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蠶業史話周匡明周匡明江蘇科技大學蠶業研究所教授，蠶業史專家，研究員。周匡明，畢業于蘇州蠶桑專科學校，分配到江蘇科技大學蠶業研究所，從事蠶業史研究。其所著的《蠶業史話》于1983年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蠶業史論文選》于2006年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2011年受中國蠶學會聘請擔任《中國古代發明創造國家名錄》(蠶業部分)主編。

我1930年出生于江蘇宜興，和老蔣(蔣猷龍)是同鄉。那時高中比業，我家里窮，沒錢，父母雙亡后，叔叔帶著我。他在蠶種場工作，熟悉幾個人，這樣我就進了蘇州蠶桑專科學校，讀蠶科。后來職業學校動員下西南，我堅決要讀書，學習班對我很有意見，因為我是學生會的會長，不帶頭會影響大家。當時讀的是中等職業學校，學這個蠶桑專業也是有原因的。那時候新中國剛成立，只有蠶桑專科學校可以讀。當時，蠶科是第一個開學的。我的伯父是搞蠶桑的，對我有很大影響我的伯父是搞蠶桑的，對我有很大影響

我的伯父是搞蠶桑的，對我有很大影響。堂伯父周元秀很有名，跟著朱新予在浙江推廣蠶桑，所以我也讀了這個專業，畢業后就到了這里。那個時候幾個名家都在，王干治先生、夏道湘先生都是當時的教員。學校里有一個進步的教師，姓楊，很活潑，喜歡跳舞，社會活動很頻繁。他有一本新出版的《中國通史簡編》(范文瀾主編)，拿來給我看，說:“蠶絲歷史悠久，你看《詩經》中有講到春秋戰國時候養蠶的故事，甲骨文中也有文字記載。”我覺得很新鮮，問楊老師:“

你能不能借給我看看?”他說:“可以，你拿去吧。”我看后，摘錄了一塊寫寫，投到《蘇州明報》，結果登出來了。那時我是十七八歲的小青年，感到很興奮。心想以后要終身搞蠶業了。我們所長帶來了我那本《蠶業史話》它曾經獲得國家二等獎2007年，我們國家蠶桑界唯一的院士向仲懷老師親自跑到我家來，我此前跟向老師見過一面，但是不熟悉。當時我們所長帶來了我那本《蠶業史話》，它曾經獲得國家二等獎。向老師跟我說:“能不能把近幾十年來的資料補充后擴展點?”我說:“可以啊，就是沒資金。”他說:“一切費用由我來。”這一說我們所長坐不住了。當時不好說明，但有一次到成都去開會，他就把這本書(指后來的《中國蠶業史話》)要回來了。《蠶業史話》被中國科學技術協會評為第二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二等獎我們所長帶來了我那本《蠶業史話》,它曾經獲得國家二等獎

在向老師的鼓勵下，我又出版了一本《中國蠶業史話》，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由我和張健改寫。就是在原來的《蠶業史話》上增加了30多萬字，將近50萬字。還是很順利的，業務上有院士支持，所以一路綠燈，張處長配合當助手，如果要點資料他也會幫忙。寫《桑考》有這么一個過程，有一次在北京開學術研討會，陳文華(即后來的”《農業考古》的主編)跟我講:“周老師你支持一下，我想辦一個刊物。”我說:“我只會寫寫東西，其他沒什么，我認識部長，要么請他給你說說話。”結果，雜志辦起來了，第一篇文章我就是寫了《桑考》來支持他，后來一登出來就有很大的反響。后來，部長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個消息：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我看到桑樹歷史非常有趣，某人寫的《桑考》給我們增添了知識。我終身想寫一本關于蠶業史的書，按我的觀點寫

我終身想寫一本關于蠶業史的書，按我的觀點寫，結果由于環境條件，一直沒能完成。你看這張照片，舒部長是顧問，他親自送過來的(指《中國蠶業史話》)，我很感動，盡管我們是老朋友，但是上飛機，下飛機，幾十斤，還是要老爺子自己背的。他為什么自己送來?這里有個故事。（左二）和采訪者合影有一次我們到江西去，講起蠶業歷史，都很感興趣。我談到我跟蔣先生從小就是很好的朋友，學術觀有兩條路，蔣先生說我是遺古派，他有一封信非常有意思

(這個歷史你們留著，很有參考價值)。他們把我比作顧頡剛，我不敢當。舒部長當時是省委書記，他來了，有很多大事要做，卻-定要陪我一個晚上，要我做點事，幫他搞幾個模范縣。有一次閑談，他說:“你這個老頭好像很固執。”（左二）和采訪者合影我們學校副校長要開個歡迎授書大會，就在學校會議室舉行，大家見見面說說，副總編輯就這回事(留個紀念，指前面的照片)。有個張處長(張健)學農業經濟的，對中國農業近代史比較熟悉。“我想把他扶(提拔)起來，”原來向老師看中小張，“但是我研究生不招了。”他說讓我代他掛名，因為我退休了。結果我們處長英語沒過關，兩次沒過關，向老師說不能再等了。所以我就幫處長準備了一大堆需要破格的文件、聘書，幫他報考了。我終身想寫一本關于蠶業史的書，按我的觀點寫

寫蠶業史這個工作是馬拉松。我說:“我等不及了，年齡有限，與向老師商量從遠古到近代主要科技成果形成一篇論文，今后要濃縮起來。這事我現在寫了9篇半，你們看到的是3一-4篇，還有蠶業科學、南京農史研究，還有3篇稿子在編輯部，還有1篇在桌子上沒有寫完。我跟劉挺講了，你放心，我能完成。以前寫過一篇論文，《舉手不見天，一面才三千》。古代1畝有2800多斤，把這篇文章修改起來，就是一篇論文。”我和向老師說，我完成了10篇。我終身想寫一本關于蠶業史的書，按我的觀點寫

向老師聽說你們來采訪，他非常支持，說:“我過去聽過博物館的事。”朱新予先生對我非常禮遇，戚隆乾帶他來我宿舍時朱先生已經83歲了，朱先生眼睛看不見，和戚先生兩人來，我非常感動，他們要把我調過去，曾寫了一封信:“兄向來孤軍苦戰，后來崛起。”客氣得很。實際上朱先生是我父輩，我很懷念他。2.蜀錦，一朵千年不敗的璀璨之花——胡玉端胡玉端四川省絲綢科學研究院高級工程師1957年畢業于四川省紡織工業學校棉織專業，1957-1959年去蘇杭兩地進修絲綢織造技術，1960年分配到四川省輕工廳輕工研究所，分管情報工作。輕工廳分家后，留在織廳。之后,主要從事蜀錦品種、工藝和織物組織的研究。1986年起先后幫助鄉鎮新建井研縣第二絲綢廠及三江絲綢廠。2015年指導民問花邊傳承人用丁橋織機成功復制出新疆出土文物《舞人圖》(兩色平紋經錦)。胡玉端：“蛋絲吸色性能”的研究力綢廠、絲廠原料排序提供了理論依據，對提高染色綢的質量起了一定的作用。“蜀錦傳統工藝的開發”獲紡織工業部1983年度科技成果獎四等獎;“苧麻混紡和桑絹苧麻混紡產品的研究開發”獲四川省1985年度科技成果獎二等獎。1984年在四川省峨眉山市《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定稿會上，提出“古代蜀錦可以用多綜多躡織機織造”的觀點，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可。發表多篇論文，其中《經錦織造技術的探計)(《四周紡織科技》1980年第2期)被四川紡織協會評為優秀論文。我1937年7月出生于四川省井研縣農村，新中國成立后才就讀于正規小學。小學畢考中學，雖然考了縣里第一名，但由于家庭貧寒無法上學，只好到離家百多公里的樂山五通橋中學讀書，靠叔父的資助，堅持讀完了中學。1976年紡織工業部安排了關于蜀錦的“傳統工藝的開發與研究”項目1957年我們20多人被派到蘇州新蘇絲織廠和振亞綢廠實習半年，1958年到杭州都錦生絲織廠學習織造技術。實習的兩年多時間里，我們不僅學習了絲織專業的理論知識，而且到各工種跟師學藝，達到頂崗上機的水平，為后來的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1960年回四川后，我被分配到了輕工廳輕工研究所，負責全省科研技改項目的管理，我重點分管情報工作，還參加了中科院舉辦的全國第一期情報培訓班。由于紡織工業學校有全額助學金，我便于1954年考了四川省紡織工業學校棉織專業。因四川要發展絲綢產業，畢業后全班又改學絲綢專業。1976年紡織工業部安排了關于蜀錦的“傳統工藝的開發與研究”項目后來輕工和紡織分開了，獨立出一個紡織廳，我留在了紡織廳研究所從事情報工作，沒有承擔具體的科研任務。1963年我調到科研室后，才開始接觸科研項目。“文革”中，科技人員都被下放到車間勞動，順便搞些研究，我先是搞了一個“蓖麻和柞蠶纖維的研究”，建立了-個織綢研究實驗室。四川省在全國而言學術能力并不雄厚，所以在部里沒有四川人員參與科技史的編寫，只是給了四川這個項目，由萬德惠擔任課題組組長，肖曉華、王菊芳兩位同志協助我負責蜀錦品種、工藝和織物組織部分的研究。蜀錦已有幾千年的歷史，《諸葛亮集》里提到：“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這說明蜀錦在三國時已成蜀國支柱產業。有專家研究稱，當時的蜀錦產業可以說已占到蜀國國民生產總值的40%到60%，并設有專門的作坊。1976年紡織工業部安排了關于蜀錦的“傳統工藝的開發與研究”項目。英國人李約瑟寫了一部《中國科學技術史》，周總理指示：為什么中國人的科技史要讓一一個外國人寫，中國人為什么不自己寫自己的科技史呢？他要求各個部委組織專家寫科技史。新中國成立后,成都的個體手工業者合作組建了蜀錦廠、絲絨廠和東方紅絲綢廠,南充、樂山、閬中等地區的很多綢廠都生產一般的錦緞,對現代蜀錦的產品風格、織物組織、生產工藝課題組同仁是熟悉的。而出土的實物,僅有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的明代“落花流水錦”,而蜀錦有幾千年的歷史,絢麗璀璨的古蜀錦是什么樣子,是通過什么技術方式、什么設備生產的？廠里找到一些民間老藝人，恢復了一臺花樓織機帶著這些疑問，我們三個同志查找了當時四川能夠查到的所有資料，比如到省圖書館、省博物館、四川大學博物館查詢，走訪當時健在的老藝人，查閱古籍、圖片、家藏實物等。那時候整個項目的經費很少，條件很差，采訪時連照相機都沒有。所有獲得的資料我們只能用手抄、描圖的方式記錄，光整理的筆記大概就有五六十萬字。從這些圖片、文字資料中，我們初步歸納出，中國織錦在唐代以前為經線起花，組織是平紋變化組織，多數為平紋排列，有的是斜紋排列，紋樣沿經向很短，僅幾公分，且經密很大；而沿緯線方向卻左右對稱，有的橫貫全幅。參加“四川蜀錦繼承發展研討會”，2019年，成都廠里找到一些民間老藝人，恢復了一臺花樓織機整幅以經絲不同色彩來顯現花紋，不分花紋和地紋，織物組織結構完全相同，全幅色彩十分豐富，這種產品風格沿襲了1000多年。雖然考古出土了許多實物，但我們看不到實物，在民間找不到類似風格的產品。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們一年多的時間，我們上下班都在討論，以現代絲織工藝也是無法生產出這樣的經錦來的，因紋樣橫貫全幅，總經絲數達上萬根，每一根經線都要進行不同的運動。從流傳下來的花樓織機來看，小花樓480根權線，大花樓96根欋線所以不可能吊上萬根環綜，用現代的紋版織機也無法生產。我們那個年代還沒有數碼提花機。當時蜀廠也是我們的一個協作單位，蜀錦廠有個電子提花機的研究項目，尚在研發初級階段，但我們的研究被難住了。當時廠里已經停止了手工生產，都使用現代織造設備。于是，廠里找到一些民間老藝人，恢復了一臺花樓織機，還抽調了兩個技工來專門學手工提花織機，雖然能恢復緯帛的織法，仍不能解決古代織經錦的工藝要求。從事紡織研究，品種設計的人都知道，每件紡織品都帶有它當時的生產設備特點和工藝技術路線的時代烙印。這些織錦從織物組織的角度來看，除了有彩條熟織這個特點以外，我覺得和現在的織錦相似，只是后來家用作被面的少了,基本上就不生產了。后來織的都是一般的軟緞類產品，像蘇杭地區的花軟緞和織錦緞等類似產品。我們再也找不到以前經錦那種歷史風格的產品，但不管色彩怎么變化，每件紡織品總離不開織機的特點。比如我們現在的無梭織機、劍桿織機，或是噴氣織機和噴水織機做出來的產布邊是毛邊，有梭織機織出來的一定是光邊，無論原料、組織、花色怎么變，絕對如此。廠里找到一些民間老藝人，恢復了一臺花樓織機古代提花織機又是什么樣的呢？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多年。一直到1979年6月，我經過一個菜地時，看見一對進城拉肥料的農民夫婦，女的圍了一條圍腰，圍腰的腰帶和經錦的組織非常相似。我當時很感興趣，問她這個腰帶是在哪里買的。她說娘家那邊有人做這種腰帶，我當時很開心，因為終于找到了經錦組織的織物，只要找到了織物就能找到生產的織機，并且能找到它的生產工藝。代金如家生產的一種“五朵梅”花邊，用的是32片綜32根躡當天，我們趕去中和鎮，看到一臺手工織機正在織腳帶，就是少數民族用來綁腿的帶子，帶子的織物組織和兩色經錦的組織完全一樣，紅黃兩色。織工介紹我們去中興鎮，說那里有一種叫“丁丁腳”（丁橋）的織機，他們的綜片更多。我們馬上去了中興鎮，首先見到一個裹著小腳的織工老太太唐大娘，她介紹我們去找織花邊的師傅代金如。代金如就住在中興公社反帝大隊，已經70多歲了。我們查資料時就發現《西京雜記》記載有50綜50躡和60綜60躡的織機。當時代金如家生產的一種“五朵梅”花邊，用的是32片綜32根躡，最大的特點是一根經線穿很多片綜框的綜環，這是在當時的中國乃至其他國家的紡織教科書上所沒有的，而且在歷史上也是失傳了的，我們查過《天工開物》等古籍，其中都沒有類似記載。參加“思路之魂”座談會，2016年，成都當年9月，課題組到北京調研，我們把訪問代金如的情況帶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接待我們的是王。我非常感謝這位老前輩，敬佩他在這方面的豐富學識。他非常平易近人，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聽完我們的介紹后，王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并幫助我們擬了調查提綱，告訴我們在調查中的注意事項，叫我們趕快回去寫一份調研報告送到紡織工業部去，他推薦我們去紡織工業部的紡織史編寫小組。后來我就把我們在四川發現的多綜多躡丁橋織機、一經穿多綜的織造工藝及生產的產品向編寫小組做了匯報。代金如家生產的一種“五朵梅”花邊，用的是32片綜32根躡紡織工業部紡織史編寫小組的成員都是專家，比如周啟澄，還有朱新予、趙承澤等都是老前輩，學識淵博。陳維稷部長還接待了我們，鼓勵我們回去后把這份調研工作做好。我們回來后跟所里的領導匯報，領導也支持，因為僅靠我們三個人的力量遠遠不夠，就把課題組的王君平和周祖宛調過來，和我們一起成立了一個調研小組，在中興公社住了整整一個星期。我愛人陳廷玉是計劃科的，一起參加了一次的調研工作我們花了半個月時間就把調研報告寫出來了，發表在《中國科技史資料》第一期(上部)上。代金如家生產的一種“五朵梅”花邊，用的是32片綜32根躡在此之前，紡織界跟考古界對古代的織錦技藝有爭論，當時最早提出一經穿多綜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所長，他是在分析新疆出土的錦鞋面料時提出來的。他在文章中畫了一經穿多綜的上機圖，同時文中又懷疑多根踏桿合理操作的可能性。搞紡織的人都知道，一根經線哪能穿那么多片綜的綜絲，不管是花綜還是素綜，都只穿一片綜上的一個綜眼。民間的丁橋織機，生產的產品是平紋或緞紋地上起經浮花，也有經、緯線同時起花的“花邊”，它的織物組織和經錦的織物組織完全不同，直接用丁橋織機是織不出古代經錦的。紡織界不贊成夏老的設想，卻也無法說明古代經錦的生產工藝，這種爭論把整個經錦的研究帶入了一個死胡同，所以對出土的漢代經錦的研究就無法深入下去了。而這次我們找到了一經穿多綜的實例，這就好像在一個池塘里丟下了一顆小石子，打開了一個新世界——原來民間還存在這種織機和這個織法。丁橋織機在代家傳了六代，他們保存下來的最珍貴的是它的上機工藝，也就是一經穿多綜的方法和腳踏板上竹釘的排列。我在分析經錦織物結構的基礎上，根據丁橋織機的結構、穿綜特點和上機工藝，寫了一篇《經錦織造技術的探討》的論文，設想用多綜多躡丁橋織機和一經穿多綜的原理復原古代經錦，我還為經錦的復原畫了一張草圖，設計了一個基本的模型。該論文為以后經錦復原的研究起了個拋磚引玉的作用，該文在《四川紡織科技》上發表，當年被四川紡織協會評為優秀論文，后被多篇文章引用。我提出的“古代蜀錦可以用多綜多躡織機織造”，得到了90%的人的贊成調研報告寫出來以后有一個小插曲。因為我的文中有一些論述與夏老前輩不同，還駁斥了他的一些觀點，我當時初出茅廬什么都敢說，單位怕引起一場學術爭論，就不準我們用科研所的名義發表，只能以個人名義發表。這個調研是我做的，調研報告也是我執筆寫的，織機示意圖是同事王君平畫的，我自然要第一個署名，王君平第二個署名。我愛人撰寫了調研提綱并全程參與了調研工作，他第三個署名，另外兩個同事署名第四和第五。由于觀點比較尖銳，如果出了什么問題主要責任人是我，檢討自然由我承擔。后來，有些人看到我是第一作者就不服氣，說我領了“頭功”，我只好把領導在調研報告上的批示要求給他們看，才平息了這場風波，為此我受了不少委屈。我提出的“古代蜀錦可以用多綜多躡織機織造”，得到了90%的人的贊成紡織文明與農耕文明是兩大古老的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紡織不僅影響了中華文明，還推動了世界文明的發展進呈。幾千年間留下了眾多精妙絕倫的紡織產品。紡織的工藝技術影響深遠，比如2012年在成都老官山漢代古墓出土的一鉤多綜式提花機表明，人們在西漢年間就采用了杠桿原理，打孔提花紋版采用了二進制計算原理，這與現代的計算機原理是多么相似啊。仍在不斷探索中國紡織技術的發展、織機設備的變遷過程。希望紡織同仁們，特別是年輕的紡織工作者，不要把紡織產業看作夕陽產業，先人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東西，需要你們去傳承，去發掘，去搶救！2010年前后，我曾多次接待一位日本博士，她到中國讀研、讀博就是要找尋最適合生產日本傳統腰帶“博多織”的織機。“博多織”種平紋地上起經浮花的織物，日本工業雖很發達，但數百年間都未解決雙經和地經的織縮問題，而丁橋織機上一根小小的但能自由下落的竹棍解決了她的問題。她在博士論文中更是闡述了成都的丁橋織機是最適合日本“博多織”的織機。2015年，我曾指導代如金的兒子代有又，教他了解經錦和花邊的區別，花綜、地綜的不同作用，在丁橋織機上用一經穿多綜的原理，再結合藏族藝人用腰機織兩色平紋經錦的穿綜方法。他帶著一個從未接觸過紡織的學生，大概只花了一個月時間，就成功復制出了新疆出土的《舞人圖》兩色平紋經錦小樣，非常順利。1982年，我做了一個省科研項目“苧麻混紡和桑絹苧麻混紡產品的研究開發”，形成了較大的生產力，在麻紡設備上紡出了100支紗，突破了麻紡精紡機的最高設計數，獲四川省1985年度科技成果獎二等獎。

當時主要提倡真絲產品外衣化，但是真絲產品比較貴,做厚了成本很高，而麻比較便宜也很硬挺，做夏季服裝服用性能好、透氣性強。我曾經把我的產品買來做了一條褲子，如果你穿過棉褲子或者化學纖維褲子后，再換那條苧麻混紡褲子，就會感覺非常涼快而且很挺括，就算穿一個星期，前面的褶印也還在。重慶市現在還在生產這類產品。絹麻混紡的研發成果為四川后來的混紡產業提供了技術支撐，絹棉、麻棉、?棉等混紡產業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我還承擔了“蠶絲吸色性能”的研究項目。當時省里的染色真絲綢由于色差問題，合格率很低，但四川閬中絲廠染色絲綢的合格率能夠達到95%以上。這個廠的絲綢技術不及南充綢廠和其他的一些老廠，但為什么合格率這么高呢？我們調研后發現，他們廠做的是莊口專供，有做經線的,也有做緯線的，哪怕是達到5A級絲的標準可以出口，他們廠都不做出口，而是把絲用在綢上面。他們有特定的莊口來做經緯線，所以我們收集了60多個不同品種、不同季節、不同產地的蠶繭，單莊繅絲織綢，最后做成染色綢色譜，發現不同莊口嚴重的色差達兩級以上。這項研究為綢廠、絲廠的原料排序提供了理論依據，對提高染色綢的質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絹麻混紡的研發成果為四川后來的混紡產業提供了技術支撐此外，我還承擔了多個科研項目，如爛花綢、重磅真絲綢、少數民族專用綢等相關項目。

1986年，我被派到鄉鎮的新建絲綢廠做工藝設計、人員培訓、設備選型、安裝調試、生產運營。我帶領一個十多人的技術服務團隊在樂山地區井研縣待了六年，建成井研縣第二絲綢廠，在其正常運行后回到所里繼續進行科研、經管工作。一年后應井研縣請求又帶領技術團隊新建三江絲綢廠。在技術服務期間，我和我的團隊吃住都在廠里，不僅把剛放下鋤頭的農民培養成各工種的產業工人，還為工廠培訓從班組到生產廠長的管理人員。現在當地有20家紡織廠，其中有18家的廠長是我們帶出來的徒弟，他們已是紡織行業新的領軍人才，管理著上千臺設備、數十億的資產。絹麻混紡的研發成果為四川后來的混紡產業提供了技術支撐紡織行業已成為該縣的支柱產業，不僅解決了當地農民的就業問題，還為國家創造了利稅,既富了國,又富了民。我一生從事紡織事業，熱愛紡織事業，可惜直接從事技術工作的時間有限，對紡織行業特別是絲綢行業貢獻不多。絲綢是中國的偉大發明，不僅歷史悠久、文化深厚，而且技術先進、工藝精湛、藝術璀璨，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塊瑰寶。我雖年邁，絲綢的情懷仍然難以割舍，還想為她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3.桑海漫漫春風起絲路迢迢往事憶趙廉趙廉原四川省絲綢公司總經理助理、高級經濟師·趙廉，原四川省絲綢公司總經理助理、高級經濟師·1954年畢業于南充蠶絲學校制絲科。·1979年起先后任四川省紡織工業局供銷處副處長、蠶繭公司副經理、絲綢工業公司副經理，分管蠶繭收烘、調撥及繭站建設。·1982-1997年任四川省絲綢公司蠶繭生產部主任及絲綢公司總經理助理。·1960年主辦了全省首次繅絲操作技術比武競賽活動，1965年參與制定四川省蠶繭收購簡化等級質量標準，1970年參與全國蠶繭收購干殼量分級標準的制定并主持四川的蠶繭質量分級測試調研工作。·1995-1998年任四川蠶繭收購地方標準起草小組技術顧問。“七五”攻關項目“75-46-01-04新型熱風烘繭機”獲紡織工業部1991年度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省攻關項目“CZL84-1型熱風推進式烘繭灶”獲四川省1989年度科學技術進步獎三等獎，“鮮繭繭層含水率測定儀研究”獲四川省1993年度科學技術進步獎三等獎，其他科研項目分別獲四川省絲綢公司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三個，二等獎三個，三等獎一個。參與主編的《蠶繭收烘四百問》等六種書由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先后在省部級及以上專業期刊發表論文50多篇，其中多篇獲得優秀論文獎。曾兼任省紡方織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和常務理事，省蠶桑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絲綢協會企業管理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絲綢進出口公司蠶繭專家組成起員，《四川絲綢》(季刊)主編和中國蠶學會理事等。1959年被評為四川省政府機關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1989年被評為四川省經協工作先進工作者，1990年被評為全國蠶繭收烘先進工作者，2003年被授予“老科技工作者”稱號。1925年全省產繭量38500噸，產絲量約2800噸，創歷史最高年產量1925年全省產繭量38500噸，產絲量約2800噸，創歷史最高年產量我生于1934年12月，家在閬中市農村。家中一直從事養蠶繅絲，早期既養柞蠶也養土種桑蠶。柞蠶繭繅絲是干繅；土黃繭繅過盆水絲(系四川優質土絲)，后期也繅腳踏高車絲。到全面抗戰初期，周晦若先生(江蘇宜興人)留學日本歸來，到四川絲業公司工作，來閬中推廣嫁接良桑和雜交改良蠶種。1939年我父親認識他后就栽嫁接桑，養雜交種，使繭絲產質量迅速提升(既賣繭也繅過盆水絲)。我從小耳聞目睹，還親手采桑喂蠶，對蠶絲生產漸生感情，后來竟為蠶絲業的興盛奮斗一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閬中有三家絲廠，四川絲業公司的一家較大，另兩家很小，都是座繅。1948年，我在閬中中學讀初中。絲業公司的閬中絲廠建成立繅車，學校組織前往參觀。我站在車頭看不清繅絲，想登到高處，伸手一把抓在蒸汽管上，燙傷了手，記憶難忘。那時我二哥已在南充高級職業學校制絲科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被分配到工會機關工作，便寫信要我到南充學習制絲技術。1951年8月，我考入南充蠶絲學校制絲科學習，直至1954年7月畢業。1925年全省產繭量38500噸，產絲量約2800噸，創歷史最高年產量1913年，張瀾先生提倡實業救國，創南充縣立中學(后改稱高職校)，內設蠶絲專業班，但學的人時多時少一絲綢行情好時就多，反之則少。1925年前后，絲綢市場行情好，絲綢價格上揚，最高時一關擔生絲1000多兩白銀，那一時期被稱為“一兩生絲一兩銀”時期。此時，學校學蠶絲的多，農村栽桑養蠶的多，辦絲廠的也多，全省有鐵機絲廠25家，農村還有上萬臺的土絲車。1925年全省產繭量38500噸，產絲量約2800噸，創歷史最高年產量。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絲價大跌。原來四川各絲廠都各干各的，抗風險能力很差。為求生存，1930年重慶等地十幾家絲廠就互相聯合，組成大華生絲貿易公司，開始引進雜交改良蠶種，并改一年養一季春蠶為養春秋兩季蠶，又努力改進和提高種、繭、絲生產技術，降低生產成本和經營管理費用，從而極大地提高了四川蠶絲業的生存并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后排左一)參加紡織工業部“振興絲綢業及改革絲綢管理體制”專題研究小組，1977年，地點不詳1925年全省產繭量38500噸，產絲量約2800噸，創歷史最高年產量抗日戰爭期間，江、浙、滬被日軍占領，大批蠶絲業人才進入四川。費達生、趙慶長、周晦若、王天予、韓惠卿、蔣同慶、項志生、席德衡等先生入川后，積極投入科研、教育與技術推廣工作，進一步促進了蠶絲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生產的發展。全面抗戰初期，蘇聯支援我們武器彈藥，我們就供給他們絲綢等物資，由此帶動了蠶絲生產的興盛。后來蘇聯衛國戰爭爆發，蘇聯無力東顧。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絲綢輸美終止。美國賣槍支彈藥給我們，我們就供應絲綢給美國。在日本占領香港后，海運中斷。1942年5月始，駝峰航空運輸線開辟。到日本投降，共40個月，運進抗戰物50000多噸，運出2400多噸(其中絲綢約占四分之一)。在抗日戰爭期間，云貴川三省蠶絲業都有發展。西南蠶絲公司擁有蠶種場8個，絲廠7家，絹紡廠、織綢廠、機械修配廠各1家，還在73個縣設專業蠶繭收烘站近300個，職工1.3萬多人1954年我在川北技術學校畢業后，被分配到西南蠶絲公司計劃室工作。西南蠶絲公司的前身是四川絲業公司(1936年由大華生絲貿易公司更名而來)。重慶解放后，1950年1月，西南財政經濟委員會貿易部接管四絲川絲業公司，副部長劉卓甫兼任總經理，軍代表陳致平任監理。公司被沒收全部官僚資本為國有資產，又注入國家資金恢復生產經營活動；使國有資產占到總資產的90%以上，私股不到10%，仍屬公私合營企業，但視同國營企業管理。之后又逐步將當時的云南、貴州、西康諸省的蠶絲業務歸并進來，并將四川絲業公司更名為西南蠶絲公司。其業務范圍是種繭絲綢產供銷“一條龍”經營模式。1952年，公司由貿易部轉至西南紡織工業管理局領導。劉副部長曾說，以前絲綢銷路未打開，公司由貿易部領導是正確的；現在絲綢供不應求，主要矛盾轉為發展生產，所以由工業部門領導絲綢公司也是正確的。西南蠶絲公司擁有蠶種場8個，絲廠7家，絹紡廠、織綢廠、機械修配廠各1家，還在73個縣設專業蠶繭收烘站近300個(不包括零星產繭區委托供銷社設代購點)，職工1.3萬多人。種場制種、繭站收繭季節性很強，春季工作量大，因此公司要求各絲廠提前將上年的陳繭剝選好，放在庫里供繅絲，待到制種、收繭大忙時，即抽調蠶絲公司及各絲廠非生產部門部分職工與剝選繭工人前往支援。這樣，既可減少種場和繭站配備固定職工，又能培養職工掌握多種技能，還減少了農忙季節到農村請臨時工的忙亂，有利于降低經營成本。西南蠶絲公司擁有蠶種場8個，絲廠7家，絹紡廠、織綢廠、機械修配廠各1家，還在73個縣設專業蠶繭收烘站近300個，職工1.3萬多人西南蠶絲公司(公私合營)與在上海的中國絲綢公司(國營)于1952年正式建立購銷業務關系，每年都要談一次價格。國外市場行情好時，川絲可以賣到江浙絲價的97%，不好時可降到93%。這就是說，江浙絲賣1萬元噸，川絲價就在每噸9300元至9700元之間波動。因四川絲類產品較上海價低些，又地處內陸地區，銷售費用高于沿海，故四川鮮繭收購價和絲綢系統職工工資都低于沿海繭絲產區，這在當時的生產與交通條件下，完全是合理的。我們每年將鮮繭分級質量標準與價格報省物價局，物價局根據四川主要農副產品生產成本與比價關系，審定批準執行。所以，四川繭絲價格在較長時期中都略低于江浙地區。1956年，組織上動員大家向科學技術進軍。我是個新黨員，積極響應號召，在工作之余到重慶大學夜校部機械制造工藝系學習，每周一、三五三個晚上上課共6小時，作業都在業余時間完成。學了一年多，我還沒畢業，反右派斗爭就開始了。當時批判走“白專道路”，我被迫停止了學習。西南蠶絲公司的經營管理體制在1956年就受到學蘇聯農、工、貿產業分工體制的沖擊。雖然我們基層的大多數同志都認為原來的“一條龍”經營體制好處多，但還是服從組織，陸續將蠶桑生產技術指導和蠶種制造業交農業廳，絲綢內銷業務交商業廳，并將絲綢工廠全部下放所在地市，將絲綢工業(含原料與產品供銷)行業管理權交輕工業廳。蠶繭收烘站則分區交當地絲廠自收自烘自用，輕工業廳按生絲計劃產量與實際收烘繭量平衡后，實施余缺調配。外銷部分，則由工廠直接參加中國絲綢進出口總公司的定期訂貨計劃會，確保按質、按量、按品種規格、按時完成交貨任務。至1976年，輕工業廳將絲綢出口業務移交省紡織品進出口公司，到1982年，成立農工貿一體化四川省絲綢公司時，又合并在一起了。西南蠶絲公司擁有蠶種場8個，絲廠7家，絹紡廠、織綢廠、機械修配廠各1家，還在73個縣設專業蠶繭收烘站近300個，職工1.3萬多人歷經“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后，為了使四川絲綢這一傳統優勢產業得到迅速恢復和大力發展，1962年，四川省委決定將之前下放的8個絲綢骨干企業收回，仍由輕工業廳直管。輕工業廳廳長劉瞻為加快四川蠶絲業的恢復，向省領導建議成立農工貿一體化的四川蠶絲公司，經初步同意后即成立了籌備處。1963年，農業廳、輕工業廳從事蠶絲業的工作人員合署辦公一年，年底未獲批準，又只好分開。1965年，輕工業廳為管好絲綢工業，報經省經委批準成立四川省輕工業廳絲綢總廠籌備處，我在總廠辦公室當秘書。經過大家年多的努力，各項工作剛好有了起色，“文革”就來了，籌備工作受到沖擊。1968年省革委會成立后，生產指軍組即批準撤銷絲綢總廠。總廠撤銷后，我被分配到省革委會生產指揮組工業組輕工業務組工作，業務組長王克(原輕工業廳副廳長)對我比較了解，安排我搞紡織(棉、毛、麻、絲)原料工作。1970年初，輕工業務組又被撒銷，輕化工工業局革委會成立，我在后勤組搞企繭原料工作。經過多次折騰，走了不少彎路，可以說這就是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探索吧!經省物價局批準，每人次售繭5千克以上儀測干殼量定級，不足5千克的手感目測定級四川蠶桑生產和江浙所走的路子不同。我們的桑樹都是栽在地邊、田邊、路邊、溝邊的，統稱四邊桑，不準桑樹進地與糧食爭土地。一戶蠶農的桑樹少，就養不了多少蠶。四川叫“溜溜種、簸簸蠶、篼篼繭”，大約七戶農民一年養兩季才能生產1市擔鮮繭，養蠶業屬于家庭副業。改進提高桑樹栽培與養蠶技術，提高蠶繭質量不僅工作量大，而且見效慢。(左三)四川省三臺蠶種場建場六十周年1996年，三臺經省物價局批準，每人次售繭5千克以上儀測干殼量定級，不足5千克的手感目測定級(右二)參加四川省科協第三次代表大會1984年，成都1974年，王莊穆同志來四川檢查工作，在鹽亭縣城關繭站，看到評繭員大都通過目測評級定價，很少通過抽樣測查來確定50克干殼量和上次下繭的比率，他認為不對，就提出了批評。我知道后就向他說明：因為四川養蠶多為家庭副業，售繭量少而人次多，每人次平均售繭量不到5千克(不到江浙每筆進繭50千克以上的十分之一)，如果每次都測查，收進100萬擔繭就將削掉1萬擔好繭(江浙不超過1000擔)，不僅損失巨大，而且評級進度將大大延緩，蠶農售繭時間亦將延長。因此，我們報經省物價局批準，每人次售繭5千克以上儀測干殼量定級，不足5千克的手感目測定級。同時規定每個繭站每天都進行內部測查，考核與校正目測的偏差。實際執行結果是，目測比測查定級一般高半級甚至一級。我們還將級價差由不等差改為等差，一角錢一級，也是為了計算方便。從四川實際出發，采取這些變通方法后，才較好地解決了蠶農售繭難和繭站收繭難的矛盾。經省物價局批準，每人次售繭5千克以上儀測干殼量定級，不足5千克的手感目測定級(左一)考察千年古桑，1983年，峨眉山1978年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后，四川蠶絲生產發展很快，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1997年國家提高了鮮繭收購價格，蠶繭在主要農副產品比價中占據優勢地位；二是發展栽桑養蠶投資少、見效快；三是農村推行聯產承包到戶后，大量剩余勞動力要找出路(大量勞動力外出打工是十年之后的事)，很容易就找到了有基礎的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蠶絲業。加之我們用生產扶持費和蠶桑改進費對育苗、栽桑、嫁接良桑等給予資金支持，三年時間產繭量就由100萬擔增至200萬擔。創下了發展速度的最高紀錄。在此期間我們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樹立以質量為中心的思想，改變原來單一栽四邊桑模式，提倡養蠶戶栽小桑園、間作桑與四邊栽桑相結合，扶持養蠶專業戶與重點戶。同時還推廣共育小蠶與實用紙板方格簇，促進蠶繭質量的提高。第二，抓收烘繭技術改造。重點是研制熱風循環烘繭機，1978年完成設計試制，安裝在岳池縣坪灘繭站試運行，隨后請蘇絲院趙慶長、浙絲院陳時若、西農大王天子、省絲科所周晦若等老師到現場審察并提改進意見。經改進完善后，烘繭機于1983年正式通過省科委組織鑒定，并獲省科技成果獎。第三，抓蠶繭生產基地建設。雖然四川有160多個縣700多萬農戶養蠶，有3000多個蠶繭收購站，還是有不少蠶農售繭難。為改變這種廣種薄收不利于提高生產效率與蠶繭質量，也不利于降低成本的狀況，我們在全省50多個縣(基礎條件較好，又不與其他農副產品發展生產爭農勞力、爭土地的縣)開展10萬至20萬擔蠶繭建設工程，在育苗栽桑、嫁接、養蠶上加強技術指導和經費扶持，取得較好效果。“86本”一經公布執行，各織綢廠生產真絲綢的積極性高漲，不到一年時間，所謂白廠絲積壓萬噸的問題就解決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總公司根據繭絲有積壓的情況，提出對夏繭、早秋繭降價收購。我們不同意，理由是：蠶繭收購是按質論價，不是按季定價；四川由南到北農事季節相差很大，在實踐中此地春繭未收完，彼地夏雖已開收。我們認為，按季定價收繭在理論上講不通；按時間劃分春夏早秋繭，會造成市場秩序混亂，收繭工作難以進行。我們報請省物價局批準后，就未執行總公司的通知。1984年至1986年上半年，在總公司的安排和支持下，我們用6000多噸低質繭與次繭生產了2000多噸精干品出口，解決了低質繭積壓的問題，度過了“產大于銷”的困難時期。20世紀80年代中期，總公司提出“產大于銷”的問題，我對此有不同看法。為什么會出現繭絲積壓？我認為原因有三：一是質量問題；二是深加工產品的創新問題；三是繭絲綢的計劃價格管理問題。前兩個是生產技術問題，只能在發展中逐步解決。價格管理問題就是1966年為保證生絲出口貨源，由外貿、紡織兩部與國家物價局共同制訂并執行的“以外補內”的織真絲綢的用絲價格管理辦法，業內稱“66本”。就是外貿以4180元每100千克的價格收進20/22D雙A級白廠絲，供織綢廠織真絲綢同規格等級用絲則為3322元每100千克，其價差由外貿補貼。這樣，對保證白廠絲出口貨源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捆住了織綢廠發展真絲織物的手腳，不少織綢廠沒有一臺織機生產真絲綢。這個辦法在改革開放前執行起來矛盾不大；實行改革開放后，繭絲生產增長很快，而真絲織物又不能擴大生產，成為“產大于銷”的一個重要原因。當時，中國絲綢公司主持制定了“86本”，放開了織綢用絲和成品價格。1986年，“86本”在杭州開會定稿時，我參加了這個討論會。“86本”一經公布執行，各織綢廠生產真絲綢的積極性高漲，不到一年時間，所謂白廠絲積壓萬噸的問題就解決了，顯示了政策對促進生產的強大威力。“86本”一經公布執行，各織綢廠生產真絲綢的積極性高漲，不到一年時間，所謂白廠絲積壓萬噸的問題就解決了“86本”一經公布執行，各織綢廠生產真絲綢的積極性高漲，不到一年時間，所謂白廠絲積壓萬噸的問題就解決了由于很快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導致了連續幾年的“蠶繭大戰”。在四川，“蠶繭大戰”一方面導致蠶繭質量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導致各方盲目建新絲廠，使絲廠總規模由50多萬緒增至120多萬緒，還有在建的約20萬緒絲廠尚未投產就倒閉了。在五年左右的時間里，全省桑蠶繭產量由13萬噸增至18萬噸，蠶農確實增加了收人，但是繭價紊亂、繭質下降以及盲目建廠也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在改革開放大潮不斷向前、計劃經濟加速向市場經濟過渡、繭絲產銷局勢動蕩不安的情況下，四川蠶絲業在轉型、改制、創新三方面都落后于沿海地區，加之農村剩余勞力不滿意低收入的狀況，大量勞動力涌向沿海地區打工，使蠶繭產量大幅下降，企業負債易累，不斷倒閉。1993年10月，中國絲綢進出口總公司在浙江嘉興召開蠶繭工作座講會，總結經驗教訓。我做匯報時提了個意見：近十多年來，總公司在關心基層工作和支持生產方面是逐步后退的，希望能夠改進。王明俊總經理自已離開我們，我們這些蠶絲戰線上的老兵還是十分懷念他——他最關心基層的生產與工作。4.絲路風云憶往昔——孫燕謀孫燕謀，1950年畢業于中國紡織工程學院紡織系，被招聘到遼寧省柞蠶絲織公司。曾任遼寧省紡織工業廳絲綢處副處長、遼寧省絲綢公司副總經理。任職期間，“DV型密度梯度粘合濾料”，(與東北工學院合作)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三等獎(時間不詳)和紡織部四等獎(時間不詳)。1983年任中國絲綢公司副總經理，1985年提出并實施絲綢價格改革工作，同年制訂“1986”

本；會同國家旅游局為在杭州籌建中國絲綢博物館的申請下發文件。1987年任紡織工業部中國絲綢實業公司總經理。1990年組建更名后的中國絲綢工業總公司，任總經理。發表有關絲綢業、絲綢價格改革等論文多篇。曾兼任中國紡織工程學會遼寧省分會秘書長，任中國紡織工程學會絲綢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近代紡織史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紡織分冊)絲綢卷編委會編輯委員，《絲綢》期刊副主任編委，全國絲綢信息中心副主任委員。2006年獲中國絲綢協會頒發的全國繭絲綢行業終身成就獎。2019年3月14日去世。孫燕謀孫燕謀原中國絲綢工業總公司總經理，高級工程師我1929年9月出生在無錫市。我父親全面抗戰以前在蘇北如皋縣當公務員，我母親是小學教員。我在無錫上學，在無錫讀小學、初中。汪偽政府在無錫辦了一所江蘇省立無錫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我念了兩年高中，學的是機械科。1945年抗戰勝利了，我就到了南京。當時國民黨政府從重慶回來以后對大學生要甄別，所以在南京辦了一所臨時大學補習班和先修班。補習班是針對已讀大學的，先修班是針對高中畢業或同等學力來上大學的，實際上就是審查。丹東有個絹紡廠，當時叫遼東柞絲第一紡織廠對高中畢業考大學的人也要甄別，要到先修班去上六個月的課，才能參加1946年暑期高考。我考進了中國紡織工學院。我們那個學校是原來申新系統辦的，以前是專科，學制2年半。我們那一屆是第6屆，開始改學院制(本科)，學4年。丹東有個絹紡廠，當時叫遼東柞絲第一紡織廠1950年3月，我提前3個月畢業。畢業后自己找工作，剛好東北有幾個招聘團到上海來招聘，當時大連旅大(是一個特區，蘇聯管的)工業廳到上海來招聘，遼東省工業廳、農業廳和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也在上海招聘。學校同班同學一部分就到了大連，我同朱克敏就應聘到遼東省工業廳。工業廳那時候剛好在工業普查，丹東解放以后，他們管的很多企業裝備、設備都沒有底子。搞普查，有的人連電動機上那個銘牌都看不明白，不內行，我倆去幫著搞了一段時間，后來就被分到遼東省柞蠶絲織公司。不到半個月，正廳長鞠抗捷、副廳長李鐵倫，還有絲織公司的經理孫振方，一個副經理羅建華和-一個黨委書記，請我們吃飯。絲織公司有一個總工程師，山東人，叫鐘啟宇，他是在法國的里昂學絲織的，抗戰勝利以后，他就回來搞本行了，在絲織公司里面的工程師室。我同朱克敏兩個人就在他那個工程師室里面工作了3個多月，搞一些設備管理、工藝管理，搞一些制度啊，搞一些其他東西，到幾個廠子了解一下情況。當時織機是鐵木機，繅絲是干繅，他們叫電繅，很簡單的，還沒有水繅呢。丹東有個絹紡廠，當時叫遼東柞絲第一紡織廠，廠長是無錫宜興人，叫史濟德。這家廠原來是東北紡管局管的，因為紡織局專門管棉紡，這個絹紡廠擬交地方管。這家廠就歸屬遼東省工業廳了，廠長也換掉了。史濟德調回可東北紡管局去了，新廠長是原來遼東工業廳的人事處長，叫林路。我調到絹紡廠被安排到生產科。10月份國慶節放假的最后一天，廠長在市用參加市委緊急會議后，召開緊急中層干部會議，宣布中央有關要遷廠的決定。說打仗很危險，要叫工廠做好搬廠的準備，在10天到15天以內，把丹東全市所有的學校、工廠、機關統統搬走，因為10月25日宜布志愿軍出國抗美援朝。丹東有個絹紡廠，當時叫遼東柞絲第一紡織廠這個廠在丹東不算大，有4千多錠子，還有1千多毛紡錠，有1千多人。骨干要跟著廠子走，工資照發，留下來的發一部分生活費。絕大部分人都走了。我屬于第二批撤退的，大概10月中旬吧，撒到山城鎮。山城鎮原來是遼東省管的，1955年被劃到吉林省去了，因為它是在吉林省和遼寧省交界的一個地方。1950年的年底，遼東省的省政府就叫我們廠子恢復生產。在丹東五龍背離市區25公里的一個郊區，有一個分廠織長毛絨，供應志愿軍，做軍用帽子。上海原來有一家做長毛絨的，但它供應不上，所以要我們在五龍背用絹絲同羊毛混紡做長毛絨，專供那家廠子生產志愿軍冬天用的帽子。省委書記李濤題詞:“絹紡廠的重建標志著遼東工業的新生”投產以后，1954年，廠里任命我當生產科的副科長。后來工廠又學習哈爾濱亞麻廠的蘇聯的企業管理經驗，車間不叫車間，叫分場，我不久又轉崗設備動力分場，就是管設備、管動力，后來我又任分場的副主任。要恢復生產就要去找地方把絹紡廠恢復起來，廠長帶我和一個搞土建的工程師，到東北四平、長春、哈爾濱等七個大地方去看看，找來找去還是覺得五龍背好，有溫泉。它原來是遼東省農業廳的一個柞蠶試驗場，就是培養柞蠶蠶種的，有一些房子，山坡下面有一片柞林，地方比較大，建我們這個有15000平方米的廠房挺好。回來向省長一匯報，省長說好，柞蠶研究所就搬到了鳳城縣的四臺子，那塊地讓給我們建絹紡廠。1952年的春節前后，我們開始設計圖紙。請的土建工程師中有兩個日本人，一個中國人；一個電氣工程師是中國人，我同另外一個低我一屆的同事搞工藝。我倆一塊兒把排列平面圖弄好，3月一開春就施工。上面屋頂在蓋瓦，我們在下面就安裝設備了，到10月，近2萬平方米的廠房統統弄好了。年底設備也安裝好了，那個時候效率真高，不到10個月就投產了。省委書記李濤題詞:“絹紡廠的重建標志著遼東工業的新生。現在沒有廠了，設備沒有了，省委書記原來刻在門楣上面的字跡還在。1955年、1956年兩年柞蠶繭大豐收，一個絹紡廠吃不了，1957年要建第二個絹紡廠，地點選在鞍山。為什么選在鞍山呢？當時劉少奇去參觀鞍鋼時，鞍山的市委書記和鞍鋼的總經理向劉少奇反映，說我們這個重工業基地男工人多，女職工就業崗位少，鞍山應該是重工業同輕工業一起發展，要照顧輕工業。省里就叫我們工廠在鞍山籌備第二個絹紡廠，籌建處就在五龍背絹紡廠，我又當了基建科的副科長。省委書記李濤題詞:“絹紡廠的重建標志著遼東工業的新生”第一步就是在1956年的時候，先把我們這個廠從原來的4600多錠子擴10000錠。第二步是在1957年5月把籌建處搬到鞍山，籌建第二絹紡廠。鞍山很重視，把一個公園里面的辦公樓整個讓給我們，我們就在這個公園里面辦公。省委書記李濤題詞:“絹紡廠的重建標志著遼東工業的新生”為了把工廠搞得先進些，我們還到哈爾濱亞麻廠去學蘇聯的亞麻脫膠車間，用化學站形式輸送配料液體，把廠房結構委托給沈陽建筑工程部東北工業建筑設計院建筑工程部設計。建新廠的木材、鋼筋都已經到貨了，結果“大躍進”大煉鋼鐵，把我們的指標劃出到鞍鋼去了，我們也到鞍鋼的鑄管廠去煉鋼了。后來項目撤了，廠也不建了，1959年我們這些干部都被安排到鞍山市，我到鞍山輕工業局紡織科任副科長。1958年遼陽棉紡廠、麻紡廠，海城絲綢廠都被下放給鞍山市管，紡織科就管轄這幾個廠。1960年，開始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糾正“大躍進”時期一些不當政策，原下放的大型企業又收歸省管。1961年我被調到遼寧紡織廳去了，一直到1968年。1968年以后，遼寧省所有干部下放到盤錦干校，我又在干校干了1年，前3個月在深井鉆機旁干攪拌泥漿，后9個月回紡織連食堂燒回風灶。1973年開始，下放干部陸續回省，我在近年底的時候回到紡織廳絲綢處當工程師。經過“文革”，國內的工業生產普遍下滑。東北工學院（現東北大學）一個教授叫王金波，現在同我關系還挺好，他是冶金系的。他對紡織不熟悉，當時武漢鋼鐵公司擴建，成套進口德國設備，他拿了幾塊德國進口的過濾材料樣品到我們紡織廳絲綢處，想搞一臺梳棉機，在實驗室里自己搞試制。我一看樣品原材料是化纖的——合成纖維，是蓬蓬松松的，粘在一塊兒的，就希望給他們解決梳棉機。現在很多工廠生產的這種無紡DV型粘合型濾料都采用了我們的這個工藝(右)參加中國紡大校慶，1991年，上海我說在紡織行業里面有多種梳棉機：梳羊毛的，毛紡工業叫梳毛機；梳棉花的，棉紡工業叫梳棉機；絹紡工業里梳絹紡的叫圓梳機；棉紡里面還有精梳機。我說即使給你一臺棉紡的梳棉機，既要包針布，還要磨針，你在實驗室做試驗是挺麻煩的。我說你把這個樣品放在這里，我給你找個有棉又有毛的廠子，再一起一點點做試驗，另外再找一些國外的資料看看，兩家合作試驗，成功的可能性大。丹東絹紡廠有個家屬工廠，里面有舊的棉紡梳棉機、毛的梳毛機和絹的圓梳機，還有做毛毯和拉毛、烘干等的設備。不出幾天，我陪同王金波等數人一起到丹東五龍背那個廠，把樣品交給廠長看，說是用在鋼鐵廠的空氣過濾，我說今后需求量肯定很大。廠長說用我廠的設備做試驗不要一分錢，但是研究成功以后，只要求安排在我這里生產，有個新產品可以擴大生產。現在很多工廠生產的這種無紡DV型粘合型濾料都采用了我們的這個工藝后來，我又領著丹東絹紡廠的人到東北工學院的實驗室去看，他們原來做通風試驗有一套完整裝備。不久他們在一套資料上看到，這個粘合的東西就是以前我們搞的一種原料叫作維尼綸，是聚乙烯醇一類的東西，實際上就是做維尼綸的最后一道工序，沒有把它縮醛化的一個半成品，它在60℃就熔化了，化了以后再一冷卻就又粘起來了，粘合劑就是那個東西。接著，又到北京的維尼綸廠，該廠是用中國自己的技術在生產維尼綸。維尼綸的原料是電石，電石出來是乙炔，乙炔是C2H2,很簡單。我們拿了一包樣品回來，手工把它混在里面以后用烤箱一烤，拿出來以后一冷卻粘在一塊兒了，哈，好極了。后來我們就到北京維尼綸廠買了好幾十公斤，帶回五龍背，就用合成纖維混在毛紡的梳毛機里面，對比例和溫度做了好多次測試試驗，研究生產出了第一塊過濾材料。在實驗室做通風試驗，行了。工藝突破以后就生產了一部分，并開了鑒定會。五龍背第一家搞起來，通過東北工學院報到冶金部，得了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三等獎。我那時候剛好被提拔當了遼寧省絲綢公司副總經理，由于得獎名額有限，所以我沒有署名。后來這個項目又在紡織部得了四等獎。現在很多工廠生產的這種無紡DV型粘合型濾料都是采用我們的這個工藝，對于我來說，也是同東北工學院共同搞創新科技的產品。現在很多工廠生產的這種無紡DV型粘合型濾料都采用了我們的這個工藝在省委書記任仲夷和省委政研室主任高士瑾(原東北紡織管理局局長，遼寧紡織廳廳長)的支持下，遼寧省在1979年9月成立了工商貿結合的遼寧省絲綢公司，這是國內首家沖破各種藩籬，而且是絲綢業界眾望所歸、久盼的行業管理新模式。總經理叫羅建華(我任副總經理)，原來是個資本家的兒子，他的父親原來在上海就是做絲綢生意的。他在丹東有個叔叔搞了一個義泰祥絲綢廠，1941年太平洋故爭暴發以后，羅建華在大學三年級就被從上海叫到丹東，來接管這個工廠。他也感覺這個行業沒有上面政策保護不好辦，如果商業歸商業，外貿歸外貿，農業歸農業，就是普通人家說的“叫娘娘不應叫爹爹不應，我這個孤兒寡母怎么弄啊？”遼寧省在1979年9月成立了工商貿結合的遼寧省絲綢公司1982年，羅建華率隊訪問美國，向美國經銷絲綢商介紹中國特產“柞蠶絲綢”，并與數家著名企業達成多項合作協議。如:與美國沙馬什公司達成海城“星海柞綢”合作生產協議；與一家商標公司談成與松樹絲綢廠長期合作定制絲織商標;還與另一家美國傳統名牌專制高檔裝飾用懸掛“絲穗”的企業談定，增加用柞蠶絲的品種，對方還同意我方派兩名技術人員去美學習設計和制作技術，這是為了今后把產品生產部分轉移到中國。1983年初，我們還派出兩個技術人員小組，分別到瑞土和意大利學習新型染料應用到柞蠶絲綢的技術。同時，除了與日本有名望和實力的日本制服公司(NUC)談妥絲綢服裝(包括日本和服)長期供貨外，對方還同意派時裝表演模特老師來華培訓我方模特，遼寧也由此組建了一支12人的絲綢時裝模特隊。與此同時，上海第一絲綢印染廠也組建了時裝模特隊。后期，中國絲綢公司成立，曾組織這些模特去德國法蘭克福、法國巴黎和日本東京、大阪等地的博覽會參加絲綢時裝表演。遼寧省在1979年9月成立了工商貿結合的遼寧省絲綢公司遼寧省在1979年9月成立了工商貿結合的遼寧省絲綢公司1979年9月，由中國紡織品進出口總公司副總經理吳震帶隊，率8名代表(當時我國還不是國際絲綢協會會員國，只能作為觀察員國)參加了國際絲綢協會在瑞士盧塞恩召開的大會，我與上海絲綢工業公司吳裕賢總經理也去了。1981年10月，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經濟社會理事會在泰國曼谷召開“亞太地區發展絲綢論壇”，我國由中國紡織品進出口總公司副總經理袁躍峰率團三人(我與公司李有洲參加)參加。開會前，總公司責成我在江浙等省調研后，執筆大會發言稿，并由新華社譯成英文稿，主旨是中國愿意全面協助亞太國家發展絲綢業。我的發言稿得到參會國的一致好評。國際絲綢協會每四年召開一次大會。1983年9月在英國倫敦召開，那時，我國已申請成為正式會員國。由中國絲綢公司總經理王明俊帶隊，共15人參加(我和上海吳裕賢總經理等5人作為工業代表)。陳誠中是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公司的總經理。他一直主張絲綢行業要改革，必須實現農工商貿一體化，就是由一個部門來管，要有政策保護。1噸棉花才2萬多塊錢，1噸絲現在要賣到33萬塊錢，一個工廠假如繅了1噸絲，賣不出去壓在倉庫里，33萬塊錢的利息要多少？哪一家都壓不起，對不對啊?要壓只有國家來托底，這個行業本身有這個特點。絲綢的創匯成本很低，1985年平均只有2.35元人民幣創1美元（而那時的匯率是1美元換8一9元人民幣）。當時，我國出口產品主要是紡織品，機械產品出口很少，紡織品出口中絲綢占比較大，所以當時國家對絲綢較重視。絲綢行業要改革，必須實現農工商貿一體化，就是由一個部門來管，要有政策保護當時王莊穆、孫和清，一個是紡織部的，一個是外貿部的，都是工程師，以他們兩個為主，提出要成立絲綢公司的方案，寫了以后叫陳誠中看，往上報，這個方案在20世紀80年代初已經在醞釀了。（右一）與老同學相聚，2014年在全國絲綢業界期盼下，國務院于1981年12月7日正式發文，批準國務院財貿小組關于成立中國絲綢公司的報告，決定成立中國絲綢公司，委托國務院財貿小組代管(實際上后來由國家經委管理)。隨后幾年，全國各生產省(市)相繼成立了相應的絲綢公司。鑒于全國絲綢業創匯較多而技術裝備落后，國家經委在頭幾年安排了較多的技改項目和費用，企業受惠許多。總公司在成立短短兩三年內，協同省市公司發展合資企業，合資方主要是德國和意大利，投產發展較好的是山東煙臺和浙江杭州與德國合資的企業。丹東與意大利的合資，因后期經濟糾紛未正式投產。絲綢行業要改革，必須實現農工商貿一體化，就是由一個部門來管，要有政策保護我就從遼寧調北京了，上海的吳裕賢(上海絲綢公司總經理)也調來了。可能因為在絲綢工業行業的高層里我們兩人外語和技術比較好吧，我們能同外國人進行一般的對話，技術、貿易的東西都還可以談-談。1983年，我作為遼寧的干部，參加了英國倫敦國際絲綢協會的會議，是王明俊帶隊的，工業方面去了一個上海的吳裕賢，紡織部一個處長，還有一個翻譯。出國后王明俊一看我們(我和吳裕賢)懂外語，生產技術業務也很熟悉，回來以后就提名我們去北京，大概有點這個關系。北京的中國絲綢公司總經理是王明俊擔任的。當時已離休的陳誠中有個想法，我們這個公司成立以后放到哪呢?他的意思是要放到上海去，絲綢大部分出口都放在上海，而且是中央拿了2000萬，準備在上海蓋個大樓，地址就選在延安西路到虹橋飛機場去的那個地方。在北京成立中國絲綢公司，屬于副部級，由經委代管，成熟以后遷上海，文件里面寫得很清楚。所以好多原來想要回上海的干部，都要到絲綢公司來。1984年上半年有3個月我在大連工學院參加了由國家經委辦的高級管理干部培訓班的學習，學了一些現代管理的東西，下半年開始我就在中國絲綢公司正式工作了。到北京后，我提出了價格要改革。那是從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的時候，價格雙軌制嘛。比方說是計劃經濟1噸鋼材4千塊，市場經濟就可以賣到5千、6千塊錢，很多人不就是從這里面賺了錢嘛。絲綢價格改革就要把原來計劃經濟的價格突破，一個是要求財政部稅務總局把絲綢的稅降下來，再一個就是要把計算價格的辦法改革。原來卡得很死的計算辦法要放寬，工業就有好處。價格改革是1985年執行的，我們價格改革小組還出了一本冊子，

是王明俊題字的，這本冊子我還留了一本。這是絲綢公司成立后的一大功勞。一個是要求財政部稅務總局把絲綢的稅降下來，再一個就是要把計算價格的辦法改革有了中國絲綢公司，可以考慮絲綢行業的整體利益問題，這個價格起了一個最大的作用，稅減少了，價格制定得合理了。企業賣不出去的絲可以得到國家儲備，國家一年要儲備1萬噸絲，把一年的出口量儲備在那里，主要是考慮天災人禍、收成不好的情況;第二年行情好再出去，因為這個絲你放三年五年也沒關系，不像其他的要爛的。這個儲備絲的錢呢，財政給貼息。農業發展銀行的業務里面就有這個內容，我就覺得這個行業依靠這個以后就活起來了，成立絲綢公司第一大好處就是價格的好處。一個是要求財政部稅務總局把絲綢的稅降下來，再一個就是要把計算價格的辦法改革我現在能記得的就是過去叫“產品稅”，從三年里面逐步減少，后來的產品稅都沒有怎么變。現在紡織品的出口退稅不是有百分之多少嗎?現在叫增值稅。現在紡織品增值稅到最后一道一共要繳多少，17.5%嘛，過去退11%，后來退13%，再后來退15%，現在有說退到16%，1%國家拿了。所以稅收退了，這對企業有很大的好處。中國絲綢公司撤銷后，又形成工貿分開的格局，工業的成立了中國絲綢實業公司。1986年9月份，國家要撤掉中國絲綢公司。國務院辦公廳1986年12月正式下的文，12月底就要撒，撤的時候開了個會，會后下了個文件，說撒銷中國絲綢公司。撤銷中國絲綢公司的原則是干部哪里來回哪里去，也就是工業來的回工業去，我是工業來的，回到紡織部，當時紡織部成立了一個中國絲綢實業公司，我擔任總經理。一個是要求財政部稅務總局把絲綢的稅降下來，再一個就是要把計算價格的辦法改革吳裕賢擔任絲綢管理局的局長，政企分開嘛。實業公司成立后不久，與泰國著名的金湯普森絲綢公司合作，由我方援助擴建對方的一個小絲綢印染廠的繅絲車間，由浙江和四川省絲綢公司負責，并由杭州和南充有關企業提供水繅和大條(較粗)的絲設備，以及技術人員和操作工人的培訓，實現“交鑰匙工程”。后來我去工商總局，想把公司名稱改為“中國絲綢工業總公司”，但是他說你下面沒有廠啊，工業總公司下面要有3個廠。我就把一個商店，把一個北京絲綢廠，再把另外一個單位拉在一起，國家工商總局在我退休前半年勉強批下來了，中國絲綢工業總公司一直保留到現在。兩個老者，我們的老前輩們，一個陳誠中和一個朱新予，都是一輩子搞絲綢的。我有一次到杭州醫院去看望浙江絲綢工學院院長朱新予時，他一直在跟我講絲綢博物館、絲綢協會，他說一定要把這些搞起來，搞好。原中絲公司總經理陳誠中也一直是那樣講的。當時博物館的事情是吳文英親手抓的，一點也不放我上次看見中國絲綢博物館建館20年出版的那本書，書中的大事記有一段東西沒有寫清楚:這個項目(籌建中國絲綢博物館)當時是朱新予和陳誠中兩個人要求建的。我1985年的時候在中國絲綢公司去跑這個事兒，當時國家計委拿出一筆錢給國家旅游局，1985年以前是沒有旅游局的，國家要發展旅游事業，就成立了個旅游局。我第一次去談，找旅游局的副局長，談了以后他很高興，說要在杭州成立絲綢博物館，因為絲綢是中國有名的傳統產品，還有對絲綢之路的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很重要，他就同意了。浙江省絲綢公司的李普慶與陳誠中是很熟的，為跑絲調博物館這些事兒，李善慶一次一次到北京來，我就住在陳誠中隔壁，老李也就經常到我家來一起談談這個事情。與夫人合影，2015年，無錫第二次我去是拿文件給他簽，他也簽了，實際上是中國絲綢公司會同國家旅游局聯合向國家計委申報的。國家計委批準后，1986年上半年，中國絲綢公司同國家旅游局聯合下了文件，正式明確建立中國絲綢博物館。但是1986年底中國絲綢公司被撤掉了，中國絲綢公司正式撒銷前，即1986年年底之前，還下文明確安排了公司負責的基建投資。當時博物館的事情是吳文英親手抓的一點也不放國家旅游局1986年拿出500萬以后也就不管了。紡織部吳文英呢，一看中國絲綢公司撤銷要劃歸紡織部，而且是帶過來一個博物館，就把博物館的事情親手抓起來，一點也不放。我是1990年9月退休的。無錫要在深圳搞一個絲綢企業，絲綢印染的企業，叫我去幫忙。省里撥了六七百萬建廠的錢給無錫供銷系統，結果他們把這個錢拿去放高利貸了。當時廠子已經建了一半，設備都進了一大半了，沒有錢就停了。1993年我就回來了。后來幾年，我還協助原杭州凱地絲綢印染廠的宋金木，出版了提花絲織的古典文集《論語》、《孫子兵法》(另一冊英文版的)、《金剛經》、《養生中草藥》、《紅樓夢》等。我2006年獲得了中國絲綢協會頒發的全國繭絲綢行業終身成就獎。當時博物館的事情是吳文英親手抓的一點也不放5.絲長長路迢迢周本立趙廉原四川省絲綢公司總經理助理、高級經濟師·周本立，蘇州大學紡織和服裝工程學院教授·1955年畢業于華東紡織工學院紡織工程系，主研制絲學。·1955-1966年任華東紡織工學院助教、講師。·1966-1997任蘇州絲綢工學院講師、副教授、教授。·“煮繭新工藝新設備”獲中國紡織總會1995年度科學技術進步獎三等獎。·“膨松絲加工技術及其產周本立品研究”獲蘇州市1997年度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江蘇省1996年度科學技術進步獎三等獎。·《制絲學》獲全國1988年度高等紡織院校優秀教材獎、第三屆全國1996年度高等紡織院校優秀教材獎二等獎，“制絲學”課程被評為江蘇省1996年度普通高校一類優秀課程。·1993年被評為江蘇省普通高等學校優秀學科帶頭人。·1997年獲蘇州市優秀科技人才獎。2007年獲江蘇省繭絲綢行業終身成就獎。·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我出生于1933年7月，老家是江蘇無錫。我出身于職員家庭，小時候在無錫讀書，讀到高中，輔仁中學畢場業的。大學就在上海華東紡織工學院(簡稱“華紡”)，當時學的是紡織工程專業。我父親是搞紡織行業的，因受到家庭的一些影響，所以我就學紡織專業了。1955年畢業后，就留在華東紡織工學院工作，一直到1966年3月。我畢業的時候，正好紡織工業部院系調整，想在河南和四川成立兩個中專，一個是絲綢中專，一個是麻紡中專。當時棉毛絲麻方面人才奇缺。1955年從華東紡織工學院畢業以后，我們六個同學，三個人搞麻紡，都留在華紡了；三個人搞絲綢(我分在絲綢)，準備分配到成都去。當時華東紡織工學院的副院長錢寶鈞很權威，是黨外人士。他找我們六個人談話說，你們要服從祖國分配，麻紡是很好的，絲綢也是很好的，國內還設有，你們要去開墾處女地，等等。我們當然服從分配。這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四川原來有個紡織中專也搞絲綢了，后來在這個基礎上成立了成都紡織工業學校，又不要我們去了，于是我們三人也統統留在華紡做助教。后來河南和四川兩個中專學校都沒有辦起來。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只能跟著計劃走。這就是歷史。1925年全省產繭量38500噸，產絲量約2800噸，創歷史最高年產量后來高等學校院系調整，說是蘇州成立絲綢工學院。那個時候，我們夫妻兩人還不在一起，愛人在東北，她也是華紡畢業的，在吉林省輕工業廳工作，我在上海。當時戶口緊張，她不能夠調到上海來，我也過不去，學校也不放，實際上我就是過著單身生活。當時我們專業調整了以后，我就調到蘇州絲綢工學院了。這個學校是1960年建院的，它的前身是蘇州蠶桑專科學校(在滸墅關)。我愛人是“三級跳”跳過來的，先分配到吉林省輕工業廳，再調到吉林化纖廠，然后再調到南京化纖廠;“文革”中，大概是1971年，調到蘇州染織一廠，再從染織一廠調到學校。不像現在，那個年代想在一起實在是不容易，都是服從國家分配，她是被分配到那邊去的。1966年之后，我就一直在蘇州絲綢工學院，所以我還是比較穩定的。實際上畢業了以后我就是在兩個學校，沒有脫離紡織。后來高等學校院系調整，說是蘇州成立絲綢工學院。那個時候，我們夫妻兩人還不在一起，愛人在東北，她也是華紡畢業的，在吉林省輕工業廳工作，我在上海。當時戶口緊張，她不能夠調到上海來，我也過不去，學校也不放，實際上我就是過著單身生活。當時我們專業調整了以后，我就調到蘇州絲綢工學院了。這個學校是1960年建院的，它的前身是蘇州蠶桑專科學校(在滸墅關)。我愛人是“三級跳”跳過來的，先分配到吉林省輕工業廳，再調到吉林化纖廠，然后再調到南京化纖廠;“文革”中，大概是1971年，調到蘇州染織一廠，再從染織一廠調到學校。不像現在，那個年代想在一起實在是不容易，都是服從國家分配，她是被分配到那邊去的。1966年之后，我就一直在蘇州絲綢工學院，所以我還是比較穩定的。實際上畢業了以后我就是在兩個學校，沒有脫離紡織。我所從事的制絲專業，原來只有一本高等教有教材，還是專科用的。我調過來以后，就直從事制絲專業教學工作。1978年，在各院校自編教材和講義的基礎上，我組織編寫了高等紡織院校教材《制絲學》。這本教材作為大學本科用書，后來獲得了部里的優秀教材稱號，一直用到制制絲專業取消為止。1997年，蘇州絲綢工學院并到蘇州大學。蘇州大學進行院系調整。北校區(原蘇州絲綢工學院)變化很大，曾經更名為材料工程學院，這是根據市場需要，是市場經濟帶來的，不像計劃經濟時代，學校名稱、專業名稱一直不變。現在又叫紡織和服裝工程學院了，紡織和服裝放在一起，我一直在這個北校區。“煮繭新工藝新設備”鑒定會，1992年，蘇州我們那個時候搞科研就是搞科研，教書就是教書V型煮繭機是我牽頭，和我的學生組織了一個團隊搞的。這個項目獲得了江蘇省科技成果三等獎。這個機器參考了日本的形式，我的一個學生是在日本留學的，在纖維學部，實際上接近紡織。我們根據國內蠶繭的特點，做了一些改進。在我們行業里面，煮繭機的形式各種各樣，都是這里改一改、那里弄一弄就是一臺。杭州紡織機械廠、無錫第二紡織機械廠都在搞這個東西，競爭也比較激烈。那個時候，上面強調科研要轉化為生產力，我們就跟無錫第二紡織機械廠合作制造了一臺V型煮繭機，在無錫繅絲廠安裝調試生產。由于它的造價比較大，沒有大面積推廣。這個機器主要是能夠適應中國蠶繭的特點，因為中國的蠶繭總的來講質量不如日本的。我國的繭子絲長都比較短，因為我國農村養蠶條件有限。日本現在也在走下坡路，他們早就沒有這個制絲專業了。我們比他們多存在了好多年，我們現在還有繅絲廠，他們根本就沒有繅絲廠了。(前排中)“煮繭新工藝新設備”科研項目全體研究人1994年，蘇州我們那個時候搞科研就是搞科研，教書就是教書我還做了一些桑蠶膨松絲的研究。

針對膨松絲的研究，我們也有一個團隊，當時也是對國外的先進情況了解得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