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華文明史》讀書分享

《中華文明史》（1－4卷）是一部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學術著作。在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力求在理論體系、學術觀點、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創新與突破，尤致力于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涉及文學、史學、哲學、考古學、語言學、宗教學、科技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但不是各專門史的簡單拼合。本書對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做出了總體性的描述，并著重描述了那些對中華民族甚至全人類的文明進步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標志性成果，揭示了文明的發展規律。

本書認為人類既是文明的創造者，又是文明成果的體現者。文明史既是人類的創造史也是人類的演進史。文明可以分解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個方面，這三方面對應著人類和自然的關系、人類的社會組織方式，以及人類的心靈世界。文明的進步有時是這三方面同時推進，有時是某一方面或兩方面領先，而其他方面相對滯后。以人和人的創造為中心，以物質、政治、精神文明為三根支柱，系統描述中華文明演進的過程，特別注意用濃墨重彩描繪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亮點，彰顯那些對文明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人物。作者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在認真鉆研大量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的基礎上，力求對歷史事實做出準確的描述、考證與概括，概括就體現為理論。在文字表達上，力求史筆、議論、才情三者相結合。體現了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的學術視野。考察中華文明史，不脫離世界文明的大格局，力求寫出中華文明各個時期的特點及其在世界文明進程中所處的地位，中華文明對世界的貢獻，以及中華文明對世界其他各種文明的吸收和借鑒。與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相比，中華文明是唯一從未中斷過的文明。中華文明在發展過程中顯示了頑強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探討了中華文明延續不斷的種種原因，分析了中華文明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涵。本書打破了簡單地按朝代更迭進行分期的做法，著眼于文明本身的發展過程及其呈現的階段性，分為四期：從遠古至夏商周，是中華文明發展的第一期。本書提出“先夏”的概念，稱之為中華文明的曙光期。用大量考古資料證明夏代的存在，將夏商周三代稱為中華文明的第一個高峰，三代奠定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基本特質。本書詳細地論述了三代的標志性成果，對輝煌的青銅文化、鐵器冶煉技術的快速發展和鐵器的應用、都邑與商業的興起與發展、漢字的起源與發展，以及宗教信仰、教育學術、文學藝術等等，都結合文獻和新的出土文物做了新的闡述。秦漢魏晉南北朝是中華文明史的第二期。本書著重論述了多民族大一統國家的形成；分封制的廢除和郡縣制的建立；文字的統一。充分肯定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和地主土地私有制。對經學的興起、史學的興盛、造紙術的發明、西域的開通、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興起，都有翔實的闡述。對南北朝時期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中原移民南下、促成了南方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也有深入的說明。玄學的興起，文學的自覺，藝術更加精致，這些也成為這個時期的亮點。隋唐至明中葉是第三期。本書著重闡述國家再一次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意義，強調南北文化交融、中外文化交流對中華文明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南北的交融和中外的交流促成了中華文明史上又一個高峰。唐詩的輝煌成就反映了唐代文明的整體水平和時代精神。中下層庶族地主階級的興起，以及科舉制的推行，促使文化重心下移。中唐以后城市經濟和城市文化的繁榮，為中華文明帶來新的氣息。禪宗的興盛為本土思想和異域思想的交融提供了范例。宋代是這一時期文明史的另一座高峰：城市經濟的進一步繁榮，文官制度的完善，社會整體教育水平的提高，都超過了唐代。宋代興起的理學，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宋代的文學藝術特別是宋詞的高度成就，令人嘆為觀止。宋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居于當時世界領先的地位。印刷術的發明和廣泛應用，是文明史上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大事。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成為民族大融合的朝代，元代對邊疆的開發與建設有顯著貢獻。元代的儒家文化受到沖擊，但雜劇和南戲，白話小說和書畫，都有出色的成就。明代前期文明的發展相對緩慢，但白話長篇小說成績突出，鄭和下西洋，是人類航海史和中外交通史的一件壯舉，比哥倫布的著名遠洋航行時間更早。明代中葉至清末是中華文明史的第四期，本書強調明中葉的劃時代意義，世俗化、商業化、個性化成為一時之風氣，與此相應的是王學左派興起，張揚個性，肯定人欲，向理學禁欲主義發起沖擊，為思想解放開辟了一條道路，整個社會呈現出個性解放的氣息。同時，對外貿易迅速增長，中國經濟整體水平居于世界領先地位。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間，中國達到了在原有體制下經濟社會發展的極致，“康乾盛世”延續了一百多年，經濟總量居于當時世界的首位，對外貿易長期順差。學術文化呈現集大成的態勢。但正是這個時期，歐洲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工業革命帶動西方經濟全面迅速發展，政治和文化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卻安于現狀，閉關自守，官僚腐敗無能，故步自封，以至在不長的時間內中國就明顯地落后了。中西文明的大碰撞是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這個階段的主要景觀：一方面是中國有識之士向西方尋求富國強兵之路，救亡圖存和求新變于異邦成為社會的主調；另一方面，國力的衰弱也充分暴露了傳統文明固有的缺陷，對傳統的反思與批判成為強烈的時代呼聲。辛亥革命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王朝統治，中華文明也開始了新的征程。中華文明的歷史究竟能給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甚么啟示？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之一，就是選擇和平和諧

中華文明植根于東亞大陸一片廣袤的土地上，中華民族安土重遷，熱愛和平。中華文明本質上是一種“和”的文明，“和”的觀念在經典中多次出現，《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第十二章）這是從哲學的高度解釋“和”，用“和”來概括萬物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學而》）這是從禮的角度解釋“和”，“和”不僅是禮之所用，也是為政之道，而且是一種美。《禮記?中庸》以“和”為“天下之達道”，

能“和”則能四通八達，無往不利。又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達到“中和”，天地才得以正，萬物才得以育，這就將“和”的意義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中華民族深知和平對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戰爭對文明的破壞作用。西晉統一全國后，在文獻整理、史書編纂、學術積累，以及文學創作等方面，都已出現繁榮的端倪，是戰爭，打亂了文明發展的進程，在北方造成多年的文明斷裂。宋代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科技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是戰爭，打亂了原來的趨勢，延遲了文明的發展。和諧與和平都基于一個“和”字。和諧是和平之上的一種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個體的人自身的和諧。關于人與自然的和諧，重點在于：既改造自然以適應人的需要，也調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適應自然的規律，這就是所謂“天人合一”的要義。關于人與人的和諧，重點在于：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既考慮局部的利益更顧全整體的利益，以達到整體的協調發展。關于個體的人自身的和諧，包括身心兩方面的協調，重點在于通過實踐和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中華文明中關于和諧的觀念，對于解決當前中國和世界面臨的種種問題，無疑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中華文明的歷史告訴我們：文明的發展離不開和平和諧，唯和平才能使文明的成果得以保存，唯和諧才能使文明穩步發展。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之二，就是選擇包容。

包容，是中華文明固有的思想，早在《尚書》中就有這樣的話：“有容，徳乃大。”（《周書?君陳》）意思是：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老子》也說：“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第十六章），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進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這雖然都是針對統治者而言，但在中華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義。中華文明是一種包容性很強的文明，中國人常用“海納百川”來形容一個人的氣度胸襟，這四個字也可以用來形容中華文明的品格。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證明，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不只是黃河流域，還包括長江流域。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又證明，除了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還有許多文化遺存散布在全國各地。中華文明的組成，既包括定居于黃河、長江流域的，較早以農耕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華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少數民族文明。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是多種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華夏文明為核心，核心向周圍擴散，周圍向核心趨同，核心與周圍互相補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漢族和漢族以外的55個少數民族，都為中華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我們引為驕傲的山西應縣木塔那樣精美的建筑，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遼代的杰作。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首次開辟了南北海運航線。滿族所建立的清朝，出現了康乾盛世，為中華文明增添了精彩的一頁。

戰國時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等不同的學說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爭辯，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我想強調的是，這種包容不只是統治者的包容，也是整個社會的包容，孔子有弟子三千，“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這說明社會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個重要標志，這表現在許多方面，例如儒、釋、道三家并用；政府機構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機會，以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進入仕途；文學藝術的題材和風格多種多樣，等等。僅以政府的將軍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數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呂（晁衡）、新羅的崔致遠都曾在唐朝任職。中華文明的歷史告訴我們：文明的發展需要包容，“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唯包容才能百川匯海，唯包容才能不斷壯大。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之三，就是選擇開明開明的核心有四點：一是民為貴，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章句下》）這已成為經典性的話語。二是廣開言路，從諫如流，班彪說：“從諫如順流”（《文選?王命論》），這是明君的必要條件。三是舉賢授能，《禮記》說：“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禮器》）這是治理國家的重要舉措。四是以法為準，唐太宗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貞觀政要?公平》），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法治思想。中國古代往往將“盛世”與“開明”聯系起來，稱之為“開明盛世”。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這些盛世都是比較開明的。即以唐代為例，太宗對太子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教戒太子諸王》）太宗問魏征：明君和暗君的分別，魏征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貞觀政要?君道》）太宗深以為然。先天二年，玄宗任命姚崇為相。姚崇針對當時存在的問題，提出“十事”，從施行仁義、不求邊功、停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免除雜稅等十個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意見，玄宗從諫如流，取得很好的效果。姚崇罷相時，推薦剛正極諫的宋璟繼任相位。宋璟繼續貫徹姚崇的政策，使得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宋代的政治設計也有一定的開明性。宋代健全了一整套文官制度，皇帝和大臣、中央和地方、行政和監察，既相配合也相制約。就以皇帝與大臣的關系而言，陳亮引仁宗的話：“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龍川集?論執要之道》）仁宗表示，處理天下事不專由自己一個人決定，便是一種相當開明的態度。中華文明的歷史告訴我們：文明的發展離不開開明，唯開明才能廣得人心，唯開明才能云蒸霞蔚。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之四，就是選擇革新中華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雖不是最早的，卻是唯一沒有中斷過的。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此強調一點，就是中華文明中包含著變易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詩經》贊美周文王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雅?文王》）便是對“維新”的贊美。《周易》說：“日新之謂盛徳，生生之謂易”（《系辭上》），指出不斷的變易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周易》又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系辭下》）變，是從窮到通的關鍵。其實，《周易》的這個“易”字，就是變易的意思。關于中國哲學中的變易思想，張岱年先生舉了孔子、老子、莊子、張載、程顥、程頤、王夫之、戴震等一系列哲學家的言論，總結說：“中國哲學有一個根本的一致的傾向，即承認變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實。變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變易之中，而宇宙是一個變易不息的大流。”（《中國哲學大綱》）這種變易的思想，常常被用來作為變法的依據。近代的康有為托古改制，他說：“夫至變者莫如天。夫天久而不弊者，為能變也。”（《變則通通則久論》，見上海時務報館光緒二十一年版《南海先生四上書記》）這段話既符合傳統的思想，又服務于其變法維新的主張，可以視為他對中華文明歷史經驗的總結。驗之以中華文明的歷史，幾千年來不知經過多少次大大小小的變革。就帶有全局性的制度而言，從分封制到郡縣制，從察舉制到科舉制，從城市的里坊制到街巷制，每一次變革都帶來文明的長足發展。從分封制到郡縣制，鞏固了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從察舉制到科舉制，促成了新型士人的成長；從里坊制到街巷制，推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如果就文學體裁這一個局部而言，從古體詩到近體詩，再到詞和曲；從文言小說到白話小說；從雜劇到傳奇，每一次變革都帶來文學的突飛猛進。毋庸諱言，中華文明中也包含著因循守舊的因素，所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宋史?王旦傳》），諸如此類的話不勝枚舉。回顧歷史，凡是革新的力量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文明就得以健康發展；凡是因循守舊的勢力占據上風的時候，文明的發展便受到阻礙。中華文明的歷史告訴我們：革新是文明發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斷革新才能不斷前進，只有不斷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之五：就是選擇開放

中國的漢唐盛世，都是開放的朝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躍。漢代通西域，帶來了中亞和西亞的文明。公元前二年，佛教傳入中國，在思想觀念、生活習俗和文學藝術等許多方面，對中國固有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佛教傳入之前中國只有今生此世的觀念，是佛教帶來了三世（前世、今世、來世）之說，把思維的時間和空間都擴大了。反切的產生和四聲的發現與佛經的翻譯有關。隨著佛經的翻譯，漢語的詞匯擴大了，文學觀念也多樣化了，諸如“空”的觀念、“境界”的觀念，都與佛教有關。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禪宗，已經成為中國本土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

至于唐代，對外文化交流更加頻繁。絲綢之路開通，形成雙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廣泛傳播，同時也從外面得到很大的補充。當時的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匯的地方。長安是當時最大的國際都會，在八世紀前半葉，人口已經達到百萬之多，居住著許多外國的王侯、供職于唐朝的外國人，以及留學生、學問僧、求法僧、外國的音樂家、舞蹈家、美術家，以及大量外來的商賈。大食、天竺、真臘、獅子、新羅、日本等許多國家的使臣絡繹不絕。在宗教方面，除了道教和佛教，伊斯蘭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傳播。唐太宗設立的十部樂，其中四部來自唐朝境內少數民族，四部來自國外。到了明代，一個具有標志性的對外交流活動，就是鄭和下西洋，其足跡遠達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密切了中國與一些國家的外交關系，成為中華文明對外開放的壯舉。

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利于雙方的文明發展。中國的造紙術和印刷術傳入歐洲，對西方文明的偉大貢獻已是公認的事實。明末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用科學作為傳教工具，激起中國一部分士大夫對西方哲學和科學的興趣，這包括古希臘哲學、倫理學、語言學、邏輯學、地理學、醫學、生物學、數學、歷算，以及美術、音樂、火器、水利、建筑等等。而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后，16世紀至19世紀的三百年間，玉米、甘薯和馬鈴薯等美洲作物的傳入和推廣，對中國開發地廣人稀的山區，滿足對糧食的需求，從而發展生產力，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很可惜，當歐洲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工業革命帶動西方社會迅速發展之際，中國的統治者卻安于現狀，閉關自守，以致中國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明顯地落后了。這是一個慘痛教訓！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的有志之士為了救亡圖存，紛紛介紹和學習西方先進的文明，魏源編纂《海國圖志》，提出“師夷長技”的方針，便是一個標志。此后，向西方學習經歷了從科學技術的層面到政治、人文層面的深化過程。種種新事物迅速出現，中華文明開始逐漸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直到今天，打開大門與走向世界，仍然是尚在繼續的歷史任務。中華文明的歷史告訴我們：開放是文明發展的重要條件，唯開放才能吸取其它文明的長處，唯開放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中華文明的生成機制

文明是人類脫離野蠻、蒙昧狀態的社會行為及其結果的集合。既是一種人類現象，使人與禽獸區別開來，又是一種民族現象，不同地域、不同國度創制的文明千差萬別。中華文明為何能成為世界史上“連續性文明”的典范？“中國”與“中華”？“中國”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時代的演進，內涵不斷拓展；“華”指文化繁盛，“中華”意謂居于中心的富有文化的民族。

“余其宅茲中或（中國），自茲乂民”1.先秦“中國”或指京師，與“四方”對稱；或指黃河中下游地區這一文明地段，與落后“四夷”（東夷、南蠻、北狄、西戎）對稱。2.隋唐以降，“中國”指定都中原的王朝；3.元代自稱統治區域為“中國”，稱鄰國為“外夷”；明清沿襲此說。“與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間斷相比，中國的文明是聚合和連續的。”

——斯塔夫里阿諾斯

曾經輝煌一時的古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于兩千年前趨于黯淡；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被來自中亞的亞利安人掃滅；創建過太陽金字塔的瑪雅文明，也衰敗于中美洲叢林；光芒萬丈的希臘文明，被羅馬所替代；羅馬文明又因日耳曼蠻族入侵，而毀滅殆盡……唯有東亞大陸崛起的那一支文明，卻在坎坷跌宕中顏面生發，始終未曾中絕，成為世界史上“連續文明”的典范。——馮天瑜《中華文明五千年》中華文明為何能成為世界史上“連續性文明”的典范？一、地理環境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貢》

中國在其有史以來的大部分時間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斷。它的西南面和西面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脈；東面，是故人難以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則為沙漠和大草原，它們起著很大的保護作用——中國人又進一步加強了這種保護作用，為了防止游牧部落入侵，在那里修筑了長城。

這種與世隔絕的意義在于，它使中國人能在較中東或印度諸民族更少面臨外來入侵的情況下，發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中華文明連綿不絕，也更為獨特——中國與歐亞其他偉大文明之間，有著更為根本的差別。中華文明為何能成為世界史上“連續性文明”的典范？二、經濟土壤與經濟生活

延綿久遠的中華文明大體植根于農耕和游牧這兩種經濟生活的土壤中。在近代商品經濟得到的充分發育以前，中國生產方式的主體是農業自然經濟，期間又分為兩大段落：1.殷商、西周的土地國有（王有）及村社所有、集體勞作階段；2.東周至明清的土地私有、個體勞作階段。自秦漢以降的兩千年間，中國社會廣闊而堅實的基礎，正是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他們用自己寬厚的脊背，負擔著供養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

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世界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著變化，而獨有中國能夠保持其社會政治制度和語言文化基本不變。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生活的基礎是農業，中國優越的地理條件使得農業可以持續而并不使土地的生產力下降。

——美國學者古德諾（Goodnow）中華文明為何能成為世界史上“連續性文明”的典范？三、社會結構與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

吾中國之社會組織，以家族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所謂家齊而后國治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雖廢，其精神猶存也。

——梁啟超

中國社會組織的特色，與宗法制延綿不絕緊密相連的，是專制政體的長期持續。與歐洲相比，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形成早（商周時期，君主專制便現端倪。）、持續久、兩千多年形成對社會生活各層面的嚴密控制，包括戶籍、里甲制度、用政治控攝文化、權力干預學術。對中國文化的延綿久遠有著深刻的影響。中華文明為何能成為世界史上“連續性文明”的典范？四、“大一統”的民族基因“大一統”的觀念（民族認同、制度認同、文化認同）推動中華文明的發展。（1）民族認同：炎帝、黃帝結盟形成華夏族，被尊為華夏族祖先，后世華人自稱“炎黃子孫”，推動了中華民族同源共祖意識的形成。《論語》里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說法。世界華人都有“黃陵”祭祖的傳統。（2）制度認同：周天子被奉為天下共主，諸侯賓服的國家結構，較商朝的方國聯盟制度王權有所加強，已包含了“大一統”的制度萌芽；后世王朝進一步加強專制王權，正式形成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3）文化認同：戰國時期逐漸結束紛亂，統一趨勢加強，思想家們紛紛表達了統一的愿望，如孟子說“定于一”，荀子說“天下為一”“四海之內若一家”等，統一成為共同的文化心理。中華文明為何能成為世界史上“連續性文明”的典范？五、中華文化的包容性、開放性

中華文明并不是封閉的、僵化的。

春秋戰國時期，中華大地就出現了眾多不同的思想流派，兼容并包。從漢開始絲綢之路成為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商業通道，吸收周邊文化成果。兩宋以降的一批儒者，在堅持中國固有的綱常名教的前提下，廣為吸收佛學思辨成果，創建新儒學——宋明理學。中華文明的升級和轉型，讓傳統儒家學說實現了全新崛起，并得到更大發展。

中國在近代面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強敵”這一截然不同于古代的國家環境，中國人開始思考：東西方文明的差異何在？造成這一差異的原因何在？中華民族怎樣才能使自己的文明煥發活力從而迎頭趕上？中華文明以此為契機，揭開嶄新一頁。中華文明為何能成為世界史上“連續性文明”的典范？“中國文明是世界上幾大古國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續下來的，中國傳統文化有三個顯著特點：文字由表意符號書寫；儒家倫理學說取代了宗教；科舉考試制度。”

——羅素《中國問題》

中國歷史的發展從未被地震般的劇變根本動搖過。盡管整個國家曾多次遭到入侵，但這些入侵只是擾亂而非改變了中國。自秦朝建立至鴉片戰爭，中國所經歷的僅僅是局限于傳統框架的皇朝的興亡遞嬗，而非大規模的碎裂和新的開始。

“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不會永遠受到外國人欺壓。他們不會為了壯大軍事力量就去學西方人的種種惡行，但愿意為增進智慧而去學我們的種種美德。我認為，中華民族是世界唯一真正相信智慧比紅寶石還珍貴的民族。”——羅素二、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演變及影響

如何理解：夏代是服從命定的“尊命文化”，殷代是崇尚鬼神的“尊神文化”，周代則是禮樂刑政目標合一的“尊禮文化”？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演變及影響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與我何有哉”。——先秦《擊壤歌》

天神和上帝與我無關，我只要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自食其力，我何必去向那些天地鬼神燒高香保佑我近年來年的豐收吶，所以天帝看不見的力量與我無關，人間的帝王又能管得著我嗎？當時百姓看重的是腳下的土地，辛勤的耕作，擺脫偶像崇拜、對鬼神的過度恐懼、敬畏。1.夏代的“尊命文化”

原始社會巫術盛行，到原始社會后期，社會分化出一批專職的巫師。他們充當人類最早的精神領袖。夏代承襲了占卜這個傳統，統治者以占卜為手段，神化自己的權威。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后威，先賞而后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驕)而野，樸而不文。”——《禮記·表記》夏代尊命文化因文獻不足，難以厘清。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演變及影響2.殷代崇尚鬼神的“尊神文化”“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禮記·表記》

商人宗教觀念是萬物有靈論，按鬼神意旨辦事，殷人以卜筮來決定自己的行止。

還頻頻舉行規模盛大的祭祀活動以表示對上帝或鬼神的敬意，甚至人祭、人殉。他們鑄以最好的青銅祭器、酒器盛以最好的美酒佳肴，供獻到神鬼之前，溝通人的世界與祖先、神靈的世界，以庇護他們在人世間的權力和財產。

商人宗教觀念在甲骨卜辭中有祈禱式與祭祀式的記錄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演變及影響1.占卜是商王通過貞人（專職占卜的人）借上天以神化王權的一種手段。從已發現的卜辭來看，商代占卜的范圍非常廣泛，商王對國家大事的決策，事先都必須向鬼神占問。這主要反映出商代A.王權與神權的結合 B.中央集權的初步建立C.宗教組織相當完備 D.祭祀和占卜開始流行2.占卜是商代統治者通過貞人（專職占卜的人）借上天以神化王權的一種手段。從已發現的卜辭來看，商代前期占卜的范圍非常廣泛，多為貞人解釋和發布；但后期的范圍卻大為縮小，多為商王行止的記錄。這反映出A.商代后期政局更加穩定

B.商王的權力在不斷增強C.宗教祭祀活動逐漸減少 D.神權與王權正走向分離——統治者需要借重神（包括天、命、鬼）與刑罰來壓迫奴隸，故而產生了尊神文化；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演變及影響

巫、史、祝、卜是第一批較正式的文化人，他們專門服務于皇室，從事卜筮、祭祀、書史、星歷、教育、醫藥等多種文化活動，并參與到政治之中。甲骨文、金文和各種先秦典籍中都有他們席不暇暖的忙碌身影。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早期發展有著特殊貢獻。

——馮天瑜《中華文明五千年》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演變及影響3.周代是禮樂刑政目標合一的“尊禮文化”

周代發展了殷商的至上神觀念，稱至上神為“天”，認為王權為天所授，為王祖所遺，故周人敬天法祖。于是，宗教與政權、族權三位一體，水乳交融，形成以天帝為皈依，以宗法家族為基礎，以君權為核心的國家民族宗教。“敬天法祖”自此成為中國人的信仰，延綿三千年而不衰。天命王朝興衰民意決定以德敬天從民愿決定以德保民向往德政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演變及影響3.周代是禮樂刑政目標合一的“尊禮文化”天命王朝興衰民意決定以德敬天從民愿決定以德保民向往德政

鑒于周鼎革的教訓，周人又意識到“天命無常”和“小人難保”，遂強調“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在宗法宗教中滲入人文主義成分，天命觀中保有理性主義位置。絕對的天神崇拜宗教在中國始終沒有占據統治地位，而敬天法祖的宗法宗教構成中國宗教的主體，與周文化造成的人文理性趨勢不無關系。

這種民意決定天命的思想，是以周公為代表的周初統治者對遠古以來的天命神學世界觀創造性的人文主義轉換，直接啟迪了西周末和春秋、戰國時期的人本主義思潮。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演變及影響

有別于其他重自然（如希臘）或超自然（如印度、希伯來）的文明類型，中華文明自成一種“敬鬼神而遠之”的重人生、講入世的人文傳統，人被推崇道很高的地位，所謂“人為萬物之靈”“人與天地參”，將人與天地等量齊觀，這使中國避免陷入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宗教迷狂，而發展出一種平實的經驗理性。在中國繁衍的各種宗教也熏染上厚重的人文色彩。當然，這種“重人”，并非單純尊重個人價值和個人的自由發展，而是將個體融入人群，強調人對宗教和國家的義務，構成一種宗教集體主義的人學，與文藝復興開始在西方勃興的以個性主義解放為旗幟的人文主義分屬不同范疇。

——馮天瑜《中華文明五千年》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演變及影響

周代的尊禮文化，顯然高于對自然界完全無能的夏代尊命文化，和假借鬼神而行的商代尊神文化。但“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西周在確立宗法、分封、世襲三大制度的同時，又系統地制禮作樂，從外在社會規范到人的主觀情志實現全面控攝，以確保宗法等級秩序。

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禮記·樂記》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演變及影響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演變及影響春秋戰國的兼并戰爭使宗法秩序呈瓦解之勢，秦漢以降，分封制被郡縣制取代，除帝王繼統仍由皇族血緣確定外，行政官員的選拔、任用，實行薦舉、科舉制，即以“賢賢”取代“親親”。但是，宗法制的影響仍然延及后世——1.政治權力和經濟產權的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