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系統研讀英語學界的研究成果，勾勒西方古代體育史研究的學術思想史。歸納出焦點議題：古希臘競技的精英敘事、古希臘的體育賽會、西方古代體育的整體樣態、體育與社會階層、體育與性別規范、體育與權力和社會控制、體育物質文化遺產以及體育與文學、哲學和美學。指出西方古代體育史研究的演進趨勢：從古典主義到社會史和文化史轉向的理論基礎演進，從傳統史料到多元史料融合的研究方法革新，強調歷史整體性、流動性和多樣性的研究視角拓展，從“單一權威”到多重話語的敘事方式轉向。建議我國學者進一步加強西方古代體育史研究的史料體系建設，推動古代體育史研究的理論創新與跨學科整合，構建我國古代體育史研究的本土化框架并積極參與全球學術對話。關"鍵"詞：西方古代體育史；史學理論；史學史；英語學界2024年11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向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致賀信，強調古典學研究的重要性。古代體育史是古典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探討西方古代體育文明，不但有助于“鑒古知今”，洞察當代世界體育的發展趨勢，還有助于更加全面理解全球體育文化的多樣性，審視中國傳統體育文化的獨特性與價值，從而更好推動人類文明的交流互鑒。同時，開展西方古代體育史研究有助于我國學者重新定位中國體育史的全球角色，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敘事結構，推動中國體育史研究的國際化和話語權提升。研究通過系統研讀英語學界的研究成果，旨在勾勒西方古代體育史研究的學術思想史。1"西方古代體育史研究的焦點議題1.1"關于古希臘競技的精英敘事研究關于古希臘和古羅馬體育的研究可追溯至文藝復興時期，但韋斯特[1]在1749年出版的《品達詩歌》常被視為奠基之作。該書詳細介紹古代奧運會的歷史，涵蓋場地建筑、運動員、賽事組織及訓練方法等內容，為西方古代體育史研究提供文本性史料基礎，并奠定此領域中經久不衰的精英主義思想。19世紀初期，德國古典學者進一步發掘古希臘文學遺產，繼續深入探究古希臘競技的歷史細節。至19世紀下半葉，一批英國古典學者推動古典主義學派的形成。在維多利亞時代，古典學是英國教育體系的核心，受強身基督教思想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男性體育風氣興盛。因此，古典學者在希臘主義氛圍中，將古希臘競技及其神話和英雄視為典范，進一步強化古代體育史中以希臘為中心的精英敘事[2]。20世紀初，古典主義學派達到鼎盛，其代表人物加德納1910年所著的《希臘競技體育與節慶》長期被視為西方古代體育史的藍本。凱爾[3]概述古典學者的古代體育文明范式：古希臘競技源于貴族階層的自發性活動，在公元前6世紀的泛希臘運動會期間達至巔峰，此后因公眾參與度降低而陷入衰退。同時，以專業化訓練和經濟回報為特征的職業化趨勢在社會底層盛行，削弱了希臘競技的道德價值。自希臘化時代起，競技活動曾一度復興，但羅馬人將其視為“職業娛樂”后，進一步走向衰落?；浇膛d起后，羅馬角斗表演漸被冷落，體育活動和奧運會也因被視為異教活動而遭摒棄。20世紀70年代起，奧運會丑聞頻出，挑戰其神圣形象，促使學者重新審視古典學者的傳統研究以面對現代體育的真實樣態。首先，古典學者對希臘主義的過度推崇，導致研究立場偏頗和作品中的知識性缺陷。其次，古典學者的精英思想與階級偏見，進一步加劇了學術圈的封閉性和學術觀點上的“家長制”。據統計，18—20世紀的18位知名學者中，有16位畢業于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他們不僅具有相似教育背景，出身背景、宗教信仰和運動經歷也高度一致。同時，他們的學術地位主要基于身份和資歷，權威學者往往排斥不同學術觀點與新人加入[2]。此外，古典學者的學術思想往往被統治階級利用，合理化其政治訴求。例如，顧拜旦放棄組織國際運動會的設想，轉而致力于“復興”古希臘奧運，正是借助歐洲人心懷希臘主義的正統觀念，以爭取歐洲各國領導層的支持[4]。1.2"關于古希臘的體育賽會研究自古典主義學派興起以來，大型體育賽會便是西方古代體育史研究的核心領域，尤其集中于奧林匹亞、德爾斐、地峽和涅米亞4大泛希臘運動會。自20世紀70年代起，西方學者不僅關注這些賽會的日程、比賽形式、規則和評分標準等細節，還試圖進行“去神秘化”研究。目前，古奧運會等泛希臘運動會被普遍認為深受政治、宗教和社會力量操控，充斥暴力、種族和性別沙文主義、腐敗、商業化和政治宣傳，遠非“超政治性”競技[5]。近年來，學者關于古奧運的歷史考察提出修正觀點。其一，古希臘人偽造檔案現象普遍，對希皮亞斯提供的奧林匹克獲勝者名單持懷疑態度，首屆古奧運會實際時間或比傳統記載的公元前776年晚約75年，接近公元前700年[6]。其二，公元前2世紀是古希臘競技普及和奧運會規模擴大的時期，且在羅馬支持下達到“黃金時代”[7]。其三，“citius，altius，fortius”（Faster，Higher，Stronger）源于拉丁語，而非希臘語，與古奧運會無關[8]108。其四，奧林匹亞只是大城邦伊利斯市外的一個避難所，奧林匹克休戰僅保證訪客通行安全，并未全面停止戰爭[9]123-124。盡管如此，周期性的泛希臘運動會仍為分散且常有沖突的希臘城邦提供共同文化基礎，也通過體育賽會構建了古希臘的“希臘框架”。然而，泛希臘運動會周期較長，且局限于精英運動員，難以代表希臘體育全貌。學者認為，地方和市民賽會更能反映大多數希臘人的體育生活，幫助理解古希臘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觀，揭示體育如何成為地方認同和社會凝聚力的組成部分[10]。此外，學者還研究了單項運動的歷史，如田徑如何從宗教儀式演變為公眾盛會并融入整體社會文化[11]209-220，以及摔跤、拳擊和潘克拉辛（Pankration）如何在暴力與文明之間形成模糊界限[11]221-231。1.3"關于西方古代體育的整體樣態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起，西方體育史學界展現明顯社會史轉向。在社會史范式的框架下，西方學者以修正主義的視角重新審視西方古代體育，認為古典學者對古代體育的“興盛”和“衰退”兩分法過于簡化，忽視歷史進程中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此外，古典學者過度強調體育的教育和道德功能，而未能充分揭示其作為社會體系一部分的多重角色。相較之下，社會史學者注重整體性，試圖構建出西方古代體育在特定歷史階段的多維圖景，推動了大批整體史著作的出版。一方面，社會史學者不再將古希臘競技置于中心地位，否認體育是希臘獨特競爭精神的產物，認為體育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普遍存在于古代世界，持續變化且相互流動。研究表明，希臘體育與更早的米諾安和邁錫尼文明密切相關，在古希臘晚期與其他地區不斷交流，這種流動并非單純的希臘文化輸出[3]。在古希臘內部，地方性和大眾性的體育活動亦被廣泛探討，以雅典的全民參與[12]、斯巴達的軍事訓練[13]、賽馬和戰車運動[14]等為例，深入理解希臘體育的多樣性和生命力。同時，古羅馬體育的歷史地位也被重新評估，其不僅延續希臘競技元素，還因其集權體制而展現出獨特的社會屬性和文化結構。另一方面，社會史學者不斷重新定義古希臘和古羅馬體育的本質與特性，尤其強調職業化貫穿古希臘體育始終。古奧運會及其他賽會提供了豐厚的物質獎勵和經濟收益，如現金、免稅特權和終身免費餐飲等，并帶來地位和政治影響力的提升，而職業體育協會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此外，泛希臘運動會和羅馬角斗士表演的商業運作模式與現代體育存在諸多相似之處[15]。近年研究還引入新的視角，涵蓋運動員訓練、職業生涯、醫療支持、法律規范[16]，甚至涉及競技用動物的貿易和物流等[17]。1.4"關于體育與社會階層的研究在社會史轉向的背景下，學者逐漸關注古代體育參與者在不同社會階層中的關系。現有研究表明，自組織性的體育活動興起之初，職業運動員便已存在，其中既有底層出身者，也有精英家庭背景[18]。除職業與業余、上層與下層的身份區分外，古希臘體育參與者的結構更為復雜，在年齡和性別分布方面也表現出顯著的社會差異[19]。此外，不同社會階層在體育活動中的參與方式存在差異，例如，不同類型的戰車比賽（如四馬和兩馬）常對應于不同的社會等級[11]243。邊緣群體如奴隸雖被排除在賽事外，但在運動員的訓練和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8]43-44。相比之下，古羅馬體育涉及的邊緣群體更為廣泛，包含死刑犯、后勤人員、猶太人及其他非羅馬人等。圍繞大型角斗表演的研究，學者們通過排座和服飾等歷史證據，指出古羅馬體育中亦存在嚴格階層等級秩序。然而，學界更關注角斗士在社會中的獨特角色。一方面，盡管角斗士被社會邊緣化，法律地位低下且常被污名化，但他們努力構建內部身份認同，如在角斗士兵營中建立社會結構、家庭與等級制度，并通過社交網絡和內部等級體系鞏固這種群體意識。另一方面，羅馬社會對角斗士的態度矛盾，既貶低其道德，又欽佩其力量，將其視為英雄和性欲象征[11]564。某些情境下，表現突出的角斗士甚至可獲自由或被“解放”為自由公民?？脊抛C據進一步揭示，角斗士的戰斗不一定至死方休[20]584。如公元2世紀希臘以弗所的骨骼分析顯示，角斗士戰斗未必是致命[21]，而在羅馬時期的英國約克（埃博拉庫姆）發現的墓碑銘文和浮雕表明，戰死的角斗士可享受體面甚至榮譽性的葬禮[22]。1.5"關于體育與性別規范的研究現有研究普遍認為，古希臘社會的體育活動主要由男性主導。公開進行的裸體競技，常伴隨暴力，是希臘男性展示力量與陽剛之氣的象征。因此，體育場成為彰顯男子氣概的空間。相對而言，希臘女性的社會角色被限制于母職和家庭責任，體育參與受到極大限制。不同于其他希臘城邦，斯巴達女性享有相對較高的體育參與自由，可參加多種激烈的運動和節慶活動，如賽跑、摔跤、擲鐵餅和標槍，因此在運動技能方面發展較好[23]。然而，現代女性主義學者認為，這種參與強化了父權制的社會規范，將女性物化為男性欲望的對象。因此，斯巴達女性的體育參與或許更具壓迫性，進一步將她們客體化于男性主導的社會中[24]。直到羅馬時期，女性體育才逐漸被接納，并向競技化發展。有學者認為，羅馬時期的女性體育在本質上延續了希臘傳統，如未婚少女在宗教節慶中的競走比賽[25]。隨著現代女性主義研究的興起，學者們探索了更多女性體育參與的歷史事件，以論證她們在古希臘社會中具有一定的體育參與權和社會影響力。這些研究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歷史事實，如已婚婦女雖被禁止觀看奧運會，卻可通過贊助賽事、提供馬匹或戰車等方式間接參與，未婚少女則允許觀賽甚至參與某些活動。在與體育相關的宗教節慶中，未婚少女的參與方式和職責依城邦文化和社會規范而異[26]。這些研究為西方古代體育史提供了新視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性別關系和社會結構。然而，部分觀點仍存在爭議，例如奧林匹亞赫拉節中處女競賽的參與者及其意義。此外，在布勞隆的成年禮上，希臘少女會參與舞蹈和跑步，但此類活動在婚后即終止。長期以來，西尼斯卡被視為奧運會首位女性冠軍和早期女權象征，然而近年研究指出她的勝利更多是為其兄長的政治利益服務。這一觀點不僅挑戰傳統解釋，也揭示出古代體育史中女權理想的局限性[27]。1.6"關于體育、權力和社會控制的研究社會史研究表明，體育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政治生活與意識形態建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首先，體育用于宣揚統治權威。在奧運會等泛希臘節慶中，社會精英和統治階層借助體育競技展示他們的“美德”，從而鞏固其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力[28]。在古羅馬，通過模仿歷史盛大戰爭的海戰和水上游行表演，統治者彰顯其權力與財富，強化帝國的軍事傳統與英雄主義觀念[11]277。羅馬競技場中的殘酷表演，尤其是角斗士和動物狩獵，傳達了羅馬的價值觀與法律秩序[11]160-162。其次，體育用于實現社會控制。在斯巴達，體育作為社會整合與控制的機制，向女性灌輸順從與美的觀念，同時向男性傳遞服從群體、堅持士兵角色及競爭的價值觀，從而維持社會秩序[29]。這種通過體育進行社會控制的策略不僅服務于統治階層，也為被統治階層所用。例如，在公元189年的羅馬“克里安德之亂”中，民眾利用競技場表達集體意愿，抗議糧食短缺并請愿皇帝采取措施[11]609，展現體育場作為社會控制工具的雙向性。最后，體育用于強化國家認同。腓力二世在征服希臘期間，通過奧林匹克馬術項目的勝利宣揚其政治權威，并通過贊助奧林匹亞等地的體育場地建設提升馬其頓的希臘認同[30]。在羅馬共和國，統治者延續近東的“皇家狩獵”傳統，通過職業獵手在競技場獵殺異域動物，展示對外部威脅的控制[31]。羅馬帝國時期，統治者在行省中組織大型公共娛樂活動，尤其是角斗士和戰車比賽，強化羅馬身份認同，鞏固地方政治結構和權力關系[9]342。盡管這些賽事不具希臘體育的宗教意義，但展示羅馬對希臘化體育形式的吸收與改造，借此展現自身為希臘文化繼承者的帝國身份[32]。1.7"關于體育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在西方體育史研究的文化史轉向中，學者們逐漸超越傳統文本資料，關注古代體育的物質文化遺產。其中，空間研究成為焦點，學者們探索了古希臘和羅馬體育場所的多重社會功能及其延續性。例如，古希臘的集市既是商業和政治中心，也是宗教與體育活動的公共空間，尤為適合小型比賽與市民活動；神廟和圣地的體育活動則與宗教儀式密切相關，進一步增強這些空間的神圣性[20]302。至希臘化時期，城邦治理理念從國際擴張轉向穩定，因此，公共體育場既承載泛希臘賽事的軍事性與國際性，也逐步轉型為培養青年體格與德性的精英教育場所[20]293。歷史悠久的希臘式健身房在羅馬人手中發展為“浴-健身房”形式，其功能從軍事訓練擴展到教育、公共娛樂與男性社交互動，促進了公民身份意識的形成[33]。羅馬圓形劇場則從早期木質結構演變為石結構，功能逐漸從“劇場”發展為“斗獸場”，成為帝國時期政治生活的核心[34]。同時，西方學者圍繞物質和視覺文化遺產的研究，為理解古代體育的社會價值、宗教功能和象征意義提供更多線索。例如，塔爾奎尼亞墓葬中的彩繪壁畫顯示，伊特魯里亞體育未被古希臘競技同化，反而成為希臘與羅馬體育文化融合的橋梁[35]。在西西里島出土的古希臘硬幣上，四馬戰車常被作為主要圖像，象征勝利和神圣權力，特別是雅典娜或狄墨特爾擔任駕馭者，表明神祇在社會和政治中的主導地位。這些圖像不僅反映貴族對政治權力的訴求，也表達了希臘民族的宗教情感[36]。流行于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7世紀的詛咒板，以鉛片刻下咒語埋于競技場或墓穴附近，意在詛咒對手失敗。盡管法律和社會反對此類行為，詛咒板仍在競技場廣泛使用，甚至被視為調控競技表現的手段[37]。古希臘裸體男性象征道德與身體卓越，出現在公共藝術及私人藝術中，如陶器、馬賽克和浮雕。相較之下，羅馬私人藝術的體育主題通常帶有政治色彩，凸顯富人作為贊助者的影響力與貢獻[11]439-454。通過分析龐貝城的角斗士圖像，學者揭示其與古代宗教和巫術信仰的關聯，認為圖像具有“護門功能”，借助角斗的生死瞬間激發保護力量，守護建筑與居民[38]。此外，通過研究羅馬角斗士的銘文和涂鴉，學者揭示出個人生活、價值觀及競技組織形式[11]330-341。在對體育勝利紀念物，如米隆的《擲鐵餅者》和西尼卡的《戰車手群像》的研究中，后現代主義學者突破傳統藝術史，將這些作品視為社會互動和政治表達的媒介[11]455-471，進一步揭示了其復雜社會意義。1.8"關于體育與文學、哲學和美學的研究在古希臘文學中，體育競技與英雄崇拜緊密相連。早期古典學者指出，《伊利亞特》中帕特洛克羅斯的葬禮競技和《奧德賽》中奧德修斯在法厄克人宮殿的競技表演，是英雄崇拜的具象化表現。然而，這些研究過分集中于精英運動員的死亡紀念和神話化，近期研究則更側重于運動員如何刻意模仿英雄行為與象征，將體育成就與神話關聯，以贏得社會認可與神諭支持[39]。除荷馬史詩，學者還特別關注凱旋詩，如品達的作品。這些詩歌由精英階層在泛希臘或地方競技勝利后創作，既贊美勝者的技藝，也通過英雄事跡隱喻強化精英的政治聲望與社會地位[40]。在古羅馬方面，學者多以李維、塔西佗和盧坎的作品分析體育，探索其中軍事、政治和帝國統治的影響。西方古典哲學家普遍認為體育競技是培養美德、實現身心和諧的重要方式，并在其哲學體系中深入探討其價值。柏拉圖的多篇對話，如《理想國》，將心靈訓練比作體能訓練，強調嚴格紀律和實踐對靈魂平衡的作用；在《斐多篇》中，以體操訓練比喻靈魂凈化的過程，強調理性控制下的身心協調發展[41]。愛奧尼亞學派哲學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則在公元前7至6世紀的作品中展現了哲學、科學、宗教和體育的緊密關聯，反映體育在公共宗教生活中的重要地位[42]。在體育文化史研究中，古希臘男性身體作為“文化文本”被賦予了象征性和交際性的美學價值。古奧運會的勝利者不僅是競技英雄，其力量與美也常被詩人歌頌，通過雕塑與繪畫等造型藝術得以永存，成為國家的象征[43]。古希臘人崇尚運動員的身體美，既欣賞其和諧線條和優美動作，也認為肌肉與身體協調性反映了靈魂的高尚，是對本能的駕馭和理性目標的追求。受理性引導的運動員不僅在競技場上表現出色，也通過其身體象征社會道德準則，因此廣受尊崇與效仿[44]。此外，古希臘的裸體競技被視為民主、精英男性身份與希臘民族特征的象征。裸體不僅直接展示力量，更確認希臘公民的身份與社會價值，展現了男性公民的地位與責任。然而，部分學者批評這種身體美并非天然，而是通過嚴格飲食和高強度訓練所致的肌肉畸形。這種批評揭示了古希臘運動員的身體美學與理想公民模型之間的復雜性，反映出文化史學者對古代身體的多重解讀[45]。2"西方古代體育史研究的演進趨勢2.1"理論基礎的演進：從古典主義到社會史和文化史轉向英語學界關于西方古代體育史研究的理論基礎總體上順應國際學界歷史研究的發展趨勢，從傳統的古典研究逐步轉向社會史和文化史。早期的古典主義學派深受精英史觀的影響，將體育視為貴族階層彰顯力量與美德的活動，重在強調精英階層和英雄主義在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性[46]。20世紀70年代，受到社會史范式的影響，西方體育史學界的研究重點逐漸轉向古代體育的整體樣態。從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的角度看，研究的關注點由道德和教育拓展至階級、性別、權力、身份認同與社會控制等領域，為理解古代社會中的體育提供了更為整體性、多樣性和復雜性的視角。隨著文化史范式的引入，體育被視為承載社會文化價值的重要符號系統。學者通過分析古希臘與古羅馬體育中的符號和象征意義，進一步揭示體育如何成為宗教信仰、身份認同和社會價值的文化表征。2.2"研究方法的革新：從傳統史料到多元史料融合隨著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范式轉向，古代體育史研究逐漸突破傳統史料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同時，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跨學科方法的引入，使研究范疇得到了顯著拓展。如今，在傳統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廣泛利用體育遺址、壁畫、硬幣、詛咒板、陶器、馬賽克、浮雕、銘文、涂鴉等非文本資料。通過多元史料與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學者們從多個維度對體育現象進行更為深入的闡釋，并在社會文化層面構建更加豐富的研究情境，從而顯著提升了西方古代體育史研究的廣度與深度。2.3"研究視角的拓展：歷史整體性、流動性和多樣性首先，西方古代體育史研究逐步超越了以希臘為中心的傳統視角，不僅關注希臘地方性特征，還將時間與空間維度擴展至多種古代文明及其相互影響的關系之中，如關于米諾安和邁錫尼體育的研究[11]47-58。其次，這一整體視角揭示了西方古代體育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發展歷程，展示了體育在不同文化區域間的適應與演變過程。同時，體育活動中的個人與集體身份的表達，也隨著歷史和社會的變化而不斷更新，從而使體育作為身份認同的象征意義不斷被重新定義。此外，學者們的“去神秘化”研究揭示出古代體育與現代體育在結構和功能上的諸多相似之處，涵蓋大眾參與、職業化、商業化與專業化等多個層面和社會要素。2.4"敘事方式的轉向：從“單一權威”到多重話語早期的西方古代體育史研究將精英階層的體育活動作為歷史敘事的核心。在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下，學者們開始反思這一單一的敘事框架。首先，敘事對象不再局限于政治精英，開始關注社會底層、奴隸、罪犯、女性、兒童等群體和體育參與方式，從而賦予古代體育史更加包容和多元的視角。其次，后現代主義強調史料的相對性和敘事的多樣性，主張從多重話語體系解析歷史事件。研究者的角色也逐步從傳統的“記錄者”轉型為“解釋者”和“批判者”，不僅追溯事件和人物的歷史脈絡，還深入探討敘事背后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隨著反思性和能動性增強，他們逐漸成為多重視角的構建者。3"對我國關于古代體育史研究的借鑒3.1"加強西方古代體育史研究的史料體系建設長期以來，我國學者研究多局限于早期基礎資料的整理與翻譯，關注點主要集中于古希臘奧運會、古羅馬競技等重大歷史事件，未能充分展現西方古代體育史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此外，對西方古代體育史的研究未能及時追蹤和吸收國際最新學術成果。例如，關于首屆奧運會的舉辦時間等信息在國內體育史教材中仍未更新。近年來，隨著學術國際化進程的加快以及網絡和數字技術的發展，獲取和處理外文資料的難度大輻降低。在此背景下，我國學者應著力構建西方古代體育史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