 145 146 頁。 29關于丹麥的部分，參閱 kjaergaard(1994),第 37 38、 55 56、123、 151 158 頁。關于資本家與農民在處理生態壓力上策略的差異性，參見 ambrosoli（ 1996）。 30pomeranz(2000),附錄 b 及第五章。 31李伯重（ 1998），第 119 127 頁。 32williams(1990)，第 180 181 頁。 33copper(1985)，第 139 頁，注 2。 34braudel(1982)，第一部分，第 367 頁。 35stauntom(1799)，第二部分，第 141 142 頁； pomeranz(1993)，第 123 127 頁；更多詳細資料，見 pomeranz(1988)，附錄 f。 36pomeranz(1993)，第 123 137 頁 37pomeranz(1993)，第 124 125頁； pomeranz(1995),第 7 11頁；并參閱 pomeranz(2000),附錄 b。 38關于歐陸的例子，參閱 goldstone(1991),第 186 頁；labrousse(1933；1984)，第 343、 346-347 頁。這些研究發現，在 1726至 1789 年間，法國燃料用木材價格的上漲幅度比其他商品大得多，這種上漲趨勢一直持續到 19 世紀初期。本文稍后會討論英國的例子。關于中國的例子，參閱李伯重（ 1994b） 39flinn(1984)，第 26 頁。 40wrigley(1988),第 54-55。 41warden(1967),第 32-40 頁； grantham(1989a)，第 13-14 頁； blum（ 1961），第 333 334 頁。此處應注意的是 warden 在 1864 年絕望地表示英國從歐陸進口愈來愈多的亞麻。 42每年從長江中游一地輸入的食物約可養活 600 萬長江下游的人口，所進口的大豆如果不用作肥料，則可另外再養活三四百萬人。即使在并不十分商業化的山東省 它在 1800 年有 2300 萬人口，huang(1985)，第 322 頁 ，也輸入食物足以養活 70 萬至 100 萬的人口，并輸出相等數量的貨物。相較之下，波羅的海地區每年的谷物貿易量最多只養活 60 萬人， 在 1800 年以前，整個歐洲的谷物長程貿易加總起來最多不過養活 2500 萬人口。關于這些不同的流量數字，參閱 devries(1976)第 17、 56 頁； braudel(1981),第 127 頁；adachi(1978)； wu（ 1985） ,第 277頁； xu（ 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