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六十載縷縷絲綢情桃李天下鬢發霜——陳鐘陳鐘原浙江絲綢工學院副院長教授陳鐘，1939年畢業于浙江省立高級蠶絲科職業學校，1944年畢業于國立中央技藝專科學校蠶絲科。1946年任浙江省立杭州蠶絲職業學校專業教師。1950年兼任設在蕭山坎山鎮的制絲分部主任。1952年任杭州紡織工業學校副校長。1953年10月任杭州虎林絲廠副廠長，主管生產和技術。1956年參加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的籌建規劃,并任該廠總工程師。1961年10月調任浙江絲綢專科學校副校長。1970年參加浙江省自動繅絲機研究小組,1972年ZD72-1型自動繅絲機通過鑒定。1973年負責浙江省烘繭技術研究，先后完成了“煙道氣推進式熱風烘繭機”和“76-1型循環翻網熱風千繭機”的研制，研究小組獲得全國紡織工業科研技術先進集體獎,“76-1型循環翻網熱風千繭機”被列入《全國紡織工業科技重要成果表揚冊》。陳鐘科研項目“微波技術應用于蠶繭千燥的研究”獲得浙江省科委三等獎。2009年入選“浙江教育十大影響力人物”。兼《中國大百科全書·紡織》編輯委員會委員、絲綢分支編寫組副組長。曾擔任中國紡織學會理事，浙江省紡織工程學會理事、副理事長、理事長、名譽理事長，全國桑蠶品種審定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明獎評委會紡織組成員,浙江省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屆人大表,第五、第六屆人大常委會委員，浙江省科協委員，浙江省人民政府經濟建設咨詢委員會委員，浙江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等。2006年獲得中國絲綢協會頒發的全國繭絲綢行業終身成就獎。1991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19年6月4日去世。陳鐘我1919年9月出生,老家在杭州余杭良渚。1935年7月,考進浙江省立高級蠶絲科職業學校。1939年7月畢業后,先在四川絲業公司第五制絲廠任技術員,后去國立中央技藝專科學校蠶絲科讀書。1942年畢業后先后擔任四川省第六蠶業督導區督導員、四川絲業公司第一制絲廠技術員。1946年5月返回浙江,在浙江省立杭州蠶絲職業學校任專業教師,從此開始了我的教學生涯。當時正值抗日戰爭勝利不久,浙江省立杭州蠶絲職業學校的校舍被日軍炸成了一片廢墟，教學樓、實驗室、圖書館和學生宿舍都需要重新建造，當時我參與了規劃和重建，學校于1948年1月建成并投入使用。1949年杭州解放，我作為浙江省立杭州蠶絲職業學校的校務委員會成員、教導主任，參與領導新生后的浙江省立杭州蠶絲職業學校，學校那個時候一年招兩百多個學生。（前排右）考察自動繅絲機1950年兼任設在蕭山坎山鎮的制絲分部主任。1952年任杭州紡織工業學校副校長。1953年10月任杭州虎林絲廠副廠長,主管生產和技術。1956年1月赴北京參加制定當時亞洲規模最大的絲綢企業——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杭絲聯)的籌建規劃，并任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簡稱“絲聯”)總工程師。從擬訂籌建計劃到機器設備選擇、安裝，從工人培訓到投入生產,白天黑夜都撲在杭絲聯的籌建工作上。（中）視察制造車間(右）主持學生論文答辯會，1991，杭州該廠的機器設備選用的都是當時世界一流的：繅絲主機采用日本產自動繅絲機，絲織機采用日本產自動換梭織機，印染設備采用德國和瑞士的先進設備。由于大家一起夜以繼日地工作,廠的建設進度很快,僅兩年時間第一期工程就建成投產。投產不到半年，就遇上了“大躍進”。原先定下的經過嚴橋訓才能上崗的用工制度被破壞了。1958年下半年,大批工人從其他廠抽調到了杭絲聯,未經培訓就上崗。由于他們對自動繅絲機操作不熟，產品出現了質量問題。有些人認為自動繅絲機是資本主義的東西，還不如立繅機好。我認為，引進國外先進設備,不是資本主義傾向,而是為了發展生產。自動繅絲是個方向，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可以提高產量。其用工僅為立繅機的三分之一。眼前的不適應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國的蠶繭解舒絲長短與日本的蠶繭有較大的差別；二是工人的操作技術跟不上。在家中(柴田攝),2009年,杭州

為了提高產量和質量,我編寫了《自動繅絲機》一書，親自講課，對首批工人進行技術培訓，并提出要研究、制造適合中國蠶繭特點的自動繅絲機。1961年10月調任浙江絲綢專科學校副校長。1970年，我參加浙江省自動繅絲機研究小組。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研制適合中國蠶繭特點的ZD72-1型自動繅絲機獲得成功,于1972年通過鑒定,并由杭州紡織機械廠投入生產。該型號自動繅絲機適合中國蠶繭的特點,繅絲質量穩定,機械結構設計合理，自動化程度進一步提高,深受繅絲企業的歡迎。1973年，我擔任浙江省輕工業研究所和浙江絲綢工學院合作的烘繭技術研究小組的組長，進行蠶繭干燥理論、工藝和設備的研究。烘繭是關系蠶絲質量的重要環節,烘繭質量的好壞影響到蠶繭的解舒率、絲長和絲質。我們科研小組下蠶區、去繭站，從基礎調查研究開始，進行烘繭基礎理論模式試驗，研究出烘繭溫度、熱空氣流速與繭質關系的干燥曲線圖。在解決基礎理論問題的同時,又進行烘繭工藝和設備的研究,先后完成“煙道氣推進式熱風烘繭機”和“76-1型循環翻網熱風干繭機”的研制,并獲得全國紡織工業科研技術先進集體獎,“76-1型循環翻網熱風干繭機”被列入《全國紡織工業科技重要成果表揚冊》。我曾擔任中國紡織學會理事，浙江省紡織工程學會理事、副理事長、理事長、名譽理事長,全國桑蠶品種審定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明獎評委會紡織組成員，浙江省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屆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屆人大常委會委員，浙江省科協委員，浙江省人民政府經濟建設咨詢委員會委員，浙江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等。1991年7月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我們在國內率先研究將微波技術應用到蠶繭干燥中。我們認為,用波加熱能使蠶繭從蛹體到繭層的水分快速蒸發,不僅干燥時間短，效事高，而且能保護絲膠，提高絲的質量，解舒率高，生絲色澤好。經過反復試驗，確定了最佳蠶繭微波干燥工藝，這一課題獲浙江省科委三等獎。接著,我們又進行絲素細微結構形態研究，這是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為紡織材料研究和蠶絲的綜合利用打下了理論基礎。1978年4月，我任浙江絲綢工學院副院長、碩士生導師。1984年，我退居二線，任浙江絲綢工學院顧問，直至退休。20世紀90年代初，面對繭絲綢產供銷經營管理體制不順等問題，我以浙江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的身份，建議浙江省實行貿工農一體化的繭絲綢經營管理體制，推動了絲綢業的恢復和發展。2.我和絲綢的不解情緣錢同源趙廉原四川省絲綢公司總經理助理、高級經濟師·錢同源，原浙江省絲綢公司經理，黨委書記，教授級高級工程師·1954年畢業于南充蠶絲學校制絲科。·1953年畢業于浙江省立杭州蠶絲職業學校制絲科。長期從事絲綢技術和管理工作，先后擔任《絲綢》雜志主編、浙江省輕工業局副局長，兼浙江絲綢科學研究院院長。·1980年任輕工業廳副廳長、黨組副書記。·1983年任浙江省絲綢公司經理、黨委書記。·1986年組建浙江省經濟信息中心，任主任。·1989年任省絲綢公司總工程師。任職期間制定了浙江省絲綢“八五”“九五”科技規劃。·1998年擔任華秦絲綢有限公司董事長。主持浙江絲綢科技工作時期，“YG541型織物折皺彈性儀”獲浙江省1979年度優秀科技成果獎二等獎，“GB8391-83紡織織物-回復角表示折疊試樣折痕回復性的測試”獲國家標準局頒發1986年度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生絲浸泡技術”獲國家1996年度科學技術進步獎三等獎，“真絲綢星形架精煉工藝及設備”獲國家1995年度科學技術進步獎三等獎，“高精度印花制版新技術研究”獲國家1999年度科學技術進步獎三等獎，“D301自動繅絲機(D301A型自動繅絲機)”獲國家1992年度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絲綢印花、提花電子技術應用研究”與“絹紡原料精煉設備及自控技術”獲二委一部國家“八五”科技攻關重大科技成果獎。主持編寫了《自動繅絲機工藝設計辦法》《自動繅絲機操作規程》《絲綢標準手冊》等書。撰寫論文50多篇，發表在《質量管理》《絲綢》等刊物上。曾為浙江省第七屆政協委員，浙江省科協第三、六屆委員，曾兼任浙江省紡織工程學會第三屆副理事長和第八、九屆理事長。被國家二委一部授予“國家‘八五’科技攻關先進個人”稱號。2006年獲得中國絲綢協會頒發的全國繭絲綢行業終身成就獎。1925年全省產繭量38500噸，產絲量約2800噸，創歷史最高年產量糊里糊涂地報了這所學校，誰知道就這么干了一輩子的絲綢事業我是1935年農歷三月初七(公歷4月9日)出生的。老家在杭州，我父親是小學教師。我出生后不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我們舉家避難到了鄉下(杭州留下)。1937年年底，戰事稍稍穩定以后，我們又搬了回來，住在一所小學里面。我算近水樓臺吧，虛歲4歲的時候，就跟著我哥哥到學校去上課，在旁邊坐著。5歲我就上學了，在飲馬井巷小學，就是現在的飲馬井巷那個地方。1947年年初，我去考了杭州市中正中學，中正中學是為慶祝蔣介石六十大壽創辦的。我很天真，說這個學校肯定是國立的，誰知是私立的。就在現在的瑪瑙寺那個地方，我讀了一年。因為我要申請免費，一年以后，學校有個規定，一定要現役軍官子弟才可以免費，我沒辦法就退學出來了，又去考了杭州市中山中學。所以一個蔣中正，一個孫中山，我跟他們還是有緣的。我從中山中學讀到初中畢業。糊里糊涂地報了這所學校，誰知道就這么干了一輩子的絲綢事業初中畢業后，我原來的志愿是考師范學校，子承父業，當個老師。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中山中學想辦高中，要我留下來，因為我那時已經是共青團員了(共青團當時叫作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是學校的骨干嘛，可以一邊工作一邊讀書。但是一個多月過去，教育廳沒有批準，說這所學校太簡陋了，不具備辦高中的條件。這時候其他學校都已經考完，只有一個蠶絲學校還在繼續招生，我就去考這所學校了。這所學校叫作浙江省立杭州蠶絲職業學校，就是后來的浙江絲綢工學院，是現在浙江理工大學的前身。它的歷史應該說很悠久了，跟浙江大學同齡的，是杭州太守林啟于1897年創辦的。林啟創辦的一個是蠶學館（浙江理工大學的前身)，一個是求是書院(浙江大學的前身)，還有一個是養正書塾(杭州高級中學的前身)。這所蠶絲職業學校當時在杭州應該說還是有名的。因為它是職業學校，去考的學生差不多都是家里比較苦的，從農村里來的人也蠻多的。學校有兩個科：一個是蠶科，養蠶的；一個是絲科，制絲的。我也不懂什么養蠶、制絲。老同學跟我介紹：養蠶科就是到農村去，指導農民養蠶；絲科就是到工廠去。我想法很簡單，既然可以到工廠當工人老大哥，那就報絲科吧。就這么陰差陽錯，糊里糊涂地報了這所學校，誰知道就這么干了一輩子的絲綢事業。這所學校是三年制，相當于現在的高職。當時的技術難題主要是煮繭煮出來之后，容不容易繅絲1953年，我被分配到浙江制絲一廠，正好趕上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這個都是在大發展的時候，工廠要準備開雙班，招了一大批新工，缺少技術員嘛。我們實習的時候，畢業實習就在這個廠，廠長要了我們三個人，1月19日去報到。放寒假的時候，也就是工廠放春節假的時候，回過頭來再到學校去畢業考試。我在制絲一廠從1953年干到1961年，總共八年，主要是做技術員，開始就是在車間里面做煮繭技術員。那么為什么要煮繭呢？就是在繅絲之前，要把繭子絲膠軟化溶解，這屬于比較關鍵的工序，是比較吃香的。實習的時候，好多同學都爭著要做這個工序，我是學生干部嘛，總要先讓一讓。我實習的時候重點不是這個，而是最后一道工序——整理把關。后來我終于被選拔到煮繭這個工序，在這道工序上干到1956年。當時的技術難題主要是煮繭煮出來之后，容不容易繅絲1956年，我報考大學，考到了東北地質學院。因為身體不好，我不適應，就退學回來了。當時我是調干生，輕工業廳介紹信上注明“回原單位原崗位工作”。到廠里報到之后，人事科科長說，我們現在生產科缺人，要辦工長訓練班，想請你去上課。我教繅絲各個工序的技術，這些工人、干部也不完全都是脫產的，是抽出來上課的。白班一個，夜班一個，屬于業余培訓。一個禮拜上幾天，同時我還搞生產調度，搞一些技術試驗研究。當時我們有些繭子烘得過干了(俗稱老烘)，這個繭絲解離時容易斷，需要補濕，讓絲膠軟和。在一個密閉的倉庫里面，給繭子加濕度，辦法是很土的，就是用一個盛水的缸，蒸汽通進去冒出來。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控制補濕的量，測定各個角落的濕度是不是均勻。假如說不均勻，以后繭子煮出來也不均勻，繅絲也就不均勻了。當時的技術難題主要是煮繭煮出來之后，容不容易繅絲1960年之后，我被借調到輕工業廳辦的一個全省繅絲廠工長訓練班教了三個月的課。訓練班結束后，領導告訴我，你不要回廠里了，調你到絲綢局了。雖然我已經被調到絲綢局，但廠里一定要我回去。回去干什么呢？去收一期繭，去做督導員，到海寧的各個繭站去跑，做“欽差大臣”去。那個時候規定，每個廠都要派一名副廠長去做這個工作。廠里認為你反正要調走了，先把你借回來，讓你去頂一下這個位置，繭子收好以后就可以去局里報到。我在絲綢局是技術員，也是到處跑，平時都在廠里指導一些技術問題。我在廠里面有實際工作經驗，互相交流的時候，也算小有名氣。生產科科長、技術科科長、生產廠長，還有煮繭的技術員，他們有不同觀點的時候會打電話來，要我們的科長，應該說是技術權威嘛，要他去幫著解決問題。后來科長就叫我去了。我每次都是先到車間去看看，再分頭聽聽他們的意見，還有我自己的想法，都糅合在一起，提出意見措施，讓他們試一下。試出來好了，那么就皆大歡喜了。當時的技術難題主要是煮繭煮出來之后，容不容易繅絲，這個叫“解舒”，就是這個繭絲離解容易不容易。解舒好的話，車速就可以開快，出絲產量也高了，絲的質量也好了。還有個嘛，就是消耗低了，我們叫“繅折”。關鍵的就是看它煮熟的程度，太熟了，這個緒絲拉得很多，消耗就大了。太生了，這個繭絲就拉不動，拉不動就容易掉下來，所以生熟要適當，我們叫“適煮”。當時的技術難題主要是煮繭煮出來之后，容不容易繅絲我在技術崗位上一直干到1964年吧，1953年到1964年有12年，真正是做技術工作的。自找壓力，總想把《絲綢》雜志恢復起來1965年，我被調到《絲綢》雜志做編輯。但是好景不長，1966年“文菲”開始了。《絲綢》是純技術的雜志，也刊登一些管理方面的文章。每期都有一篇評論，都是請一些領導寫的，或者我們寫好，請領導看后修訂署名。每一個時期都有所謂的中心工作，就是說這一段時間要抓什么為主。以節約原料為主，那么就要寫這方面的文章；以技術革新為主，那么武寫技術革新應該怎么做，帶點政論性的。1971年4、5月份，浙江絲綢科技情報站成立。當時，紡織部和輕工部合在一起了，全國成立了17個全國性的科技情報站。棉紡的、毛紡的，還有什么煙草的、皮革的，等等。這個絲綢情報站就設在我們浙江，《絲綢》雜志跟這個情報站合在一起。我不是搞絲綢的嘛，就到情報站去負責了。這個時候開始算做個小頭頭，正式負責絲綢情報站的工作，絲綢情報站全稱就叫“浙江絲綢科技情報服務站”。不帶“省”字。省科技情報所一個同志跟我說，這個“省”字不要，就可以體現你是全國性的，是設在你浙江的，你“省”一掛的話，就局限是浙江省了。所以實際上我們就是為全國服務。當時我們也是自找壓力，總想把《絲綢》雜志恢復起來。所以一開始就搞了一個《絲綢情報》，打字油印，內部發行。慎重起見，注明“內部發行，注意保存”。情報嘛，我們一方面是國外的情報要搜集，另一方面國內的東西也要搜集交流。下到工廠以后，我們會問問技術人員，你們有沒有看過這份雜志？你們可以讀讀，有些什么意見可以告訴我們。技術人員說，我們不知道有這個東西。我就去問他們廠長。廠長說這個我收到抽屜里了。我說怎么放在抽屜里，他說你不是說注意保存嗎，注意保存就保存在抽屜里。自找壓力，總想把《絲綢》雜志恢復起來到1973年或者1974年，雜志就改為鉛印了，改名叫《絲綢通訊》。《絲綢通訊》的文章就比較多了，也有一些管理方面的，每一期都有。管理方面的文章比較難寫，“文革”的時候，一定要送到輕工業廳革委會，請他們領導把關、審批。但送上去以后往往就沒有回音了。我這里鉛印要送到印刷廠去排版、校對，還要這個那個。我就一式兩份，一份送上去請他們審查，-一份就到印刷廠排版、付印去了。在送上去的文章上面我改了一個字，一般向上行文末尾都有一句：“如無不當，請批示。”我把它改為：“如有不當，請批示。”如果你一直沒批示下來，就說明沒有不當，那么以后你要來處理也賴不了。當然，如果真有什么問題，我也要負責的。等到我們這個出版了以后，他還沒批下來呢，我們也不去催了，催了嘛使他尷尬，就是這樣弄的。自找壓力，總想把《絲綢》雜志恢復起來1976年《絲綢》雜志復刊，也就是絲綢這個情報站辦的。這是我們自找壓力，實際上上面也沒有說，一定要搞這個，但是我們好像從事這方面工作，總想把這方面工作做得好一點吧。當時單位里大概五六個人，我們基本上是比較有規律的，就是多少時間是審稿，多少時間是付印，多少時間是下廠。另外還搞一些情報的互相交流，比如說我們去講講那個國內外搜集來的，現在發展的趨勢什么的。特別重視的就是情報的效果，我們搜集了一些情報，通過交流或者提供這個情報資料，人家在生產上應用了，取得了生產效果。這個絲綢情報站當時只有浙江有一個，那么其他呢，他們都是在研究所自己內部的情報站，實際也就是我們的“腳”。我下去主要到廠里找些生產科和技術科的人，到研究所找他們的情報站。我們是輕工業廳嘛，就是一個班子兩塊牌子，還有個叫輕工業情報站，就要負責輕工業的情報，我們也抽出機會去參加鹽業、皮革、陶瓷等類別的，做一些交流。從專業來講，我是負責紡織和絲綢的；從面上來講，我是負責科技和教育的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省委就把我調到省委材料組整理材料。大概不到一年，我就被任命為輕工業廳副廳長了。當時還叫輕工業局，好像是這樣。大概1978年或1979年，就改為廳了，因為原來就叫輕工業廳。“文革”時成立了革委會，一輕二輕合并就叫輕工業局。我主要分管科技、教育，還有紡織和絲綢。從專業來講，我是負責紡織和絲綢的；從面上來講，我是負責科技和教育的。我搞輕工科技情報和絲綢情報呢，對我也是有一個好處的，就是我的知識面擴大了。再到輕工業廳去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我自己認為還是比較滿意的。我們在浙江省搞情報交流的時候碰到一個鹽業情報站的同志，他說他的鹽業情報站設在舟山(岱山)的鹽場，岱山的這個鹽業研究所也是在一個很偏僻的鹽場。他說他們信息都不靈光的，而且通信也很不便。他們這個情報工作應該怎么做呢？我到輕工業廳當副廳長以后，就去跟岱山縣的領導商量，我說研究所應該要接觸實際，但是不一定要設在鹽場。就好像化工研究所，過去一定要去巨化，或者一定要到廠里面，我說現在不是這樣的。是不是能夠把它弄到岱山縣城來，我輕工業廳出一部分錢，你縣里面出一部分錢，縣長說好啊。哪一年我就記不清楚了，反正是80年代吧，造好房子以后鹽業研究所就搬過去了，他們都是一直很記掛我的。有一次省科協開代表大會的時候，舟山有個同志，舟山科協的副主席，正好坐在我旁邊。他說錢廳長你不認識我了？我說很抱歉，你是哪里的？他說我原來就是岱山鹽業研究所的，現在在舟山市科協了。他說你為我們出了力，這個鹽業研究所搬到縣里后，起色很大。因為交流方便了。在農村里面打個電話都不方便，怎么搞情報呢，是不是？1979年初，我看到紡織部有個簡報，刊載了清河毛紡廠怎么開展全面質量管理，怎么提高質量什么的。我就做了個批示，我說這個是不用花錢的一個很好的措施。我說請絲綢公司、紡織公司的領導帶隊，帶領技術人員一起到清河毛紡廠去學習，我和他們一道去了北京。那次下著大雪，我們就住在崇文門的一個小旅館里面，每天一清早要換三趟車，到那個清河縣(北京的一個郊縣)的清河毛紡廠去學習。清河毛紡廠又介紹我們到機車車輛廠學習，說他們那兒也搞得好，回來以后我們就在旅館里面定好規劃。一起去的這兩個廠，一個是杭一棉，一個是杭州綢廠，有副廠長，有生產科科長，回去就要開展全面質量管理。從專業來講，我是負責紡織和絲綢的；從面上來講，我是負責科技和教育的我回來后就在輕工業局的局長會議上提出來，讓會議安排半天時間，我去講這個全面質量管理。輕工業很復雜，我就事先到肥皂廠、東南化工廠、杭州煙廠，還有紡織的，還有絲綢的一些廠里，把那里一些例子收集來。不是要用什么數據統計嗎？我就講了這個TQC(Total

Quality

Control的縮寫，全面質量管理)，當時還是很有趣的。所以呢，在全省當中TQC在我們輕工行業開展是比較早的，以至全省質量管理協會成立的時候，他們就把我弄去當副理事長了。當時我們的絲綢公司，不是那么景氣，倉庫里面積壓的東西很多，銷不出去。產品質量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貨不對路。原來我也不是那么清楚，我去了以后就發現，當時這個計劃經濟管得太死了：絲綢公司同工廠是個上下級的關系。絲綢公司決定計劃生產什么東西，工廠就生產什么東西。而絲綢公司這個計劃呢，本身也沒有市場觀念，而是根據老一套的，比如說原來哪幾個品種好銷，就組織去生產。但是，市場是在變化的，你說現在好銷，過段時間就不好銷了，產品就都積壓了。還有一個，我們對外貿易有個“四按”，就是按質、按量、按品種花色、按時間。比如說一個花有四個色，它印花的時候，三個顏色比如說是好的，是好做的，就印花印上去了，還有一個是不好做的，他就不做了，放在那里。我是1983年的9月份到絲綢公司的，它是全國成立絲綢總公司時，獨立出來的。本來都是工業在紡織部，外貿在經貿部，那個時候叫外貿部嘛，后來單獨成立了所謂托拉斯，要求各個省的絲綢公司也要單獨出來。就說你這個規格升級了，本來是相當于輕工業廳下面處一級，那么你單獨了怎么辦？其實那時候我跟翟翕武同志講，我不適合當一把手，我說一把手調和人事，要綜合各方面的關系，我喜歡搞單一的一個事情，搞技術比較好一點。他說沒人，一定要我去。我是學絲綢的，共產黨員要服從組織分配，這是最起碼的覺悟，我就去了。共產黨員要服從組織分配，這是最起碼的覺悟，我就去了你老不交貨，外貿就說你這個交貨不及時。倉庫里只有三個色，還有一個色沒配好，所以交貨交不出去，時間一長，這個綢緞在倉庫哪個位置，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去了以后就強調了兩個事情，就是按合同交貨，你合同規定是四個色，你要四個色都好了以后交貨，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綢緞原來都是堆在倉庫地上的，我要求倉庫搞貨架，按品種、花色，分門別類地堆放。還有一個就是搞清倉，這個倒不是我自己去，我們有個副經理去了，我說你去負責這方面的工作。共產黨員要服從組織分配，這是最起碼的覺悟，我就去了1984年的春節之后我到法國、意大利、瑞士去考察。到意大利拉蒂(Rati)最有名的一個印花廠，廠方馬上就告狀，不是跟你先談生意，是告狀，說你們這個綢緞出來不好，都是壓煞印。就是我們出去的綢緞，都是像報紙一樣折著去裝箱、貨運，就有一個印子了。這個印子拿出來他再要去去印花什么的，這里印子消不掉，所以叫壓煞印，壓死了，這是一個問題。接著他拿出一批綢樣來，硬邦邦的東西，他說你看這種綢叫我們怎么弄？我說這個是你自己印花印壞的，我說你這個印花漿沒上好，是你印花印壞的才那么硬邦邦，不是我這個綢的質量問題。后來廠方和我們談活的那個經理，去叫了技術員來，他們說話我也不懂，后來他頭點點就不響了。我說打了兩仗，打平了，一仗我贏了，一仗我輸了。我回來以后把裝箱改為卷簡裝，用卷簡卷起來，就是在廠里就卷簡卷好，然后送到倉庫來。最起碼的問題都解決不了，還侈談什么趕超國際先進水平？這個卷簡裝在當時也有一些問題，因為要經向檢驗，我們習慣的都是緯向檢驗，就是要翻來翻去地翻的，所以剛開始很不習慣。因為廠絲積壓很多，我說要大力發展真絲綢。發展真絲綢就要改機，改機的費用我們公司貼，而且加了一條，你一個月里面改好的，我補貼費譬如是三百塊，你兩個月里面改好的，我補貼費是兩百，就是鼓勵他大上真絲綢，快上真絲綢。在一定時間里面真絲綢發展比較快，后來真絲綢供不應求了。共產黨員要服從組織分配，這是最起碼的覺悟，我就去了1986年我調到信息中心做負責人，信息中心全稱叫浙江省經濟信息中心。浙江省經濟信息中心主要是搞經濟信息，那個時候不是像現在那么發達。我實際上應該是一竅不通，都是搞計算機的這個東西，我根本不懂的。那么怎么辦呢?我這是外行去領導內行嘛。我就從需求出發，來考慮這個經濟信息怎么去搞。我覺得設身處地想，比如說企業要什么樣的信息呢，你這個領導要什么樣的信息呢，我就為你們服務，從這個角度做了幾件工作。信息沒被重視，結果吃了苦頭(中)在浙江省舉辦出口商品展銷會上1986年，杭州一個就是辦了一份經濟信息內參，這個是文字的。我跟香港的一些朋友商量好，你把香港有些報紙給我們寄來，這個香港報紙里面有一些什么信息我登載一下。第二個，就是我們把到下面收集來的一些情況做一些反映。當時有個所謂“蠶繭大戰”，我們省計經委一個副主任到繭站被人推倒，事情一直弄到國務院都知道了。這個事情從我這個角度來說，我說你是活該，為什么這樣講呢？當時有一家《華東經濟信息報》，是無錫出的。因為都是搞經濟信息的，他們便聘請我去當副理事長，每一期信息報都寄給我的。里面講到江蘇省臨近浙江省的縣，繭價可以提高35%，很明顯就是來爭我們浙江的繭。我馬上把這條信息寫在經濟內參里面了，我說請有關領導要未雨綢繆，要預先考慮采取措施。有關領導到我這里來的時候，說這個經濟信息很重要，說了一大攤，把你高帽子戴了一大堆，實際上他根本不重視，我們這個經濟內參他根本就沒看。所以我就說，以前我們搞情報的時候也是這樣的，我說我們情報搞得很勤的，結果他來了個四無：一無資料，二無情報，三無設備，四無資金。他們科研搞出來了，說成績都是他們的。現在都說信息不靈，那我給你的信息你又不看。信息沒被重視，結果吃了苦頭。信息沒被重視，結果吃了苦頭第二個就是建立這個經濟信息網。我到各個地市要他們做起來，比如說杭州市，杭州市對經濟信息還是比較重視的。到嘉興、到湖州、到衢州，還有金華。那個時候，他們那些專員、市長我都比較熟悉，因為我原來是輕工業廳的嘛，大家很熟悉。我舉個例子，到嘉興，先到他們經委、計委，他們說這個都要市長拍板。我就去找市長，市長說他在開常委會，沒有空。我就說，那就在午飯之后抽點時間吧，因為熟悉嘛，他就答應了。市長把經委主任、計委主任都叫到他那里一一落實，這個信息網絡就開始做了。就是到基層，到廠里面去也建立一些信息網絡。當時我們這個信息中心有很多搞計算機的，廠里沒有，他們原來是叫計算中心，后來改為信息中心。計算中心是從搞工業普查開始搞起來的，工業普查結束以后就沒有事情了，那么多的技術人員都閑在那里。我去找我工廠，我們的人幫助你開發這個信息化管理，搞個課題，你出點錢，工廠也有了信息化管理，就是搞這個東西。信息中心還搞了一個經濟信息系統總體方案，就是從需求出發，搞數據計算，大概多少數據，要用什么樣的計算機來配，還請了好多專家來論證。信息沒被重視，結果吃了苦頭1989年，我又回到絲綢公司擔任總工程師，主要是抓技術、抓科研。抓科研都是部里和省里面的，立個項目爭取課題經費。我主要抓的是我自己覺得比較好的，就是我絲綢公司出一點錢給你這個絲科院，數目不大，讓你去搞個探索性的試驗，就是小試，小試有一定眉目了以后，有成果了，我才再去報紡織部的，再去報浙江省科委的，這樣立項就比較容易。八字沒有一撇的去報什么項目，這個人家也擔心你這個項目能不能完成，所謂“吃小虧賺大便宜”。我收集了國內外的一些資料，制定了“八五”規劃，這個規劃不完全是紙上談兵的東西了。初稿形成以后，我召集了工廠和研究單位一些搞科研的同志，把國內外的情況先講一講，拋磚引玉嘛。然后呢就是請大家講，我這個規劃先不拋出來的。我說你們頭腦風暴一下，不要怕出錯，想到什么就說什么。我認真記下來以后，同我這個規劃再對一對，有些可以修改的再修改，然后我再拋出去，請他們討論，討論以后再把意見集中起來。二委一部評定了完成“八五”計劃的先進項目，紡織系統是十個項目，我們占了兩個，是得獎的二委一部評定了完成“八五”計劃的先進項目，紡織系統是十個項目，我們占了兩個，是得獎的“八五”規劃、“九五”規劃，我負責了兩個五年規劃。這兩個規劃不一樣，上面要求也不一樣。“九五”比“八五”先進，主要就是電子計算機方面的應用比較多。傳統的工藝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只是換個名稱而已。比如絲綢，原來是提防縮防皺的，到“九五”怎么還是防縮防皺，這個不行。實際上這個課題呢，應該說你到現在都是應該要做的，這個是永無止境的，那么我們就要換個名稱了，就是高檔絲綢的什么應用，高端什么的換個名稱去立項，這個傳統的就是說不斷進步。我覺得“八五”沒有解決問題，那么其他都是信息化、計算機應用、電子技術應用在這一方面，“九五”就比“八五”要強一點，“八五”呢應該說是傳統的機械化、工藝的標準化。“九五”的那些計劃，現在都達到了嗎？現在“十五”“十一五”“十二五”了，應該說基本上達到了，基本上實現了。為浙江省立繅絲機設備維修保養培訓班講課1993年，杭州“八五”我們實現得是比較好，當時國家計委、國家科委和財政部，二委一部評定了完成“八五”計劃的先進項目，紡織系統是十個項目，我們占了兩個，是得獎的。紡織系統有七個先進個人，浙江有三名，其中一個就是我。因為我不光是訂規劃，一直到實施，我都是盯牢做的。基本上每一個季度我都要到廠里面，到研究單位，我去盯牢你，看進展情況怎么樣，有什么問題，包括我們這個自動繅絲機。自動繅絲機現在應該說在我們浙江是比較好的。但是1981年、1982年那個時候，這個自動繅絲機推廣還是困難重重的。二委一部評定了完成“八五”計劃的先進項目，紡織系統是十個項目，我們占了兩個，是得獎的(右)參加絲綢交易會，1994年，香港1925年全省產繭量38500噸，產絲量約2800噸，創歷史最高年產量二委一部評定了完成“八五”計劃的先進項目，紡織系統是十個項目，我們占了兩個，是得獎的浙絲二廠(在湖州菱湖那個地方)，從湖州絲綢公司一直到廠長都叫苦，說你這個自動繅絲機不行，這個怎么怎么不行。于是我就把杭紡機的人請了去，因為機器是杭紡機生產的嘛，我說你們具體講到底有什么問題，不行在哪里呢？他們之間交流，交流以后有哪些問題，我說你收紡機廠承擔去。但是有些零部件不是紡機廠生產的，是外加工的，我說不管你是外加工也好，內加工也好，按照全面質量管理的話，你組裝廠縣要負責任的，我就盯牢他們抓這個。所以這個自動繅絲機，一方面是設備改進，一方面工藝技術上也要改進，配合起來。現在你看我們D301,現在叫飛躍2000什么，這個就很多了，自動繅絲機，在全國來講浙江的自動繅絲機占了主要的地位。(中)與采訪者合影，2014年，杭州二委一部評定了完成“八五”計劃的先進項目，紡織系統是十個項目，我們占了兩個，是得獎的1998年退休之后，我就去了華泰絲綢印染廠。華泰是一個中外合資企業，外資是有限的。我去當董事長，全權負責，但我這個負責跟人家不一樣，因為我總結出我們中國的企業改革發展狀況了，開始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黨委書記同廠長老是在爭權。后來是董事長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董事長同總經理在那里爭權。我去了以后，我就跟他講，不是什么你大我大，年紀我比你大，我已經退休了嘛。我說董事長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主要是總經理負責，所有的經營、管理和生產，都要你總經理負責。我董事長呢，負責監督、決策，還有個資金調度，這個我來管。還有一個安全生產，董事長是法人，安全生產要出了問題，法人要負責的。財務我也要管住的，財務也是一個安全生產問題，你要是賬都收不回來的話，你就資金不安全了。所以一方面我與總經理關系比較好，反過來總經理對我也很尊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年紀大了，或者說我資格比較老一點了，他有什么事情都主動來跟我匯報。就這樣我一直干到2005年，我七十多歲時才退下來。我們干事情要有事業心，但我覺得這個事業心是理性的，還有一個是感情。對絲綢有個不解的情緣在那里，這個感情很重要，所以我現在《絲綢》雜志每期必看。里面有些什么問題，我就QQ發過去。對于有關絲綢的事情和信息，我都一直很關心。3.我與絲綢的點點滴滴——王莊穆王莊穆，1943年畢業于私立中國紡織染工業專科學校紡織工程科。1946-1953年在上海的中國蠶絲公司工作，同期編著《絲織工程概論》，參與制定了(《綢緞規格手冊》《出口綢緞統一規格》。1953-1961年任職于中國絲綢公司業務處。1961-1982年在中國紡織品進出口總公司擔任高級工程師，負責編制了發展新疆蠶絲生產的規劃。1982--1986年在中國絲綢公司主抓絲綢技術改造。1986年退休，后在中國絲綢進出口總公司做技術工作。1987年參與了中國絲綢博物館的籌建工作。主編、出版了《中國絲綢辭典》《新中國絲綢史記1949-2000》《民國絲綢史(1912--1949)》《奉獻在絲綢》和《絲綢筆記》等書。兼任中國紡織出版社編委會委員、中國絲綢博物館顧問、當代科技重要著作紡織科學選題編委會委員以及中國絲綢協會秘書長。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6年獲中國絲綢協會頒發的全國繭絲綢行業終身成就獎，2019年9月榮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王莊穆王莊穆原中國絲綢公司技術委員會副主席。高級工程師(部一級總工程師)我是1922年出生的，老家在浙江諸暨。我是學紡織的，抗日戰爭勝利時畢業。我的家在農村，栽桑養蠶、繅絲織綢是我們主要的職業。家家戶戶都干這個，我家里也栽桑養蠶，我的父母都是做這個的，我長大以后對這個職業心里十分感念，所以就學了這個專業。在中國蠶絲公司的時候，我寫過一本書，叫《絲織工程概論》畢業以后，當時不是國家分配工作，是自己找單位。當時民國政府成立了兩家公司，一個是中國紡織建設公司，還有一個是中國蠶絲公司。我在報紙上面看見了，畢業后找工作，我先到紡織建設公司，他們說要我留下來；我再到中國蠶絲公司，中國蠶絲公司也讓我留下來，我在上海永豐綢廠也待過，做管理工作。我在這個廠子待了沒幾年，這個廠不大不小，廠址在上海郊區。在中國蠶絲公司的時候，我寫過一本書，叫《絲織工程概論》我有個權叔，叫王行素，對我影響很大，他是法國里昂大學畢業回來的、專門學絲綢的，他建議我去中國蠶絲公司，不要到紡織建設公司。就是這么一個原因，我就去了中國蠶絲公司。當時這個公司主要是做管理工作的，全國絲調行業的管理都歸它管，技術工作、管理工作都在一起。檢驗也做，要有一個標準，也是我去制定的。當時綢緞統-編號也是我編的，如10101是喬其紗的一種，我負責起草這個工作。這個標準用的時間蠻長的。在中國蠶絲公司的時候，我寫過一本書叫《絲織工程概論》，這本書是臨時出版的，不像現在，一本一本都是有規矩的，出版都要有書號的。1949年上海解放，新的中國蠶業公司成立了，我直接留用，留在這個公司繼續工作，所以我叫留用人員。我留下來依舊在這個公司工作，繼續原來的工作，全國的絲綢也還是這個單位管。當時我在這個公司的技術部門工作，技術部的人也不少。要選人到北京工作時，技術部包括我有三個人有可能調到北京工作，有一個法國留學回來的，他54歲了，他說他不可能到北京去，要退休了。我也不可能去北京，因為我專門負責生產加工，比較復雜，我走了沒人管這個事情。還有一個也是搞管理工作的，他可能到北京。結果是我到北京。到北京一個月后，我以出差的形式離開北京，再到上海繼續工作一年多一點，才又回到北京工作。考察新疆和田絲綢廠1994年，和田新中國成立以后，我編制了“綢緞規格”“絲綢加工”

等方面的技術書籍，這些工作做了很多了。我住的附近有家王府井新華書店，在二樓有一些我編寫出版的書，我經常去看看。新華書店隔壁有個“瑞蚨祥”是專門賣絲綢的。當時我一看見商品綢都使用絲綢編號，是我負責編的，我高興得不得了。我經常去了解絲綢市場的情況，我送瑞蚨祥的營業員一本《中國絲綢辭典》，我編的，讓他仔細看，他高興得不得了。我用稿費在浙江絲綢工學院建立了一個“王莊穆優秀獎學金”1953年我從上海遷往北京，到了中國絲綢公司，也是搞管理。在1961年的時候，中國紡織品進出口總公司成立，我在業務處，主要的職務是工程師，高級工程師。業務處主要是做管理工作的。當時我還編制了一個發展新疆蠶絲生產的規劃，這個是我負責的，是王震同志叫我們制定這個規劃的。這個東西蠻復雜的，具體也說不清楚了，就是生產，要發展生產的規劃。我沒去新疆考察，是他們來匯報情況，我自己沒有去。后來這個規劃開始實施，也是王震將軍他負責搞的。（中）考察科技成果應用，1991年，四川我用稿費在浙江絲綢工學院建立了個“王莊穆優秀獎學金”，我還是這個獎學金的評委會名譽主任，不過具體工作都是學校他們做的，都有誰獲獎我不清楚，我覺得稿費我不應該自己拿來用，不能夠用在自己身上，應該給國家才行。雖然很多書都是我每天3點起來開始寫，有的書花費了幾年時間，但也用了工作時間。稿費所得應該捐出去，用于絲綢事業，所以稿費一般我自己不用，給國家做事用。中國絲綢博物館建立的時候，我捐了幾千塊錢，好像有個牌子掛在那里。我用稿費在浙江絲綢工學院建立了一個“王莊穆優秀獎學金”在新疆和田絲綢廠生產車間，1994年，說說中國絲綢博物館成立時的事。當時要在杭州籌建絲綢博物館，浙江絲綢工學院名譽院長朱新予打電話給我，說要在杭州建立一個絲綢博物館。因為當時在蘇州已經有一個“蘇州絲綢博物館”(此處老先生記憶有誤)，我就問他，在杭州建叫“杭州絲綢博物館”，還是叫“浙江絲綢博物館”呢?我同朱新予先生說，我的意見是不要因為“蘇州”有一個，“杭州”或者“浙江”就也要有一個，應該在杭州建“中國絲綢博物館”，你要堅持這個問題。朱新子先生同意我的這個觀點，于是我們堅持用國家的名義籌備建立這個“中國絲綢博物館”。這個中國絲綢博物館在杭州建立起來，我做了一些工作。我們堅持用國家的名義籌備建立這個“中國絲綢博物館”中國生產絲綢的歷史發端是很早的，我們小時候，種桑樹養蠶，繅絲織綢，這都是每家每戶的生計來源，有且絲綢是我們國家在世界上主要的傳統外銷產品——有“絲綢之路”嘛，不是別的什么路，說明歷史上絲綢銷到外國去的就有很多很多。做絲綢工作的人，要對這個工作有非常負責的態度。我主編出版了大概有九本書吧，主要有《中國絲綢辭典》《新中國絲綢史記1949-2000)《民國絲綢史(1912-1949)》《奉獻在絲綢》《絲綢筆記》五本，等等。《民國絲綢史(》人家不寫，讓我來寫，我說我來寫，其中，蔣介石講絲綢要怎樣發展的話我照樣寫上去。在兼職方面，我還是中國紡織出版社編委會委員、中國絲綢博物館顧問、當代科技重要著作紡織科學選題編委會委員，還有中國絲綢協會秘書長——絲綢協會實際是很重要的。我們堅持用國家的名義籌備建立這個“中國絲綢博物館”我是67歲退休的，又被聘用到76歲，才正式離開工作崗位，整個工作經歷有50多年。這期間，黨和國家給了我很高的榮譽，我1956年獲“全國先進生產者”稱號，多次參加國慶觀禮，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其他榮譽和獎勵還有很多，可以說我一輩子都是在為我間的絲綢事業工作。4.我與絲綢練染之緣任振趙廉原四川省絲綢公司總經理助理、高級經濟師·任振，原蘇州綢緞練染一廠廠長，高級工程師·1958年畢業于石家莊紡織工業學校印染業，被分配到蘇州綢緞練染廠，歷任技術科副科長、副廠長、廠長。任職期間，于1979--1984年籌建年產練染綢3000萬米的蘇州綢緞練染一廠。·1984年4月建成投產，當年生產綢緞2800多萬米，1987年利潤達到1502萬元。研制成功了真絲綢防縮防皺工藝，開發了絲綢軋縐、軋花、砂洗、低縮水、朦朧染色等新工藝。研制了滌綸仿真絲系列產品，如仿喬其、仿雙縐、仿順紆、仿鍛類、仿提花類等新產品。解決了縐類織物縮水率問題，雙縐縮水率由原來8%左右降到3%以下，獲江蘇省金牛獎。·蘇州綢緞練染廠1988年通過中國絲綢公司的評審成為絲綢行業第一批國家二級企業。練染一廠曾獲蘇州市全面質量管理獎、蘇州市稅利大戶稱號、江蘇省先進企業稱號、出口創匯先進單位稱號、技術進步先進企業稱號、中國絲綢公司授予的真絲綢出口創匯二等獎等。1989年、1990年兩次獲得全國“佳麗絲”杯大獎，一個產品獲創優金質獎，兩個產品獲銀質獎，七個產品獲部優，十四個產品省優。·1987年坡許為蘇州市勞動模范。1994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5年離休。·2019年9月榮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紀念章。1925年全省產繭量38500噸，產絲量約2800噸，創歷史最高年產量我經歷了絲綢染整從原來手工作坊式的生產，發展到具有現代化水平的大型企業的全過程我今年(2015年)82歲了。我15歲就參軍了，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因凍傷，在朝鮮治療不及時落下殘疾。這樣一來，就不能再回到部隊了，于是就轉業到地方上去學習，后來我考上了石家莊紡織工業學校印染專業。1958年畢業之后，被分配到蘇州綢緞練染廠。我在這個工廠工作了30多年，歷任技術員、技術科副科長、副廠長和廠長等職。在這個廠里，我經歷了絲綢染整從原來手工作坊式的生產，發展到具有現代化水平的大型企業的全過程。我到這個工廠的時候是20世紀50年代末。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這個階段，絲綢練染企業都是比較落后的，而且都是由以前的一些手工作坊經過公私合營合并起來的，所以生產方式、管理模式，都是作坊式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就必須進行技術改造。我所經歷的首先就是對簡單的手工生產進行改造。如原來練白綢使用的練槽，是用木頭做的，在堿性溶液的長期浸泡下，木槽很容易腐爛，木纖維會掉下來，這樣就導致清理起來很困難，也影響產品質量，所以我們的第一步改造就是把木質的變成不銹鋼的，而后又以吊車代替了手工操作。我經歷了絲綢染整從原來手工作坊式的生產，發展到具有現代化水平的大型企業的全過程其次，當時真絲綢染色都是用圓形的缸，也就是那種陶瓷的缸。當時是用那種缸來染整絲綢的，染液在缸里加熱以后，織物就用棒挑起來調動，所以通俗的叫法就叫“一缸兩棒”。后來我們就用繩狀染色機機代替了“一缸兩棒”。在技術改造中，我們也面臨了許多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缺少絲綢染整專用設備。一是因為絲綢的纖維比較嬌嫩，經不起張力的拉伸；二是它批量小、品種多，不像棉布那樣大批量，可以用聯合設備。所以，絲綢染整只能用些小型的，能夠適應絲綢纖維嬌嫩、品種多、批量小的設備，而當時這種設備是沒有的，這就給技術改造帶來了很大的難度。引進了這些設備之后，生產面貌有了較大的改善，真絲綢產品質量提高了我在工廠工作期間，有幾項記憶較深的工作。當時我們在研究一個樹脂整理項目，這個項目是由紡織部下達的，由江浙滬三地區組成一個工作組，由上海牽頭并在上海進行實驗。這個生產工藝要求織物浸軋樹脂后在無接觸的環境下進行干燥，但我們當時沒有這個設備，后來我就選擇了毛紡用的鏈條式針板烘干機，將原來的粗針改成適合絲綢的細針，這樣一來就解決了烘干的問題。軋在織物上的樹脂初縮體還要求在150℃的條件下烘焙，才能在織物上聚合成樹脂，這就提出了要有烘焙設備的問題。后來上海和蘇州聯合設計出了一臺高溫烘焙機，采用電熱，通過電熱管加熱，用熱風來進行烘焙。試制成功后，就把這套設備放在我們廠里。當時有一個出口古巴平紋呢的任務，就交給了我們工廠生產。外貿部門給我們提出了幾點要求：其一是織物要硬挺，其二是要有一定的防水性，等等。我們就用這套設備，根據外貿部門的要求生產了200萬米經樹脂整理的平紋呢，按時完成了出口任務。引進了這些設備之后，生產面貌有了較大的改善，真絲綢產品質量提高了另一個任務是當時工廠里要提高絲綢產品的質量，擴大再生產。于是上級考慮批給我們廠一筆外匯，進口一些關鍵設備，這個任務就落到了我身上。要進行設備的選型，外匯也要計劃著使用。當時在提高真絲綢質量方面我們缺少的關鍵設備是改善絲綢手感和外觀的呢毯整理機，也叫毛毯整理機。上海絲綢練染企業有這種設備，絲綢質量比我們好，我們也想進口這個設備。在選型的時候，經過查閱資料、實地考察，選了一臺英國的小型聯合機，它前面是小布夾短程拉幅，中間是橡膠毯預縮，后面是毛毯整理。選用了這臺聯合機之后，真絲綢的外觀、手感等質量就有了較大的改善。還有一件大事是擴大再生產。當時合成纖維已在棉、毛等產品中應用，尚未進入絲綢行業。我廠為了準備合纖綢的生產條件，就必須添置必要的設備。我們的計劃是引進一臺拉幅定型機，既能用于合纖綢的定型又能用于其他織物的拉幅。在綜合考量了許多方面的因素之后，我們選擇了一臺日本平野的拉幅定型機。因為它是小布夾和細針板，熱源是蒸汽加電熱，既適合絲綢類織物加工的要求，又不需要解決熱源問題，價格也適中。同時我們還引進了一臺高溫高壓卷染機及其配套的打小樣試驗機。引進這些設備之后，生產面貌有了較大的改善，真絲綢產品質量提高了，同時我們也具備了生產化纖綢的能力。引進了這些設備之后，生產面貌有了較大的改善，真絲綢產品質量提高了廠絲綢、服裝產品陳列廳引進了這些設備之后，生產面貌有了較大的改善，真絲綢產品質量提高了

與此相對應的是必須對老廠進行改造，以便適應新設備的安裝。我們翻新了練染車間的廠房，調整了水電氣設施。因為我們工廠原來使用的是城市的自來水，而這不能滿足我們印染行業用水的要求，第一是壓力不穩定，第二是水質硬度和含氯量較高，這對染色是有一定影響的。所以我們后來就開始用深井水加一部分自來水，并且自己設計了一套軟水裝備，把生產用水的硬度降低到0.5德度以下，就是把水中的大部分鈣鎂離子經過活性炭的交換去除掉。我們稱這種水為軟水。軟水只能用在生產工藝上，是不能飲用的。與此同時，我們還進行了變配電設施的增容和鍋爐的更新。老廠經過改造，生產條件改善了，品種增多了，產品質量也提高了，我們工廠就成了一個中型絲綢染整企業。(中)與意大利廠家商談絲綢染整設備事宜，1986年，意大利我精心設計，建設新廠我們的工廠原來是在居民區內的，也就是在現在北寺塔的邊上，在蘇州絲綢博物館的旁邊，所以發展起來很不方便。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為了發展絲綢染整工業，蘇州市要求蘇州綢緞練染廠再建一個綢緞練染廠，這個廠后定名為蘇州綢緞練染一廠。廠址選在蘇州老城區南門外，廠領導決定由我來總體負責這個項目。這個項目是在一片稻田里建起一個工廠，并且將其投入生產，使其產生經濟效益，相當于一切都從零開始。雖然困難很多，但作為一個工程技術人員，能夠承擔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我感到十分榮幸，同時，也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學習機會，應努力完成任務，精心設計，建設新廠。當時市政府給我們的建廠條件是：生產能力為年產練染綢3000萬米，總投資1000萬元，土地54畝，只準造兩幢房子。我們就依照這些條件，經過調研，參觀了一些國內工廠的建設，包括棉的、毛的和絲綢的，設計出了一個總體的方案。這個廠的生產工藝路線是比較先進的。先進與否的關鍵在于生產流程的長短，如果流程長，生產起來就會很麻煩。于是我們設計了比較短的路線，整個生產過程呈一個“U"字形。我精心設計，建設新廠另外，根據只準造兩幢房子的要求，就要把生產用房所有的功能都組合到一個房子里面，包括樓房、鋸齒形的廠房和一些小型的輔助用房，全部都要組合在里面。我們就將輔助生產用的樓房設計在外圍，將鋸齒形廠房隱在里面；生產管理辦公和職工生活用房等也組合在一起設計成一幢樓。這樣不僅壓縮了土地使用面積，工廠的整體外觀看起來也比較簡潔、美觀、大方。我們從1979年開始籌建，一直到1984年建成投產。因為中間遭遇了一次資金鏈斷裂，停了一段時間，所以才會花費長達數年的時間。1984年4月，新廠正式投產，到當年年底我們一共生產了2800多萬米的練染綢緞，已經達到了設計規模。到了1987年，生產利潤就達到了1502萬元。由于我廠生產設備比較先進，生產工藝比較流暢，產品質量比較好，企業管理比較全面，職工生活設施比較齊全，職工整體素質較好，廠區又整潔、美觀、大方，因此被蘇州市政府批準為對外開放單位。對外開放后，我們先后接待了包括外國國家元首和其他官員等在內的許多貴賓，向外賓們展示、宣傳了蘇州絲綢，擴大了我國絲綢的對外影響。20世紀80年代，我還接待了一次美國合眾國際社、時代周刊社、蘇聯消息報社等媒體組成的記者采訪團，回答了他們提出的關于“廠長負責制”和“國營企業對女職工的保護制度”等問題。（右一）江蘇省絲綢會議代表參觀廠生產設備，1990年，蘇州對內提升企業管理水平，加強技術改造，研制新工藝新產品；對外發展外向型經濟上水平求發展。在生產穩定、經濟效益比較好的情況下，我們對內提升企業管理水平，加強技術改造，研制新工藝新產品；對外發展外向型經濟。在技術改造方面較多地引進了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可以說從前道工序到后道工序都有進口設備。通過技術改造，提升了生產裝備水平，減少了手工操作，提高了生產效率，擴大了產品品種。在絲綢精練方面，我們引進了平幅精練機，為真絲綢精練擺脫手工操作創造了條件。在絲綢染色方面引進了大卷裝染色機、星形架染色機等。在后整理方面，我們引進了真絲綢預縮整理機、拉幅機、軋花、折縐、砂洗等設備，在后整理上進一步提高產品質量，增加花色品種。在成品檢驗方面，我們引進了經向檢驗機，使原來全部手工檢驗的綢緞部分改為機械檢驗及包裝一體化。經過技術改造，我們廠的技術裝備達到國外同行業20世紀80年代的先進水平，并獲得江蘇省科學技術進步獎。對內提升企業管理水平，加強技術改造，研制新工藝新產品；對外發展外向型經濟在科研和新品開發方面，我們廠完成了“防縮縐類真絲綢產品開發”“真絲綢高溫高壓精練工藝的研究”等項目。在新品開發方面，有真絲綢軋縐、砂洗、低縮水率和朦朧染色等新品，研制了滌綸仿真絲系列產品，如仿喬其、仿雙縐、仿緞類、仿提花等產品。真絲綢縐類的縮水率達到3%以下，獲江蘇省“金牛獎”；滌綸仿真絲產品獲全國“佳麗絲”杯大獎。在發展外向型經濟方面，我們廠在深圳和珠海開辦了中外合資的印染廠及制衣廠。1988年，我們廠通過中國絲綢公司評審團的評審，成為絲綢行業第一批國家二級企業。練染一廠曾獲蘇州市全面質量管理獎、蘇州市稅利大戶稱號、江蘇省先進企業稱號、出口創匯先進單位稱號、技術進步先進企業稱號、中國絲綢公司授子的真絲綢出口創匯二等獎等。我的職業生涯主要從事的是絲綢染整技術工作。在蘇州綢緞練染廠及練染一廠的生產、技術改造和企業發展中做了些工作。在練染一廠的建設中，我設計了全部生產工藝，設計了工廠總體布局，編制了擴大初步設計書。根據蘇州市企業調整規劃要求，我主持并起草了將蘇州化肥廠改造成綢緞練染廠的改造方案并編制了初步設計(該廠后為蘇州綢緞練染二廠)。1987年，我被評為蘇州市勞動模范，1994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5年離休。我已離開絲綢工作20多年了，但我依然關注著絲綢事業的發展。5.我在絲紡工業五十年——原禮成原禮成原丹東絲紡工業局黨委書記兼局長原禮成，1953--1959年擔任丹東絲綢三廠團總支副書記、車間黨支部書記、廠團委書記、黨委宣傳部部長;1960年起分別擔任丹東絲綢二廠黨委副書記、丹東絲綢二廠革委會主任、丹東絹綢廠黨委書記、丹東絲綢印染廠廠長、丹東絲綢公司黨委書記兼經理；19863--1992年先后任丹東市總工會副主席、市工業委員會副主任兼紡織辦主任、市絲紡工業局黨委書記兼局長。原禮成1952年帶領“原禮成小組”創建了“分工專業織綢法”。在丹東絲綢二廠、丹東絹綢廠和丹東絲綢印染廠任職期間，組織實施“三上”（上品種、上產品水平、上質量）和“一改”（加速老廠改造），進行產品轉型，大搞技術革新，使各項經濟指標創歷史最好水平。丹東絲綢印染廠在1983年創出1個國家銀牌產品和4個部優產品，協助遼寧省絲綢公司完成了10家工廠和5個繭站下放丹東市的交接工作，并一手組建了丹東絲綢公司。《對丹東絲紡產品結構調整的調查報告》刊登在《遼寧紡織》雜志上。1990年，紡織工業部稱贊其“從事思想政治工作三十年，為紡織工業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做出了貢獻”。1993年入選《奉獻在絲綢》名人錄。我出生于1930年11月27日，老家是山東省長島縣廟島村。舊社會，我母親逃荒，把我領到丹東。1942-1943年我在丹東政源號棉織廠當學徒。丹東第一次解放后，我學徒期滿了，在天昌祥染廠當工人。丹東第二次解放是1947年10月，我在東北第三紡織廠當織布工。當時，工廠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廠長動員我們加班加點，說解放軍在等著冬天的服裝。我們一天一干就是18個小時，創了新紀錄，我被評為生產能手，上了光榮榜。丹東絲綢三廠1952年的產量是110萬米，1957年達到1000多萬米抗美援朝戰爭時，工廠搬到了佳木斯市，我被分配到沈陽市東北第八紡織廠。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我調回丹東，正趕上丹東絲綢三廠(后改為絲綢一廠)在建設，我便投入到丹東絲綢三廠的建設當中。當時，遼寧省絲綢公司有一個老經理，叫羅建華，負責幫助建廠工作。談起丹東絲調行業，這個領導不能忘。羅建華是浙江人，是上海法學院經濟系畢業的。舊社會，他父親在丹東開了一個義泰祥絲綢廠。父親去世后，他在這里當經理。丹東解放后，他參加了革命工作，擔任絲綢公司經理、遼寧省紡織工業廳副車廳長。（右一）在廠職工上發言，1980年，丹東1952年，有一天，羅建華經理安排我組織小組試驗“分工專業織綢法”，打破織綢歷史上一人看一臺機的老習慣，擴大看臺量，并把這個小組命名為“原禮成小組”，我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我帶領的原禮成小組創建的“分工專業織綢法”在丹東絲調三廠推行，打破了傳統的織綢法和看臺記錄。經過半年的試驗，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一倍。羅建華經理很高興，先在全廠推廣，后在《遼東日報》和省絲綢公司海城現場會議上讓我介紹經驗，并在全省絲綢行業推廣。丹東絲綢三廠1952年的產量是110萬米，1957年達到1000多萬米丹東絲綢三廠1952年的產量是110萬米，1957年達1000多萬米。那時候，丹東絲綢三廠總產量占丹東絲綢公司總產量的40%。1952年，我們小組被評為先進生產小組，我被工廠評為特等勞動模范，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被選為市政協委員。1953年，我擔任團總支副書記。1954年，組織上把我送到東北團校去學習，學習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畢業后又回到丹東絲綢三廠，先后當過車間黨支部書記、廠團委書記、黨委宣傳部部長。任廠團委書記時，我組織青年開展韓秀芬技術互助、鄧玉芝生活互助、李淑芝思想互助等活動。三互助活動得到省、市工會及共青團的認可和推廣，她們三人分別被評為國家、省、市級勞動模范。我被團省委授予“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稱號。1957年，我被選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5月15日至25日在北京出席中國社會主義共青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集體受到毛主席的親切接見。羅建華經理把我送到這個絲綢平臺上，做了一些領導工作，我所取得的成績，與羅建華的領導是分不開的。他不僅僅在業務上指導生產，在抓干部、抓科技、抓經營上，也確實是能人，像孫燕謀、朱克敏、朱新予、錢建昌，都是他招收進來的。這些人后來都是丹東絲綢行業的技術骨干，其中孫燕謀最后是中國絲綢公司總經理。丹東絲綢三廠1952年的產量是110萬米，1957年達到1000多萬米

1960年，我被調到丹東絲綢二廠擔任黨委副書記，主管老廠改造和全廠生產。這個廠是有60年歷史的老企業。通過深人車間、班組調研，我發現它廠房老、設備舊、品種單調，我提出并組織實施“三上”（上品種、上產品水平、上質量）、“一改”（加速老廠改造）等規劃，使老廠換新貌，各項經濟指標創歷史最好水平。同時，精心組織貫徹《工業70條》，開展學大慶活動，工廠被評為“省工業學大慶先進企業”，本人被市委評為“學馬列、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正在工廠蒸蒸日上的大好時機，“文革”開始了，我被打成“走資派”，關押了8個多月，被批斗了300多場。我到1972年才恢復工作，擔任生產指揮組組長，后任廠革委會主任。扭轉了工廠生產經營的被動局面，本人被省絲綢公司榮記一等功1978年，我被調到丹東絹綢廠任黨委書記，組織老廠改造，進行產品轉型，三年邁出三大步，1979年創利潤485萬元，1980年創利潤904.3萬元，扭轉了工廠生產經營的被動局面，本人被省絲綢公司榮記一等功。在企業動員大會上發言1982年，丹東1980年，我被調到丹東絲綢印染廠任廠長，積極帶領全廠進行企業整頓、技術創新，使工廠各項指標創歷史最好水平，實現利潤730萬元，完成出口交貨值1602萬元。1983年，工廠創出1個國家銀牌產品和4個部優產品。1984年，我被評為丹東市先進工作者。1985年，省政府將絲綢企業下放到丹東市。丹東市委、市政府安排我組建接收組，與省絲綢公司一起對10家工廠和5個繭站進行交接。在完成交接的基礎上，市委、市政府安排我組建丹東絲綢公司，我被任命為黨委書記兼經理，精心組織所屬企業簽訂責任狀，與鄉鎮企業橫向聯合，共同開展“三上”(上品種、上水平、上檔次)、“一提高”(提高質量）活動，使我市絲綢行業改革邁出了可喜一步。特別是，我親自組織力量對柞蠶生產全面調研，向市委、市政府柞蠶生產調整、提高、適當發展發展的建議并組織實施，使蠶業生產有了回升，1986年收購量比前一年提高10%；1987年比前一年提高75%，有力地保證了柞蠶絲綢產品出口的增長。明知征途困難多，振奮扭轉了工廠生產經營的被動局面，本人被省絲綢公司榮記一等功(左一)隨遼寧絲綢代表團考察美國，1984年，美國1986年以來，我先后任丹東市總工會副主席、市工業委員會副主任兼紡織辦主任、市絲紡工業局黨委書記兼局長。當時，丹東市的絲紡系統生產經營非常困難，我在主持工作的同時仍然堅持學習，深入企業進行調研、指導并寫出書面報告，向全局職工提出：明知征途困難多，振奮精神不滑坡，團結協作爭上游。全局齊唱兩首歌：一唱《國際歌》，不靠神仙和皇帝，只靠自己救自己，唱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作風來；二唱《團結就是力量》，唱出全局協作作風成效來，并認真組織實施。在全省開展的局級競賽中，丹東絲紡工業局獲得優勝，山東省紡織工業廳獎給我們一面錦旗。我寫的《對丹東絲紡產品結構調整的調查報告》刊登在《遼寧紡織》雜志上；1990年，紡織工業部稱贊我“從事思想政治工作三十年，為紡織工業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做出了貢獻”。明知征途困難多，振奮精神不滑坡，團結協作爭上游我1993年被選入中國絲綢協會和中國國際名人研究院合編、由中國紡織出版社出版的《奉獻在絲綢》一書的名人錄中。1949年以來，全國共有598名絲綢行業管理、科研和技術人員人選該名人錄，我在其中排名第116位。6.桑蠶繭(干繭)分級國家標準的制定與實施我的四十一年絲綢之“路”——朱明寶原山東省繭絲檢驗所副所長,高級工程師朱明寶,1958年畢業于江蘇絲綢工業學校,制絲工程專業。先后在山東淄博:(制絲廠、山東淄博絲綢研究所、山東省生絲質量檢驗所朱明寶(后更名為山東省繭絲質量檢驗所)工作,曾任車間技術員、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副所長等職。1981年主持、參與制定《山東省桑蠶千繭驗質計價辦法》,獲中國絲綢公司1985年度技術進步獎三等獎;擔任桑蠶繭(干繭)國家標準制定的“分級”標準起草組組長,參與起草的《GB9176-1988桑蠶繭(干繭)檢驗方法》國家標準獲國家外是貿部1992年度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朱明寶《概論桑蠶干繭標準的實施》獲四屆陳維稷優秀論文三等獎、山東省紡織工程學會優秀論文一等獎、山省絲綢協會1994年度學術論文一等獎和中國標準化協會纖維分會第一屆458秀論文三等獎。盛澤都是小企業,資金不足,便采取了收綢供絲,即“以絲當綢”的方式扶助生產所撰寫的《論桑蠶干繭解舒絲長分級》為第一屆中國國際絲綢會議上的交流論文。參與編著《山東蠶桑》和《桑蠶繭質量與收烘管理》。主持編寫《山東省桑蠶干繭質量概況(1981-1990)》。曾多次藍兼任山東省絲綢學會及山東省蠶學會理事,曾任首屆中國繭絲綢交易市場監事。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我是1939年12月29日出生的,老家在江蘇省常州市武進縣農村,我來自農民家庭,成分屬于貧農。我初中是在橫林初級中學讀的,1955年畢業后,就直接去了蘇州滸墅關的一個蠶桑學校,我在那里學的是制絲工程專獸業。第二年學校就改成江蘇省絲綢工業學校了,這個學校是國家辦的,那個時候,中專生的費用全部是由國家來負擔的,食宿、學費學生自己一分錢都不用花。就這樣,我有幸走上了絲綢之“路”。學校開設的制絲工程專業是按照中等專業學校的課程設置的,除普通課程外,還開設有“金工”“機械零件”“電工”“熱工”這一類的基礎技術課程,以及“制絲學”“復搖”“絹紡原料”“制絲化學”等各種專業課程。畢業后,我和另一個同學分配到了山東淄博制絲廠。那個時候的學生很聽黨的話,黨叫你上哪里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