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士紳桑國權桑盛璽（1900-1969），字國權，生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午時，卒1969年6月17日于臺灣，葬在小郢后（大郢山西），娶楊氏，繼娶江華軒次女，又娶任素珍。子三：坤家（子三：和浩，和蕩，和九，女四），巽家（子三：喬寶、雪寶、宏寶，女三），增家（子三:和藻、和雪、和概，女二），女五：潤家、素家、叔家、潔家、明家。桑國權，從小家境貧寒，家里沒有土地，沒錢讀書。時任桑家族長的桑盛鈞（字秉衡，1885年-1941年）發現他聰明過人、機智靈活，是可造之材，就用祠堂公款培養他讀書，后來他考取鳳陽師范學校。鳳師畢業后，桑國權和胡坦一起在戴巷教過書，不久又被任命為桑大郢鄉長（國民黨桑大郢聯保主任、聯隊大隊長），同時兼任桑家族長。桑國權秉承幾百年來桑家政治中立的傳統，同時也深諳動亂年代的政治平衡之道，雖然身為國民黨鄉長，但對共產黨新四軍和抗日武裝也保有同情和支持，不失民族之大義。他和汪道涵、趙啟民、胡坦、張伯鄂（桑的義子）等許多共產黨人士多有來往，有十幾位新四軍地下人員以幫工的身份長期住在桑家。桑國權曾經給新四軍捐了七千斤糧食，也曾代表桑氏家族為國民黨捐助了許多抗日物資（受到國民政府的嘉獎）。桑家渡口，在桑國權的默許下，后來就成了共產黨新四軍轉運物資的集散地，成了新四軍過往女山湖南北的紅色通道。據汪道涵《關于嘉山縣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始末》一文記載，1940年春，桑國權和汪乃遷組織的800人的自衛隊有一大半被汪道涵整編到抗日武裝隊伍中，成立了殷莊抗日游擊隊，隸屬于新四軍十團編制，可見其在大是大非面前是經得起考驗的。他后來雖然受日偽桑戴區區長徐進賢之托，任大郢鄉偽鄉長，但他不做與新四軍為敵、與人民為敵的壞事，雖有“偽”之名，而無“偽”之實。這也就解釋了他為什么數次被抓，數次都能被平安獲釋的道理。當時國民黨曾懷疑桑國權通共，說他家當時收留的都是共匪。國民黨秦縣長準備除掉桑國權，帶二十多條槍來蘇巷要法辦桑國權，由于桑事先得到消息，也準備了二十多條槍，秦看情況不妙，就沒有動手。曾任安徽省副省長胡坦同志，在提及桑國權的為人時，介紹了一件事：在抗戰緊張階段，汪道涵同志的愛人戴夕可偶然生病，而且病得很厲害，不便隨軍療養，當即寫信派人把夕可同志送交與桑國權，叫他對這一病員要十分重視，妥為保護，善與醫療，適當調養，直到完全恢復健康，將記你一大功。桑果小心翼翼，一一照辦，讓老婆細心照料二十多天，直至康復，出色地完成任務。從中可見，汪道涵對桑國權不是一般的信任。胡老說，桑國權雖頑不硬，這樣的人是可以教育爭取的。1945年4月，朱云謙率領新四軍四路大軍，發動全面消滅舊縣、津里以及桑、戴各地頑政權的戰斗，“四霸天”有的當場擊斃（如潘秀琪、偽大隊長李超），有的逮捕開公審大會法辦（如呂介甫）。唯獨桑國權只帶去加強教育，叫他相信政策、認清形勢，幾天后就放他回去了，因為他為新四軍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解放后，國家百廢待興，許多政策還不明朗。桑國權為安全起見，于1951年出發去香港，在那里暫住幾個月，1952年到了臺灣，進了當地的養老院，那邊稱作“仁愛之家”。1969年桑國權病逝于臺灣，1989年，兩岸關系緩和，桑和梅父親桑永黎等一行十二人將桑國權的骨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