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漢語語法研究早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黎錦熙先生就提倡對包括語法在內的近代漢語展開研究。20世紀40年代呂叔湘先生發表了《釋〈景德傳燈錄〉中“在”“著”二助詞》《論“底”“地”之辨兼及“底”字的由來》等一系列有關近代漢語語法的重要論文，在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具體個案探討和理論方法上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后，近代漢語語法研究逐漸起步，王力的《漢語史稿》（中冊）對漢語許多重要語法現象在近代的發展變化做了扼要概述，從整體上勾勒出了漢語語法體系在近代的一些面貌特征。此外20世紀50—60年代還有一些關于近代漢語語法的單篇論文發表，但總體上進展還比較緩慢。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的真正迅速展開并獲得重大突破是從“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才開始的。將唐五代至清代中葉這段時期不同程度上反映口語的白話文獻作為研究對象，劃分出近代漢語這個階段，從而真正建立起近代漢語學科領域，這本身就是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的一個重大進展。40年來，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空前活躍，人們對研究近代漢語內部各個歷史階段白話文獻的價值和意義認識得越來越深刻，在詞類、句式、句型等分支領域的研究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一近代漢語詞類研究有關近代漢語的詞類研究中，代詞和各類虛詞方面的研究成果最為突出。（一）代詞研究呂叔湘著，江藍生補《近代漢語指代詞》（學林出版社1985年版）一書對近代漢語人稱代詞、指示代詞、疑問代詞以及代詞詞尾“們”和“家”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描寫，并對其來源、功能演變等做了深入細致的考察。該書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近代漢語指代詞系統，描繪出了近代漢語指代詞使用和發展的完整面貌。被譽為“無論從內容看，還是從方法看，《近代漢語指代詞》都是漢語語言學的一個里程碑”（梅祖麟：《關于近代漢語指代詞》，《中國語文》1986年第6期），對后來的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圍繞第三人稱代詞“他”的產生時代和判定標準問題，呂叔湘、太田辰夫、郭錫良、唐作藩、遇笑容、梁銀峰學者等都有相關論著發表。目前比較主流的觀點是唐代“他”作為專職的第三人稱代詞用法才完全成熟（參見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要》（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人稱代詞在近代漢語有了單復數的對立，出現了專門表示復數的詞尾“家”和“們”（有“弭”“彌”“偉”“每”“滿”“瞞”“懣”等不同的書寫形式和語音形式）。關于“們”的來源及各種不同書寫形式之間的關系，學者們提出了多種不同的看法。呂叔湘的《近代漢語指代詞》認為“們”是從“輩”發展為“弭”“彌”“偉”，再發展為“們”的。梅祖麟《關于近代漢語指代詞》認為“弭”“偉”發展為“們”是受阿爾泰語影響所致。江藍生有兩篇文章詳細討論“們”的來源問題，《說“麼”與“們”同源》（《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主張“們”與“麼”同源，都是從“物”發展而來的。《再論“們”的語源是“物”》（《中國語文》2018年第3期）從語音演變的角度論證唐代以來文獻中的復數詞尾標記“弭、偉、每、懣、門、們”的語源都是“物”，這些讀音不同的復數詞尾標記之間不是連續式音變的關系，而是不同演變路徑的同源音類的疊置。“弭”和“每”是唐宋以來秦晉等北方系官話內部的文白讀疊置；鼻音韻尾的“懣、門、們”標記的出現，則是音節內部的元音韻母受m聲母順向同化而增生出鼻韻尾的結果。李藍的《再論“們”的來源》討論了從“輩”到“們”的語音演變過程。此外，陳治文《元代有指物名詞加“每”的說法》和孫錫信《元代指物名詞后加“們（每）”的由來》對元代指物名詞后加“們（每）”的用法進行了考察。劉一之的《關于北方方言中第一人稱代詞復數包括式和排除式對立的產生年代》和梅祖麟《關于北方方言中第一人稱代詞復數包括式和排除式對立的來源》兩篇文章就第一人稱代詞復數包括式和排除式對立的產生時代和來源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推測這種對立的產生可能受到北方阿爾泰語系的影響。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研究方面，主要就近代漢語新產生的指示代詞“這”“那”系列（包括“這個”“那個”“這么”“那么”在內）和疑問代詞“什么”“怎么”“怎生”“爭”等的用法和語源討論得比較充分，取得了一些共識。此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近代漢語各類代詞進行專書或專題研究的成果越來越豐富，近代漢語各個歷史時期的重要語料幾乎都有涉及，為今后建立翔實而完備的近代漢語代詞系統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二）助詞研究近代漢語助詞可分為動態助詞、事態助詞、結構助詞、概數助詞、嘗試態助詞等若干小類。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有關各類助詞的研究一直是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的熱點，其中對與時體表達相關的動態助詞、事態助詞，結構助詞“底（的）”“地”討論得最為充分。1.動態助詞、事態助詞趙金銘的《敦煌變文中所見的“了”和“著”》是較早探討動態助詞的論文。此后學術界針對“了”“過”“著”等助詞的來源和形成過程進行了進一步的深入探討。代表性的論文有木霽弘的《〈朱子語類〉中的時體助詞“了”》、吳福祥的《重談“動＋了＋賓”格式的來源和完成體助詞“了”的產生》、曹廣順的《試論漢語動態助詞的形成過程》、楊永龍的《不同的完成體構式與早期的“了”》、劉堅《時態助詞的研究與“VO過”》、彭睿的《共時關系和歷時軌跡的對應——以動態助詞“過”的演變為例》、陳前瑞和張曼的《漢語經歷體標記“過”的演變路徑》、梅祖麟的《現代漢語方言里虛詞“著”字三種用法的來源》、吳福祥的《也談持續體標記“著”的來源》等。劉勛寧的《現代漢語句尾“了“的來源》和李崇興《〈祖堂集〉中的助詞“去”》分別討論了事態助詞“了”“去”的來源問題。曹廣順的《近代漢語助詞》（語文出版社1995年版）對近代漢語助詞系統的形成和發展演變進行了比較全面系統的描寫分析，探討了近代漢語助詞產生和發展的一般規律。其中對“了”“卻”“將”“得”“取”等動態助詞的來源和演變過程有細致考察。楊永龍《〈朱子語類〉完成體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借鑒現代語言學體范疇理論，對《朱子語類》完成體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其中對“了”“過”用法及其演化過程的探討尤為深入。2.結構助詞圍繞結構助詞“底（的）”“地”的來源和演變途徑，在呂叔湘、王力等已有研究的基礎上，20世紀80年代以后，學術界對此討論得較為充分，取得了一定的共識。代表性的論著有曹廣順的《〈祖堂集〉中的“底（地）”“卻（了）”“著”》、馮春田的《試論結構助詞“底（的）”的一些問題》、梅祖麟的《詞尾“底”“的”的來源》、江藍生的《處所詞的領格用法與結構助詞“底”的由來》、劉敏芝的《漢語結構助詞“的”的歷史演變研究》等。（三）副詞、介詞、連詞和語氣詞等的研究新中國成立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以副詞、介詞、連詞、語氣詞研究為代表的近代漢語虛詞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學者們從語法化、詞匯化的角度出發，同時注重語義演變模式，拓展了理論深度。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基于漢語事實的深刻理論思考和創見。對副詞進行分類探討并結合副詞所在的相關句式展開研究，這方面發表的單篇論文成果比較多。楊榮祥的《近代漢語副詞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對近代漢語副詞作了比較全面的分類描寫，考察了許多副詞的來源，并從理論上進行了探索。漢語的介詞有相當一部分由動詞發展而來，有些介詞又進一步發展為連詞或附著成分，有些詞至今仍身兼介詞和連詞。探討近代漢語的介詞和連詞，除了需要做好全面細致的描寫，更重要的是搞清楚介詞和連詞的來源和演變過程，進而揭示出各類介詞和連詞演變的機制。劉堅的《試論“和”字的發展，附論“共”字和“連”字》、于江的《近代漢語“和”類虛詞的歷史考察》對“和”類虛詞的研究揭示了“動詞—介詞—連詞”發展演變的語法化模式。吳福祥的《漢語伴隨介詞語法化的類型學研究——兼論SOV型語言中伴隨介詞的兩種演化模式》（《中國語文》2003年第1期）從類型學視角出發，從歷時和共時兩方面考察漢語伴隨介詞的發展演變路徑，提出了漢語中存在“伴隨動詞＞伴隨介詞＞并列連詞”的語法化鏈條。江藍生的《漢語連—介詞的來源及其語法化的路徑和類型》（《中國語文》2012年第4期）首次提出“連—介詞”的概念并進行了界定，認為漢語的連—介詞至少有四個來源：（1）伴隨義動詞“和、跟、同”等；（2）使役義動詞“喚、教”；（3）給予義動詞“與、給”；（4）同位結構“我兩個”中的數量詞“兩個”。文章描述了這四類連—介詞語法化的動因和路徑，歸納出語法化的三種類型，并對相關的語言現象進行了具體的考證和解釋。這方面的專著有馬貝加的《近代漢語介詞》、席嘉的《近代漢語連詞》等。胡竹安的《宋元白話作品中的語氣助詞》、徐德庵的《近代漢語中句末語氣詞“則個”“者”“著”“咱”“罷”“波”》較早關注到近代漢語中一些新興語氣詞的用法。20世紀80年代以來，針對近代漢語時期產生且至今沿用的如“呢”“嗎”“么”“呀”等一批重要語氣詞，學者們著重從來源和功能演變上進行了深入探討。代表性的論文有江藍生的《疑問語氣詞“呢”的來源》、曹廣順的《〈祖堂集〉中與語氣助詞“呢”有關的幾個助詞》、孫錫信的《語氣詞“么”的來歷》、吳福祥的《從“VP-neg”式反復問句的分化談語氣詞“么”的產生》、鐘兆華的《語氣助詞“呀”的形成及歷史淵源》《論疑問語氣詞“嗎”的形成及發展》、楊永龍的《句尾語氣詞“嗎”的語法化過程》、梁銀峰的《〈祖堂集〉中的語氣詞“摩”及相關問題》等。專著有孫錫信的《近代漢語語氣詞：語氣詞的歷史考察》等。劉堅、江藍生、白維國、曹廣順《近代漢語虛詞研究》（語文出版社1992年版）是一部匯集幾位作者多年研究近代漢語虛詞的成果集，代表了當時近代漢語虛詞研究的最好水平。鐘兆華的《近代漢語虛詞研究》著重對副詞、介詞、連詞、助詞進行考察，對所收錄的虛詞分別進行了個案研究。二近代漢語句法研究句法方面，近代漢語的一些重要句法現象相較于中古漢語，既有延續，又有一些新的發展。對述補結構、處置式、被動句、比較句等在近代漢語出現的一些新的變化，學術界投入的力量更多一些，取得的成果也更加豐碩。對過去關注較少的一些結構格式，一些學者嘗試采用構式語法的理論和方法進行分析探討，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一）述補結構的研究中古已經產生的各類動結式述補結構在近代漢語時期全面成熟，以斷代或專書形式對動結式進行細致的分類描寫成果較多。代表性的如梁銀峰的《漢語動補結構的產生與演變》詳細考察了述補結構的各種類型在各個時期的發展演變情況。劉子瑜的《〈朱子語類〉述補結構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小類劃分上有新的突破，比較注重從理論上總結演變規律，探索演變的動因和機制。由結構助詞“得”參與構成的組合式述補結構是近代漢語時期新產生的，對“得”的來源和結構本身的功能演變是研究的重點。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這方面的研究便已展開，在許多關鍵問題上都取得了很大進展。比較重要的論文有祝敏徹的《“得”字用法演變考》、岳俊發的《“得”字句的產生和演變》、楊平的《帶“得”的述補結構的產生和發展》、趙長才的《結構助詞“得”的來源與“V得C”述補結構的形成》、吳福祥的《漢語能性述補結構“V得/不C”的語法化》等。蔣紹愚的《近代漢語研究概要》一書的第四章第三節也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二）處置式研究主要以“將”“把”為處置介詞的處置式是從唐代才開始出現的，是近代漢語的一種重要句式。王力《中國語法理論》和《漢語史稿》（中冊）對處置式做了明確的界定，并探討了處置式的產生。關于處置式中處置介詞“將”“把”的虛化過程、處置式的分類、性質，以及功能擴展等問題學者們討論得比較深入。對廣義處置式、狹義處置式和致使義處置式的類型特點越來越清晰。祝敏徹的《論初期處置式》和向熹的《〈水滸〉中的“把”字句、“將”字句和“被”字句》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處置式研究的成果。20世紀80年代以后，研究更加細化深入，代表性的文章有陳初生的《早期處置式略論》、貝羅貝的《早期把字句的幾個問題》、劉子瑜的《唐五代時期的處置式》、蔣紹愚的《把字句略論——兼論功能擴展》《〈元曲選〉中的把字句——把字句再論》、吳福祥的《再論處置式的來源》等。（三）被動句研究近代漢語被動句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對“被”字句以及稍后產生的“教”“叫”“讓”“給”“吃”等被動句的產生和發展方面。對“被”字句的語義表達和不表被動的“被”字句（零被句），學者們進行了考察探討。代表性的論文有許紹早的《〈水滸〉中的被動句》、向熹的《〈水滸〉中的“把”字句、“將”字句和“被”字句》、袁賓的《近代漢語特殊被字句探索》、俞光中的《零主語被字句》等。蔣紹愚的《近代漢語研究概要》中的第四章第五節在總結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也專門對此做了進一步分析，提出了值得重視的觀點。對“教”“叫”“讓”“給”“吃”等被動句的研究以及使役義、給予義與被動義之間關系的研究，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研究得也比較深入。江藍生的《被動關系詞“吃”的來源初探》《漢語使役與被動兼用探源》，蔣紹愚的《“給字句”“教字句”表被動的來源》《受事主語句的發展與使役句到被動句的演變》，洪波、趙茗的《漢語給予動詞的使役化及使役動詞的被動介詞化》等成果具有代表性。（四）比較句研究近代漢語比較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差比句的研究上，代表性的成果有黃曉惠的《現代漢語差比格式的來源及其演變》、史佩信的《“比”字句溯源》、趙金銘的《漢語差比價的南北差異及其歷史嬗變》、張赪的《唐宋時期“比”字比較句的演變》、謝仁友的《“比”字的語法化和“比”字句的語言類型學考察》等。（五）其他結構式的研究隨著構式語法理論的引入，一些學者嘗試從構式角度解釋漢語相關的語法現象。代表性的論文有江藍生的《“VP的好”句式的兩個來源——兼談結構的語法化》《同謂雙小句的省縮與句法創新》《概念疊加與構式整合——肯定否定不對稱的解釋》，江藍生、楊永龍的《句式省縮與相關的逆語法化傾向》，彭睿的《構式語法化的機制和后果》，楊永龍的《目的構式“VP去”與SOV語序的關聯》等。三語言接觸視角下的近代漢語語法研究元代和清代由說北方阿爾泰語系的蒙古族和滿族統治，漢語和蒙古語、滿語處于接觸狀態，同時期還與朝鮮有密切的交往。語言接觸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漢語語法、詞匯的變化。考察元明清時期北方阿爾泰語系諸語言（尤其是蒙古語、朝鮮語、滿語）與漢語的接觸過程，研究探討外部接觸對漢語語法演變造成的影響和結果，在近代漢語研究中意義重大。20世紀80年代后，針對語言接觸狀態下漢語語法的研究逐漸開展起來，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余志鴻的《元代漢語中的后置詞“行”》《元代漢語的后置詞系統》較早從接觸的角度來考察漢語語法。江藍生發表了系列論文，考察研究在語言接觸狀態下漢語語法受到蒙古語影響的實例，如《助詞“似的”的語法意義及其來源》《后置詞“行”考辨》《從語言滲透看漢語比擬式的發展》《語言接觸與元明時期的特殊判斷句》等。祖生利《元代白話碑文中助詞的特殊用法》《元代的蒙式漢語及其時體范疇的表達——以直譯體文獻研究為中心》《試論元代的“漢兒言語”》《代詞詞尾“著”的來源》等文章考察了語言接觸狀態下元代白話文獻中的異質成分及其給漢語帶來的影響。遇笑容、曹廣順的《〈訓世評話〉中的特殊語言現象及其語言性質》，趙長才的《〈訓世評話〉中“是”的兩種用法及其來源》《語言接觸背景下元明時期“后頭”表時間的用法及其來源》等論文對這一時期語言接觸過程中的一些特殊語法現象的來源及形成過程做了深入探討。祖生利的《清代旗人漢語的滿語干擾特征初探——以〈清文啟蒙〉等三種兼漢滿語會話教材為研究的中心》以清代中期編寫的三種重要的兼漢滿語會話教材——《清文啟蒙》《清文指要》《續編兼漢清文指要》作為研究的重點，較系統地調查了其漢語會話部分（很大程度上反映旗人漢語）所呈現的若干滿語的干擾特征，并對照相應的滿語，揭示其來源。張美蘭、綦晉的《從〈清文指要〉滿漢文本用詞的變化看滿文特征的消失》探討了《清文指要》不同時期的漢文譯本在對譯過程中滿文虛詞形態特點脫落的現象，反映清代滿語與漢語接觸、融合、最終被漢語代替以致衰落的歷程。四近代漢語專書語法研究對近代漢語各個時期反映口語的重要文獻展開專書語法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才逐漸展開的。目前已有多部專書語法出版，有些是對某部專書的詞法、句法現象進行全面的描寫分析，有些則側重于對某部專書的某個或某些專題進行深入考察。這些專書語法研究著作的出版，為今后近代漢語語法史的撰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吳福祥《敦煌變文語法研究》（岳麓書社1996年版）是較早的一部近代漢語專書語法研究著作，對敦煌變文的語法系統做了全面描寫和細致分析，并進行了共時和歷時的比較研究。進入21世紀以來，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系列近代漢語專書語法，主要有吳福祥的《敦煌變文12種語法研究》《〈朱子語類輯略〉語法研究》，曹廣順、梁銀峰、龍國富的《〈祖堂集〉語法研究》，楊永龍、江藍生的《〈劉知遠諸宮調〉語法研究》，刁晏斌的《〈三朝北盟會編〉語法研究》，高育花的《〈全相平話五種〉語法研究》，李崇興、祖生利的《〈元典章·刑部〉語法研究》，馮春田的《〈聊齋俚曲集〉語法研究〉》等。此外還有就專書或斷代中的某些語法現象所做的專題性研究，代表性著作如祝敏徹的《〈朱子語類〉句法研究》、盧烈紅的《〈古尊宿語要〉代詞助詞研究》、葉建軍的《〈祖堂集〉疑問句研究》、傅惠鈞的《明清漢語疑問句研究》等。五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學術總結和教材建設隨著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的逐漸深入，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幾部嘗試貫通整個近代漢語各時期的語法研究專著。其中較有影響的有祝敏徹的《近代漢語句法史稿》，俞光中、植田均的《近代漢語語法研究》和馮春田的《近代漢語語法研究》。這些論著所討論的語法現象，其范圍和側重點不盡相同，但都反映出了作者對近代漢語語法探索的最新成果。為滿足教學方面的需求，90年代相繼出版了一批近代漢語教材。主要有袁賓的《近代漢語概論》，楊建國的《近代漢語引論》，蔣紹愚的《近代漢語研究概況》，蔣冀騁、吳福祥的《近代漢語綱要》，趙克誠的《近代漢語語法》等。由于要適應不同的教學層次和對象，因此對近代漢語語法部分的介紹繁簡不一。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幾部具有較高學術水準的綜述類著作和教材相繼出版，使得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學術總結和教材建設方面有了長足的進展。蔣紹愚、曹廣順主編的《近代漢語語法史研究綜述》（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是一部集中總結以往近代漢語語法研究成果，反映當時最新學術前沿的著作。該書選取近代漢語中最為重要且研究得最為充分的詞類和句法方面的14個專題，對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做了深入翔實的梳理和總結。孫錫信、楊永龍主編的《中古近代漢語語法研究述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則對中古近代漢語語法的研究成果做了全景式的掃描，涉及到研究專題、研究專著、著名學者等各個方面，詳細總結評述了本學科各分支領域所取得的成就。蔣紹愚的《近代漢語研究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修訂本，2017年）是在《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基礎上增加了大量新的內容，反映作者新觀點的著作。2017年修訂本出版，內容更加全面和充實。該書既是一部高水平的教材，也是一部研究性論著。語法部分對近代漢語中的一些熱點語法問題進行了簡明的梳理和討論，在論述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狀況的過程中，多有中肯的評論，有的是對某一具體研究成果從理論方法的高度加以考察，有的是在深入比較幾種不同結論的基礎上表明自己的取舍，其中凝聚著作者的獨到見解。吳福祥主編《近代漢語語法》是一部面向碩士生、博士生的教材，具有比較完備的體系架構，重在梳理總結近代漢語語法重點研究的課題及研究過程，反映最新學術前沿。第六節結語回顧新中國成立70年來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