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世界范圍來看，各國都重視對刑事被告人權利的保護。相反，刑事訴訟受害者的權利長期被忽視。隨著我國刑事法治的不斷發(fā)展，各種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制度也在不斷完善。然而，對刑事被害人權益的保護似乎被淡化了。在刑事訴訟中，保護人權和懲治犯罪是兩個同等重要的價值目標。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國刑事立法在公訴案件被害人權利保護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被害人權利保護制度的對策和立法思路。關鍵詞：刑事被害人；權利保護；不足；對策

前言刑事訴訟的文明發(fā)展可以說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訴訟權利不斷擴張的歷史，也是被告人從訴訟客體向訴訟主體演進的歷史。與刑事被害人的地位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而逐漸提高的事實不同，刑事被害人在刑法中的地位是一個曲折的發(fā)展過程。本文旨在追溯和分析血液受害者的歷史地位。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將保護被害人及其合法權益作為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為社會和諧穩(wěn)定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刑事被害人權利保障相關概述刑事被害人的涵義刑事被害人是指其合法權益被犯罪行為侵害的人，是被犯罪行為侵犯的主體。學者們分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角度研究刑事被害人。廣義上，刑事被害人的主體包括以下三類人：一是直接或間接受到犯罪行為侵害的自然人，即個人被害人；二是直接或間接受到犯罪行為侵害的法人和非法人群體，即群體被害人；第三，社會受害者是直接或間接受到犯罪行為損害或威脅的自然或社會公共利益。這種廣義的被害人涵蓋了犯罪行為可能侵害的所有研究對象，從而保護了整個社會各階層和各方面可能遭受的損害和傷害。這對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具有積極意義。然而，由于犯罪行為的客體主要是作為個人的自然人，因此，對于理論研究的有效性和司法實踐的可行性。我們狹義地使用刑事被害人的概念，即刑事訴訟中的被害人是指其人身權利、民主權利、財產(chǎn)權利和其他權利受到犯罪行為直接侵犯的自然人。刑事被害人的特征作為刑事被害人，必須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侵害行為必須是犯罪行為。就其性質而言，侵權行為可分為合法行為和非法行為。違法行為分為犯罪行為和一般違法行為。不同性質的侵權行為由不同的法律部門監(jiān)管，并非所有侵權行為的受害者都是刑事受害者。是否成為刑事被害人，不僅取決于損害的存在和程度，還取決于是否受到犯罪行為的侵害。第二，侵害結果與犯罪行為之間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即侵權結果必須由犯罪行為的直接侵權產(chǎn)生。“犯罪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必須受到犯罪行為的直接損害。他或她是否受到直接損害，應根據(jù)犯罪行為與被損害的合法權益之間是否存在直接關系來確定。”間接受到犯罪行為侵害的人不能成為刑事訴訟的受害者。否則，被害人的范圍將是無限的，這不僅有利于保護真正的被害人，而且會擴大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侵犯行為人的一些合法權益。第三，刑事被害人主要指自然人。狹義上，刑事被害人的概念主要指自然人，而不是法人和非法人團體。國際法中的刑事被害人權利相關內(nèi)容刑事被害人人權保障在國際法中主要體現(xiàn)在1995年12月11日聯(lián)合國人會通過的第113/40號決議《為罪行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這是聯(lián)合國通過的關于被害人問題的第一個重要聲明，其他散見于《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關于刑事訴訟中人權問題的決議》等國際法文件，刑事被害人人權保障的基本內(nèi)容被害人有獲得公正和公平的待遇權《宣言》第4條至第7條詳細規(guī)定了刑事被害人的基本權利和待遇。它主要包括：同情和尊重犯罪受害者的尊嚴；使受害者能夠獲得及時和公平的補救；受害者有權獲得相關信息，參與訴訟并提出相關索賠；采取各種措施盡量減少對受害者的不便，必要時保護他們的隱私，并確保他們、他們的家人和代表他們作證的證人的安全，不受恐嚇和報復。同時，《宣言》決定，應通過以下司法和行政程序滿足受害者的需要。①讓受害者了解他們在訴訟中的作用、范圍和進展，以及他們的案件和處理。②在不損害被害人利益和符合刑法的情況下，應允許被害人在涉及其利益的訴訟程序的適當階段就其意見和關切提出上訴。③在整個司法程序中向受害者提供適當援助。④采取各種措施，減少對受害者的不便，保護受害者及其家人和為他們作證的證人的安全。⑤避免在處理案件、執(zhí)行判決或命令以及向受害者提供賠償方面出現(xiàn)不必要的延誤。公平和公正待遇權是保護受害者人權的總綱領和指導原則。它直接關系到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和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被害人享有獲得賠償權在辦案過程中，要及時解決受害人的賠償問題，使遭受財產(chǎn)損失的受害人能夠正常生活或工作，使遭受精神傷害的受害人能夠得到安慰或恢復，維護其合法權益。同時，賠償被害人的損失也是判斷被告人的有效方式。即使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能修復或緩解被告與被害人之間受損的關系，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宣言》確認了對受害者的賠償制度，《宣言》第8條至第11條明確規(guī)定了對受害者進行賠償，“罪犯或對此類行為負有責任的第二人應視情況向受害者及其家屬或家屬作出公平賠償”。此外，賠償問題的解決必須及時，避免不必要的拖延。《宣言》規(guī)定了更廣泛的責任主體，不僅包括罪犯、對犯罪行為負有責任的第三方，還包括政府。就賠償方式而言，《宣言》第8條規(guī)定，“賠償應包括歸還財產(chǎn)、賠償傷害或損失、補償因受害而產(chǎn)生的費用、提供服務和恢復權利。”被害人享有獲得補償權當犯罪人無法賠償被害人的損失時，許多國家都采用刑事被害人國家賠償制度，即國家賠償被害人，以幫助被害人擺脫犯罪造成的悲慘局面。1963年，新西蘭是第一個頒布受害者損害賠償法的國家，后來得到許多國家的確認。如美國、德國、英國和其他國家。對刑事被害人的必要安慰和補償是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文明、民主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刑事被害人人權保護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建立國家賠償制度的理論基礎是，國家賠償受害者是社會改善人民福利的一項重要任務。從社會角度來看，國家應通過社會政策改善和照顧社會每個成員的生活，這是整個社會的責任。如果社會成員因犯罪被害人而殘疾或貧困，社會應給予適當幫助。為了補償無法從肇事者或責任人處得到賠償或無法得到充分賠償?shù)氖芎φ叩膿p失，《宣言》規(guī)定了國家賠償原則，并建議設立一個特別基金，以便有效保障受害者獲得國家賠償?shù)臋嗬１缓θ说墨@得援助權在許多情況下，受害者的損失不僅包括物質損失，還包括精神和精神創(chuàng)傷。因此，僅僅通過賠償和補償不可能完全補償和恢復受害者遭受的痛苦和損失。為了使被害人盡快融入社會生活，恢復正常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避免被害人在社會上“再次被殺害”，消除犯罪給被害人留下的“后遺癥”，可以說，對被害人的保護是一項全面的系統(tǒng)工程。為此，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建立了“受害者醫(yī)療中心”和“受害者心理咨詢中心”，并制定了“受害者康復計劃”和“被害人再就業(yè)援助計劃”，特別是針對一些特殊受害者，如性犯罪受害者、老年受害者和青少年受害者。各國的立法和司法體現(xiàn)了對受害者的細致關系和保護，《宣言》對受害者援助作出了具體規(guī)定，以確保提供適當和及時的援助。國際人權公約確立的共同人權標準不僅是公約締約國必須遵守的標準，也是非締約國應努力實現(xiàn)的標準或指導標準。因此，保護刑事被害人人權的國際標準應成為各國加強對刑事被害人人權保護的要求和努力。所有國家都應繼續(xù)向國際標準靠攏，以促進其刑事訴訟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刑事被害人權利保障制度的重要意義是全面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要內(nèi)容2004年，中國正式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fā)展觀。隨著國家對人權的日益重視，刑事訴訟的概念也在發(fā)展。現(xiàn)代刑法理論認為，犯罪不僅是孤立的個人與統(tǒng)治關系的斗爭，也是個人在社會中與個人的行為。因此，刑法不僅要保護抽象的社會關系，還要更加注重保護被害人的權益和社會秩序，正確處理公權與私權的關系，尋求維護法治與公民權利的最佳結合點和協(xié)調點。是維護刑事訴訟機制平等的內(nèi)在要求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被告人的地位長期處于許多國家刑事司法領域的核心。刑事被害人通常只被賦予證人的身份，并經(jīng)常被降級為國家懲罰犯罪的工具。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司法的進步，這一問題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聯(lián)合國為犯罪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第4條規(guī)定，應同情和尊重犯罪受害者的尊嚴。只有保護被害人的權利，提高被害人的地位，才能實現(xiàn)被害人在訴訟中獨立追求的平等。是貫徹寬嚴相濟促進社會和諧的現(xiàn)實需要近年來，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我國強調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并逐步推出了一系列對輕罪從寬處理的刑事政策。強調依法從寬處理應以有效保護被害人的權益為基礎。實踐證明，只有受害者冷靜、服從、服從，對犯罪人的寬大處理才能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和輿論基礎，才能實現(xiàn)社會正義，才能達到解決案件、化解矛盾的目的。我國法律對刑事被害人權利保障存在的不足刑事被害人訴訟地位與實際的訴訟參與權不符我國刑事訴訟法賦予被害人訴訟地位，但其參與訴訟的權利十分有限。在司法實踐中，在國家強大的起訴職能下，受害者往往被忽視和邊緣化。在調查過程中，受害者往往被視為證人。根據(jù)辦案需要，他接受調查人員的調遣。很難了解案件的進展情況，也很難主張他的權利。《刑事訴訟法》第139條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時，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聽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委托人的意見。”。然而，實際上，檢察院通常只通知被害人，他有權委托訴訟代理人。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它不聽取被害人對是否逮捕、是否起訴、被害人的愿望和要求以及如何保障和實現(xiàn)其權利等重要問題的意見和想法。在審判過程中，法院有時不通知被害人參加訴訟；即使被告被通知參加訴訟，他也沒有與被告相同的表達意見的權利。《刑事訴訟法》賦予被告作最后陳述的權利，但不賦予被害人作最后陳述。刑事被害人很難真正參與案件的整個過程，有時甚至最終的處理結果也不得而知。刑事被害人獲得民事賠償?shù)牡姆秶M窄且難以實現(xiàn)刑事犯罪受害者獲得及時有效賠償不僅是一個物質問題，也是一個人權問題和精神問題。在現(xiàn)實中，許多無辜的犯罪受害者往往不得不承受多重身體、心理和經(jīng)濟打擊，陷入困境甚至絕望的境地。雖然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訴訟和申請強制執(zhí)行，但判決賠償難以實現(xiàn)。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組根據(jù)經(jīng)濟相對發(fā)達、經(jīng)濟普遍和相對貧困三個標準，選擇了全省兩個中級人民法院，并根據(jù)2016年一審生效的刑事附帶民事判決的基本數(shù)據(jù)進行了統(tǒng)計分析。結論是：兌現(xiàn)率為12%（2018年10月《四川政法雜志》發(fā)表的《和諧社會背景下的國家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換句話說，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民事賠償只是一張白紙。同時，法律規(guī)定，附屬于人民的原告只能要求賠償犯罪行為造成的直接物質損害，而不能要求賠償精神損害。對刑事被害人的國家救助制度尚未建立在刑事案件中，受害者不僅遭受物質損失，而且遭受精神損害。只有賠償不能從根本上補償和恢復受害者所遭受的精神創(chuàng)傷。因此，它可能會導致受害者的心理傾向，擺脫社會自我孤立。因此，建立健全社會救助制度尤為必要。建立“受害者醫(yī)療中心”、“受害者心理咨詢中心”等受害者服務機構，為受害者提供心理咨詢或醫(yī)療服務。對于一些特殊受害者，如性犯罪受害者、老年受害者和青少年受害者，應建立專門機構，為他們提供詳細的人文關懷和精神診斷和治療。《宣言》還對建立健全的社會援助制度作出了具體規(guī)定。在整個法律程序中，“受害者應當從政府、志愿機構、社區(qū)和地方渠道獲得必要的物質、醫(yī)療、心理和社會援助，應當讓受害者了解這些服務和援助的可用性”。為了確保受害者得到適當和迅速的援助，“應培訓警察、司法機構、醫(yī)療、社會服務和其他相關人員，使他們了解受害者的需要，并使他們了解確保適當和迅速援助的準則”。目前，中國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尚未建立，但已被全國人大常委會納入立法計劃。各地根據(jù)實際情況進行了一些零星的探索，但由于種種原因，目前的救援措施仍存在嚴重缺陷，如不規(guī)范、不完整、力度小。我國刑事被害人權利保障制度不足的原因訴訟觀念訴訟觀念是指人們對訴訟制度和訴訟現(xiàn)象的感性認識，以及對運用訴訟手段解決糾紛的期望和信任。訴訟概念是一種概念文化，屬于訴訟法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國傳統(tǒng)訴訟觀念的特點是害怕訴訟、缺乏訴訟以及儒家理論的理論基礎。倫理道德已成為傳統(tǒng)訴訟文化的價值取向。儒家經(jīng)典已成為判決案件的依據(jù)，忽視了個人權利和價值觀。其法律精神包括否定、壓制甚至剝奪社會個人的程序權利。因此，不可能形成一個成熟的人權保護概念。追求非訴訟的根本立足點是重視和諧，維護和諧穩(wěn)定。在非訴訟價值觀的影響下，法律制度難以發(fā)展，公民的權利和法律意識薄弱，這顯然不利于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現(xiàn)行的司法體制我國現(xiàn)行司法制度在法院設置、司法權劃分、司法機關之間的關系等方面仍具有明顯的規(guī)劃色彩，主要表現(xiàn)在法院設置對司法權自身運行規(guī)律的考慮較少，對司法制度的成本分析較少，而更多的是考慮如何建立一套自下而上、層次分明、與行政體制一一對應的司法制度，這是追求高度集權、強調司法單一獨裁職能的結果。這種制度設計也容易導致司法權力的行政化、工具化、官僚化和功利化，從而導致司法腐敗的滋生和蔓延。司法資源的短缺一個國家投入的司法資源數(shù)量取決于其經(jīng)濟發(fā)展的總體水平。中國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經(jīng)濟相對落后，一些地方極端貧困。這種情況使得國家對刑事司法活動的投資不可避免地受到相當大的限制。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司法裝備的落后，阻礙了刑事偵查能力的提高和訴訟效率的提高。此外，司法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整體水平低，極大地限制了對刑事被害人人權的保護。通過對上述三個制約因素的分析，制約我國刑事被害人人權保護的因素是長期的、歷史的，不會在短期內(nèi)消除。但是，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不斷發(fā)展和司法理念的逐步完善，刑事被害人的人權保護將趨于完善。完善我國刑事被害人權利保障制度的對策完善刑事被害人對案件的參與權制度保護刑事被害人權利的核心是加強和保障其參與訴訟的權利。作為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對象，管理者應充分理解并參與整個案件的處理過程，并表達意見和要求。應當通過立法完善和保障刑事被害人的訴訟參與權。第一，改善知情權。在偵查、審查和起訴階段，規(guī)定執(zhí)法機關有義務將案件處理的進展情況告知被害人，并記錄被害人對案件的要求。第二，完善意見陳述權。刑事行為對被害人的經(jīng)濟和社會影響以及案件的處理意見，應當作為司法機關綜合考慮刑事行為人處理的因素。三是完善被害人在不起訴和撤銷案件中的監(jiān)督權。第四，完善對判決的限制權。提交人認為，刑事被害人可以享有上訴權。完善刑事被害人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目前，中國的刑事權利附屬于人民的制度強調“公共權利優(yōu)先”。在維護社會利益的同時，還可以確保及時、快速處理案件，節(jié)省訴訟資源。然而，公共權力所保護的社會利益并不總是與受害人的個人利益相一致，有時會阻礙和限制受害人獲得賠償和救濟的權利。可以從三個方面考慮完善：一是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刑事案件受理范圍。在我國，民事侵權行為可以獲得精神賠償，而受害較多的刑事被害人則不能獲得精神賠償。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刑事賠償范圍，不僅可以解決法律沖突，而且可以使被害人獲得心理安慰，緩解精神痛苦。第二是允許受害者單獨提起刑事案件附帶的民事訴訟。在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案發(fā)后潛逃，或者共同犯罪的一些共犯逍遙法外，長期無法被繩之以法，因此被害人此時顯得更加無助。因此，在某些法定情況下，可以允許刑事被害人單獨提起刑事案件附帶的民事訴訟，法院應予以受理，作出缺席判決，并強制執(zhí)行賠償責任人的財產(chǎn)。第三，加強刑事附帶賠償判決的執(zhí)行。法院應提高對人民強制執(zhí)行判決重要性的認識，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受害者獲得實際賠償?shù)臋嗬煌瑫r，要加強與刑罰監(jiān)督執(zhí)法單位的聯(lián)系與合作，將賠償情況作為減刑假釋應當考慮的因素之一，鼓勵犯罪人及其親屬積極履行對被害人的賠償責任。建立對刑事被害人的國家救助制度刑事被害人的國家救助制度的建立體現(xiàn)了國家對刑事被害人的人文關懷，體現(xiàn)了國家承擔責任的勇氣。受害人在受到犯罪行為侵害后，一般有兩種強烈的“復仇”和“賠償”愿望。在新的人權概念下，這無疑是受害者的權利。在傳統(tǒng)司法中，“復仇”可以通過國家起訴實現(xiàn)；在寬嚴相結合的視野下，國家減少了對大量輕罪的起訴，進一步削弱了受害者“復仇”權利的實現(xiàn)，提高了“求償”權利的地位。建議在財政中設立“國家救助基金”專戶。該基金可以從三個來源籌集：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收取的部分罰款、贓款和罰款；國家預算的一部分；這是社會自愿捐款的一部分。提交人認為，國家賠償受害者應滿足以下先決條件：第一，受害者無法從肇事者或其他渠道獲得賠償；二是被害人因嚴重刑事犯罪死亡或者重傷、致殘，損失大量勞動，或者是經(jīng)濟條件差、家庭絕對貧困的老年人；三是刑事被害人積極報案，配合司法機關辦案辦案。建立對刑事被害人的社會保障制度第一，提供心理咨詢服務。刑事被害人受害后，短期內(nèi)會出現(xiàn)委屈、憤怒、無助、社會不公、長期報復等心理癥狀。因此，應在受害人受害后及時向其提供心理咨詢服務，以消除和減輕受害人的心理傷害，防止新的犯罪發(fā)生。第二，提供社區(qū)護理服務。在不正確的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下，一些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沒有得到應有的同情，反而受到歧視和批評。例如，一些性犯罪受害者受到歧視，造成非常嚴重的心理傷害和實際后果。通過加強社區(qū)護理服務，親屬、朋友、鄰居和同事可以向受害者提供更多的理解、同情、關懷和指導，為受害者提供情感支持，幫助他們克服心理困難。第三，解決被害人的實際困難。司法機關應加強與勞動保障、殘疾人聯(lián)合會等機構的聯(lián)系、協(xié)調與合作，利用自身有利條件，建立快速、簡便的刑事被害人社會救助機制，積極幫助遭受嚴重違法行為的被害人評估殘疾程度，辦理最低生活保障，疏通就業(yè)渠道，落實相關優(yōu)惠政策。

結束語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作為犯罪的直接被害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與犯罪嫌疑人同等重要。相關訴訟行為也對案件的結果有很大影響。近年來，在規(guī)范刑事訴訟制度建設的過程中，我國《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增加了保護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的規(guī)定。在實踐中，對嫌疑人權利的保護也得到了落實。然而，對被害人權利的保護在法律和司法實踐中的體現(xiàn)較少，這將導致被害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保護，甚至其應有的權益受到侵犯，從而降低司法公信力，加劇