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完善行業自律是提高體育賽事監管效能，推動體育賽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運用文獻資料、邏輯分析等方法，深入探討行業協會參與體育賽事監管的價值、邏輯、困境與發展策略。研究認為擴充賽事監管資源、拓展協會發展空間和提升賽事監管效率是行業協會參與體育賽事監管的內在價值；行業協會參與體育賽事監管面臨自律主體力量薄弱、自律職能定位模糊、自律機制建設滯后、自律權力監督缺位等現實困境；應從明確行業協會權責、優化行業自律機制和加大行業自律監督等方面入手，優化體育賽事行業自律。關"鍵"詞：體育社會學；體育賽事；行業自律；賽事監管行業自律是指行業協會為了行業共同利益，通過行業規則、規范和公約等形式，進行自我監督、自我規范和自我約束的管理模式[1]。相較于行政監管而言，行業自律具有鮮明專業屬性，在行業信息、專業能力、人才儲備、監管獨立性等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可以有效彌補行政監管在賽事監管中資源不足、專業性不強、過于強制等短板。為充分發揮行業自律在體育賽事監管中的積極作用，黨和國家先后出臺系列政策法規，明確了行業協會在體育賽事監管中的法定主體地位。新《體育法》明確指出單項體育協會應健全內部治理機制，制定行業規則，加強行業自律；《體育賽事活動管理辦法》提出“應當堅持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相結合的原則，加強體育賽事活動監管”，這表明行業自律已成為我國賽事綜合監管體系中的重要一環。在政府職能轉移和法律授權的帶動下，單項體育協會、學生體育協會、體育產業協會等行業協會通過制定行業規范、健全內部機制等方式，逐步參與體育賽事監管，但由于行業協會自律機制建設滯后、自律職能定位模糊等原因，制約了賽事監管職能的發揮。基于此，本研究從行業自律視角，深入探討行業協會參與賽事監管的內在價值，剖析行業協會參與體育賽事監管的現實困境，進而提出行業協會參與賽事監管的優化策略，旨在完善我國體育賽事行業自律，推動體育賽事高質量發展。1"行業自律視角下行業協會參與體育賽事監管的價值1.1"政府視角：擴充賽事監管資源，彌補行政監管不足行業協會是以維護行業公共利益和企業個體利益為目標、以規范行業行為和穩定行業秩序為手段自發建立的非營利性自律管理的社會組織[2]，是有別于政府的強制力量和市場的逐利力量的第三方力量，也是彌補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重要方式。行業協會具有社會性、靈活性、自愿性等特征，在體育賽事監管中具有獨特優勢，可以有效緩解行政監管壓力，彌補行政監管不足。一是擴充行政監管物質資源。近年來我國各類體育賽事飛速發展，但與之相應的行政監管主體在人員、經費、物資等方面具有固定比例，無法有效匹配體育賽事的飛速增長。我國已經形成多項目、多層級的單項體育協會架構，行業協會脫鉤進程也在不斷推進，具有強大的監管潛力，可以有效擴充監管資源。二是擴充賽事監管法理淵源。從法律性質看，行業自律作為監管的“軟法”，可以有效補充“硬法”。雖然行業協會具有法律授權的賽事監管職能，但主要依托協會內部制定的規則、章程、專業標準和宣言等規則進行自律。此類規章制度形成是成員自我私權的讓渡，是軟法的一種主要表現形式，其本質是“自我立法”[3]。軟法的多樣性、靈活性、回應性、協商性和柔性等特點，可以降低法治現代化的成本，推進公共治理模式的完善，實現社會的善治。推動行業協會參與體育賽事監管，促使行業自律“軟法”與行政監管“硬法”相互銜接，不僅可以擴充我國體育賽事監管的法律體系，也將有效推動體育行業協會法治化發展的進程。加之，行業協會的非營利性、公益性、公共性、民間性、自主性等特征與體育賽事監管的公共性、公益性目標高度契合。因此，行業協會成為彌補行政監管不足的最佳伙伴。1.2"協會視角：有效吸納外部資源，拓展協會發展空間資源依賴理論認為組織受制于外部環境，為了維持生存，組織必須引進、吸收、轉換各種資源，而這些資源往往來自環境中的其他組織。當然，組織也能夠并且需要主動地給予環境中其他組織所需資源來控制或改變環境，以達到改善依賴的目的[4]。行業協會與行政監管之間存在明顯的資源依賴行為，行業協會在參與體育賽事監管中有效彌補行政監管資源不足，也在參與體育賽事監管中吸收、引進了大量的發展壯大所需要的社會資源、行政資源。一方面，行業協會在承接賽事監管職能過程中，通過賽事督導、專業性指導、業務培訓、評級評優等業務開展，不僅深入對接了運營企業、體育專業愛好者等社會資源，為協會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強大力量，還依靠專業性能力在賽事監管中獲得社會認同、提升公信力，擴大協會社會影響力。另一方面，在承接賽事監管職能過程中，政府通過制度文本和制定行為牽引，使得行政部門與單項體育協會等行業協會之間的資源依賴關系會進一步加強。單項體育協會等行業協會通過參與體育賽事監管能夠獲取更多資源、社會表達與合法性權益，并得以取得生存性擴張[5]。1.3"監管視角：發揮專業監管優勢，提升賽事監管效率隨著體育賽事精細化、規模化、創新性發展，體育賽事中的新業態、新技術、新設備層出不窮，專業性與技術性不斷增強，對賽事監管專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行業協會聚集了專業性監管資源。以單項體育協會為主的行業協會作為行業內部組織，集中了體育賽事領域的專業人才與技術資源，既可以為行政監管提供管理運動項目賽事、行業咨詢、賽事業務培訓、賽事調研、賽事評估、賽事監督等專業性事務，還可以向行業內提供以提升公共利益為目標的項目技術規范、競賽規則、團體標準等公共產品。另一方面，行業協會具有整合行業信息的成本優勢。行業協會是體育賽事從業人員、項目愛好者等群體基于“私序”的再組織，相比于政府而言，其獲取信息的渠道更直接、方式更多元、效率更高、成本更低[6]，可以緩解賽事監管主體與賽事組織者之間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賽事安全風險。此外，不同于行政監管“命令-服從”的強制邏輯，行業協會采取的培訓、激勵、協商等柔性監管工具，不僅實現了監管主體與被監管主體的平等，還通過提升被監管對象能力的方式，為傳統體育賽事監管帶來社會效能增益。2"行業自律視角下行業協會參與體育賽事監管的現實困境2.1"自律主體力量薄弱，導致自律能力偏弱行業協會是開展行業自律的實施者，是推動行業規范、行業標準有效落實執行者。因此，擁有完善的行業組織和健全的組織結構，是實現體育賽事行業自律的有效保障。但從當前發展實踐來看，我國體育賽事領域行業協會主體力量偏弱，制約了行業自律效果。第一，行業協會組織單一。按照與政府關系緊密程度，我國行業協會可以分為具有一定行政管理職權和行業調控手段的管辦色彩較濃的行業協會、成為獨立社會團體的半官方性質的行業協會和自下而上由法人發起成立的行業協會三大類別[7]。但受行業自治屬性與市場發育程度影響，我國體育行業協會呈現特殊性，即主要以管辦色彩較濃的行業協會為主，如單項體育協會、學生體育協會等，其他消費者、商會等相關行業協會尚未建設。第二，行業自律資源受限，導致監管專業性缺乏。專業性是政府對行業協會的基本期待，也是社會組織參與體育賽事監管的前提。在舉國體制運行中政府承擔了大量的體育治理任務，但也遮蔽了行業協會能力成長，導致行業協會在人力資源、技術資源、場地資源等專業性能力上還存在較多不足[8]，難以滿足體育賽事監管的信用監管平臺搭建、歸集信息制定行業規范、開展賽事培訓與指導等需要。第三，獨立性不足，難以實現自主監管。行業協會作為政府與市場的中介組織，既代表內部成員的集體利益，又接受政府公共管理權力的委托。但長期受“管制-依附”的政社關系的影響，行業協會在體育賽事監管中的話語權被行政權力所左右，導致其難以完全公正、有效地履行監管職責。尤其是政府與會員利益沖突時難以做出有效平衡性決策，一旦傾向于行政命令，往往與市場中的會員利益背道而馳，加劇了雙方的利益沖突。如廣州足球協會假球事件、新疆男籃退賽等事件，反映出我國行業協會在參與體育賽事監管中受行政命令制約。2.2"自律職能定位模糊，難以形成監管合力在體育賽事的運行與監管過程中，行業協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既承擔著組織協調的責任，又在規范管理中發揮作用。然而，行業協會在體育賽事監管中的職能定位不夠明確，導致監管職能的發揮受到限制。一方面，行業協會自律職責不明確。為提升行業協會參與體育賽事監管的效率，政府出臺新《體育法》、新《體育賽事活動管理辦法》等政策法規，對體育賽事監管職責作出宏觀規定，但是缺乏具體的實施細則對行業協會賽事監管職能進行進一步明確。特別是在監管實踐中行業協會和政府之間的職責劃分不夠明確，在賽事備案、監管指導等具體事務上二者的監管責任界定模糊。政府與協會的責任劃分不清，可能會造成監管真空或重復監管，降低監管效率。另一方面，政府監管與行業協會協同機制尚不健全。在體育賽事監管過程中，涉及諸多行業自律與政府監管部門產生交集的事項，因此需要二者的協同。但在實際運行中地方體育賽事協同監管機制仍不夠完善，表現為行業協會與政府之間缺乏信息共享機制、決策合作機制和監管協商平臺，導致監管行動的協調性較差。在具體賽事監管上，行業協會與政府部門通常在賽事籌辦期間由地方政府統籌成立臨時性監管會議，并未形成常態化監管協商平臺，導致二者在賽事安全、風險評估、賽事許可、賽事熔斷等方面的溝通和銜接往往存在延遲或信息不對稱，制約了行業協會參與體育賽事監管的效果[9]。2.3"自律機制建設滯后，引發自律效率不高行業自律機制是行業內協會為監督和調整成員的行為，保證行業的健康發展和維護公眾利益自主設定和執行規則、標準或行為準則，是開展行業自律的主要手段。《體育賽事活動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指出“全國性單項體育協會應當在協會章程中規定本項目體育賽事活動管理的內容，并制定相關管理辦法，出臺本項目體育賽事活動組織的團體標準、獎懲措施、信用管理、反興奮劑工作等規范，加強行業自律”。該條款對體育賽事行業自律機制作出具體的規定，但從實踐運行來看，當前無論是協會章程、團體標準還是獎懲措施建設都進展緩慢[10]。從團體標準來看，我國高度重視體育賽事標準化建設，出臺了《群眾性體育賽事活動安全評估工作指南》國家標準，但各運動協會的項目賽事協會標準普遍缺乏，僅有中國田徑協會針對路跑賽事出臺了相應的賽事標準，且存在標準空缺、標準重復與標準不完善等問題。從行業章程來看，我國各級單項體育協會普遍存在協會章程陳舊問題。相關學者調研數據顯示，25%的單項體育協會一直沿用成立時的章程，部分協會章程內容與國家體育總局、民政部相關要求存在沖突[11]。從獎懲措施來看，通過查閱各單項體育協會的官方網站發現單項體育協會普遍缺少專門性獎懲性文件或相關條款。數據顯示，現有全國單項體育協會中建立體育解紛制度僅占少數，設立體育解紛機構的單項體育協會不足1/3[12]。此外，法律授權局限，導致行業自律效率不高。一方面，法律授權的不明確制約了行業協會的監管效力。“體育組織是私法和公法交錯的領域”[13]。雖然《體育法》等法律文件通過委托、授權等形式使其具備了國家公權力，但目前體育部門與各省市缺乏相應法律文件對行業協會參與體育賽事監管的具體范圍作出明確規定。上位法與下位法配套銜接不暢，使體育行業協會開展具體監管活動時缺乏足夠的法律支撐。另一方面，限制性授權削弱了行業自律威懾力。《體育法》第112條授予體育組織有對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失范行為按照相關規定給予處理的權利。但這一授權主要限制在情節較輕和與體育競賽相關的業務范圍之內，且只有“處理”權。而對于情節嚴重、社會影響惡劣的行為所進行的納入限制、禁賽、罰款等“處罰”權則授權給縣級以上體育行政部門。這一限制性授權導致行業協會對辦賽主體的威懾力不足。2.4"自律行為監督缺位，誘生行業自律失范在發展行業組織參與賽事監管的同時，也必須清醒認識到行業協會組織在經濟利益不斷增強、缺乏有效監督的作用下，也具有“被俘獲”風險。近年來，我國行業協會在參與體育賽事監管中出現諸多自律失范現象。如中國足協腐敗窩案、籃協副主席李亞光案，地方體育協會也發生了新田縣原乒乓球協會主席趙有波腐敗案等失范行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體育總局紀檢監察組組長習驊明確指出“一些體育協會管理混亂，任人唯親、‘家天下橫行’”[14]。行業自律失范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內部監督機制空置。行業內部監督依賴于規范內部監督機制，但體育領域行業協會大多沒有設立監事會或者監事，如中國足協、籃協、田協均是以紀律委員會代行內部監督權，這必然導致協會領導選舉和理事會制度、參與和決策機制、財務監督制度等內部民主規則被“虛置”或走了過場，使得體育賽事審批、指導、督查等方面缺乏有效的監督制度，易引發濫用自治權、損害公共利益的風險。第二，外部監督機制不完善。從法理來看，體育行業協會接受體育和民政兩個部門監管。但在新一輪政社脫鉤改革中，政府與體育行業協會的關系與定位發生重構，在探索過程中出現政府與體育行業協會間既“脫鉤”又“脫管”的現象。2022年新《體育法》修訂后第67條要求“單項體育協會應當接受體育行政部門的指導和監管”，此后《體育賽事活動管理辦法》對行業自律監督作出相關要求。但從政策文本可以看出，對于行業協會監督中怎么樣監督、誰去監督、監督什么、監督結果如何處理等問題都沒有明文指出[15]。作為監管閉環的重要途徑，監管監督機制的作用沒有在政策中得到足夠重視，實施程序也有待細化。第三，行業壟斷加劇行業失范風險。在地方體育賽事監管中，行業協會的自律行為是一把“雙刃劍”，在規范行業競爭的同時，也可能被利用作為限制競爭的工具。正如中國社科院專家林躍勤指出“行業協會正是依托政府賦予的準行政職能或獨占的權威公共服務資格和類似企業的獨立財務權，為其通過自身的非規范活動牟取自身利益提供了機會和可能”[16]。盡管《反壟斷法》明確規定“行業協會不得組織本行業的經營者從事本章禁止的壟斷行為”。但2012年粵超公司訴廣東足協和珠超公司壟斷案、2022年北京市圍棋協會壟斷案表明，實際運行中體育行業協會在體育賽事舉辦、體育賽事培訓等領域的壟斷風險也難以規避，這也助推了行業協會自律失范的形成。3"行業自律視角下行業協會參與體育賽事監管的優化策略3.1"完善行業組織建設，強化行業規范能力完善的行業組織是規范賽事市場的有效工具，也是行業協會實現行業自律的基本保障。首先，健全行業組織建設。英、美等國家體育行業協會組織建設非常完善，以馬拉松賽事為例，除了田徑協會外英國專門成立了英國路跑協會，德國擁有專門的馬拉松賽事組織者協會GermanRoadRaceseV，美國設有路跑俱樂部協會、賽事運營協會等[17]。因此，我國體育部門應鼓勵或引導體育賽事行業建立自治組織，采取稅收優惠、經費支持等措施，扶持引導體育賽事行業組織健康發展，培育自我監管的行業力量。其次，提升行業協會專業性和自治能力，塑造監管專業權威。一方面，通過移交體育賽事培訓、賽事評級、群眾普及、行業標準制定權等職能的方式，提升體育行業協會自治能力；對于市場較小的運動項目協會則通過政府購買體育賽事等方式，加強自我造血能力。另一方面，提升賽事監管專業技術能力。行業協會應加大技術人才對賽事場地安全、項目安全和其他保障安全知識的培訓，引導監管人員提高甄別運營主體資質、場地安全等級、醫療及救援保障等能力，以及運用數字化、互聯網等新技術監管的專業素養。最后，平衡公共利益與協會利益。加快地方體育協會脫鉤進程，通過“脫鉤”推動行業協會的去行政化，實現“行業自治”，使行業協會決策更加具有自主性和專業性。與此同時，以共治路徑平衡行政利益與會員利益。共治型路徑是指行業協會以相對平等的角色與政府、市場展開對話，與政府、市場等主體建立相互依賴、平等互惠的網狀結構，以發揮協會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紐帶作用。具體而言，政府則退居幕后支持與培育行業協會，營造有利的制度環境，體育行業協會則從政府獲取體育賽事監管權益，協助政府維護體育賽事的安全與秩序，又從協會成員中獲取社會權力的賦予支持，維護協會成員的基本權益，從中彌補“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3.2"明確行業協會權責，推動協同監管形成明晰行業協會的職責定位和完善協同機制，是推動行政監管與行業自律協同監管的前提條件。一方面，細化行業協會監管職責，實現權力讓渡制度化。新《體育法》明確行業協會的賽事監管主體地位，搭建了我國體育賽事監管的框架。在此背景下，國家體育總局應加快《體育賽事活動管理條例》《體育市場監管條例》等政策文件研制速度，明確體育行業協會公共權力與自治權力的邊界。具體而言，行業協會體育賽事監管職責應限定在新《體育法》“制定相應項目技術規范、競賽規則、團體標準、規范賽事活動”的業務范圍之內。全國性行業協會應更加聚焦于制定行業規范性文件、研制賽事團體標準與技術規范、明確行業準入標準與行業懲戒等事項，地方性行業協會則依據相關文件要求，負責具體監管規范的落實與執行，以及為賽事運營單位提供業務指導和賽事檢查。另一方面，完善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協同機制。一是打造協同監管平臺，推動二者協同監管。地方政府應打造由體育部門牽頭，其他相關部門、行業協會參與的體育賽事協同監管平臺與常態化監管機制，商討地方賽事監管活動的運行，針對賽事市場、賽事組織出現的新問題，動態調整監管措施。二是以數據共享為抓手，實現信息互通。從信息報送、監管合作等方面建立省-市-區多級賽事數據共享機制，消解部門間、部門與協會間的“信息不對稱”鴻溝。3.3"優化行業自律機制，提升行業自律效果行業自律機制是行業協會有效實施監管、達成監管目標的關鍵環節，也是行業協會參與體育賽事監管的基本手段。首先，優化協會內部治理結構。各級行業協會應根據相關政策法規，進一步完善協會法人治理結構，優化內部組織架構、人員配置及會員注冊管理流程，健全會員大會制度，強化集體決策機制。同時，需明確會員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的職權分工，推動精英治理模式向多元化參與治理轉變。其次，加快行業自律機制建設。一是完善賽事行業規范性文件。行業協會應完善行業協會章程，針對不同類型體育賽事制定相應的管理辦法、規范，明確社會主體辦賽基本條件、資質和程序，促進行業自律。二是完善體育領域信用監管機制，通過建立黑名單制度，對市場主體、參賽選手進行規范。三是完善行業獎懲機制，一方面，設立聲譽激勵、政策激勵、績效激勵、優先權激勵等正向的激勵措施，引導協會成員合規管理；另一方面，進一步明確各類違規、違紀事件的懲戒細則，通過警告、罰款、禁賽、降級、開除等內部懲戒措施對會員失范行為進行處罰，在必要時可適當引入仲裁、司法介入等外部懲戒機制，規范協會成員行為。最后，細化政府授權內容，提升協會監管效力。由于缺乏體育行政部門的正式授權文件，導致省一級協會的監管效力受到制約是當前普遍存在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廣東省體育局專門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廣東省路跑及相關運動賽事活動安全監管服務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確廣東省田徑協會認證培訓、標準制定、業務指導和安全監管等方面的工作分工，極大提升了協會監管的有效性與權威性。因此，可以參考廣東省體育局的做法，在改革的總體設計上明確放權清單、授權目錄和賦權行為。通過明確委托細則的形式明確行業協會職權，使體育賽事行業自律活動有法可依[18]，并通過建立聯合監管機制，進一步強化行業協會的監管效力。3.4"加大行業自律監督，形成行業監管閉環智慧監管理論認為，監管者也是理性的“經濟人”，也會具有一定的逐利性，驅使監管者與被監管者合謀，導致監管被俘獲[19]。加強行業協會監管活動的再監督有利于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