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其它相關論文-激勵相容監管：理性分析與體系構建當前，全球銀行監管框架的發展，已經越來越注重激勵相容，強調銀行機構的商業目標與監管部門的監管目標的一致和協調。在非對稱信息的環境下，由于違規獲利的誘惑力與監管規則的強制力之間的博弈，我國銀行業監管存在諸多問題，影響了監管效率的發揮，為此，本文提出在我國銀行業導入激勵相容監管理念，并從激勵、約束、相容三個層面對我國銀行業激勵相容監管體系的構建提出對策建議。一、銀行業激勵相容監管問題的提出銀行監管作為應對銀行體系脆弱性和金融交易信息不對稱，保護金融交易雙方權益，維護金融安全的一種制度安排，其模式經歷了如下過程：行政命令式監管標準化方法監管現在普遍采用的內部模型監管。但它們都是從監管部門的角度單方面提出的監管措施，都有缺陷。其中最嚴重的缺陷是，在這些監管模式中，監管部門的好惡表現得太突出，不利于促使市場主體對法律和監管規則產生認同感。同時，隨著銀行“逐利”性質的進一步強化，信息不對稱導致銀行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也日益突出，監管部門的監督成本和監督難度大大增加。在此背景下，激勵相容理念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越來越多的國際機構和國家認識到，在非對稱信息的環境下，銀行監管不再是替代市場，而是強化銀行機構微觀基礎的手段，銀行監管并不要在某些范圍內取代市場機制，而只是從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運行，促進銀行體系的穩定高效運行。在此背景下，巴塞爾協議、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以下簡稱新資本協議）相繼出臺，引領各國銀行監管朝著“激勵相容”這一方向演變。在我國，銀行業監管同樣具有非對稱信息研究模型，即委托人代理人模型的全部特征。因此，如何在我國銀行業監管中引入“激勵相容”的全新理念，探索適應我國銀行業實際的監管之路，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首先，由于監管部門代表存款人和股東行使監管權，代表國家行使監管權，銀行業監管存在委托代理關系。其次，監管部門和銀行之間信息是不對稱的。第三，監管與被監管雙方目標函數存在偏差。二、激勵不相容監管的主要表現及負面效應從我國銀行業監管工作的現實情況來看，由于長期以來監管部門片面強調了監管技術和監管手段的引進，而忽視了監管環境和監管文化的建設，因此，激勵不相容的監管思維和做法普遍存在，這不僅直接導致銀行監管效率的損失，同時也制約了銀行機構金融創新能力和綜合競爭實力的提高，給我國銀行業的健康發展帶來了種種問題。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嚴厲管制導致激勵功能基本喪失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銀行業一直實行嚴厲的金融管制，這種帶有濃厚行政色彩的監管體制和思維方式根深蒂固，直到今天還影響著監管部門的決策和行為。在“家長制”式的金融監管模式下，監管部門對銀行機構實行嚴厲的金融管制，帶來了監管權力尋租、服務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弊端，而更為突出的問題則是金融監管對金融創新的激勵作用基本喪失，金融創新被嚴重遏制。一方面，過于嚴厲的合規性監管因為法律規章相對滯后而壓制了銀行金融創新的主觀能動性。另一方面，過于嚴厲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銀行金融創新的有效空間，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金融創新活力不夠。（二）負向激勵誘發違法違規行為迭出在銀行業監管力度不斷加大的背景下，各種惡性違法違規事件仍在不斷發生。原因盡管是多方面的，但是銀行監管效率的低下和銀行機構內部控制的不足卻是最重要的因素。現代管理學認為，任何一種組織行為都會產生激勵作用，不是正向激勵，就是負向激勵。由于對違規者懲處過輕、對經營者約束不夠，金融監管和銀行內控不僅起不到應有的懲處和約束作用，而且導致違規獲利的巨大誘惑力與監管規則相對較弱的強制力之間出現嚴重失衡，客觀上促使和誘發了違法違規行為的發生。（三）監管越位導致“三大支柱”人為割裂在傳統監管體制和模式下，監管部門集貨幣政策、金融監管和金融服務于一身，而且承擔著“最后付款人”的責任。因此，金融監管被過度擴張，凌駕于銀行內控和市場約束之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銀行內控和市場約束。事實證明，金融市場過分依賴于監管部門，不僅會造成金融監管和銀行內控、市場約束之間的人為割裂，而且會大大削弱銀行內控和市場約束的作用，導致銀行監管成本與收益的失衡。一方面，監管效率難以提高。另一方面，監管成本居高不下。三、我國銀行業激勵相容監管的構思（一）激勵：改善銀行外部監管的必然選擇1、建立金融創新激勵機制。一是要逐步糾正和扭轉過去加強監管就是要“踩剎車”的錯誤認識，而要成為推動銀行金融創新的“加油器”，促進整個銀行業保持應有的活力，特別是要改變市場準入監管的觀念，對進入市場的各個主體在承擔責任的能力方面給予規范，而在市場準入監管上可以適當放松或寬松，只要法律法規沒有明文禁止的業務，銀行機構都可以大膽進行償試。二是建立金融創新目標導向和風險提示制度，告知創新產品的潛在投資人，關于兜底收益的契約是無效契約，可以要求所有有可能經營這一業務的市場主體不間斷地公示這個信息。三是建立創新業務績效評價制度，定期分析各類創新業務的成本利潤率、相關業務支持率、資產風險度、內控管理等指標，建立必要的考評機制，對考評不及格的創新機構強令其從市場退出。2、實施監管事先承諾制度。監管事先承諾，是指銀行對自身的風險控制水平事先向監管部門承諾，承諾在一定時期內的累積損失不超過一個最大限額，從而依據事先預測可能出現的最大損失留有充足的資本準備。在這一損失最大限額內，由各銀行自行管理和控制風險，監管部門不再介入；如果在此期間任何一個時點違反了這一承諾，即損失超過了預定限額，監管部門就會介入其具體活動，對其進行處罰。在這一制度安排下，監管部門而要做的就是通過設計或選擇一種合適的激勵懲罰機制來涵蓋監管對象任一水平的風險暴露，分析問題機構風險損失的起因，對于個別機構的冒險行為和整個行業面臨的風險導致的損失按照區別對待原則予以懲罰，對于執行事前承諾較好的機構予以獎勵。3、不斷完善銀行差別監管。在監管過程中，監管部門對銀行機構的評級結果要與監管收費、機構和高管人員的準入、新業務和新服務的開辦、現場檢查的實施等緊密聯系起來。具體來講，就是對于那些發展穩健、管理規范、合規守法的銀行，實施激勵的鼓勵性監管，減少現場檢查頻率，支持和促進其創新能力的提高，反之則實施嚴厲的懲罰性監管，增加現場檢查頻率，并對違規事件予以及時嚴厲的查處，從而激勵銀行從節約成本、加快創新的角度考慮來加強自己的風險管理，提高自己的評價等級，促進其穩健經營，而不是滑向有問題銀行的邊沿。實施差別監管，不但可以提高監管效率，降低監管成本，而且可以對銀行及其投資人（股東）起到相應的激勵作用，以此推動銀行業的持續發展，構造銀行業良性有效可持續發展的生長機制，真正建立銀行機構市場優化制度，形成有進有退、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二）約束：充分發揮市場力量的制衡作用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市場約束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強化信息的披露，充分有效的信息披露是市場約束發揮作用的基礎。對于監管部門而言，一是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明確銀行信息披露的標準，并強制其按照所制定的標準進行披露。二是要結合銀行股份制改造工作，推動會計制度的國際化，提高會計信息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三是要加強對社會公眾金融法律法規和風險防范知識的宣傳，增強其對銀行所披露信息的識別能力和監督意識。2、發揮外部評級作用。目前，許多國家已將信用評級技術特別是將專業評級公司的結果運用到銀行監管之中，并據此采取跟進措施。在新資本協議提出的三種計量信用風險的方法中，外部評級法最為簡單，尤其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對于監管部門來講，一是要進一步整合國內現有的信用評估機構，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培育全國性甚至是壟斷性的權威評估公司，使其具有足夠的權威性和社會公信力。二是要規范評級市場，提高評級質量。三是要擴大商業性評級結果在監管部門和商業銀行的使用范圍，重視參考或引用外部信用評級結果，以對信用風險狀況作出正確識別和判斷。3、強化行業自律監督。發揮自律組織的自律管理職能，是發達國家強化市場約束、完善監管體系的重要經驗。因此，應加強我國銀行業自律組織的建設，使其具有嚴密、詳盡、方便、可操作的自律規章，包括組織紀律、市場規范、道德準則及自我監察的程序規則，特別是對違規違章者的檢查、監督程序及合理的懲戒措施的設計，并有能力推行，確保會員依章運行，維護規章的強制性和有效性，從而填補監管部門為實施激勵相容監管，減少直接管制帶來的監管“空白地帶”，彌補我國銀行監管方式變革中暫時出現的“漏洞”。同時，通過行業規范加強銀行內控機制，使銀行業的風險控制不是被削弱，而是得到加強。（三）相容：實現監管與銀行目標的充分融合1、理念的融合。銀監會成立后，提出了“四四六”的指導思想，倡導審慎監管的全新理念，其基礎是尊重銀行自主權，其手段是發揮銀行在風險管理中的自主性，其目的是促進銀行穩健經營。從世界各國經驗看，監管部門有關審慎監管的規定，亦是銀行風險控制的核心內容，對銀行的穩健經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為此，對于銀行來講，必須在經營管理中牢固樹立“審慎為先”的理念，在監管部門的指導和幫助下，加快建設一個涵蓋基礎體制、決策體制、傳導體制和運行機制的風險管理長效機制，構建一個有效的內部評級體系和“內控優先”的控制環境，切實做到審慎經營、穩健發展，從而實現銀行經營理念與監管理念的充分融合。2、行為的融合。銀行機構要進一步明晰產權關系，建立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真正發揮“三會一層”的作用，形成決策、執行、監督相互協調、相互制衡，激勵和約束相結合的經營機制。同時，積極借鑒監管部門持續監管方法，建立良好的內部審計以及監督、處罰制度，通過實施內部評級方法，推進信貸政策和流程的重組，發揮內部評級在發現和防范風險方面的作用，真正承擔起風險控制的第一性責任。同時，要實現信息共享，包括銀行內部審計信息和外部審計信息、紀檢監察信息，以及監管部門監管信息等方面的內容，使監管與被監管之間的博弈性質在一定程度上由對抗轉向了協作，進而達到相容監管之目標。3、文化的融合。盡管銀行監管和被監管者雙方最終實現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實現目標的過程和路徑不一致，彼此之間就存在文化融合的問題，其切入點是“以人為本”，其實質是培育健康的“風險文化”。銀行要積極吸收和借鑒國外銀行先進的管理經驗，深化用人機制改革，強化全員風險教育，使得在內部風險問題上，能夠做到主動暴露、報告而不是掩蓋和回避；要加強高管人員隊伍建設，破除職務“終身制”、能上不能下的束縛，變任命制為市場遴選，建立高管人員良性循環和競爭模式，降低高管人員因短期行為的選擇而損害銀行長期利益的可能，從而把制度缺陷帶來的風險控制在最小的范圍，真正防范內部人員的“道德風險”。參考文獻1張維迎：詹姆斯莫里斯論文精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國際清算銀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文獻匯編，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8.3蒂米奇威塔斯主編：金融規管變化中的游戲規則，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4中國人民銀行智力引進辦公室:國外金融體系和金融監管的學習與借鑒，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5梁曙霞.試析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互動關系J，北京，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2（5）6郭柱.信用評級與銀行業風險控制J，深圳，深圳金融，2002(11)7袁成剛.對金融監管成本及效益的分析和探討J，北京，金融與保險，2002(12)8白欽先主編：發達國家金融監管比較研究，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9范文波.關于我國銀行業監管的幾個問題的探討J，深圳，深圳金融，2003(5)10何德旭.金融監管：世界趨勢與中國的選擇J，北京，管理世界，2003（9）11呂暉蓉.我國商業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