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論文-中國歷史人口及其在新世界史研究中的意義中國人口規模長期以來一直居世界之首。清代以來，中國的人口規模又有了進一步的膨脹。這便使許多學者自然地從中國這一最明顯的國情特征開始去試圖理解中國近代史中的種種問題與困境。本文將概述新的中國歷史人口研究成果，并糾正最近學術討論中對這些研究成果的成見與誤解。一、“大分流”與中國歷史人口行為特征彭慕蘭(KennethPomeranz)在其2000年的大分流：中國、歐洲及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一書中，通過對歷史上中國和歐洲兩個經濟最發達地區的系統比較，得出了歐洲和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大分岔，是從1800年前后才開始的結論，并對長期以來以歐洲為視角中心的歐洲興起的傳統解釋加以糾正。彭慕蘭認為，我們應該從一個新的認識框架和新的原因中去理解所謂的歐洲奇跡。這個新的框架要求我們拋棄以歐洲為中心的視角。這些新的解釋因素主要包括在與世界其他人口稠密地區同樣面臨著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燃料短缺的情況下，英國如何成功地實現了從使用木材到煤炭的轉變，歐洲在新大陸的擴張并由其所帶來的土地與能源的優勢，以及海外奴隸貿易為西歐所帶來的資源與市場。人口在新的世界史研究中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只有通過說明中國人口比西歐在同時期內增長得更快，才能證明中國的經濟變化過程是“內卷”，而西方的過程是“發展。”二是人口的期望壽命本身是衡量人們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指標之一。三是人口是否能自身調節被認為是影響資本積累的重要因素。彭慕蘭在他的書中引證，西歐國家的人口體系盡管與中國的大不相同，但并未導致更高的期望壽命，也并不具備更優越的控制人口的機制。中國人口規模大，密度高，很容易使人得出中國人口增長率也一直是最高的結論。但事實并非如此。當查看那些提出“內卷”解釋的學者所提供的人口增長數據時，所發現的是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黃宗智所研究的中國江南地區，按他本人提供的人口數據，在13931816的約400年間，人口從4654萬上升至12142萬，年均人口增長率為23。這個在中國最富裕地區的人口增長率略低于同時期包括中國人口在內的全世界人口的增長率。布倫納與艾仁民所提供的人口增長的比較數字是：英國人口由1600年的411萬增加到1800年的866萬，到1850年的1674萬。這兩個時期的平均年增長率為373和1318。_KennethPomeranz2000TheGreat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黃的數據請見Huang1990，第341342頁，表B1。這一地區的人口在1816至1932年間由12142萬減少到9985萬，這可能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國的影響。世界人口由1400年的36200萬增加到。1800年的94500萬，年平均增長率為24。相比之下，其所引用的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在這幾個時點的人口數為2000萬，3233萬與3600萬。這些人口變化所代表的年平均人口增長率分別為24和215，僅為英國同期水平的23與16。無論是江南還是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19世紀中以前人口增長速度都明顯地低于英國。二、“現實抑制”還是中國式抑制略具諷刺意義的是，持馬爾薩斯觀點來解釋中國歷史的人經常搬出一個連馬爾薩斯本人都已明確否定的假設。這個假設便是死亡率危機，尤其是災荒，對于控制中國人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一死亡率危機解釋對于中國史學者的吸引力很類似于50年前“農業危機”對歐洲史學者的強大誘惑力。黃宗智所引用曹樹基對太平天國、回民起義、及北方大旱在1851至1877年間所造成的大規模超常死亡，便是這方面最新的例子之一。黃與曹等人在此所選定的歷史時期，18511877，令人疑惑不解。這是因為曹所指的造成2300萬人死亡的北方大旱發生于1876至1879年，幾乎完全在其所指的歷史時期之外。盡管我們在2002年的文章中已指出這一史誤，黃在一年多后的中文譯文中，仍對此不加認識與糾正。當書中有關死亡率的一章未提供對這類死亡人數的推算，同時在我們描述中國人口在17502050年之間爆炸性地增長的輪廓圖中沒有能反映出人口規模在某些時期的減少時，曹與黃等人便從他們的假設出發指責我們想要“將19世紀的巨大災難從人口統計記錄中抹掉”。而事實上，我們自己在對不同歷史人口的微觀分析時曾多次報告過死亡率在某些短期時間內的明顯上升。我們曾發表了數篇對北京和遼寧地區歷史人口死亡率趨勢與波動分析的文章，并記錄了死亡率的時間變化。例如，在對遼寧道義屯的歷史人口分析時，我們報告了人口期望壽命在17741873年之間曾有大幅度的波動。男性人口在虛歲一歲，約相當于周歲六個月時的期望壽命，在這段時間內曾波動于3145歲之間，而女性期望壽命則在2535歲之間變化。正如其他曾對中國與歐洲歷史人口的死亡率做過比較研究的學者得出的結論_RobertBrennerandChrisIsett.2002,p.620,Table2。馬爾薩斯本人注意到了有關中國災荒的頻繁報告，但同時也認識到：“在中國，所有報告表明即使是最嚴重的災荒的痕跡也很快消逝掉了。”Malthus，17981992，p49JeanMeuvret.1946.LescrisesdesubsistenceetladmographiedelaFrancedancienrgime.(CrisesofsubsistenceanddemographyofAncienRgimeFrance).Population1:64350.曹樹基，2001第455689頁；黃宗智，2003，第171頁(見曹樹基，2001；何漢偉，1980，光緒初年華北的大旱災，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LillianMLi1982“Food，famine，andtheChinesestate”JournalofAsianStudies41(4)：687707)曹樹基、陳意新，2002，第44頁；黃宗智，2003，第171頁。見CameronCampbell(康文林)andJamesLee,1996.Adeathinthefamily:householdstructureandmortalityinruralLiaoning,life-eventandtime-seriesanalysis,17921867.HistoryoftheFamily:AnInternationalQuarterly1(3):297328；CanaeronCampbellandJamesLee,2000.Pricefluctuations,familystructure,andmortalityintworuralChinesepopulations:householdresponsestoeconomicstressineighteenth-andnineteenth-centuryLiaoning.InPopulationandEconomy:FromHungertoModernEconomicGrowth,editedbyTommyBengtssenandOsamuSaito.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JamesLeeandCameronCampbell,1997.FateandFortuneinRuralChina:SocialOrganizationandPopulationBehaviorinLiaoning17741873.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JamesLee,CameronCampbell,andWangFeng,1993.Thelastemperors:anintroductiontothedemographyoftheQing(16441911)imperiallineage.I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