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與我國民間文學事業為周揚同志誕辰100周年而作劉錫誠今年是周揚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周揚是20世紀中國文藝界卓越的領導人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對我國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和文藝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對我國民間文藝事業的貢獻也是不能忘記的。建國以后到他逝世前的我國民間文藝事業，如果沒有他的支持，包括專業民間文藝研究機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和中國民間文藝收集研究事業的開展，也許會是另一個樣子。回想20世紀30年代，除了魯迅先生外，在上海左翼文藝隊伍中，對民間文藝，要么是看不起，要么是缺乏研究，總之，包括周揚在內，對民間文藝是輕視的、忽略的。那個年代，周揚更多地接受了外國的或西洋的文藝理念，對民間文藝是不屑一顧的。40年代，他到了延安后，由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群眾文藝和民間文藝的重視和提倡，周揚對民間文藝開始重視起來，不僅在他主持的魯迅文藝學院文學系、音樂系內開設民間文藝課程，設立文藝運動資料室收集編輯民間文藝資料，還多次組織文藝工作者下鄉收集民間音樂、民歌、民間故事，領導了秧歌運動、改造舊說書運動等，在收集和改造民間文藝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周揚在解放區發表的文藝問題講話和文章中，多次闡發他對民間文藝的見解，并用來指導解放區的民間文藝工作。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后，周揚在晉察冀邊區舉行的文藝座談會上的發言談文藝問題，系統地闡述了他對民間文藝的觀點：“文藝座談會以后創作活動上的主要特點，就是內容為工農兵，形式向民間學習。我們在民間形式的學習上是有很大收獲的。現在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利用舊形式了，而是對民間形式表示真正的尊重，認真的學習，并且開始對它加以科學的改造，從這基礎上創造出新的民族形式來。文藝上的民族新形式正在生長與發展的偉大過程中。今天，各種形式新舊交錯，雜然并陳，有的是新生的，有的是過渡的，新生的有的已經成熟或接近成熟，但許多還是幼芽，其中也有不一定能成長的。所有這些形式，只要是群眾所喜歡所能接受的，都應該讓它們有自由發展的機會。”“群眾有卓越的創造才能。群眾有自己的文藝傳統，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經驗。特別是群眾固有的文藝形式。邊區民間文藝形式的貯藏量聽說是豐富得很的，這是人民的財產呀，民間藝人常常就是這些財產不被注意的所有者、保存者。為了學習和創造，我們拜民間藝人為師吧！”1 1944年11月12日，周揚在延安舉行的文教大會上做總結報告，肯定“秧歌、社火是群眾藝術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種形式。它的特點是綜合性（熔戲劇、音樂、舞蹈、美術、文學于一爐）的，又是群眾性的。秧歌活動主要在春節，春節是群眾的藝術節日。”他在總結報告中，給予民間藝人劉志仁和他的南倉社火很高評價，說他是“堪稱群眾新秧歌運動的先驅和模范”。2建國前，在解放區時，周揚還親自垂范，與蕭三一起于1947年編輯出版了民間藝術和藝人一書，將其納入民間文藝叢書之一，由東北新華書店發行。這本選集幾乎把邊區文藝工作者們發現的重要民間藝人和重要項目的相關文章都選進來了，如陜甘寧邊區文教會藝術組的劉志仁和倉南社火、丁玲的民間藝人李卜、艾青的汪庭有和他的歌、蕭三和安波的練子嘴英雄拓老漢、林山的改造說書、陜甘寧邊區文教會藝術組的自樂班、駝耳巷區的道情班子、吆號子、艾青的窗花剪紙等。也收有周揚所寫的一個不識字的勞動詩人孫萬福。建國后，周揚同志積極支持我國的民間文學事業，在他的領導和批準下，于1950年3月29日成立了全國性的社會團體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他在成立大會上致開幕詞。他說道：今天我們開這個會，召集了文藝界許多的朋友。成立民間文藝研究會是為了接受中國過去的民間文藝遺產。民間文藝是一個廣闊的富礦，它需要我們有系統的有計劃的來發掘。在“五四”時期曾有些愛好民間文藝的文藝工作者，出版過不少各種的關于歌謠的刊物。在我們解放區也曾有過地方戲劇的研究，如今天優秀的歌劇作品，都是研究民間文藝的成果。但我們覺得最出色的民間藝術還沒有發掘出來。今后通過對中國民間文藝研究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為新中國新文化創作出更優秀的更豐富的民間文藝作品來。不僅讓對民間文藝有素養的文藝工作者來參加，還讓那些只愛好民間文藝并非文藝工作者來參加。我們的民間文藝專家要和廣大的民間文藝采集者緊密結合。3郭沫若、老舍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都在隨后編輯出版的民間文藝集刊第一輯上發表了，惟獨周揚的開幕詞沒有發表。大概是因為當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的周揚覺得自己是主持者，雖然是他張羅并主持了成立大會且致了開幕詞，但他畢竟不是民間文藝的行家。但周揚一生很重視他的這個講話，把這份篇幅很短的講話稿保留了幾十年，最終將這份生前沒有發表的講稿收入了他的五卷文集之中。周揚的歷史功績不可磨滅。第一、二任理事長是郭沫若，周揚是副理事長。4 成立初期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其業務范圍，包括了民間文學和民間藝術（曲藝、音樂、美術、舞蹈、工藝等）和從國統區和解放區來的許多著名藝術家，因而有“小文聯”之稱。后來，各專業協會陸續成立了，民間藝術的不同行當也就自然而然地歸到各專業協會去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專業范圍，則側重于搜集和研究民間文學。建國17年間，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團結各地會員，繼承“五四”歌謠運動的傳統和延安民間文藝工作的傳統，做了很多工作，如搜集了大量民間文學作品，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搜集研究工作，成就尤為顯著。對民間文藝作品的搜集出版和對民間文藝的作用的認識，比“五四”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受到重視。但無可置疑的是，民間文藝工作也受到“左”的文藝思想的嚴重影響，在“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方針下，在“搜集整理”、“厚今薄古”等的口號下，使搜集到的民間文學資料喪失了真實性，充滿了思想的偽造與藝術的拔高，因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失誤。這當然不能怪罪到某一個人的頭上，是時代病所造成的惡果。1958年，在“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時代，毛澤東發動了搜集民歌的運動。毛澤東3月22日在成都會議上說：搞點民歌好不好？請各位同志負個責任，回去以后，搜集點民歌，各個階層、青年、小孩都有許多民歌，搞幾個點試辦，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民歌，會收到大批的（舊？）民歌，下次會印一本出來。毛澤東還說：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民歌，第二條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歌的，內容應當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學作了很多。我們來搞可能找到幾百萬成千萬首的民歌，這不費很多的勞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詩舒服一些。周揚作為文藝戰線的領導人，對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搜集民歌的運動，當然要推波助瀾，他在中共八大一次會議上作了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的長篇發言。這篇文章發表在同年出版的紅旗雜志創刊號上，發生過很大的影響。他寫道：“最近由于毛澤東同志的倡導，全國各地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搜集民歌的運動。這是我國目前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件令人興奮的大事。”人民日報也于4月14日為這個運動發表了社論大規模地收集全國民歌。對這次搜集民歌運動，應該一分為二，既不能像過去一些民間文學工作者們所作的那樣全盤肯定，也不應像有些文藝研究家們所作的那樣全盤否定。在全黨動手搜集民歌運動中，各地編輯出版的民歌集，既搜集了大量的所謂新民歌（許多是浮夸風的產物），也搜集了大量的舊民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著手編輯多卷本的中國歌謠選（筆者參加了前期的編選工作），并以郭沫若和周揚二人的名義編選紅旗歌謠。1958年12月，周揚（還有林默涵）親自審閱修改定稿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國慶十周年獻禮中國歌謠及故事叢書編選計劃，規定中國歌謠選收各類歌謠55000行，其中大躍進歌謠只占1500行，大部分是古代和近代歌謠。文革中曾批判周揚在編選民歌的比例問題上，表現了他的“厚古薄今”觀點，看重傳統民歌，輕視新民歌。為編選中國歌謠選，曾邀請了北大教授游國恩、魏建功來主持工作。文革前印出了五卷的內部征求意見本。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正式版本改成了兩集本，于文革后的1980年出版。第一集收選近代歌謠，第二集收選新中國歌謠。與原先計劃中的中國歌謠選相比，已面貌全非，恐怕與周揚當年的初衷已相去甚遠。5 雖然全書由周揚同志寫序，但我相信周揚并沒有看過全書。 紅旗歌謠于1959年1月由紅旗雜志社出版。不管是文革前出版的紅旗歌謠，還是文革后出版的中國歌謠選，顯然都是在“文藝為政治服務”口號下的產物，所選作品，要么是中國近代以來政治（軍事）斗爭的宣傳品，要么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的政治運動中產生的、或政治性很強的頌歌，反映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人情風俗和淳樸情感的“非政治性”歌謠則分量極少，不大能夠較為充分地反映出中國源遠流長的民間文化的傳統。盡管這個充溢著強烈的政治觀點、政策說教和斗爭情緒的選本，不能認為是一部成功的、經得起時代考驗的、可與“國風”三百篇相媲美的近代民歌選本，但周揚的中國歌謠選序言以及1959年寫的紅旗歌謠前言對歌謠的歷史、特性和意義所作的解說，應該說還是很精辟的。6 周揚作為文藝理論家，對民間文學的特性是有深刻見地的，早在1960年8月4日，他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擴大理事會上說過這樣一段話：“比如我是一個宮廷詩人，他也是一個宮廷詩人。我這個詩人經常向民間去找詩，他卻不到民間去找詩，但他會拍馬屁，皇帝就很喜歡他。我這里經常反映點人民的要求和不滿，皇帝就打擊我。越是打擊我，我就牢騷越多，越不滿意，就越反映人民的東西。”7 他說這段話的時候，正是三年困難時期，周揚在這樣的時候用這樣的思想啟發大家，從民間作品中去看民間的疾苦和傾聽人民的聲音，不是值得記下一筆的嗎？“文革”開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和其他協會一樣被“砸爛”，停止工作長達十多年之久。1979年10月召開的第4次全國文代會上得以宣布恢復活動，周揚被選為主席。我在1957年到民間文藝研究會工作，“文革”中受到沖擊，后下放干校，1971年6月第一批從天津團泊洼文化部干校分配到新華通訊社工作。協會恢復時，我已在人民文學雜志社作編輯，后來轉到文藝報和作家協會，沒有也不想再回民研會工作。1982年夏天，在中宣部在河北涿縣召開的文藝評論座談會期間，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同志找我談話，說民研會負責人把協會搞得一團糟，還對中宣部興師問罪，民研會工作癱瘓了，因為我在文革前在那里工作過，要我到去擔任領導工作，而且不許再插手民研會的任何事情。這雖然是中宣部的主管部長的帶有決定性的意見，但由于事情來得突然，我沒有思想準備。接下來，是文聯黨組的負責同志趙尋、延澤民、李庚分別找我，但我都沒有答應。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工作處在癱瘓之中。1982年12月14日，作為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和民研會主席的周揚，不得不在他的家里召集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主席團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民研會副主席、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鐘敬文，副主席、中央民族學院教授馬學良，文聯書記處書記延澤民，常務理事、社科院少數文學所的副所長王平凡，民研會副秘書長程遠。周揚委托文聯黨組的副書記、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尋主持。周揚同志講話，直截了當地宣布了的錯誤，解除他在民研會的領導職務，并成立延澤民為組長的臨時領導小組，作為過度，盡快把領導班子搭起來。文聯黨組副書記趙尋把那份會議記錄交給了我，要我保存著。后來，我把它交給了辦公室管文件檔案的同志存檔。1983年3月7日周揚同志在中央黨校禮堂作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報告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報告后和文章發表后，遭到胡喬木的批評。這事我們在編輯部雖耳有所聞，真相卻不甚了了。大家都為他鳴不平，也為他擔心。周揚的心情很不好，可想而知。他身后雖然寂寞，卻已有許多回憶文章把這件事披露出來了。這一年的3月20日是老民間文學研究學家鐘敬文教授的80壽辰，年初我約他寫了一篇我的民間文藝生涯60年的文章，在文藝報上發表，同時，我給周揚同志寫了一封信，告訴他鐘先生80壽辰的事，建議他給鐘先生寫一封信表示祝賀。周揚果然給他寫了信，稱贊鐘先生“成就卓著，人所共仰”。4月初，全國民間文學工作者聚集在西山一處開會，延澤民同志邀我去開會，我便中向大會建議為鐘先生開一個他從事民間文學研究教學60年的祝賀會。我的建議得到同意，決定10日開會，我自告奮勇去請周揚來參加并講話。周揚雖然心情很不好，還是毅然來到了會場。周揚見了面就問我：“稱鐘敬文先生好，還是稱同志好？”我立即就去探鐘先生的口風。鐘先生對周揚能來參加為他召開的會議，非常高興。毫不猶豫地對我說：“就稱同志！”那天，我還代為請了林默涵和林林同志。周揚在會上講話，熱情地敘述了和鐘老多年的交往，稱贊他對民間文學事業的忠誠和貢獻，對鐘先生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一生靠近革命，矢志不渝地獻身民間文學事業，取得的卓著成績，表示了熱烈的祝賀，并給了很高的評價。會后周揚同志要我坐他的車與他一起走。周揚對我說：“民研會現在缺一個領導人，機關癱瘓了，要請你到民研會去工作。你怎么還沒有去？”他還講了些民間文學是條很重要的戰線一類的話，我就沒有在意聽了。對于周揚的問話，我雖然已有思想準備，但我仍然沒有當場答應他。我想我在文藝報工作得好好的，又擔任著編輯部主任，干嗎要到那個是是非非的地方去？記得有一次見到汪曾祺，他是在民研會被打成右派的，是個受害者，他也聽到了要調我到民研會的消息，關心地對我說：“別去那個地方，那個以整人為職業的人是能合作的人嗎？”但當我一想到從去年夏天賀敬之同我談話以來，作為老領導、作為民研會主席的周揚同志，一直在等待我的回答，我心里確有些不忍。一個文藝界的老領導，竟然到了這樣的一個時候，手下沒有一個能夠替他在那里抵擋一下子的人！我想到這里，再也沒有說什么話，車里的空氣顯得沉悶起來。不久，作協要召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8月初馮牧帶上當時在文藝報工作的唐達成、謝永旺和我，還有人民文學的涂光群，到西山國務院的一個招待所，去起草工作報告。有一天晚上，馮牧遞給我一份周揚同志給他、賀敬之和趙尋的信件，要我看。我看了，上面有周揚的批示，是催我到民研會去的，周揚還特別寫了一句話：“請馮牧同志大力幫助”。馮牧對我說：“我硬頂了兩次，這次我不能再頂了，事不過三呀！”馮牧是我十分尊敬的領導，我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五年來，非常愉快，人生難得遇到這樣一位知人善任、體諒下級、愛護下級、作風民主，而又知識豐富的學者型的領導。但他也是個不會為我的事去得罪他的老師和領導的人。主持文藝報工作的副主編唐因，也非常激動地反對我離開。但事已至此，我似乎已無可選擇，只有到民研會去了。后來我才知道，我離開文藝報的事，并沒有經作協黨組討論，聽說張光年同志從外地休養回京后，很是生氣，可是已來不及了。周揚是新中國民間文藝事業的創建者，對它的建設和發展，一向十分關心。他在粉碎“四人幫”后，被選為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主席，重要的事，我們都是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向他請示匯報。同年12月8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在京舉行三屆二次理事會，主要討論加強理論工作，由我向大會提出報告，并選舉我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會前我到周揚同志家里去向他請示匯報會議準備情況，并把起草的將要在大會上所作的工作報告稿呈送他審閱。周揚同志是繼郭沫若之后的第二位主席，他喜歡我們參與主持具體工作的干部，不斷提出新的問題和措施，把事業推向前進，而不要墨守成規，固步自封。他對報告稿中提出的加強民間文學理論研究工作的設想表示同意，并欣然答應到會講話。他因提出了“社會主義異化”論，而受到一些人的猛烈批判和攻擊。事情折騰了大半年。11月6日，被迫向新華社記者發表了違心的檢討，心情的沮喪是可想而知的。他的身體狀況也每況愈下。正在病中的他，12月9日下午在我們的攙扶下來到會場時，受到了與會全體理事的熱烈歡迎。他發表了一篇非常熱情非常親切的講話：郭老去世以后，我任民間文藝研究會主席，實際上卻沒有做什么事情。30多年以來，我對民間文學事業始終是十分熱心的。現在提倡研究民間文學，鐘老是長期從事這項工作的，并且成績很大。我本人沒有研究出什么成績來，只能講一點。我愈想愈覺得民間文學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贊成這個事業。我們這么大個國家，有56個民族，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我們有幾千年的歷史，僅就這一點，也是世界第一的。但我們不希望什么事情都講爭個世界第一，因為中國現在究竟還有很多落后的東西。我們本應該是世界第一強國，但是還沒有成為第一強國。過去我們不是老愛宣傳第一么，現在我們為什么不宣傳了呢？是因為這樣宣傳有些慚愧。它本來是可以第一的，從歷史上講它第一，從人口上講它也是第一。但是不能講第一。這是因為在近代的時候，中國是落后的。解放以后，我們趕上去了，擺脫了和改變了這種落后的狀況。所以說，我只是有一點可以講，可以向同志們表示：那就是，我對民間文學事業十分熱心。在文聯的幾個協會里，民研會本來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協會，但是現在在組織上卻是一個很小的協會。我看了你們的工作報告，我覺得寫得很不錯。我當然沒有很好的研究。不知是哪位同志起草的，可能是錫誠同志起草的吧。這個報告是寫得很可以的，很好的。現在，對民間文學這樣一種遺產，祖先遺留給我們的、人民群眾創造的遺產，我們怎么對待？過去我們有個方針，就是搜集、整理。今后怎么辦？我覺得是不應該辜負這份遺產的。我們就是要進行研究，進行科學的整理，把民間文學研究的水平提得更高。它不但是中國的財富，而且是世界的財富。現在當然是世界的財富了。但是它還不是完全精致的東西，還沒有經過更大的加工。所謂更大的加工，就是科學的研究。我們國家應該造就很多而不是幾個研究民間文學、民俗學的人才。民歌、民間故事都是很豐富的啊。就講云南這個地方，少數民族是比較多的了，那里的民間文學是異常豐富的。馬子華寄給我一本小書，講的是白族的故事。這些故事與漢族的故事比較接近，它雖然有很多缺陷，但看起來還是蠻優美的。我不過是舉個例子。像這樣的財富呀，是不可勝數的。比如柯爾克孜族的史詩瑪納斯就更不用說了，是值得我們花力量記錄整理和研究的。這份財富，要成為世界的財富，要成為世界公認的財富，就要進行科學的整理和研究。而只能靠我們這些人，靠我們整個民間文學研究的水平。這些人本身就是財富。假使不能達到這個水平，我們就有負于這些財富了。中國古人的文化非常豐富，民間文學財富也很多，但是還沒有成為世界公認的財富，不經過研究，就不能成為一個公認的財富。我希望經過大家的努力，使我國民間文學的財富為世界所認識，為世界所掌握。我們幾十年來雖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達到這一步。我不知道我們攻讀民間文學博士學位的有多少人。（鐘敬文：我們現在還沒有招，教育部授權我培養博士研究生，但我考慮到目前條件還不成熟，所以沒有招。）我認為應該招收民間文學博士研究生。這倒不是為了名譽。按照民間文學的財富，是應該也可以產生博士的。關鍵是我們的重視和培養。博士學位可以反映學科的水平，研究的成果，也反映國家對它的重視程度。（鐘敬文：外國人研究我們的東西，得到博士學位的很多。）蘇聯有，日本也有。每次到這里來，我只能講空話，只能講希望。但是這些空話包括了許多熱烈的愿望。希望是不是成為空話，那就要看大家的努力了。我們國家的學術水平要提高。所謂水平就是研究水平，就是科學水平，不是別的水平。提高我們國家的學術水平，包括提高民間文學研究的學術水平。民間文學的素材很多，我們要在這些素材上進行研究，使這些研究達到世界科學研究的水平，這是我們的希望。我今天來，一方面確實有一種感情想要看看大家，看看老朋友。在座的蕭崇素，是我最早的朋友了。他可能還要參加田漢紀念會吧？二十多歲時，我們就是朋友。他一直搞民間文學研究，所以我很羨慕他。我和沙汀認識就是通過他。今年是田漢的85誕辰。我很高興地知道當年南國社的少年演員蕭崇素同志20來歲的時候，曾當過演員。（蕭：是個不講話的演員。）我至今還記得蕭崇素寫過一篇唐叔明禮贊的文章。也許你自己都忘了吧？（蕭：忘了。）我記得它登在申報上，你自己找來看。唐叔明也是當時的演員，現在還在，還在北京，70多歲了。他是很有名的，但是曇花一現，以后就沒有聯系了。我看可以建議邀請他這個最早的南國社演員參加田漢紀念會。我今天到這里來，多少有點懷舊的感情，這不是南國社，這是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啊。民研會比南國社意義更大了，人才也多。我祝同志們這次會開得成功！接下來，還要發獎。祝一切都能獲得成功！利用這個機會，互相認識一下，互相交流一些經驗，使我們的民間文學事業一天天發展，而不是一天天衰落。這是我的希望。那時，我還是一個中年干部，在各方面都很不成熟，擺在我面前的困難很大，我需要的是支持和理解。當我對自己提出的以加強理論工作為今后民研戰線的重點把握不大的時候，周揚同志當著全國理事們的面所講的這翻肯定的話，無疑是對我這個晚輩的最大支持。我從心眼里感激他。況且他當時心情不好，又是帶病來的。他的講話，當然不只是對我一個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經過周揚同志的闡述，加強民間文學理論研究工作，提高學術水平，就成了全國民間文學戰線的共同認識，為下一步確定民間文學工作的新的方針定下了基調。在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搜集和研究方面，周揚是一位先行者。1958年7月17日，中宣部召開編寫少數民族文學史座談會，周揚在會上提出了在少數民族地區實施“三選一史”（即歌謠選、故事選、諺語選和文學史）的計劃。會后中宣部于8月15日將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史編選工作座談紀要轉發各地，開創了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搜集研究工作的先河。從此開始了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有計劃的搜集和研究，其中包括搜集和出版藏族史詩格薩爾等民族史詩。我就是根據那個報告的安排，被派往青海去執行的。那個文件的批發者，正是當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和中宣部文藝處。記得1961年4月10日，周揚在何其芳主持召開的少數民族文學史座談會上發表過一篇精彩的講話，對大躍進期間興起的群眾性批判運動和學術界出現的“左”的傾向發表了下列意見：“以論帶史這個口號有毛病。以論帶史其結果必然引導人專門講原則，不講史料。研究歷史就是向史料作調查，向文學的地下的史料作調查。以論帶史就是叫青年拿歷史去套公式，從原則出發而不是從實際出發。不能使歷史適應原則。一個人要想成為有知識的人，就要伸出兩手，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國。”他不僅對在頭腦熱昏時期提出的“以論帶史”提出了批評，而且他也不同意在搜集和研究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學上采用陳伯達提出的“厚今薄古”的方針8，而提出了一個“古今并重”的原則。對于整理和研究少數民族的文化遺產來說，如果按照“厚今薄古”的原則，那么，少數民族的幾乎是只流傳在口頭上的民間文學、甚至民族史料，就會因無人問津而被歷史所淹沒。周揚的觀點顯然是對的。這時的周揚，與1958年發表新民歌開拓了新詩的道路時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國家正經歷著三年困難，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治國方針，被大躍進所膨脹了的頭腦已經因缺乏食物而冷靜了下來。周揚當然也不例外。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是1979年文代會期間，由馬學良和鐘敬文兩位先生提議，經周揚同志當場拍板同意，并指令民族研究所負責人、語言學家傅懋績先生負責籌備成立的。因此周揚理應是少數民族文學所的當之無愧的創建者。到1984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召開第四次藏族史詩格薩爾工作會議，周揚欣然應邀到會講話。他在講話中再次把我推薦給到會的來自各地和各民族的史詩研究者們。他說我原來是搞文藝理論的，現在新加入到民族文學和民間文學工作中來，是新的力量，等等。其實，我年輕時是第一個被民研會派到青海去組織格薩爾的搜集和研究的人。周揚同志并不知道我這一段歷史。那年我才24歲，是在蘭州通往西寧的鐵路剛竣工后，乘頭一趟火車去的西寧，那時西寧市的規模還只有一個縣城那么大。那個時期，青海省文聯的王歌行、左可國、徐國瓊等人，在老文藝家程秀山的領導下搜集、翻譯和編印了60多種格薩爾原始唱本，在開創中國的“格薩爾學”上有不可磨滅的功勞。周揚同志這次專門就格薩爾研究作專題講話，對于開展格薩爾的研究，建立我國自己的史詩學具有重要的意義。1984年下半年，為了籌備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第四次代表大會，我到周揚家里向他匯報，他對我說，他身體不好，不能再擔任下屆主席了，讓我和中宣部有關部門商量另擇人選。中宣部干部局負責同志把我找去，他們正在籌劃和考察新一屆領導班子的人選，也征求了我的意見。我推薦鐘敬文先生擔任下屆主席。干部局接受了我的意見。周揚同志當時的處境，文藝圈子里的人，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我能夠理解。但在開會前的一段時間里，還是有人去為自己的一點私利糾纏他。這當然使病魔纏身、已出現輕度語言障礙的周揚相當惱火。因此，在開會前夕，周揚同志給我們寫來了一封辭去民研會主席的信件。信里說：“我因年老多病，近期又住院治療，無力也無法顧及民研會的工作，出于不得已，為了對黨對民研會工作負責，今特提出辭去本屆民研會主席的職務。今后凡有關民研會的一切工作，請找有關領導方面直接請示解決，我不再參與任何意見，對這次會議也不再過問，我擔負民研會工作期間，對于民研會領導中紛爭之事未能解決，工作不好，有負眾托，請同志們批評、指教。周揚 12月12日”我手里拿著周揚同志這封簡短的信件，感覺好像很沉，脊背上不由得爬過一陣悲涼。周揚于開國后不久親手建立起來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雖然在文革中曾經遭到破壞，但還是獲得了新生，可是現在他病倒了，他被人擊倒了（不是被朋友“割傷手指”），他衰老了，無力再顧及它了。令他特別頭痛的民研會機關里的長期紛爭，他雖然盡了全力，在1982年底甚至下決心調整了領導班子，卻仍然未能徹底解決。他的濃重的失望情緒，我是能夠體會得到的。周揚同志把我這個沒有來歷沒有背景的中年干部安排在協會的領導崗位上，惹得那個不甘心失敗的老人在代表大會上大打出手，好一翻表演。好在，在中宣部和文聯等領導機關和領導的支持下，在鐘敬文、馬學良、姜彬、田兵等許多老前輩的幫助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代表大會開得還算成功。后來，周揚一病不起，長期住在醫院里，再后來，變成了沒有思維能力的“植物人”，直到逝世。他一生為中國文藝事業作出的貢獻是很大的，他雖然也犯過許多錯誤，特別是在大搞階級斗爭的年代，但他晚年沉痛懺悔自己的過失，得到了人們的廣泛信賴，他竭盡全力維護和發展改革開放帶來的大好局面。周揚的一生，是不懈地追求真理的一生。作為晚輩，我對他了解很少，但他對我個人的教悔，我是始終銘記的，他永遠活在我的心中。（作者附言：本文吸收了作者的舊作真理的追求者我所知道的周揚同志的一部分。特此說明。）1 周揚談文藝問題，晉察冀日報，見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3月，北京。2 開展群眾新文藝運動文教會上周揚同志總結報告，解放日報1944年11月21日，延安。3 周揚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大會開幕詞，周揚文集第二卷第1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10月，北京。4 鐘敬文周揚和民間文藝，憶周揚第332340頁。5 中國歌謠選，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合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6 這個序言，后收入周揚文集第5卷中，文字上略有改動。7 據個人筆記。8 陳伯達厚今薄古，邊干邊學，人民日報1958年3月11日。此為當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陳伯達應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副主任郭沫若的邀請，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的講話。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