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研究論文-農民不是平均主義者：打造平等與公正毛澤東和學術界誤將農民窮苦底層（赤貧）的革命“先鋒”等同于農民的主體，在理論上則長期導致了視平均主義1為農民主義或農民是平均主義者的認識誤區。至少在20世紀中期以來，平均主義被通稱為“農民平均主義”或“農民意識”2，甚至稱之為“農民階級的主義”3；20世紀50-70年代中國農村“一大二公”式集體化運動則被認定是受農民平均主義的影響，是農民平均主義泛濫的結果4。在我近十年來參與的學術討論或進行的社會調查中，在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和一般群眾觀念意識中，不僅這種共識仍未松動，而且還進一步將農民的“毛澤東熱”現象與農民的平均主義掛鉤，認為農民的“毛澤東熱”，表面上是因為毛澤東時代耀眼遺產與改革開放后黨風、政風的巨大反差而引起的懷舊，是對八十年代末以來“三農”問題日益嚴重而進行反思的結果；深層原因則是貧富差距導致植根于農民中的平均主義意識的復蘇，是毛澤東時代農民平均主義追求的再現。這樣，在嚴峻的“三農”問題面前，面對農民對社會公正公平的許多正當要求，許多基層政府官員甚至某些學者也不予重視，認為這是農民平均主義的錯誤，因而貽誤了及時處理問題的時機。顯然，正確認識農民，還必須清理平均主義為農民主義的理論誤區。（一）農民私有天性是平均主義的“克星”我們通常所說的平均主義，在經濟上，一般是指人們要求平均社會或集團內主要財富的愿望或主張。而財富的平均，一是將財產或勞動成果“公有”、“共有”或“均占”，反對或取消財產的明確私有產權；一是將財產或勞動成果均分，不管投入多少，勞動好壞，效益如何，人人均分或均享財富與成果。集體化運動追求的平均主義觀，則是社會生產資料單一公有制基礎的勞動大呼隆，收入分配“平均化”和物質生活的“同步富裕”，是具有“一大二公”特色的社會理想平均主義。平均主義的本質都是否定財產私有和謀求社會財產的平均化，即追求“公產”、“共有”與等級內的結果“平均”。然而，具有私有“天性”的廣大農民，不僅不是追求平均主義，而且還是平均主義的“克星”？首先，農民追求發家致富的私有“天性”與平均主義追求是背道而馳的。眾所周知，個體農民是產生于原始公有制或奴隸主公田制的瓦解過程中，是在社會生產力得到發展和社會勞動剩余獲得增加條件下，對原始公有制或奴隸主公田制革命的產物，因此，個體農民的本質屬性是土地等財產的私有化。誠如毛澤東所說：“私有”是農民的“天性”5，而這種“天性”正是“共有”、“公產”的對立物。個體農民作為一個生產單位，絕不是追求平均，而是謀求發財與發展，貧農希望成為中農，中農則想成為富農，發財致富同樣是他的“天性”，列寧說：“小生產是每日每時地、經常地、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6，說的就是真正從事農業耕作的農民本質上與平均主義實在不是一路貨，走的也不是一股道，個體農民的私有“天性”決定了它與平均主義的根本對立。其次，農民底層貧民尤其是“赤貧”的意識不應是主體農民的意識。平均主義意識或主張的產生一般是在兩種情況下，一是整個社會或社區處于極端貧困狀態，沒有人們生存之外的剩余產品，只有實行平均分配才能維持全體社會成員的生存。在此情況下產生的平均主義意識和主張，應是社會或社區內所有居民共同要求的，而不單單是農民階級的；但這種情況只存在于原始社會和戰爭動亂的特殊時期，不是社會的常態，因而討論的意義不是太大。二是在社會財富占有出現貧富分化，極少數人占有了絕大部分社會財產情況下，身處下層貧民則極有可能產生平均主義意識和主張。所以，一般來說要求財富平均的平均主義意識和主張是社會物質生活懸殊不均的產物，它是各階級的下層貧民所共同的意識。如前所述，農民可為幾個階層，其中農村中最底層的貧農、特別是“赤貧”，他們生活之慘苦，境遇之低下，實在令人為之動容。他們為生存計，自然可能產生平均的要求；如果能實現財富平均，對他們來說是有得無失，且形如雪中送炭。因此，那些處于農村最下層的貧苦農民尤其是“赤貧”是完全可能產生平均主義意識的，也是比較容易接受“一大二公”式平均主義的。但根據本書前述社會貧富上、中、下“三分法”，在常態社會中處于底層的貧民只占絕對少數，顯然，我們不能將某一群體中少數人的意識理解為該群體成員的整體意識，即不能把農民群體的下層貧民尤其是“赤貧”的平均主義意識或主張通稱為“農民平均主義”或“農民階級的主義”。我們說平均主義不是農民的追求，主要是說農民的主體也即絕大部分農民并不追求平均主義，并不排斥少數下層貧民有平均主義的追求。道理很簡單：“赤貧”意識并非農民主體部分的意識。第三，中國古代所謂農民起義或農民戰爭所追求的平均主義也不是農民平均主義。如前所述，被稱為古代農民戰爭的民眾抗暴起義，參加者主要包括了三個不同的群體：一是社會空想主義者；二是一些加入起義隊伍的綠林俠士、盜賊、土匪(如響馬、草寇等)及其游民或流氓無產者；三是廣大反抗專制暴政和超經濟強制的破產農民，即貧民、難民、饑民、災民。在這三者中，可能產生平均主義思想的只能是社會空想主義者和游民或流氓無產者。因為，社會空想主義者大都是一些不得志的中下層知識分子，或是從政府中排擠出來的失意知識分子，也即是游離或被排擠于政府之外的中下層知識分子。他們有文化和一定的理論水平，習慣于懷想過去、思考未來，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往往是起義的發動者或領導者，起義中所包括的各種社會平均主義在內的綱領、口號大都是他們的創造。游民或流氓無產者也因其原有生涯所致，大都善戰、勇猛、敢為而在起義隊伍中一時頗具影響，在客觀上無疑也具有反抗暴政與反抗壓迫和剝削的造反精神，但他們習慣一種以我為用的“游民”或“流氓”式平均主義，并常常凸顯其“游民”或“流氓”平均主義的作為，如搶掠均分財物，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即所謂的“有福共享，有難共當”。而作為只是一般蕓蕓眾生的破產農民，他們的目標不是表現在追求什么綱領、口號，而是需要實實在在的勞動權與生存權。但是，由于歷次起義的基本群眾大多是由農民破產而來的貧民、難民、饑民、災民，所以史學界便籠統將古代民眾抗暴起義稱之為農民戰爭，并將起義中各階層的追求都認作農民的追求，進而將起義中由領導者或流氓無產者突出并表現出來的平均主義稱之為農民平均主義或“農民主義”。然而，這種所謂的農民戰爭，實際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農民戰爭，從領導者和指導思想講，甚至可以說不是農民戰爭，社會空想平均主義和以我為用的流氓式平均主義根本不是農民那老實巴交者的追求。參加起義的那些由農民破產而來的貧民、難民、饑民、災民，他們實際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農民了，而是落入了前述農民“三分法”中的最底層，他們的要求變成了底層貧民尤其是“赤貧”的要求；同時，即使如此，他們要求均田、免稅，劫富濟貧，目的都是為解眼下的燃眉之急，以免凍餒死亡，即為了自身的基本生存權和作為個體私有者的勞動權，與社會空想主義者的“公產”、“平均”和流氓式平均主義是根本不同的。他們的“均平”也不是整個社會財富的平均，而是基本勞動權或生存權的“均平”。與其說他們的斗爭是為了追求平均主義，倒不如說他們的斗爭是特定環境中的生存掙扎。一旦他們恢復了昔日小農的生存地位，社會空想主義者再將其政策推向社會則會普遍受到廣大農民的抵制與反對。可以說，把歷代民眾抗暴起義領導者，如梁山宋江們和太平天國洪秀全們等社會空想主義者們所追求的“公產”、“平均”理想認作農民思想或農民主義，把流氓式平均主義也當作農民所為，這是學界長期以來對農民階級中主體部分的一大誤解。第四，戰時平均主義也不能被指責為農民平均主義。戰時平均主義也叫戰時共產主義或軍事共產主義，它是某些特殊的政治環境中，尤其是在戰爭軍事時期，處于受攻擊、被“圍剿”的弱小軍隊或造反者在特定的艱苦生存環境中或艱難軍事斗爭時期的必然產物，也是起義者或革命者為團結共存、共同戰斗和力爭勝利而采取的經濟政策。在特定的環境中堅持平均主義與否，則是起義者或革命者能否取得勝利的決定因素之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長期革命戰爭中，正是依靠了這種形同共產體制的戰時平均主義的長期堅持，才得以在極端艱苦的情況下，維持了全體革命者的基本生存和戰斗團結，振奮起高昂的革命斗志與革命精神，支持了長期的革命戰爭，從而贏得了輝煌的革命勝利。將戰時平均主義體現的軍事共產主義式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生活與我們所說的平均主義相比，雖然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形式和內容，但卻有本質區別，前者是特殊時期為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戰勝敵人的一些臨時性政策，而后者則是將其作為理想社會追求的社會目標。同時，從參與實踐的主體來看，戰時平均主義是處于戰爭時期戰區內所有人民為求生共存而被迫要求實施的政策，而不只是處于一般群眾地位的農民所要追求的。因此，戰時平均主義政策沒有錯，戰時平均主義也不是農民平均主義。1學術界關于平均主義的提法，就平均的內容與程度說，有絕對與相對之別；就時空環境談平均主義，就有戰時平均主義與一般平均主義之分。但是，絕對平均主義實際是從來不存在的，戰時平均主義則為特殊或特定環境下的平均主義；因此，我們通常所說平均主義，既可說是“一般”平均主義，也是指“相對”平均主義，都是指將平均主義作為社會目標追求的社會平均主義思潮。2關于平均主義是農民主義的說法，首先出自斯大林的論述：“平均主義的根源是個體農民的思想方式”；“平分一切財富的心理，是原始的農民共產主義的心理”（斯大林：和艾米爾路德維希的談話，斯大林全集第130卷第105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毛澤東在1929年12月發表的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中第一次提到絕對平均主義“是小農經濟的產物”，“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91頁）；建國以后，農民平均主義的說法隨領袖們的教導而上下一詞，是大家有意無意都認同的觀點；改革開放之后，平均主義則作為農民主義或農民意識受到猛烈的批判。現在各種辭典涉及平均主義及其意識時，均無不與農民意識和農戶家庭經營的“小農經濟”相聯系（可參見辭海1979、1989、1999年版）3參見毛磊等：對平均主義界說的若干理論思考，見江漢論壇1990年第3期，第27頁，中國的平均主義，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頁。4董楚平：論平均主義的功過與農民戰爭的成敗，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孫叔平：談農民的歷史作用，群眾論叢，1981年第1期；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1990年，第2期，第90頁。5毛澤東：土地問題與反富農策略(1921、2、8)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土地斗爭史料選編第492頁，人民出版社，1981。6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4、5)列寧選集第4卷，第181頁，人民出版社，1960。（二）農民發家致富與“一大二公”的較量已經凝固的歷史告訴我們：以“一大二公”為追求的農村集體化運動，不僅曾經使中國農民“一哄而起、高潮迭起”，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而且還整整維持了20余年，因此，長期以來，社會與學界在研究與分析農村集體化運動的平均主義失誤時，大都認為集體化運動或毛澤東的平均主義是農民平均主義，或是受農民階級思想的影響，或是迎合了農民的平均主義；總之，人們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集體化運動是農民平均主義的產物。然而，深入對這場運動加以分析考察，事實則恰恰相反，集體化運動是一場以平均主義全面改造中國農民主體的運動。它既是廣大農民被迫接受平均主義改造的過程，也是追求發家致富的農民主體與“一大二公”平均主義較量并最終瓦解人民公社的過程。首先，農民的發家致富（即毛澤東要消滅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與“一大二公”式平均主義追求是背道而馳的。對這一認識，立足于建立“一大二公”理想社會與解除中國農民痛苦的毛澤東，具有深刻的洞察。他在第一篇專門分析與研究中國農民問題的論文中國農村各階級的分析中就深刻而生動地指出：農民小資產階級“對趙公元帥禮拜最勤”，“發財觀念極重”，對“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著一尺長的涎水”，“總想爬上更高一層的地位”1。30年代初期，他在推動沒收一切土地和實行土地國有政策遭到農民抵制時，則進一步深刻地認識到，私有是農民們的“天性”；他們“無時無刻不在盼望著不可求得的資本主義前途”2。至5060年代，他對農民發家致富的自發傾向與自己的“一大二公”理想之間的巨大差距的認識更加清晰；他強調說，農民作為“勞動者”可以走社會主義道路，具有革命性，但作為追求財富的“私有者”和發財致富的“個體勞動者”，表現出的是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農民追求發家致富，“是不穩固的，時刻向兩極分化”，“如果聽任這種自發傾向發展下去，就會使農村資本主義的陣地加強起來，社會主義陣地削弱下去。”3他多次發出嚴重警告：“農民中的資本主義傾向是嚴重的，只要稍微放松了對于農民的政治工作，資本主義傾向就會泛濫起來”4。因此，所謂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即教育農民放棄發家致富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5。當他看到“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6時，他便從路線斗爭的高度指出：農民作為私有財產者與個體勞動者“鬧單干”所表現的“自發傾向”問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7；我們進行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就是使小私有與個體勞動的農民“小生產絕種”8。由此表明，相比與集體化運動及其領導者毛澤東當年所追求的“一大二公”目標，農民上述追求的發家致富與增殖私產的意識，都被視為“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是在重新制造“貧富分化”或“兩極分化”9，可謂與“一大二公”式的平均主義意識南轅北轍，背道而馳。毛澤東自幼生于農村，成為共產黨人之初主要分管農村工作，隨后則長期領導與生活在農村根據地，十分明了廣大農民的疾苦，尤其同情農村下層貧農、“赤貧”的悲慘遭遇和基本要求。同時，毛澤東當年的革命奪權斗爭只有先在農村興起，并處于非常殘酷的階級斗爭時期，革命難以發動，首先能動員起來的總是那些下層最貧窮的農民積極分子或“赤貧”。他們一無所有，“窮則思變”，敢做、敢為，對舊制度的“一些破壞的工作只有他們做得出”，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