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之一：技術是人類文化發展和社會變遷的基本和關鍵的推動力。由于以傳播技術變革為基本推動力的全球化已經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今天的世界正面臨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復雜的社會變遷過程，并使現代社會明顯體現出經濟支配一切、資本支配一切的特征。尤為突出的是，技術發展不僅影響了全球范圍內信息流動的方向、數量和結構乃至各個文化的影響力，也改變著每一個個體的信息接受環境，重塑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觀念體系，培育和塑造著新的社會交往和社會關系。

引子之二：技術的發展始終在為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掃除著“物理障礙”。1803年，當美國人造出第一艘蒸汽船的時候，拿破侖就預言：“這項發明能夠改變世界的面貌”。技術的不斷發展，使世界日益處于技術的同步影響之下，由技術把握的理性邏輯和物質秩序，已經深度影響著人類社會的存在、運行和變遷。“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的事實，使得人們再也無法將自己局限于本文化、本民族的狹小圈子，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改變著人類文化的傳播環境，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依存程度，這必然會對跨文化傳播學的理論思考產生重大的影響。

一、技術的社會影響與文化本質

技術從未獨立于它所賴以發展的文化。今天，它構成了其中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

——赫伯特·席勒（HerbertSchiller）

技術與文化：文化不僅是技術產生的源泉，同時也是技術活動的過程及結果。作為社會文化積累的重要結果之一，技術在塑造人類社會文化的同時，也始終是人類社會文化的重要內容。

馬克思的分析：馬克思通過技術史的事實，證明了18世紀的任何發明很少是屬于某一個人的，從而表明是社會群體共同造就了某種技術的出現。馬克思十分重視社會交往對技術發展的巨大影響，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分析說：“某一個地域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后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取決于交往擴展的情況。當交往只限于毗鄰地區的時候，每一種發明在每一個地域都必須單另進行；一些純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蠻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戰爭，都足以使一個具有發達生產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國家處于一切都必須從頭開始的境地。”馬克思引用了腓尼基人的例子：由于被亞歷山大征服以及繼之而來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發明都失傳了。總之，“只有在交往成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業為基礎的時候，只有當一切民族都卷入競爭斗爭的時候，保持已創造出來的生產力才有了保障”。

技術發明的三大社會影響

社會學家威廉·奧格本（WilliamOgburn）在堪稱經典的《發明和發現的影響》（TheInfluenceofInventionandDiscovery）一書中概括：散布性（dispersion），表明了技術發明的多重影響；連續性（succession），不同發明的影響會匯集在一起發生更大的作用；集中性（convegence），指明了技術發明所派生的鏈條式的社會影響。

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的觀點:人類一直致力于改進對于周圍信息的接受能力，同時也在設法提高自身傳播信息的能力、速度和便利性，這就使技術特別是傳播技術成為文化模式的決定性因素。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任何一種技術，只要它是人類身體、存在、思想的任何延伸，它就是“媒介”。“媒介”的延伸影響了人們之間的關系，形成了新的文化經驗，最終必然會對歷史和文化產生重大影響。從蔡倫造紙到古登堡的印刷機，從莫爾斯電碼（MorseCode）到微軟視窗（windows），技術不通地溝通和擴散各類信息，技術構成的信息網絡已經成為當代社會和人類存在的“神經系統”，必然對人類的社會關系和社會交往產生著持續的影響。

文化是技術發展的“遺傳基因”技術在不同文化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期待等，決定了技術乃至文化本身的命運。從一般的意義上說，有好奇心的文化，有工匠傳統的文化，以及有實干精神和精益求精態度的文化，對技術的發展往往有強健的需要。相比人文傳統深遠的文化而言，以科學理性見長的文化對技術發展的需要也往往比較強烈。

觀點：中國傳統中“天人合一”的觀點，尤其是視技術為“奇技淫巧”的技術觀長期阻礙著技術發明和創新，這也是造成近代中國以來落后西方的主要原因。李約瑟:中國儒家思想對科技發展的影響基本上是消極和負面的，因為“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儒家反對對自然進行科學的探索，并反對對技術做科學的解釋和推廣”。印度佛教中追求內在性的精神省悟固然促進了印度醫學的發展，而它輕視經驗、反對理性，重視玄學思辨，則更多影響了技術的發展。

“弗蘭肯斯坦”英國作家瑪麗·雪萊（MaryShelley）在1818年發表的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一直以人造技術將毀滅人類的寓意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英國人。當轉基因食物出現之后，英國人聯想到，這種技術可能會像弗蘭肯斯坦創造的怪物那樣威脅人類的生存，因此將基因食物稱為“弗蘭肯斯坦食物”，對其采取了十分激烈的抵制態度。

日本學者森谷正規的觀點：不同國家的文化明顯地反映在他們所制造的產品中，即“每一個國家的技術和制成品，都是該國文化的產物”。日本文化就是現代日本技術發展的基礎，制造的產品也反映出日本文化的特點。比如，日本地域狹小、資源匱乏的環境造就了精密加工技術的發展，使日本的技術產品表現出結構緊湊、重視細節、手藝精巧的特色。

繼續：日本善于通過技術引進方式來發展自己的技術，也與其文化特質有關。在日本歷史上，日本一直從中國和西方“各種文化的產物中進行選擇、學習和吸收它認為需要的東西，以適合自己的目的，產生了吸收和同化的非凡才能”。在這個意義上，日本文化本質上屬于學習文化，有一種自卑和謙虛混合的東西存在于民族精神之中，這種素質有利于學習其他國家文化的優點。日本人的“尚武”傳統在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中形成了一種“生產現場主義”，成為日本能以驚人的低成本生產優質工業品的重要文化條件。

一系列擔憂：技術發展究竟給人類社會帶來什么影響？

在技術的影響下，人類文化的命運究竟如何？一種趨勢：一個社會的技術化程度越高，對技術的依賴性就越強，因而也會變得更加脆弱，更經不起技術變化所造成的影響，從而造成精神和物質、科技與人性的失衡。

“克蘭茲伯格第一定律”

技術史家克蘭茲伯格（MelvinKranzberg）——“技術既無好壞，亦非中立”。技術確實是一種力量，但“技術在有意識的社會行動領域里的實際發展，以及人類釋放出來的技術力量與人類本身互動的復雜矩陣都是有待探索的問題，而非必然命運”。

二、信息技術與跨文化傳播

信息被當作當代生活的鑰匙呈現在人們面前，而社會亦被信息富裕者和信息貧困者所瓜分。

——馬克·波斯特（MarkPoster）

信息技術的影響：20世紀迅速發展的信息技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廣度、深度把全球社會變得更加密不可分。一方面是人類的信息復制、保存和傳輸的能力空前增強，另一方面，各種文化都有機會脫離原有的狹小的生存環境，都有可能積極地與其他文化交匯、融合，進而加速全球社會中文化多元化的進程。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當代大眾傳播媒介與交通運輸革命一起消除了社會的隔離狀態，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改變了人們認知世界的方式，增大了相互間的影響和聯系，改變了過去狹隘的世界形象，形成了今天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造成對變化和新奇的渴望，促進了對轟動的追求，導致了文化的融合”。

信息技術與跨文化傳播技術的發展徹底改變了跨文化傳播的實踐，跨文化傳播的客觀需要也不斷催促著傳播技術的更新，其結果就是：跨文化傳播的內容越來越多樣，滲透力越來越大，擴散面越來越廣。當前，由跨國衛星電視、視頻電話、交互式電視、視頻游戲、虛擬現實、移動通訊等等層出不窮的新型傳播媒體，成為當代傳播技術的主要標志和人類交流信息、知識、情感的語境，把人們的社會關系和人與自然的主客體關系反映、建立在數字的生產、儲存、流動和控制之上，為跨文化傳播增添了深刻的技術內涵。與之相應，文化與傳播研究的各個領域都面臨著范式轉換（paradigmshift），基本概念、理論模式等都需要進行重新的闡述，特別是要考慮建立新的命題、理論等來解釋新技術環境中的文化與傳播實踐。

關于“數字鴻溝”：信息技術不僅是衡量社會貧富的工具，也是決定社會變化能力的主要因素。人類掌握的信息技術實力的差異，也會不可避免地導致不同群體、民族和文化的機遇差別。“數字鴻溝”（DigitalDivide）：指的是由于地域、教育、經濟和種族差異，不同群體在掌握和運用電腦、網絡等數字化技術及分享信息資源方面存在的差異，其實質就是一種因信息落差引起的知識分隔和貧富分化，亦可稱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困者之間的鴻溝”。

“數字鴻溝”的本質就是“知識溝”：傳播技能。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有較大的閱讀量和較強的理解能力，這有助于他們對公共事務或科學知識的獲取；信息儲備。當某一話題在大眾媒介出現時，相對見多識廣的人注意這一話題的可能性更大，也更容易理解有關內容；相關的社會交往。教育程度高的人日常行動圈子也較大，會參加更多的社會團體，人際交往更多，由此擴大了與他人討論公共事務話題的機會；對信息的選擇性接觸、接受和記憶。在信息的主動、接受與記憶方面，明顯受到教育程度的影響，人們也往往以符合既有信仰與價值觀的方式解釋、記憶信息；發布信息的媒介系統的性質。受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的影響，人們對發布信息的媒介選擇也大不相同。

馬克·利維（MarkLevy）：傳播與技術正日益冷酷無情地把世界隔離成兩個營壘，“一座營壘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極具經濟實力的信息貴族把持踞守，他們是計算機系統的經管者，控制著傳播工具與條件。另一座營壘則屬于傳播圈的‘下層階級’，這里的成員文化水平有限，他們在巨大的傳播機器的擺布下過著物質與精神雙重貧困的生活。而同一個傳播機器，卻向對方的營壘奉上了權力與財富”。

艾伯特·梅米（AlbertMemmi）：

殖民主義的功能就是隱藏技術技能以征服和剝削被殖民者。當前，雖然傳播技術的發展大大提高了人們的溝通能力，但新技術不會改變信息分配貧富不均的狀況，反而有兩極分化趨向：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有者更多，無者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