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武術教育史研究摘要：為落實《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武術文化傳承發展體系的建設，通過文獻資料分析和訪談，在回顧武術專業教育發展歷程基礎上，解析其技術課程存在的問題，提出具體改革方略。研究認為，武術專業教育長期以來以運動競賽領域的競技武術為指針設置技術教學內容，忽視作為中華武術之主體的傳統武術技藝，導致武術整體發展存在生存危機、中華優秀傳統武術文化難以通過高層次人才傳承、傳統的武術文化精神難以弘揚、教學內容與社會需求脫鉤等多種問題。應改革武術專業教育的教學內容，在實際操作層面將傳統武術技藝課程化、系統化、學術化：1）將傳統武術技藝作為技術教學內容的主體納入武術專業教育，形成“一個主體，三個方向，武功與整復結合”的專業技術課程模式；2）改變僅以片段化的套路為教學內容的現狀，按照傳統武術技藝的內在規律，將系統化的技術體系納入專業教學，形成武術技術課程的主體；3）提煉傳統武術技藝的內在規律，形成傳統武術技藝的理論體系、技術體系、訓練體系，實現傳統武術技藝的學術化。關鍵詞：武術；專業教育；技術課程；文化傳承；競技武術；傳統武術近百余年來，中華民族學習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經驗的印跡比比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傳統文化的過度流失。為解決這個問題，以建立深層次的文化自信，助力于民族復興之偉業，近年來國家層面一再加大民族文化的傳承力度，特別是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專門闡釋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提出“到2025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體系基本形成”的總體目標。武術界的情形是整個文化界的縮影，長期以來武術專業教育領域開展的技術教學內容幾乎都是參照西方體育模式改造而成的競技武術技術。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競技武術對中華武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傳統的中華武術技藝卻一直被排斥在專業教育的大門之外而無法得到有效傳承，這是中華武術的傳承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由于長期流落民間，無法得到有效關注，傳統武術技術體系處于支離破碎的狀態，未能跟上人類武技的發展步伐，也正因此，當前的傳統武術發展面臨較大的信任危機，民間拳師的負面事件相繼出現之后，傳統武術逐漸淪為普通民眾茶余飯后的“笑料”乃至譏諷的對象。在國家層面號召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時，傳統的中華武術技藝卻深陷困境，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要解決這個問題，武術專業教育應該有所作為。只有改革體育院校武術專業教學內容，引入傳統武術技藝，使其登入大雅之堂，中華優秀傳統武術文化才能得到正常化的傳承發展。本文以武術專業教育中的技術教學內容為主要研究對象（不涉及理論課及其他公共課），在回顧武術專業教育發展歷程的基礎上，深入剖析其問題之根源，并嘗試提出適合新時代背景的具體的改革方略。1武術專業教育的歷史回顧20世紀30年代，張之江創立的“國術體專”是學校武術專業教育的開端，但后因日寇侵華、連年戰爭，幾經遷徙后被迫停辦。真正具有專業特點的學校武術教育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才逐漸形成。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體育院校將武術列為專項課程（專修、普修、選修）；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體育院校成立了真正意義上的武術專業；20世紀90年代末，武術成為民族傳統體育專業的主干課程。同時，20世紀80年代武術研究生教育起步，90年代開始設立了博士學位點。1.1武術專項課階段：以“新武術”為教學內容武術被納為體育專業院校教學內容之際，正值中華武術整體發展轉向的時代。民國時期的武術普遍采用歷史延續的“打練結合”形式，即套路演練與技擊對抗相結合，且重心在技擊對抗。例如，1928、1933年的兩屆國術國考分別舉辦6、10天，都是把作為預試的套路演練安排在第一天，從第二天開始進行兩兩對比的實戰比賽（李劍秋，1933；民國日報記者，1928；新聞報記者，1928）。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延續了這種比賽模式，如1953年舉辦的民族形式運動會上的武術比賽。但之后受文化發展方面“肅清封建殘余”的“左傾”思想影響，人們更多地將這些形成于封建社會、發展于民國時期的“舊武術”同“封建迷信、藏污納垢”（趙雙進，2003）聯系在一起，將其列入禁止開展之列，取而代之的是根據“鍛煉身體的實用價值”和“樹立優美的形象”（社論，1953）的標準而形成的以藝術表現為價值取向的“新武術”。當時整理創編了簡化太極拳、初級、乙組、甲組長拳、刀、劍、棍、槍等22種拳術和器械套路（林伯源，1994）456。正因為與之前以技擊為核心的傳統武術具有鮮明差異，這類技術在當時被稱為“新武術”。客觀地講，這類“新武術”是將傳統武術技藝進行提煉整合而形成的套路運動形式，最初與傳統武術套路沒有太大區別，但在后來確立的“質量高、難度大、形象美”的發展方向引領下開始轉向。例如，在1960年的全國武術運動會上首次出現“把一些優美的拳術、器械動作，騰在空中完成，形成了‘空中塑形’的新技術”，受到了國家體委（現國家體育總局）武術科負責人的褒贊（毛伯浩，1960），他提出“應注意質量、難度和形象的要求，要正確反映出武術運動發展的新面貌……使他們（運動員）根據競賽規則精神，大膽創新和革新”（周偉良，2009）230。歷史上早就存在“周旋左右，滿片花草”“徒支虛架，以圖人前美觀”（胡宗憲，2003；戚繼光，2008）的武術套路，但這僅僅是武術發展的旁支，武術的主體一直是技擊防衛、臨敵實用的技術。而20世紀60年代前后武術發展的實況是旁支取代了主體，且在西學競技體育形成的競賽體制推動下飛速發展起來。正因為武術專業教育形成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其教學內容也就理所當然地采用了這些變革轉向之后的“新武術”。1958年在青島舉辦的全國體育院校院長會議決定在體育院校開設武術課。實際上，在此之前一些專業院校就陸續開設了武術選修課、普修課、專修課。如上海體育學院早在1952年建院時就有武術方面的術科教學內容，1958年成立武術水上系，1959年成立武術專項班（邱丕相等，2020）；武漢體育學院于1957年開設了“武術專選課”，1958年湖北省曾將包括武術在內的20個項目的運動員集中在武漢體育學院進行訓練，以備戰1959年的第一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運動會（以下簡稱“全運會”）。為改變學生運動技術水平低的狀況，國家體委曾要求各體育學院的畢業生應達到國家一級運動員或運動健將水平。由此，體育教學質量的優劣主要由培養的等級運動員數量衡量，武術專項課程形成了“培養武術運動員、教練員和有能力培養武術運動員的體育師資”的目標。所以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體育專業院校的武術教學內容是為迎接1959年第一屆全運會而創編的“新武術”（王飛，2007）12-14。彼時武術編選小組（1961）53-782編寫的《武術》收錄了8個基本套路（初級長拳一、二、三路，簡化太極拳，初級劍、刀、槍、棍套路）、5個甲組規定套路（男女長拳、劍、刀、槍、棍）和7個一般套路（太極拳、南拳、形意拳、八卦掌、太極劍、雙劍、雙刀），分別用于武術普修、專修和選修課教學。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體育院校的武術課程都是以“新武術”為主體教學內容、以“專項課”形式開展。1.2武術專業教育階段：以競技武術套路和散打為技術教學內容1987年10月國家教委（現教育部）印發了《關于修訂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本科專業目錄的通知》，1988年6月頒布了新的專業目錄，將體育專業分為7類9種，除了4個試辦專業外，分別是體育教育專業（教育學類）、運動訓練專業（訓練學類）、體育管理專業（應用文理科類）、體育生物科學專業（人體科學類）、武術專業（傳統體育類）（王健，1999），至此，武術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專業門類。自1989年始，國家體委直屬體育院校實行單獨招生，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武術的專業性。如果按照專業發展要求，當時應把1983—1986年歷時3年、耗資百萬挖掘整理出的傳統武術技藝納入武術專業教育，然而，武術專業實行單獨招生的初衷與運動訓練專業一樣，是為了解決專業運動員的學習深造問題和培養教練員，這就決定了其技術教學內容主要圍繞競技武術而展開，未能顧及中華武術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及高等教育的運行規律。在武術從“專項”階段進入“專業”階段的過程中，除了面向體育專業所有學生的武術普修課一直采用20世紀50年代創編的簡化太極拳、初級三路長拳及初級器械外，其他專業技術教學內容均有所變化，但仍以競技武術為中心運轉。一方面，經10年（1979—1989年）試點，從運動裝束、比賽場地、比賽形式等方面全面西學拳擊而形成的武術散打因成為競技武術的新分支，而被納入武術專業教育；另一方面，因1990年北京亞運會競技武術比賽需要而創編的長拳、南拳、42式太極拳、刀、槍、劍、棍7個規定套路也取代了之前作為武術專修教學內容的甲組套路，成為武術專業套路方向的新教學內容。雖然教學內容發生了變化，但以競技武術為指針的指導思想沒有改變，武術專業教育仍以培養武術運動員、教練員的模式發展，武術課程的內容幾乎成為競技武術的縮影（王飛，2007）12-14，23，體育院校武術專業的本科生仍在習練競賽的6個項目（張選惠等，1997）。1.3民族傳統體育專業及武術與民族傳統體育專業階段：以競技武術為技術教學主體內容1998年，在體育學一級學科之下設立民族傳統體育二級學科，武術成為該二級學科的主要研究對象，同時，國家教委頒布《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專業目錄》，將原武術專業拓寬為民族傳統體育專業，下設武術、傳統體育養生、民族民間體育3個專業方向，2012年教育部又將專業名稱調整為“武術與民族傳統體育”。但由于當時武術發展的主要關注點在于競技武術進奧運，無暇顧及武術專業課程改革，未能深入研究相關教學內容的設置。為了與專業名稱相對應，在命名上增加了“民族傳統體育”，而并沒有在實質內容上增加競技武術技術體系之外的傳統武術技藝，武術教學內容依然以競技武術為中心。各體育類高等院校的武術技術教學內容基本是千篇一律的競技武術套路和散打，鮮見院校獨特性。正如調研過程中武術教育專家邱丕相指出的，專業院校的教學內容始終圍繞競賽項目教授競技武術，致使現在的專業教師很少接觸傳統武術，難以進行傳統武術教學，從而導致武術專業發展道路受限。蔡仲林等（2007）對高校民族傳統體育本科專業進行調查發現，各校的武術專項課仍以競技武術技術體系為主，很難全面體現民族傳統體育專業的特點。在2008年的民族傳統體育專業學科規范會議上，來自33個院校的40余位代表將該專業存在的主要問題歸結為3點：各學校基本采用與競技武術相適應的技術體系，采用類似培養運動員的教學模式；學生的文化素質水平較低；該專業絕大部分畢業生難以就業（邱丕相等，2008）。為解決上述問題，不少專家學者進行了改革嘗試。例如，2003年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辦的一次高校武術改革座談會上，邱丕相教授超前提出“普通大學生的武術教學是否可以不要套路，以傳統招法為主要教學內容”的建議，在與會人員充分討論之后達成“淡化套路”的初步共識。其后，蔡仲林教授總結提煉出高校武術教育改革“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強調應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教育部辦公廳2004年印發的《普通高等學校體育教育本科專業各類主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以此為指導思想，林小美等（2010）編寫了以傳統武術拳種中的典型招法為核心內容的民族傳統體育專業主干課教材《武術套路基礎教程》，這種回歸傳統的改革是1949年以來武術專業教材改革的標志性重大突破（王海鷗，2013）。再如，上海體育學院武術系的養生方向還實踐了由武藝、醫藝、書藝組成的“三藝通備”教學（張云崖等，2008）。然而，因種種因素，這類改革實踐已偃旗息鼓。近年來，武術專業技術教學內容依然以競技武術技術體系為主體，雖然2017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但全國專業院校大多仍沒有改革意向，更未見改革專業技術教學內容的實際行動。1.4武術專業的研究生教育：研究以問題為導向，但研究成果難以被采納在武術專業教育形成的過程中，除了本科、專科教育之外，還有向更深層次拓展的研究生教育。20世紀60年代北京體育學院（現北京體育大學）曾招收武術碩士研究生，但因“文革”而止步中途；1978年北京體育學院、武漢體育學院等專業院校開始招收武術碩士研究生；1984年國務院正式批準在上海體育學院設立“武術理論與方法”碩士學位點（余水清，2006）166；1996年又設立了第一個武術博士學位點，1997年招收第一屆武術博士研究生時將“武術理論與方法”改為“民族傳統體育”。由此，武術專業的研究生教育基本成型。一般而言，研究生應以問題為導向開展研究，其主要職責在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實際上，在研究過程中，研究生確實發現了武術專業教育缺乏傳統武術教學內容的問題。例如，1997—2000年培養的武術界首屆博士生紛紛把研究主題選定于傳統武術，如周偉良的《傳統武術訓練理論論繹》、田金龍的《太極勁技理研究》；又如，武冬（2006）在學位論文中指出，武術教育存在“忽視拳種、偏視套路、弱視應用、輕視文化”的弊病；再如，王飛（2007）1-2指出武術專業的課程沿用運動系培養運動員和體育教練員的模式，在課程體系上以競技武術訓練取代傳統武術教育，與中國武術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規律不符。然而，盡管這些專業院校的研究生一再指出問題，但其研究成果一直處于失效狀態。至今武術專業技術教學內容仍未改變，西學競技體育而形成的競技武術仍然是武術專業教學內容的主體。綜上，學校武術專業教育從20世紀50年代末發展至今，大體經歷了“武術專項—武術專業—民族傳統體育專業—武術與民族傳統體育專業”的變化，但其中始終未變的是以運動競賽領域的競技武術為指針設置專業技術教學內容。雖然相關學者和研究生發現了問題，也提供了解決方案，但并未被采納和實施。2武術專業教育存在的問題解析2.1武術整體發展：專業教育偏離了武術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導致武術的生存危機橫向對比，世界各地的武打技術都以技擊為核心發展，即使完全以教育為立足點而展開的日本武道、韓國跆拳道，也是以安全文明的技擊對抗形式為技術主體；縱向追尋，明代以來，“徒支虛架，以圖人前美觀”的武術一直是中華武術技藝的旁支。而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紀70年代末這20多年間，因特殊社會原因，中華武術發展背離了正常軌道，以旁支取代了主體。20世紀70年代末，國家層面已經意識到了武術發展存在的問題，明確提出將武術改革提上日程（趙雙進，2003）。為解決問題，國家體委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如挖掘整理傳統武術拳種、改革競技武術比賽內容等，但由于重重阻力，20世紀90年代武術的主體發展方向又回到了以“高難美新”為目標的競技武術。教育方面，因教學內容選取不當，武術在校園里逐漸被跆拳道、空手道等外來武技取代；輿論方面，各種民間比武事件頻發導致普通民眾對傳統武術的態度由“質疑”轉向“否定”，由“否定”轉向“嘲諷”，甚至轉向“不屑一顧”。這些危機與武術專業教育有一定關系。武術專業教育一直以體育系統的武術競賽內容為指針運轉，既脫離了中國武術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王飛，2007）1，也忽視了高等教育的內在規律，60多年來一直在偏離正常軌道的路線上艱難前行。之所以40余位來自33個開設民族傳統體育專業的院校的代表反映該專業畢業生就業率極低（邱丕相等，2008），是因為社會上不需要這類教學內容；之所以在調研武術散打專業學生時發現其平時在外帶課的內容是空手道、跆拳道而不是武術散打，是因為武術散打的社會需求微乎其微，而將散打技術稍作轉換就可以勝任空手道、跆拳道教學；之所以有武術教師指出了以初級三路長拳、初級刀、初級棍、24式太極拳為主的武術普修課教學內容導致學生“只會劃套路，不會練套路”，無法習得表演與實戰技巧（張錦輝，2011），是因為這類教學內容既難學難練，又枯燥無味，還無用武之地。這正是武術專業教育拋棄了作為中華武術之主體的傳統武術技藝之后而出現的結局。如果說運動競賽領域的競技武術僅僅面對少數運動員，影響面比較小，那么，武術專業教育的畢業生則面向整個社會，面向整個學校教育，影響面非常之大。當今中華武術的整體發展之所以陷入危機，與武術專業教育有最直接的關系。新時代武術專業教育只有改革諸多學者所言的這種“忽視了武術的文化屬性”“空有其表而無其神”（孫永武，2012；孫永武等，2012）的教學內容，整個武術發展才能迎來生機。2.2武術文化傳承：更具文化內涵的傳統武術技藝被排除在專業教育之外，導致中華優秀傳統武術文化難以有效傳承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體委主任李夢華反思武術發展存在的問題時，將癥結歸結為“對先人留下來的多姿多彩、繁花似錦般的各門各派、多種不同拳種的武術沒能大力扶植、全面發展，偏離了‘百花齊放’的方針，即所謂‘一花獨艷’的偏向”（趙雙進，2003），這種判斷符合歷史事實。如果橫向對比，日本形成了包括柔道、劍道、弓道、相撲、空手道、合氣道、少林寺拳法聯盟、薙刀、銃劍道在內的九大聯盟組織（鄭旭旭等，2011）187-188，這些緊緊圍繞技擊核心而展開的聯盟組織不僅在其國內，還在國際上有著數以千萬計的活動人群，而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華武術只有千篇一律的競技武術套路。中華武術自宋代就有“十八般武藝”之說，后經明清時期的發展又形成了數百個拳種。如果著眼于武術的整體傳承發展，應該一方面抓傳承，揚文化，另一方面抓競賽，促發展。而由于部門間文化傳承職責與運動競賽及全民健身職責的分離，武術的文化傳承未能得到重視。例如，在21世紀初“非遺”保護興起之際，根本沒有武術的一席之地，隨著“非遺”保護的逐步深入，武術拳種才躋身其內，但顯然不是重點。正因為行業壁壘，傳統武術拳種的傳承發展才處于十分尷尬的位置。在這種境況下，高等院校的武術專業教育一直圍繞運動競賽運轉，也沒有承擔文化傳承的任務，致使傳統武術拳種只能靠民間拳師以極其微弱的力量傳承，不僅整體落后于人類武技的發展，而且技術體系也處于殘缺不全的狀態。如果按照正常的發展軌跡，中華武術的拳種技藝應該形成由核心層技法、預設型技法、特色層技法、藝術表現型及健身養生型技法組成的分層技術體系（楊建營，2011）（圖1）。這種凸顯中華武術博大精深的技術體系本身就非常獨特，應該成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武術文化的重點。然而，長期以來中華武術的技術體系沒有得到完整傳承，只有最內層的部分徒手技法以競技散打的形式得到了快速發展，最外層內容以競技套路和健身養生套路的形式有所發展，中間極具文化特色的內容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而這些內容正蘊含于傳統武術拳種中。如果高等院校不承擔起傳統武術拳種傳承發展的重任，完整的中華優秀傳統武術文化傳承發展體系將難以形成，進而武術界難以實現“到2025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體系基本形成”的總體目標。圖片圖1中華武術的分層技術體系整體發展進程Figure1LayeredTechnologySystemandOverallDevelopmentofChineseWushu2.3武術精神弘揚：競技武術以西方文化精神為內核，難以弘揚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更深層面的文化精神而言，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強”突出強調的是與自身縱向比較歷時態的“強”（喬鳳杰，2007），淡化與他人橫向比較共時態的“強”，厚德載物則突出更高位的道德引領，而非最底線的法律制約。西方文化精神的核心是“競爭”，將“法”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傳統的中華武術、現代競技體育正分別以中國、西方文化精神為內核。正是文化精神使然，歷史上有修為的習武者更突出個人修煉，側重于與自身縱向對比技藝提升的幅度，并把武德修養作為道德引領；而競技體育則更突出與他人的橫向對比，不斷超越對手，并把類似于“法”的競賽規則做得更加完善。兩種文化精神各有優點，前者更利于和諧相處，后者更利于不斷進取。20世紀，競技武術在西學競技體育的基礎上形成武術現代發展的新分支，其文化精神也不可避免地被置換為西方文化精神的“競爭”，武術運動員刻苦訓練的主要目的是爭金奪銀，至于自身技擊境界的升華、修養水平的提升則次之。正因為競技武術的文化精神已經由中華文化的“自強不息”轉換為西方文化的“競爭”（楊建營等，2019），而專業院校一直以競技武術為指針安排教學內容，其對文化精神的弘揚也不可避免地以源于西方的競爭精神為主。以武術弘揚競爭精神有其積極價值，但與此同時也應該看到由此帶來的問題。早有學者指出，武術套路運動員和散打運動員均普遍缺乏應有的文化品味（鄭旭旭等，2011）254；散打運動員將格斗最底層的內容表現于日常生活，而呈現出張揚、暴力的特點；體育院校武術系培養的學生文化素養亟需提升（程大力，2005）；競技武術運動員退役之后幾乎不再堅持每日習武，甚至完全遠離武術，這與傳統武術習練者將武術作為一生之習慣，追求“以武入道”，形成了鮮明對比。以上各種狀況的產生都與過分突出競爭而忽視了傳統文化精神引領有最為直接的關系。如果專業院校的武術教育完全成了弘揚西方文化精神的主陣地，那么，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何以實踐？正是因為武術專業教育沒有承擔起這個重任，體育院校的武術院系更多地成了宣傳外來文化而非本土文化的場域。傳承傳統的武術文化精神與傳承傳統的武術技藝一樣，也應該是武術專業教育需承擔的任務。2.4武術技藝傳播：專業院校的技藝供給與社會需求脫鉤，導致畢業生無用武之地體育專業院校武術技術教學內容的主體是競技武術套路和散打，而社會上對這兩類內容的需求量非常低，由此導致專業院校的主體教學內容很難在社會上推廣普及，這就造成了“供給側”與“需求側”之間的不匹配。不僅如此，武術專業的學生對武術的認識非常有限，基本上局限于競技武術套路和散打，甚至還有部分學生認為傳統武術是過時的武術。正是單一的教學內容導致了他們單一的認知。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長期以來受教學內容影響，武術專業畢業生的全部武術技術知識結構只有競技武術，難以將研究視野聚焦在傳統武術教育規律上（王飛，2007）18，很難向學生傳授體系完整的傳統武術技藝。武術專業的報考資格中，要求考生至少為武術套路或散打國家二級運動員，入學考試時考評競技武術內容，入校后仍練習這些內容，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學生的武術視野。任何一門傳統武術技藝基本上都是由“功、勢、用、套”組成技術體系，歷代傳統武術大家所研習的武術都是整個技術體系，絕非僅僅是其中的套路片段，不僅如此，還兼習不同拳種，汲取各家精華，同時通曉與跌打損傷相關的傳統醫學技藝。例如，曾參加1936年柏林奧運會武術表演的鄭懷賢精通太極、形意、八卦、戳腳、翻子等多項拳種，以擒拿、散手見長，同時又精通骨傷科；又如，著名武術家王子平擅長查拳、彈腿、摔跤、舉重、騎射等多項技藝，曾開設骨傷科診所，名揚上海；再如，通備拳系的開創者馬鳳圖融劈掛、八極、番子等拳種于一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西北以醫術為業；還如，中國臺灣的許多國術館的主要收入來源并非教授武術，而是推拿整復（張云崖等，2008）。不僅中華武術的優良文化傳統未能在專業院校得到繼承，而且原本有機統一的拳種技術結構也被肢解成了套路、散打等互不相干的幾塊內容，不同學生僅僅學習其中某一部分。因此，人們難以從中發現傳統武術技藝的“技擊之道”，難以從繁雜的武術現象中發現先人提煉總結出的“技擊規律”，難以有效傳承傳統武術技藝的技擊精華和文化精華，難以繼承“武醫結合”的傳統。由此，專業學生接受的片段化武術技術與當今社會完全脫鉤。由于所掌握的武術技藝的單一和對武術認識的單一，畢業生踏入社會后很難找到對口工作，難以傳承和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武術文化。綜上，無論從武術的整體發展、文化傳承方面，還是從精神弘揚、技藝傳播方面，都需要改革武術專業技術教學內容。3武術專業技術教學內容改革的具體方略根據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要求，體育院校的武術專業教育理應實現由“競技武術技術的培訓中心”到“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武術文化的主陣地”的歷史跨越（楊建營，2020），改變長期以來以運動競賽領域的競技武術為指針而設置教學內容的狀況，根據高等教育的運行規律，按照中華武術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將原本作為中華武術之主體的傳統武術技藝以完整技術體系的形式納入現代高等教育殿堂，通過高等專業人才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武術文化。只有實現了以上跨越，傳統武術技藝才能夠更好地傳承下去，發展起來；同時，也只有以相應的技藝為依托，傳統武術文化精神才能夠得到弘揚，從而更好地服務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華武術最主要的社會價值；也只有當武術專業教育走上了正常化發展之路，由其培養的學生才能更好地與社會接軌，從而形成院校與社會良性互動的格局。由此而言，改革武術專業技術教學內容，形成以傳統武術技藝為主體的技術格局，是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工作，這個關鍵性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將迎刃而解。對武術專業教育改革，已有研究提出了“立足拳種、回歸技擊，形成體系、弘揚文化”（楊建營，2018）的改革理念，但還不具體，在此，從實踐操作層面提出“傳統武術技藝納入武術專業教育的3步走戰略”：首先是課程化，其次是系統化，最后是學術化。3.1傳統武術技藝課程化：使其成為武術專業技術教學內容的主體首先應將傳統武術技藝的完整技術體系引入專業教育，形成“一個主體，三個方向，武功與整復結合”的專業技術課程模式。“一個主體”即以一門由“功、勢、用、套”等技術環節組成的傳統武術技藝的完整技術體系為主體，既可以是刀、槍、劍、棍四大器械中任一器械，也可以是傳統武術中的任一拳種，學生可任選其中一個完整技術體系貫穿于整個本科教育階段。“三個方向”即現有的攻防技擊、藝術表現、健身養生3個專業方向，學生可以在原課程模式的競技武術套路、競技武術散打、傳統武術養生3個專業方向中任選一個，作為“一個主體”之外的兼修內容。“武功與整復結合”即向學生開設獨具傳統武術技藝特色的筋骨整復方面的實踐操作課程，貫穿于整個本科教育階段，以此拓寬學生的知識面，提升社會適應能力。由此形成的“一個主體，三個方向，武功與整復結合”的課程模式，有利于培養學生能練、能打、能演、能醫、能養生的綜合能力，進而把握中華武術技藝的整體技術結構，凸顯傳統；包含武術發展的不同分支，涵蓋現代；拓展武術之外的技藝，增強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其次，建立相應的研究機構，開辟“非遺”武術傳承的新空間。2002年中央美術學院率先成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李讓，2002），創建了以中國民間文化藝術研究為主旨的新學科。這種將民間美術正式列入大學課程的舉措，填補了“學院派”教育中長期忽視民間文化藝術認知教育的空白。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支持下，2019年上海體育學院成立了中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院，各體育類院校也應該盡快成立相應的研究機構，尋找屬地有特色的非遺拳種，將其納入武術專業教育，這是傳承傳統武術技藝的現實性選擇。對于傳統武術拳械教學研究，可采用“請進來，走出去”的開放式教學模式。一方面，專業院校的武術教師應深入民間，廣泛學習傳統武術技藝、正骨推拿等方面的技能；另一方面，可以把民間拳師請進課堂，傳授以上技藝，從而把研究院做真、做實、做強，使其真正發揮作用。實際上，已有一些武術專家、教授、學者開始深入民間學藝，也有少數體育院校聘請民間拳師為客座教授，還有個別教師展開了武功與整復結合的嘗試，只是尚未形成“洪流”和普遍現象。3.2傳統武術技藝系統化：使其各方面內容形成有機統一的技術體系將傳統武術技藝引入專業教育僅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改變以往僅以套路為主的片段化傳承，實現系統性的體系化傳承。調研過程中，中國澳門中華民族傳統體育協會主席張建軍指出，現在許多武術專業學生關注的重點是習得的套路數量，而非武術能力，這一認知對傳統武術拳種的傳承極為不利。以番子拳為例，它是一個系統，屬于短打類拳種，適用于中近距離實戰，在基本站架、步法移動、身法轉換、出拳方法、速度力量等各個方面，都有一整套訓練方法，這些練習環節都是為格斗服務的，套路只是最終的一種表現形式；以劈掛拳為例，其核心技術是單劈手、開門炮、招風手，對于單劈手，有很多訓練手段，如左右定步單劈、左右行步單劈，可以通過不同訓練方法使身體在不同狀態下完成這一技術，平時練習時要擰腰切跨，把動作做大，實際運用時動作幅度卻很小；以形意拳為例，最基礎的五行拳是將每個動作多次重復練習，這種看似死板的練習僅僅是訓練手段，最終實戰時絕非按這樣的方式擊打，正如跑步訓練時的高抬腿跑，并不需要速度很快，因為這只是訓練手段，其主要作用是增強腿部力量、提升步幅，服務于最終的“跑得快”，但最終比賽時絕不是以高抬腿的姿態跑步。而現在一些專業院校引入的傳統武術教學內容僅僅剩下了原地單劈手、固定的五行拳，這正如田徑教學只剩下高抬腿跑、后蹬腿跑、跨步跑，對于為什么這樣練則全然不知，更缺乏最終“比誰跑得快”的內容。這樣的教學是片段化的，未成體系。武術專業教育必須改變這種“把訓練手段當作訓練目的”的錯亂狀態，將各種訓練手段放到應有的位置，形成由“功、勢、用、套”組成的完整技術體系，實現系統性的體系化傳承。其實，幾乎任何一個傳統武術拳種，或刀、槍、劍、棍中任一器械，都是由“功、勢、用、套”組成的完整技術體系。以槍法為例，其“功”即扎槍、圈槍等最基本的功法訓練。《紀效新書》（戚繼光，2008）中曾記載戚繼光向唐順之學槍時的對話，唐順之表示僅僅一個圈槍就習練了10年；圈槍正是槍法的功力練習，戚繼光提出的“先有圈槍為母，后有封閉捉拿”便體現了圈槍功法的重要性。“勢”即單勢訓練，既可以個人單練，也可以雙人對練，如《紀效新書》中重點介紹的“六合之法”，正是6個槍法單勢的對扎練習。“用”即槍法的臨敵實用，《紀效新書》中所言的“中平槍，槍中王，高低遠近都不妨；高不攔，低不拿，當中一點難遮架；去如箭，來如線；指人頭，扎人（迎）面，高低遠近都看見；槍是伏腰鎖，先扎手和腳；疾上又加疾，扎了還嫌遲”等，都是在臨敵實用中的口訣。“套”即為了便于記憶、傳授和演練，將諸多槍術技法編排成套路形式，這種套路既包括由槍的實用技法組成的套路，也包括進一步藝術提升的表現型花槍，既可單練，也可對扎。由此形成由“功、勢、用、套”4個環節組成的完整槍法技術體系。只有將槍法的這種完整技術結構作為教學內容，才是系統性的體系化傳承，而不是僅僅教授藝術演練型的花槍套路，將前面的諸多內容“一筆勾銷”。將傳統武術技藝課程化絕非僅是將套路這一個片段課程化，而是將整個技術體系課程化。此外，根據武術分層技術體系（圖1），每個拳種都可以進行大致的技術分層。對于各拳種的核心層技法，可采用一定規則限定下的安全文明的技擊對抗形式開展教學比賽；對于大量預設型技法及特色技法，可效仿日本少林寺拳法聯盟，提煉出多個實用攻防組合，以固定模式下兩兩對抗的展演方式傳承；對于一些拳種具有的特色技藝，也可以通過一定的規則，將其特色展現出來；對于藝術表現型技法，則可以編排成不同風格的套路，以成套演練的形式保存；對于健身養生型技法，則可以根據健身養生的原理，形成獨特的技術體系服務于大眾。這也是傳統武術技藝系統化傳承的重要舉措。3.3傳統武術技藝學術化：提煉其內在規律，形成武術研究的核心傳統武術技藝的學術化是一個較為抽象的概念。調研過程中，一位武術界知名教授通過一個比喻解析了這個問題，認為民間一些老拳師練了一輩子武術，有親身體驗，有思想感悟，有技術含量，但缺乏從整個知識體系的理論高度思考武術的眼界。歷史上武術大師的偉大之處在于其有思想的萌芽，提出超前理念，可以為后人指明方向，但其卻不是學術的真正實現者和代表者。以太極拳為例，即使其創始人在當代社會再生，憑其原有技術水平，也只能做學生，因為經歷了一百余年的發展，眾多學者已從不同角度完善了太極拳，經歷了學術化發展之后的太極拳已成為技術高度體系化、理論高度科學化的拳種。通過高等專業院校的武術教育，特別是諸多研究生的研究，太極拳的發展目的、最終狀態、技術起點、技術終點、習練步驟、訓練方法，應非常清晰地展現在學習者面前，即經過學術化發展之后的太極拳應是一個理論體系、技術體系、訓練體系非常完善的拳種。所以，當其面對這樣一個科學的技術體系時，只是一個初學者；而當今高等院校培養的專業學生看到他的技術時，不免感到初級、原始和落后。雖然其能夠極其精彩地做到引進落空，使人騰空飛出，但當今時代已有大量經過嚴格專業選拔、嚴格科學化訓練的運動員和專業學生，以及掌握豐富理論技術的學者，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依據其天賦，若在現代技術體系中經過一定的訓練，依舊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佼佼者，而如果貿然走上拳臺，就像現在眾多民間大師面對專業運動員一樣，也可能是不堪一擊。上述剖析絕非空穴來風，而是以諸多學者長期對太極拳技擊的研究實踐為依托進行的有事實依據的論斷。根據一些太極拳名家的長期研究，陳式太極拳偏重于摔拿，楊氏太極拳偏重于擲打（田金龍等，2013）。僅從推手角度，楊式太極拳的技術核心是擲放，即向前發勁，使對方向后騰空飛出，圍繞這一核心，楊式太極拳的技術幾乎都是“向前—向前—再向前”，每個技術具體可分為“問根—拔根—定根—斷根”4個步驟；作為核心功法的訓練手段是前后擺。陳式太極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